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哲學系張汝倫:一個狂者的世界,一個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者
30年來,張汝倫一次次在課堂上、演講中帶出他的青春,供一茬茬底色不同的青春參照。
「自述:我看王安憶的《69屆初中生》很親切。上海69屆下鄉的比例是百分之百。我去的是安徽省阜陽專區太和縣,靠近河南省的一個窮地方,土地貧瘠,種不出東西。許多年後母親說,你下鄉時我們有萬箭鑽心之痛,是因為你不能受教育了。父母是解放前的大學生,父親在工廠,母親是教師。父母平時的言行態度透露著,他們所尊重和推崇的,都是讀書人。記得楊振寧、李政道得了諾貝爾獎,父親說,這是真孝。下鄉之前我基本上是以書店為家的。那時還有一些舊時代的老人——你不曉得他是什麼身份,可能從前是洋行的高級職員,也可能是北洋軍閥的後代——有學問。我記得有一位老先生天天來,一支雪茄,一根拐杖,跟我們一樣,他不買,只是翻各種書,你願意聊,他就跟你聊,我最初的國學知識就是從他那裡來的。我的哲學知識也從書店裡來——有人告訴我康德有三大批判,又有人說,有個人比康德還了不起,叫黑格爾……1971年尼克松訪華前夕,春節我回上海探親,看到《參考消息》上說,北京書店裡可以買到漢譯西方名著了。我想北京開放了,上海一定開放,第二天一大早趕到南京東路書店,果然!那裡可以買到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還有盧梭的、洛克的、康德的……一下子買了好多。雖然當時接受起來還有困難,但跟平常看到的「東風吹戰鼓擂」完全是兩個世界!它給你打開了一種文明呵。我兒子小時候不理解:飯都吃不飽,怎麼有心思看這種書。我跟他講:我在書里看到人類最好的東西,是好東西,我就要擁有它。有它們做啟蒙老師,還有什麼話好講,你不會只看到個人那點事,會把自己放在整個人類文明的歷史中去考慮問題」。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1979年,高考不理想,張汝倫入安徽蕪湖師專讀英文專科。這點挫折不算什麼,他與同一批進校的心氣頗高的知青一樣,都明白自己的歸宿不在那裡。說到心高氣傲,小學生時代他就覺得天下沒什麼事能難倒他。青年時代,「錯誤地認為接近知名學者就是攀附」,被朋友領到王元化先生家後一言不發,以至於90年代二人真正交往後,元化先生怎麼也想不起數年前此人曾來造訪。前不久學生問他,年輕時對自己有怎樣的期望,他半玩笑半認真地說:「成為一個偉大的人。」「不管有沒有恢復高考或者改革開放,我想我都會走哲學這條路。在哲學裡,我看到了我在人類精神文明的其他門類,像文學、音樂、藝術里看到的一切好東西,「哲學最能滿足我,而且它比較難,我喜歡挑戰有難度的東西」。」對文學、藝術、繪畫、雕塑、建築、戲劇,他都有興趣進入,「感覺它們都是在講形式。接觸西方文化越久,越能體會到形式的重要。」
研究生時代他聲名在外:狂。1986年12月6日的《文匯讀書周報》上有一篇記述他的小文《狂者進取》,作者陸灝借夫子之言來理解其「狂」。當時,張汝倫剛剛發表一系列解讀尼採的文章。待他留校任教,漸漸有了名號:復旦的尼采。那時候,李澤厚先生到復旦講學,問:海德格爾的「存在」是什麼?張汝倫答:這個問題不能這樣提出,在海德格爾那裡,存在不是what,而是how。在學生時代,張汝倫的演講場面就很可觀,朋友笑他「煽動力這麼強,不搞政治可惜了」。他1米65的身軀里濃縮著激情、求知慾、批判力和理想主義,彷彿象牙塔里一座會移動的火山。1988年,張汝倫在洪堡基金的支持下赴德深造,受教於兩位導師:一位是Bubner教授,伽達默爾的弟子;一位是馮?赫爾曼教授,海德格爾晚年的助手,也是其全集的主要編者。張汝倫不止一次向學生描述Bubner教授開講《存在與時間》的景象:教室里坐滿,地板上坐滿,然後延伸到講台四周,以至於Bubner先生轉身、挪動都有困難。