中國的大環境對科學家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嗎？
很多人說環境對科學研究影響巨大，可是就單說數學，中國不是依然出過華羅庚吳文俊陳景潤這樣的大數學家嗎？中國的「大環境」要為科研的不景氣背鍋嗎？
簡直不知從何處開始吐槽……
陳景潤算不算「大數學家」先不談，題目描述中提到的華羅庚和吳文俊這兩位先生，他們的成就不能說明「大環境對科研影響不大」，與之相反，如果稍微了解一下他們的工作就會發現他們的學術生涯恰恰說明了：
中國的大環境，包括建國以來的種種政治運動，對科學家的科研造成了嚴重甚至是毀滅性的影響。
就說吳文俊，吳早年留學於法國，受到陳省身先生的影響，在代數拓撲、示性類方面做出了一流的工作。
說他的工作「一流」不是亂吹的。示性類是涉及流形的「光滑構造」的不變數，但它不夠精密，這方面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吳給出的，他的公式指出Stiefel-Whitney class實際上是同倫不變數，去隨便翻一本涉及纖維叢、示性類的書，基本都會提到「Wus formula」。再來個輔證：Milnor對Steenrod的名著《The topology of fibre bundles》寫過一個短短的書評。這裡引用他評價書的第三部分「cohomology theory of bundles」中的一段話：「…contains an excellent exposition of obstruction theory,using bundles of coefficients.This theory is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Stiefel-Whitney classes，however in view of the remarkable developments due to Thom and Wu,this approach to Stiefel-Whitney classes has become more or less obsolete……」 大致翻譯一下就是「這部分包含了障礙類理論的一個很好的導論，並用它來研究了Stiefel-Whitney示性類，但由於後來吳文俊和Thom的傑出工作，這種研究Stiefel-Whitney示性類的方法略有過時了。」
當年法國拓撲學派曾經與吳並稱的Serre、Thom後來都獲得了菲爾茲獎，他們的學術生命也都沒有中斷過，一直在最前沿進行工作。
可是吳先生回國之後……
引用百度百科裡吳先生的經歷，「……1972年中國初步開放國門。美國拓撲學家Browder、Peterson、Spencer等訪華，吳先生獲得他們與其他國外學者如Smale等贈送的資料，使拓撲研究重新開始……」
看看，這個曾經做出過在Milnor口中稱得上「remarkable」的工作的人，在回國二十年以後還得「獲得國外學者贈送的資料」才能「使拓撲研究重新開始」。
這還不叫影響巨大嗎？
樓上舉的例子足夠詳盡了，說點個人感想。錢鍾書曾經寫下這樣兩句詩：「如膜妄心應褪凈，夜來無夢過邯鄲」。之所以這麼寫，那是因為這種境界在五十年代的大環境下根本無可企及。據說當時錢家召開家族會議討論要不要參與鳴放，錢基博主張要鳴放，而一貫被貼上「輕狂」標籤的錢鍾書卻沉默不語。這倒是真得「默存」二字的真諦。不知錢基博老先生給兒子改字的時候，可否預見過這充滿諷刺意味的逆轉。
說到底，一個知識分子的命運跟時代的發展緊緊地聯繫在一起。小知識分子也好，大知識分子也好，「躲進小樓成一統」永遠只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小知識分子只能隨波逐流，大知識分子則是樹大招風。《圍城》寫的是小知識分子，《名士風流》（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代表作）寫的是大知識分子，但他們在戰爭年代都無法獨善其身。
翻開數學教科書，看到的那些人名只是用來標記定理的，而它們背後那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常常被我們忽略。隨便列幾個我知道的政治傾向明顯的著名數學家：Laurent Schwartz，早年是托派，後來右轉成民主社會主義者；Oswald Teichmüller，納粹分子；Alexander Grothendieck，這個根本無須解釋。 至於政治傾向不明顯的，在戰爭年代也基本不能倖免。比如說：Jean Leray，被抓進納粹的監獄裡；André Weil，甚至有把牢底坐穿的段子。還有樓上評論里提到的Juliusz Schauder...直到今天我才意識到這個名字代表的是個人啊。除開戰爭年代，在社會不太平的時候，知識分子的命運也相當值得唏噓。只看中國的數學家的話，吳文俊和華羅庚都是這樣的例子。我還想提一提徐瑞雲。她曾經翻譯了那湯松的《實變函數論》，對於中國的分析學教學可說是有不可磨滅的貢獻，可是她是什麼結局？那麼在和平年代，知識分子就能獨善其身了么？我看未必。雖然當今既不是戰爭年代，也不像火紅的六十年代那樣，有什麼大浪大潮的政治運動，知識分子捲入公共領域的程度卻反倒可說是加深了——即便是自己對此毫無所知。實際上，現在哪個學者能做到不為經費、不為論文發愁？而這種東西可能跟公共事務無關嗎？不過是隨著體制一步步完善，個人能夠做的事情越來越少罷了。再舉個例子，信息時代里無處不在的信息，可能對我們的價值取向沒有影響嗎？我們早就被它重塑了。
學術界正在被資本主義深度洗牌。曾經通行的模式早就已經不再適合今天，隨之而來的是舊有的觀念逐漸崩塌。學術資本主義在興起，以經濟逐利為第一目標的學術活動越來越多——雖然在可預見的未來里，這些活動還不會在基礎領域（特指純數學和理論物理）產生太大的影響，但這個趨勢似乎是不可阻擋的。例子請讀者自己想。除卻逐利活動本身，資本主義的邏輯也正在滲透學術活動：學術研究成果似乎正在帶上商品的屬性，知識分子們不可避免地開始進行充滿fetishism意味的活動。掩蓋在「追求學問真諦」的自欺欺人的意識形態面紗之下的，是對個人價值的極盡所能的壓榨，因為不論言者聽者實際上都已經並不真的相信這句話會是自己的行為導向。《共產黨宣言》里說「一切神聖的東西都被褻瀆了」，拿到這裡完全可以適用。今天的情形是：在資本主義邏輯的基礎上，生產方式和公共輿論早就已經抹消了「知識分子」的任何獨特性。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批判者（不論是拒絕逐利的消極批判還是直接開火的積極批判）正在消弭。馬爾庫塞假若活到今天，恐怕是要失望的吧。這個和平的時代里，知識分子能夠做的反而越來越少。他們不會受到戰爭的困擾，不必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傾向上表態站隊，但他們日常的一切都在帶上資本主義的烙印。這是另一種不自由。兩害相權取其輕？不過是在速死和死緩中選一個罷了。這是一個不會出現大師的時代。那我還要不要堅守自己的價值觀？至少我還是要堅守的。沒有理由。姑且稱之為信仰吧。對不起我又來散播負能量了......我記得高中有次模考閱讀中講束星北，評價他沒做出更重大貢獻的原因是他性格不好太過狂妄......
相反，中國的大環境使眾多科學家拋棄了陳舊的知識體系，做出了顛覆性的開創工作，比如氣功研究
感謝大家的贊同與討論，十年後的如今重新審視這篇文章，關於對如果如何他具體能達到的高度我也是充滿疑問。至於具體事迹我簡單查證過我真心無法確定真偽。 @安好 同學私信貼出了一些質疑的內容很有代表性，感謝！謹貼出文章不加意見，希望大家參考並評論和討論。
==============================原答案分割線=============================束星北。
貼一個十年前在讀者上看過的一篇文章，記得當時落淚很久。
天才需要什麼樣的土壤－－《束星北檔案》隨想
天賦之高，束星北在中國科學界當屬鳳毛麟角；性格之強，束星北在中國知識界也無出其右。束星北早年考進堪薩斯州拜克大學物理系，又加入加州大學學習物理。他的人生選擇是非常認真的。革命時代，他也曾激情澎湃過，加入美國共產黨，到蘇聯考察；但走了十幾個國家後，他確定了自己的方向和位置，到英國愛丁堡大學隨世界著名物理學家惠特克和達爾文學習基礎物理與數學。一年後，他以《論數學物理的基礎》獲得艾丁堡大學碩士學位。1930年2月，由惠特克和達爾文推薦，他又在劍橋大學師從著名天體物理學家艾丁頓博士（愛丁頓利用全日食驗證了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愛因斯坦的地位才從此確定下來）。束星北參與了愛丁頓對狄拉克方程全過程的推導，而這個方程被物理學界稱為：用最簡練的文字概括出一副最美麗的世界圖畫方程。1930年8月，已顯露才華的束星北被推薦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研究生和數學助教，師從著名的數學家斯特洛克教授。1931年5月，他以《超複數系統及其在幾何中應用的初步研究》獲麻省理工學院的理學碩士學位。這時他已經走到學術前沿，時年25歲。1931年9月，束星北回國結婚，再也沒有能出去。如果他不回來，得諾貝爾獎也未可得知。當然，束星北在祖國的故土，也有一段屬於他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竺可楨主持浙江大學時，聘了許多國內一流的教授。數學家：蘇步青，、陳建功、錢寶棕；物理學家：王琻昌、束星北、盧鶴柭、王謨顯、何增祿、祝福金；生物、植物學家：貝時璋、羅宗洛、張其楷等。1944年，李約瑟到遵義湄潭的浙江大學訪問，將該校譽為「東方劍橋」。這些科學家的研究已經處於國際科學前沿。其中，束星北、王琻昌等人的五篇論文給李約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帶回英國，在《自然》雜誌上發表。