1989年海德格爾誕辰一百周年時,德國出版其著作《哲學貢獻》(全集第65卷),被認為是僅次於《存在與時間》的重要著作。此書極難讀,馮?赫爾曼教授開了一個研究生討論班,下午5點到8點上課。有一位老太太,駝背,拄雙拐,風雨無阻來聽課。「因為上完課跟她搭同一路電車回家,所以印象深刻。她不要學位,也沒別的想法,就是求知。」德國人嚴肅古板、不苟言笑,但這個民族對思想的熱愛、對問題的窮盡,令他喟嘆。康德的先驗方法論、黑格爾的大小邏輯、一戰後德國思想界生成的所謂「1918年人」,令他嗅到崇高思想的氣息——那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一把年紀了,上課還那麼激動」在旁人眼裡,談起理想、道德、人等等與哲學有關的命題,他「凜然不可侵犯」;談起周遭醜惡,他每作獅吼。「作獅子吼」,這是他的辭彙,用在他欣賞的一類人身上:熊十力、梁潄溟、蘇珊?桑塔格、費希特……他贊成「我批評你不留情面,就像你批評我不留情面」的風範,壓根兒沒想做一個虛心謹慎、四平八穩、看眼色行事的學院中人。所以,他得罪不少人;所以,當他將開《論語》課時,有同學私下議論:且看老張怎樣講解「溫良恭儉讓」。張汝倫脾氣不好,常常罵人,有時候一句話講得不對他就翻臉——有學生說,他其實是孩子脾氣,陰晴圓缺都在臉上,直來直去。學生私下也交流:去請教張老師,千萬不能謙虛,起首就講「我書讀得不多」,張老師多半眼睛一瞪,沒好氣地請你先回去讀書。
他也全然不像是花甲將至。同事看不懂,「一把年紀了,上課還那麼激動。」他上課中氣之足、身心之投入,實不多見。有一次,收上來的作業表明同學們對「觀念」的理解不過關,他半夜醒來仍在苦想,第二天把咀嚼後的「觀念就是事物向我們呈現的形式」寫在黑板上。一不小心,他也會在講台上漏出一句:「我是愛你們的。」這種愛,表現在他的備課講義里,表現在針砭時弊的淋漓中,表現在對北校門賣螃蟹的博士生、熱衷於炒股的數學系高才生、忙著找工作而無心上課的實用主義學生的痛罵里。痛罵,是與時代潮流相反的牽引之力,蘊含一種奇特的磁場。他的課常常人滿為患,有從外校來的,也有中年面孔。這學期開講《德國古典哲學》,正式選修的是8位,來聽課的卻有130多位,不得已,換到大教室。2011年,他被選為復旦最受喜愛的研究生導師之一,得票數名列前三。他也是高校學生團體最喜歡邀請的演講者。「不喜歡扮演青年導師」,但每每有推不掉的人情或架不住的熱情,又會出現在演講台上。他喜歡現場那種心靈間的互動。他說,接觸學生,對他們有幫助,那種成就感不亞於撰文著書。康德、蒙田,以及斯多亞學派的哲人說:我們的責任不是製作書本,而是製作人格;我們要贏得的不是戰役和疆土,而是我們行為間的秩序與安寧;真正的大師傑作是一個合宜的生活方式。科學是硬心腸的、技術是冷冰冰的,這世界需要一點人文精神。張汝倫嬉怒笑罵、苦口婆心、翻來覆去講的,也就是這些。他試圖將已被時代拋棄的舊詞語:理想、道義、崇高、生命的意義……重新植入人心。他反覆告訴學生:生命不等於生計,生命的本質是自由。思想來自信和疑問:思想這個東西,是怎麼來的?張汝倫:信和疑。像康德和黑格爾,你看他們的書,一上來就是許多的疑。尼采也是有疑有信,有破有立。疑和信相互支撐,才能成就一個學者。沒有疑的信,是盲信。中國現在這票朋友,聰明啊,只要把流行的意見用自己的話講一遍,就變成他的「信」。這裡面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水平不夠,一種是出於某種目的假裝信——當然這可能是人類的常態。學者真要有點自己的東西,我想還是要「獨」一點,冷清一點。如果走到東走到西,都是座上客,哪怕有八輩子武功,遲早都會廢掉。18世紀以來,人類的思維水平在不斷下降。表現在日常生活里,就是大家都沒有思考的習慣,人云亦云。媒體尤其如此,什麼事情發生了,先找專家說說。有一次記者打電話給我:張老師,延安中路綠地放了幾隻天鵝,請您談談看法。我也不生氣了,跟他講,地鐵里隨便找個人,都能講清楚的。
晚清有識之士就看到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開啟民智,但我理解不是向民眾灌輸思想,而是讓民眾養成批判思維的習慣。我為什麼這麼賣力講課,就是希望我的學生里能出一些哲學水準較高的人——這種人多出20個好了——如果他們有公共關懷的話,進入公共領域發言的時候,可能情況就會改觀。在人類文明歷史上,那些最被銘記的知識分子一定是思想類型的,遠的不說了,近代有哈貝馬斯、羅爾斯、以塞亞?伯林、理查德?羅蒂、查爾斯?泰勒……不管政治立場是左還是右。如果一個國家推向前台儘是些研究鬥蟋蟀的、種菊花的、收藏明代傢具的文化英雄,我就覺得有點可疑了。問:您怎麼看知識分子成為利益集團代言人?張汝倫:有人說,左派多跟領導接近,自由派多跟老闆打交道。我可能讀書中了毒,比較幼稚,就相信知識分子應該始終獨立,責任有兩個:一是替沒辦法發聲的人講話,二是擔當社會的良心。現在左右都有一個想法,人是階級利益的代表,現在這些思想陣營已經劃好,只要站站隊就行了。其實,我認為左和右都是現代性一根藤上結的瓜,是一幣的兩面。如果抽象地講,每一派我都有贊同的東西,但它們的理念,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採取的手段,包括它們的邏輯都是現代性的,我是都不同意的。有時候我也懷疑,高唱這主義那主義的人,也許什麼都不信。所以說中國缺少真正的知識分子。都是GCD領導,但中國就出不了帕斯捷爾納克,出不了茨維塔耶娃。這恐怕跟制度沒什麼關係,有更深層的原因。張東蓀講過,「五四」以後再也沒有像他老師梁啟超那樣的人,有「高尚潔白的心胸,昂首天外的氣概」。我至今記得1980年央視轉播薩特去世、巴黎五六萬人給他送葬的壯觀場面,總統國王的葬禮也沒這麼多人。左派右派都去了,其中一定有人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場,但作為知識分子,他夠格。他能寫出那種東西,背後是有理想支撐的。問:我們的思想文化產品,看看也蠻繁榮,但總像缺點什麼。張汝倫:就是拿不出讓人感動的東西。托爾斯泰、契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人真是「人類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而且超越了個人的際遇、一己的苦難。我們現在的人,不曉得好糗,那隻胃口好像就接受不了崇高的東西了。記:從1980年代的「純真」、「理想」到現在它們貶值,不過短短30年。張汝倫:現在是缺少做夢的人,缺少理想主義者——這些都是要被嘲笑的。常說,西方有為真理而真理的人,而中國人沒有這種思維習慣,追求實用者居多。但翻翻中國歷史,「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朝聞道,夕可死矣」的人是有的啊——南宋時,岳蔍書院的山長張栻,跟朱熹關於《中庸》里「已發」、「未發」的問題有不同看法,於是提議二人當面討論。朱熹騎著馬從福建到長沙,走了一個多月。四面八方的讀書人也騎馬、步行趕去聽。一個土台,兩把椅子今天還在。除了吃飯、睡覺,兩個人整整討論了三天三夜,底下的人也聽了三天三夜,跟他們同來的馬,把前面兩口池塘里的水都喝乾了。
記:現在大師沒了,大學也變成「教師企業家的鬆散聯盟」。張汝倫:大學今天的問題在於教的人和學的人大多都沒有神聖感,向道之心沒了。我有時候跟學生講,我們相聚在這裡為了一個東西:道!就是真理。現在為什麼出不了大師,首先要想想,這是一個怎樣的人。熊十力的文字背後有一種天地英雄之氣,不是學院里斯斯文文的教授所能有的。這背後,是一種淋漓的生命元氣,它在今天的學術工業中越來越萎縮、式微。張中行晚年回憶老師熊十力,說老師真是很可憐——特別不會照顧自己,而且從來就是一個字:窮。冬天穿的是空心棉襖,裡面沒有襯的。