他的學生徐良英說，束星北講課既不用講義，不指定參考書，黑板上也沒有可供學生抄錄的提綱。他是用質樸生動的語言、從大家所熟知的現象，來闡明物理理論和思想。束星北講課的最大特點是：「以啟發、引人深思的方式，著重、深入的講透基本物理理念和原理，使學生能融會貫通的理解整個理論框架。」書中介紹了束星北不同時期的學生上課的感受：束星北講課能把學生帶到廣闊神秘的宇宙穹隆中，是那樣的輝煌。包括它與王琻昌在學術討論會上的唇槍舌劍的爭論，都給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於和李政道一樣，不少學生就是因為聽了他的一兩節課，就改變了自己的專業方向。竺可楨時代，浙江大學群星璀璨，束星北是當時公認的最為傑出的代表。他的學生程開甲院士（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製開拓者之一、中國核物理實驗事業的創始人之一）認為：那個時代，像束星北這樣集才華、天賦、激情於一身的教育家、科學家，在科學界是罕見的。束星北與王琻昌已經成為那個時代的理論物理與實驗物理學的大師。同時，他們也造就了日後享譽世界的一流人才：吳健雄、李政道。1937年世界物理學家波爾受竺可楨之邀，到浙江大學作學術報告。波爾回國後不斷有中國的師生向他請教如何學物理、如何出國深造。波爾說，你們有束星北、王琻昌這麼好的物理學家，為什麼還跑到外邊學習物理呢？但是束星北太認真，認真到不給他人留情面。在學術報告會上，無論主講人名氣有多大，學問有多深，一旦發現束星北在下面坐著，就禁不住心驚膽顫。他常常會提出很多問題，讓報告人招架不住。因為他從國外不但學到了科學理論，也學到了科學研究的方法，他的導師愛丁頓博士就是一個喜歡爭論，欣賞爭吵的人。他的學生、同事認為他的身上有一種霸氣。50年代初，也是留英回來的王竹溪（楊振寧在西南聯大時的老師）到山東大學講學，講座途中，束星北走到台上說：「我有必要打斷一下，因為我認為王先生的報告錯誤百出，他沒有搞懂熱力學的本質。」他捏起粉筆一邊在王先生寫滿黑板的公式和概念上打叉，一邊解釋錯在哪裡。一口氣講了大約四十分鐘。王竹溪一直尷尬的站在一邊。校領導為此找束星北談話，束星北說：過去大學都是這麼做的。束星北眼中的「過去的大學」，當然是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的大學，是竺可楨時代的大學。那時的大學能夠包涵像束星北這種個性鮮明、稜角分明的人，使他黑白分明、剛正不阿、心口一致，見不得不公與黑暗的品質在那個社會也有生存的空間。比如，他不支持學生政治運動，但學生被國名黨當局殺害，他第一個起來號召浙江大學全體教授罷教，**殺害學生。他的正直，源於自己的判斷。他不願參與政治和政黨打交道。但抗戰時，受愛國心驅使，他一度放棄自己的研究課題，研究軍工，如無人駕駛飛機、無人駕駛艦艇和激光、雷達等武器。抗戰後，又拒絕國民黨迫他入黨的要挾，讓學生將已安裝好的雷達再拆卸，遭遇到囚禁。他說：「我不認為，除了革命就是反革命，在革命與不革命之外，還有林格塞一條道路，還有第三條道路。」在1950年，浙江大學的思想改造中，因為蘇步青教授受到侮辱，束星北氣憤至極，把節約委員會主任像揪小雞似的揪起來，一拳打過去，大罵：「你知道蘇步青是什麼人嗎？你們算什麼東西？」結果蘇步青解脫了，他卻因毆打革命幹部，抗拒運動，成為浙江大學鬥爭批判罪魁。當有的人誣陷他有經濟問題時，他寫挑戰書，讓對方向自己道歉或公開辯論。鎮反時，他的學生被捕，別人不敢說話，他又為自己的學生鳴冤叫屈。寧可傷及自己，也要救人於難。一直他的仗義稱為「肅反」、「擴大化」時人們的SOS求救信號。這時，他還沒有意識到應該收斂他的個性稜角。二但是，一個具有剛性人格的人，遭遇到了一個剛性更強的體制。1952年院系調整時，如果束星北接受王琻昌的邀請到中科院搞研究，在那個科學家成堆的地方，他也許不那麼扎眼；或者說，在那個科學氣氛濃些的地方，他能逃過一些劫難？1957年，張勁夫冒險進諫，使中科院一批海外歸來的自然科學家沒有被打成右派。但從束星北當時考慮，科學院那地方也不容樂觀。束星北之所以沒有去，是覺得中國科學院有些人屬於「政治學者」，非科學家氣質多一些，讓他看著不舒服。1952年，他選擇了在山東大學任教。此時的山大也已不是文科有老舍、洪深、沈從文、游國恩；理科有黃際遇、任之恭、童第周的「過去的學校」。很快，束星北在山東大學的肅反運動中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職反省。儘管束星北在自家大門上貼著他用毛筆書寫的告示：請勿進門。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70條。也擋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他的全家都被趕到院子里，束星北手裡拿著一本1954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搖動著。有什麼用？這次抄家的收穫是束星北自己安裝的半導體收音機，作為他收聽敵台的證據。
在山東大學，他遇到了有信念共產黨人花崗，花崗使他與生物學家童第周、教育學家吳有恆、文學家陸侃如、馮沅君有著同樣好的教授待遇。但他，並不買賬，一開始就與花崗的辯證唯物論幹了起來。花崗認為辯證唯物論是一切科學的科學，束星北卻堅持，自然科學第一，馬克思主義哲學第二。儘管如此，花崗並沒有降低他的生活待遇，直到花崗車成為「胡風集團」成員入獄。1950年代初在山東大學，束星北還反對「一邊倒」學蘇聯；你們教辯證唯物主義，我就教牛頓、愛因斯坦。對好好學習的學生耐心有加，工農幹部學員王景明就是聽了他的課，感覺如夢初醒，進入了一個令人神迷的世界；對熱衷搞運動的學生，「笨蛋」、「草包」、「狗屁不通」，難聽的話他也是說得出來的。結局是，不讓他上講台講課了。他不得已改行研究氣象學，一年多發表了十幾篇論文，小試牛刀，就引起了氣象學轟動。肅反，束星北被定為反革命分子、重點鬥爭對象。1956年「小陽春」時有一個糾正，他認真研究憲法，以《用生命維護憲法尊嚴》為題發言，建議「對受冤的速予平反」，聽眾在下面鼓掌20多次。1957年，就成了翻案，當了「極右分子」。工資降到20元生活費，而他的妻子無工作，還有七個孩子。1958年定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編入勞改大軍修水庫。飢餓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線上掙扎。1960年秋水庫工程結束，他被調到青島醫學院接受改造，打掃教學樓的廁所，清洗實驗室的器皿，有時還被遣到太平間製作屍體標本。後來，因為修好了醫學院從丹麥進口的腦電圖儀，待遇才有所好轉，又能上一點專業課了。1960年代，感到中國有核試驗的跡象，他希望參加到這個隊伍中。他想到摘帽，便頑強地「改造」，無望。文革了，繼續涮茅房。自覺地涮，有創造性地涮。同時修遍了山東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隊大中型醫院的設備：X光機、心電圖儀、腦電圖儀、超聲波、同位素掃描儀、冰箱、保溫箱、電子興奮器、電子生理麻痹儀、胃鏡、比色儀等，無法計算。這一切都換不來他想用一個物理學家的實力報效祖國的機會。1972年李政道回國，周恩來希望李政道能為中國科學界「斷層」問題做些工作，如介紹海外學者到中國講學。李政道說，中國有人才，只是你們沒有使用他們，比如我的老師束星北。雖然李政道想見自己的老師未能如願，但給束星北的待遇帶來了轉機。三束星北又拿起了教鞭，他還是從前的教授嗎？他的老友同事發現，他的優良品質保存完好；他的「壞脾氣」也未從根本上改動。仍然辱罵學生「豬腦子」、「狗屁不通」；仍然對行政人員咆哮發怒。他再無所旁顧，一心要抓緊時間著述。但是，他的家人看到，半夜裡他的靈感來了，似睡非睡中寫下的東西，卻是檢討與自我批判。這時他的人格已經無奈地分裂。表面上他還是那麼地「頑固」，通過發泄想掙脫過去對他的摧殘，想不到20多年的「改造」已經滲入神經骨髓，他無法走出陰影。
1979年，中國第一枚洲際導彈需要計算彈頭數據艙的接收和打撈最佳時限。有人推薦束星北。上面為此撥款100萬元，束星北分文沒要，一支筆，一摞紙，準確無誤完成任務。當年他73歲。航天學界轟動一時，天才還是天才！1983年束星北去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遺體捐給青島醫學院。他說，他多年患慢性氣管炎和肺氣腫，一直注射腎上腺素，但血壓心臟卻一直正常，可以解剖他的屍體研究；他稱自己的大腦超乎尋常的聰明好用，連他自己都奇怪，70多歲，腦袋還和二三十歲一樣清晰活力無限，他讓解剖他的大腦，希望對醫學最後的貢獻。但是他去世時，正趕上青島醫學院換班子，他的遺體被遺忘了。半年之後，想起來，屍體已經腐爛。本來還說要將他的骨骼做成標本供醫學用，結果讓兩個學生草草埋葬在學校籃球場邊的雙杠下面。作者劉海軍說：「如果把束星北與王金昌做個比較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同為科學家，王琻昌幾乎獲得了完美的人生：提出了《關於探測中微子的建議》、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研製原子彈氫彈、率導核能特別是核聚變能的研製與發展……，從這一串科學經歷看，王琻昌始終站在世界科學前沿科學的制高點上。對一個科學家來說，還有比擁有如此豐富的科學經歷更為飽滿的人生嗎？」可是束星北，在他的命運的顛躓與縫隙中雖然也出了些成就，但在他看來，卻是些「雕蟲小技」。同樣的才學智慧，有著不同的命運，決定的因素恐怕就是性格了。這時說「性格即命運」似乎更有道理。可是，縱觀人類接觸的科學家、藝術家，但凡才氣逼人，往往性格與眾不同。才氣與性格如同利劍的雙刃，怎麼可能鈍其一面而銳其另一面呢？2005年2月23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篇文章：《與諾貝爾得主共事》，其中寫道：幾乎所有人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生物神經學家理查德阿克塞得人都感覺到他那超人的智力。但他的古怪也是出了名的。……他每天穿過走廊沖著人們大叫「數據？有數據嗎」有時他會盯著你問：「難道你沒有什麼有意思的事情告訴我嗎？」「他從不注意社交禮節。他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奚落、嘲笑和貶低別人的機會。他經常會在和別人交談時陷入深思，然而毫無歉意地走開。他會對一些問題做出這樣的回答：這是我聽過的最愚蠢的想法。這樣的科學家為什麼能夠最終獲得為世界所承認的成就呢？因為他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和研究。說實在的，如果我成為他的奚落、嘲笑的對象，我也會受不了。但是，你可以不喜歡他，卻沒有不讓他自由存在的理由。試想，如果束星北能在同一片土地上與理查德阿克塞比肩而為，豈能沒有同樣的輝煌？可惜，中年以後的束星北不能擁有這樣一片土地，而他所生活的土地上，至今也沒有產生一個諾貝爾科學獎得主。一個實行民主法治、以保障個人權利為基點的社會，充分發揮個人的才能，才能成就社會的發展。