熊師母要去北京照顧他,他堅決不要,他跟張中行講,她來照顧我,我總要跟她講話,總要耗掉一點時間吧,沒必要。他有使命感,覺得老天爺就是要他為中國做事情的,所以要把全部的生命押在學問上。古今中外大哲都是這樣。薩特晚年寫《辯證理性批判》時,身體已經很差了,大把大把吃激素,為了保持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別人問他,你還要不要命了,他反問,一個人要命是為了什麼? 福柯查出患艾滋病後,跟法國國家圖書館館長說,你這裡查資料方便,也清靜,給我留間工作室——拚命在那裡寫他的《性史》。有一種西方來的論調,一個人的水平跟他這個人沒有關係——錯!學問在一般的階段,人格很差的人也能取得小成就,但想攀登頂峰,知、情、意中的情和意會起到很大的作用。看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大小邏輯」,雖然不像詩歌小說那樣感性和容易接近,但如果你有心,會被它感動。我十七八歲就讀黑格爾,現在想來,可能讀懂的部分很少,但從此一輩子就被它迷住了,「因為它內在有一種日常生活中缺少的崇高的氣味」。你會感覺到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你會覺得,做人當如是。我們不可能每個人都做出那樣的豐功偉業來,但至少可以向這種生活靠一靠。哲學應該對認識生命有所貢獻。它不是形上、形下、先驗、超驗這類抽象概念的遊戲,它是一種對自由生活的追求,是一種道德的事業,是一種生活方式。現代性結的果問:您覺得貧富差距大、教育不公平等等,它們產生的根源,從哲學的角度怎麼分析?張汝倫:在探討這些問題之前,有幾條是不容討論必須確立的。比方:人人平等,強者對弱者關愛,人與人相互依存。這相當於哲學中的「第一原理」。但是,在全人類都以利為第一原理的現代性軌道里,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關愛和相互依存,這就是癥結所在。
所以儒家首先要講清楚義和利。讀書也好,做官也好,先懂這個。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掌教的時候,請陸象山去講學,陸就講義利之辯。那是初冬,史書記載,朱熹在旁邊聽得汗流浹背,不停地在扇扇子——內心震動啊。但現在人們對歷史上出現的宗教聖人也好,捨生取義也好,都覺得沒有必要。人與人之間不可能有絕對意義上的平等,這是無法消除的事實。莊子有個命題,「以不齊為齊」,不是說取消個體的差異性,把大家拉齊,而是在承認這個自然的不平等前提下,如何照顧到平等。這就跟制度有關了。梁潄溟厲害,1930年代就看出,窮人的孩子不能出頭了,教育這樣下去怎麼得了。過去科舉制度能把窮人的孩子選拔出來,像范仲淹這種家裡窮得不得了的,最後能當上「副總理」。但到近現代卻不可能了,因為教育已經變異為一種產業、一種需要購買的商品。優質教育資源要求付出的也多,而其培養出來的人多半在社會上佔據要津,長此以往,一定是窮者愈窮、富者愈富。哈佛許多專業都有獎學金,惟獨出路最好的商學院和法學院是不設獎學金的,意思是回報高,所以投入也要高。以知性的邏輯看,這個制度是合理的。所以福山說,美國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早已不存在,階級一旦形成,就是鐵板一塊。不獨美國、中國,全世界都如此,而且變成大家都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制度。記:所以現在有「拼爹」一說。張汝倫:要麼怪你老爹沒本事,要麼怪自己投胎投錯了。現在跟制度決定論相配套的,是什麼事情最後都歸過於執政黨。要看到,政治也是現代性的產物——為了完成一個任務、目標,不惜一切手段。譬如救國、反壓迫,譬如維護正義,只要動機是美好的,意圖是正確的,目標是正義的,那麼什麼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要求大家都容忍由此而來的各種手段,這就是所謂的意圖倫理。