修改：1930年5月，校長羅家倫辭職離校。此後，清華11個月沒有官方委任的校長，純粹由教授會代表全體教授治校，葉企孫代理校務會議主席兼代理校長，主持校務。1949年5月,在清華學人的一致擁戴下,葉企孫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履行校長職責,主持新中國成立階段清華大學校務。但事實上葉企孫並未被正式任命為清華大學校長。（感謝@ ZX Huo）------------------------------------原答案-----------------------------------------葉企孫，清華的前校長。中國物理學的奠基人之一。這裡有柴靜的一篇文章，看完它吧。
從百度百科上粘貼下來的，見諒。《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作者：柴靜一回來的飛機上看書，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我愣了一會兒，我不認識這個人，只是覺得很少見到這樣恬靜沉毅的臉，真好看。看完才知道，我們這些知道李政道，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的人，原本都應該知道他-----他是他們的老師。李政道大二的時候，是他破格選送去美國，當時李政道才19歲，穿著短褲去辦護照，辦公的人員都不相信「怎麼會是個兒童？」李政道後來說「他決定了我的命運」華羅庚是初中生，是他讓在清華算學系任職，又送去英國深造，華羅庚說「我一生得他愛護無盡」。那是戰亂烽火時代，但後來的重要科學發展所依仗的這些人，是他在那時滿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可是我為什麼不知道他？二深夜裡我一點點找他的資料。
他生在上海，父親是舊式文人，讓他從小讀經史子集。他幼年已經以君子「慎獨」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對跟朋友之間「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寫在筆下：「一時之忿，至今思之，猶有隱痛。」他訥於言，但一生都保持溫潤如玉的君子之風。1915年，他在清華上學的時候，成立清華校史上的第一個學生團體--科學會。每兩周一次科學報告會，輪流作。「範圍極廣，如天演演說、蘋果選種、煤，無線電報之設備、測繪法、力、廢物利用，等等」他當時不過十七歲，擬訂的會員守則是：（一）不談宗教，（二）不談政治，（三）宗旨忌遠，（四）議論忌高，（五）切實求學，（六）切實做事。那種青翠的朝氣里，滿滿的是中國大學的剛剛起步的生機。三1918，他留學美國，後來在哈佛讀博士，導師是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布里奇曼。他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用X射線短波極限法精確測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實驗結果，在美國《科學院院報》和《光學學會學報上》發表，很快被國際科學界公認為當時最精確的h值。這一數值被國際物理學界沿用達16年之久。這一年他23歲。四他27歲回國清華執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對的是什麼。他的學生回憶「第一屆學物理的有4個人，第二屆只有兩個人，第三屆只有一個人。從一年級到二年級，到三年級，都是他一個人教的，所有的課都是他一個人開，不是他想一個人單槍匹馬．是他想請人家來，人家不來，也請不到．」他已不求收穫，只問耕耘。他執教之嚴也是出名的，他的課給李政道的分數只是83。他允許這學生不聽自己的課「因為你看的參考書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實驗做的不認真，要扣去15分」他去世後多年，親人發現他一直留著當年的那三張答卷，寫在泛黃的昆明土紙上。五看史料的時候，會有一種感慨----在動蕩不安的中國大地上，只要給他們一點點空間，中國知識分子能在石縫裡栽種下什麼？他是清華物理系主任，這對他自己來說其實是一種犧牲，相當於要放棄了自己的專業研究來作行政的工作。因為他把聘任第一流學者到清華任教列為頭等大事。從1926年到1937年，他先後為物理系和理學院聘來了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張子高、黃子卿、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等一批學者。吳有訓還只不過是剛到校的普通教師，資歷年紀都不如他，他把吳有訓的工資定得比自己還高，1934年，他引薦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職。四年後，他力主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理學院院長一職，那時他正當盛年。他不光要栽種，他還要育土。他在1929年又組建了清華理學院，其中包括算學、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地學6系。他說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學文化最盛行、科學土壤最肥沃、科學氣氛最濃厚之地。比如歐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國的芝加哥等。中國科學研究停滯數千年，第一次有了這滾熱得燙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學致用人才外，尚謀樹立一研究科學之中心，以求中國之學術獨立。"六那點嫩芽，是硬生生從石頭底下頂上來的。清華的校史有紀錄「早年的清華隸屬北洋政府，實行的是校長個人專權，校長多為官員政客，既無多少學問，更不懂管理，且校長更替十分頻繁，嚴重影響了教育教學工作的正常進行。」1927年，清華成立教授會和評議會。教授會由各科系教授組成，教授會成員投票選舉各科系主任。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評議員由各科系推舉的教授擔任。第二年，他當選評議員，當時他不滿30歲。這個改革，就來自「少壯派」的推動。日後清華校史的研究者說「教授治校，說白了就是拒絕外行人進入學校管理層，把不懂科學、不聞學術、不諳教育的人掃地出門，它防止了舊制度下官僚體系對大學教育的侵蝕和破壞，同時把學校的行政權作分散化處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機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辦學、民主管理，保證學校的獨立、學者和學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發創造力方面，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從1929年至1931年的兩年間，清華沒有官方委任的校長，純粹由教授會代表全體教授治校。當時教授會的宣言是："清華並非行政機關，學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獨立進行」錢學森是他的學生，了解了這段歷史，就會知道，錢學森去世前的遺問，不光指向未來，也是一次拼力的回頭一望。七他終身未娶，唯與學生親厚，當中有一人叫熊大縝，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網上可以找到熊當時的照片，生氣勃勃，可以躍紙而出。他們在那幾年裡幾乎相依為命。1938年，熊突然對他說要去冀中抗日。他明知這學生在河北沒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沒有政治經驗，但是國難當頭，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後，他曾「約有十餘天，神思鬱郁，心緒茫然，每日只能靜坐室中，讀些英文小說，自求鎮定下來。」他唯一能安慰的一點，是他能夠幫著自己的學生在後方搜購一些雷管，炸藥等軍用物資，看這書時，我才知道，曾經炸碎日軍機車車頭的TNT藥性地雷，是來自熊所在的「技術研究社」的製造，而不是我們小時看的電影《地雷戰》中由農民土法製成。1939年，國共關係惡化，熊大縝被疑心是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在沒有調查核實，沒有經過法定程序的情況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塊砸死。從平津來冀中參加抗日的知識分子將近百人受到株連，在這之後，因為沒有科技力量自製，冀中的戰士在一段時期內只能拿著空槍，把秸稈塞在子彈袋裡作戰。1947年6 月23日，他的日記里寫「今日是舊曆端午節。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縝。他從內地回到天津，那是一個surprise。誰知道以後的事多麼可悲。近幾天在讀《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涼心事』句，更增悲痛。八建國後他仍然當過一段清華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1968，他已經七十歲，因為熊大縝的事，涉嫌「國民黨C.C特務團」被捕。他在獄中一年半。看過提審紀錄的黃延復說，他所有的話，其實只有一句」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之後他由紅衛兵組織隔離審查。