記:好比捉到一個嫌疑犯,刑訊逼供。張汝倫:對,這就是現代性。全世界如此,只不過不同政體之下的執政黨有的做得隱蔽點、溫和點,有的做得赤裸裸點。看人類,為了過上所謂中產階級的生活(目標、意向),把地球破壞到今天這個樣子(不對後果負責),而且,我們能說過上中產階級生活這個目標是正確的嗎?我們今天所謂的舒適生活中,有許多是不必要的,代價是把屬於後代的資源提前消耗掉了,但每個人都安之若素,因為背後有一整套制度的支持。問:為什麼說現代性是野蠻的?張汝倫:現代性這3個字,不等於合理、正確、文明,很有可能指向野蠻。荀子說,春天不要砍柴,因為樹木正發芽,春天也不要打獵,因為動物正孕育生命,獵一物很可能害兩條命;夫子也說,「釣而不網,戈不射宿」。這是前現代的文明。而我們今天,水、空氣、魚、熊膽,沒有一樣是不能下手的。我看電視上的辯論,圍繞的是熊疼不疼的問題,不疼,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取膽汁——這實在是低層次的討論,如果康德在世,他會說,萬物一體!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的關係,這種關係是超越功利的。
現代性的野蠻是從人類為自己謀利這個角度來講的。現代性所有的義,是用利來解釋的,義是相對的,利是絕對的,是最高原則,毛病就出在這裡。黑格爾偉大,他講現代性從公元前5世紀古希臘普羅塔戈拉那句「人是萬物的尺度」就開始了。現代性「以人為本」,忘記了要對世界上有生命沒生命的其它東西作出讓步,這就很可怕了。技術無止境的濫用,對環境無止境的攫取、破壞……看看虛偽的哥本哈根會議,1600輛大排量轎車裡走下替地球操心、呼籲減少環境污染的大人物,會務費不算,還得用掉1億美元的保安費。熊十力先生很早就看到科學技術和資本結合在一起,將貽害人類——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局面。恢復完整的人性問:您怎麼看「最不壞的」民主制度。張汝倫:我們初識民主制度,覺得先進,覺得好,都是情理中事。但能否站在一個更長的歷史脈絡里來思考它?民主制度最不壞的一點可能就是,如果有人做了壞事,我們可以懲治他。但一個好的社會不能永遠停留在制止壞事上。如果今天孔子和蘇格拉底活著,他們會覺得今天的人怎麼會這樣想問題,怎麼這樣愚蠢。《論語》一萬六千字,有一句話出現兩次: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你說孔子對人性是樂觀還是悲觀?孟子更悲觀: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荀子說:人性本惡,其善偽也。這個偽不是虛偽,是人為的、後天努力的意思。朱熹也說:天人交戰。如果性善,還要交什麼戰。但蘇格拉底相信,除了知性的世界,還有一個崇高的理性世界存在。康德不是一樣嗎?作為人,我們是要服從自然規律,七情六慾皆有,但我們同時還是另一個世界的公民,精神世界是有的啊。問:那麼,怎樣才能做個有道德的人呢?有人提出要設道德檔案。張汝倫:開什麼國際玩笑。資本主義的第一個受害者一定是道德;啟蒙運動的第一個結果就是從此不能信任任何人。15-16世紀,從熱那亞開往英國的商船,十船染料九船是假的。羅馬帝國晚期,歐亞大陸一片混亂,從上到下處於糜爛之中。基督教像一陣清風吹來,不過一個世紀左右,風氣丕變,那是因為人把自己的人生目的和人生觀給改變了,它靠的是「覺悟」。記:現在皈依佛教的人越來越多了。張汝倫:假的呀。一個星期6天半做壞事,半天吃齋念佛。我認識一些富婆,給廟裡捐很多錢,跑得來得個起勁,叫她把房子換小點,別開車了,肯嗎?我有個德國朋友,住在教堂邊上,每周六來做禮拜的人都把車停在他樓下,極吵。他跟我講,如果我是上帝,只要他們不開車、不給世界製造噪音,不來做禮拜都行。記:樹幾個典型看樣子不行,那麼,請您設計一套制度來幫大家做有德之人。