他出現幻聽，認為有電台在監視他，「一舉一動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電台就說他喝茶不對，他走出門，電台就叫他馬上回去」他的侄子看著他，「甚覺悲哀」，說「你是學物理的，你知道電波透不過牆，根本沒有這種事，是幻覺」他說「有，是你耳朵聾，聽不見」之後他再次入獄，出來的時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成九十度。九當時的中關村一帶，有不少人都看過他，他穿著一雙幫裂頭缺的破棉鞋，有時到一家小攤上，向攤主伸手索要一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嚼。如果遇到學生模樣的人，他伸手說「你有錢給我幾個」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後來他已經漸漸恢復一些神智，有一次錢三強在中關村的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師呢，就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關懷，先生一看到他來了，馬上就說，你趕快離開我，趕快躲開，以後你見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遠遠的。」錢三強當時是二機部的副部長，負責原子彈工程。他的學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這麼重要的工作，最忌諱同那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來往的，他生怕錢三強因此遭到一些不幸。」十兩年後，在北大作教師的張之翔騎著自行車，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張之翔說「他已經不認識我了，我說我是張之翔阿，他說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給我看，這個腿，兩個腿腫得很厲害，走不了路。他也沒有牢騷，很平靜的。可是人已經不像個人形了。我也沒有多少好說的，我說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他淚流滿面。「…我就離開了，以後再也沒有看到他」。他的侄子說他從沒對任何人講過自己的悲慘，「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他只是經常坐在一張舊藤椅上，讀點古典詩詞或歷史書打發時光。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盡頭，錢臨照去看他時，他取出《宋書》來，翻到范曄寫的((獄中與甥侄書》中的一段：「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十我反覆念他這幾句話「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經平反之後，清華想要為他塑像之時，仍有人說「你們要為這個人造像，我就尿它」。「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國科學界之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文章里說「有人懷疑中國民族不適宜研究科學，我覺得這些論調都沒有根據。中國在最近期內方明白研究科學的重要，我們還沒有經過長時期的試驗，還不能說我們缺少研究科學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學研究，五十年後再下斷語。諸君要知道，沒有自然科學的民族，決不能在現代立腳得住。」八十年過去了，他在空白處栽種的一切，讓我這樣的後代得以生活在一個濃蔭蔽頭的世界上，而我卻今天才知道葉企孫先生的存在。「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這張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溫和地看著我，不求理解，不加責問，但這樣的疑問，卻從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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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獲得兩位數的贊，謝謝。
這兩天作業比較多（答主高三），沒時間填別的東西。評論倒是都看了。
關於大家說的柴靜的問題，我在這裡不打算討論這個人怎麼樣，這也不需要我去討論。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是大家都關注柴靜知不知道葉企孫這件事，這點我想說兩句。
知道是好事，不知道也沒什麼特別大的問題。我在讀到這篇文章前也不知道這樣一位大師。當時我在做閱讀理解，原文中七~十的內容幾乎全部刪掉。我是後來去查他的資料時才看到了整篇文章。
說實話，對於科學發展史上的人物很多人不關注，也沒興趣關注。如果我在大街上隨便叫住一個人，問問他拉格朗日是誰，他估計會覺得我是神經病。不是所有人都有知乎上人們的知識儲備含量。
不知道有多少人讀過《往事並不如煙》，有多少人聽說過張伯駒，儲安平這些人物。當時我在班裡看的時候也沒打算讓別人一起看，但如果誰對這段歷史有興趣，我會把這本書介紹給他們的。
彆強求任何人去了解他所不感興趣的內容。別因為擁有知識而去貶低任何人。這是我想說的。
「恃才傲物」這個詞大部分時候還是用作貶義的。何況這也不屬於多麼高大上的才能。
在這裡貼另一個問題下的一個回答，當時看完有醍醐灌頂之感。人家說的比我清楚，比我好。
跟沒有常識的人聊天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 鄧佳佶的回答
順便貼一下柴靜原文的地址：而我卻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
這是文章開頭所說到的葉先生的照片。
回來的飛機上看書，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我愣了一會兒，我不認識這個人，只是覺得很少見到這樣恬靜沉毅的臉，真好看。
想起中國科學家開大會批判相對論的錯誤，因為犯了相對主義錯誤。笑噴。
題主，在這片土地上，「科研」跟「科學研究」已經不能畫上等號了。
其實科學家的養成，伯樂和千里馬都必不可少。
從大環境上看伯樂。不知從何時起，「論文至上」和「基金大戰」席捲了高校這片凈土，現在有多少導師秉承傳道授業解惑？又有多少教授潛心基礎研究？有多少老師真心關心學生 ？科研現在就是某某教授掛在嘴邊的羊頭，實際就是水水文章去套基金的狗肉。
再從大環境上看千里馬。近幾年博士生的數量激增，似乎帶上博士帽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在國外極其困難的答辯到了中國某些地方變得異常簡單，有多少人是渾水摸魚進來的，有多少是混混文憑打打醬油的，有多少是就業所迫，又有多少是興趣使然，有多少是不具備基礎知識的？？？有多少伯樂和千里馬是毀在「急功近利」這四個字上？
老說很多華人留在國外科研，動不動留給人上板磚，怎麼不反思一下自己的問題呢？？？？？？？
其實，在中國， 真正令人致敬的基礎研究有，令人尊敬的學者和科學工作者也有。我很慶幸自己能認識幾個。對他們而言，他們從來沒有被大環境氣餒，他們都靜靜地坐落在無人問津的角落做他們認為更重要的事去了。@李錦霞 說得好！可以研究下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科研么比如如何在不用谷歌學術的情況下獲得全面的文獻資料之類的或者是境外VPN對中國學術發展的巨大貢獻~
不是什麼科學家，top5裡面一個搬磚狗，我們學校化學系不算算是數一數二也算頭幾名的。然而帶我實驗課的老師親口說，如果你想在中國搞科研，就要有到了他這個年紀你的同學開寶馬你開奧迪，你的同學住獨棟你住單元樓，你的同學每天8小時每周5天基本不加班再加一坨假期你每天在實驗室從早待到晚一周6天半沒有假期這樣的覺悟。
寫一點自己的體驗，本人在材料系做實驗，做實驗環境各種捉襟見肘，實驗室裡面人與人之間也很不和諧，老闆（很年輕的青千，海歸大牛）只關注成果能不能靠著她的名字發文，自己很多覺得是很好的研究方向的idea被啪掉無數，只因為他自己不了解這方向，但是如果我去找了合作老師就可能沒法掛他的通訊。不怪他，上層要求在一定時間內要發多少sci作為考核，現在國內學術圈太過於看中文章、影響因子、作者排序等等，並且政治化太嚴重，真正去研究實驗裡面的各種細節的東西的人太少。為什麼通過操作失誤發現新現象的事情國外多，國內少？這是個問題。如果真的想做學術，就別再國內了。如果想賺錢，國內真的是傻多速。怕同學老闆師兄看到，匿了。說一個不知道有多大影響的事實。
大家還記得八十年代的許國章英語，我記得我開始學英語時，我的父母也和我一起從ABC學起，為此家裡的留聲機多了幾張英語唱片，後來買了盒式錄音機聽磁帶，有電視後每星期看「Follow me」，我初中時父母也緊張的準備許國章的英語考試。
我也問過父母：上學時你們沒學過英語嗎？答曰：我們學習的是俄語。 大一些後在研究所里的資料室里看書，發現很多俄文資料，連公差手冊都有俄文的，標準都是俄標，美標引進中。 原來一直在用俄國標準，小到螺絲大到飛機，現在需要學習英美標準。看看世界核心期刊的中國增長和現狀，就很清楚了。（這種資料很多，知乎也有）誰也迴避不了是在有著相當的增長。當然，誰也不能說這一切都已經完美了，問題當然存在，但是中國科研水平總體是在進步的。
大家，大家，要理性黑，理性黑，謝謝。
只能一聲長嘆。美國為什麼能成為創新的中心，關鍵在於社會容忍度。中國，算了吧，體制化的社會能做出什麼創新來？萬一跟馬克思理論不符合怎麼辦
不能產生上面需要的成果，基本上沒有機會繼續下去了吧。一些「沒用」的研究，「不道德」的，甚至不受歡迎的研究，通通被「真理」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