張汝倫:現在的人都得了制度依賴症。這不是能靠制度設計出來的,這事要靠人的自覺,而人的自覺又是最沒把握的事。但康德相信:只要是一個人,都會覺得做一個有德的人比做邪惡的人要好。一個人為什麼要做對自己不利的事?比方看到一個小孩很餓,自己也餓,只有10元,寧願買東西讓小孩先吃自己餓著。康德最後就說,不要來問我為什麼,因為你是人不是動物,人是自由的、自律的!但是今天的人很輕易地把康德丟在一邊,用經驗的事實(我看到每個人都是為自己的,所以這是合理的)來駁康德所謂先驗的自由(我必須懸置知識,為信念留出地盤)。記:蘇珊?桑塔格談到資本主義時,一下子點到它的虛無主義價值觀。現代人的精神狀態、道德表情多少跟虛無接軌了。張汝倫:在桑塔格看來,資本主義是有史以來最激烈的社會思潮,它摧毀過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簡單化。現代文明的核心是理性,盧梭是近代第一個指出理性內在弔詭的人。他說,理性產生了科學、藝術、等等,把地球變得一片荒蕪。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理性在運用的過程中失去了其目的,淪為工具理性,成了滿足人慾望的工具,跟意義、價值無關了。但工具理性解決不了生命意義、人為什麼活著這樣的問題,這就是近代虛無主義的根源。近代以來人類道德的墮落、社會的邪惡和苦難,人被慾望(七情六慾和工具理性)所把持,要負很大的責任。所以盧梭講,重要的是恢復完整的人性。記:說到荒蕪——有時候想想,物質雖然豐富了,但「我想怎樣生活」的路反而越來越窄了。張汝倫:伯林早就講過,20世紀的人的自由比18世紀的人來得少。因為解釋生活的意義、價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那套方法被規定了,它一定會收窄思想的廣度,就像都在給孩子請家教、報這個班那個班,不隨這大流,倒顯得另類。號稱自由的時代,其實最沒有自由;號稱個人主義,其實沒有了個人。這就使得社會朝著一個很奇怪的方向發展,就是平均化、同質化、平面化、娛樂化。問:您怎麼看常識?張汝倫:常識(common sense),在古典哲學裡譯為公感,放在日常的、平均的生活里沒有問題,但把它當作普遍真理使用就有問題。常識往往是對一時一物的認識,它是片面的、相對的,有效性是有限的。在急功近利的時代,有些人會把常識等同於真理,迷信常識只能說明他的膚淺和短視。接觸過德國哲學的人都知道,哲學家就是在追問中得出超越常識的重要思想,它代表人類超越有限性和習慣性的努力,就是要揭露似是而非的問題。宋儒所謂「於無疑處有疑」也是這個意思。但凡有點頭腦的人應該對千篇一律、麻木不仁的日常生活和經驗保持警惕。超越常識會帶給人一種新的感受力,是對生活的拓展而不是脫離。問:您怎麼看微博?張汝倫:吃飽飯沒事幹。這世上值得花時間的事情太多了,比方每天都有新知識的產生、舊知識的積累,一個人窮一生之力也只能得其萬一……大好時間花在140個字的遊戲里?發表一些隨興的、不成熟的意見?我是沒功夫。有時候在地鐵里看到一車廂的人都盯著手上那隻小玩藝,都在滑動或者按鍵,好像一車廂的人都成了終端、接收器,變成一車廂的塑料心。微博是什麼?是現代人虛榮心、表現欲、孤獨感等等東西的集中之地。我向來不想當意見領袖,那種被粉絲簇擁的感覺說實在的,會讓我起雞皮疙瘩。問:大眾又是什麼呢?
張汝倫:很容易被欺騙被操縱的一群人。也不用我說,從19世紀克爾凱郭爾開始,就有人說明了。現代傳媒工具發明之後更是如此,喬姆斯基對「宣傳」的揭示夠深刻了。所以當年金克木先生跟我講:不要太在意輿論,我是辦過報紙的。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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