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伊斯蘭教在哈薩克的本土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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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咔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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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在哈薩克的本土化（中）

（二）混合主義的穆斯林

1、伊斯蘭教在哈薩克的第一次改造

伊斯蘭教在哈薩克人及其先民中的傳播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足足從8世紀一直到19世紀末。

伊斯蘭教早在8世紀便開始傳入哈薩克草原，在8世紀到12世紀，伊斯蘭教只在個別地區、個別氏族部落的上層社會傳播。伊斯蘭教在草原突厥人中的傳播勢必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作為一個伴隨著武力擴張傳播的宗教（至少其在大陸上的傳播是如此），伊斯蘭教在消滅波斯挺近中亞的過程中與當地突厥人發生了劇烈的衝突。由於篇幅所限，筆者在此就不列舉史料了，僅列舉《布哈拉聖訓》的一則內容來說明這種衝突的劇烈程度和其在阿拉伯人的心靈史中留下的印記：「當你們同腳穿皮窩子和戰靴的人群作戰時，那就是末日的徵兆。當你們同臉面恰如用熟牛皮縫製起來的盾牌形狀、身體又粗又壯的人群作戰時，這就是世界末日的徵兆。[1]」阿拉伯人雖然成功的征服了中亞南部即河中地區，卻無力繼續北進了。雖然草原突厥人的邊緣被阿拉伯人和伊斯蘭化的波斯人慢慢侵蝕著，無論是掠奪突厥人當奴隸、培養掠奪來的突厥小男孩成為奴隸武士——馬穆魯克還是冊封突厥首領為加齊，但是阿拉伯伊斯蘭教勢力卻沒有深入草原腹地。除了武力衝突和對立情緒外，正統的伊斯蘭教教義與當地薩滿教習俗間的衝突也是伊斯蘭教在中亞草原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

因此，伊斯蘭教在中亞草原地帶突厥人中的傳播亟待一種更有效地方式。於是12世紀至14世紀，伊斯蘭教在哈薩克草原被改造，而這個過程是由霍家·艾哈邁德·亞薩維（1103-1166年）及其學派完成的。亞薩維不僅將蘇菲神秘主義和遜尼派教義結合起來，還將伊斯蘭教教義、教規與哈薩克族的固有的宗教風俗相結合。在亞薩維學說中，安拉的稱謂經常和突厥人所信奉的天神唐厄爾互相替換。亞薩維學說的信徒們在參加祈禱，準備貢獻傳統食物時，常利用古代突厥習俗[2]。他們認為屬於哈薩克族古代薩滿教信仰的一些生活習俗和習慣法等都與伊斯蘭教規相吻合。

亞薩維的角色類似中亞草原上的卡里嘉賈，後者使得伊斯蘭教在印度尼西亞更容易讓人接受並使印度教-佛教文化在伊斯蘭外衣下生存下來，而亞薩維的努力則使得伊斯蘭教在中亞草原腹地傳播開來並使得突厥人的薩滿教也披上了伊斯蘭教的外衣。而兩個宗教的神職人員也在經歷了漫長的衝突和鬥爭之後走向了部分的融合，伊斯蘭教傳入之初毛拉和巴克斯巫師的身份是完全分開的，巴克斯被稱為毛拉可能是19世紀中後期甚至20世紀以後的事情。

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探險家保羅·伯希和曾指出：「18世紀的哈薩克人雖然名義上是伊斯蘭教徒，但卻對伊斯蘭教一竅不通，甚至連穆罕默德先知本人的名字也聞所未聞。[3]」於是，草原上的突厥-蒙古勇士們成了名義上的穆斯林，但實質上他們都還是一群從未聽過先知名字的泛靈論者。

有一個奇特的現象是亞薩維派成為了中亞草原上的一個新部落——霍加部落，該部落後來成了哈薩克的一個部落。哈薩克語的「霍加」（Khozha）一詞來自波斯語詞Hvaja，原意為「先生」、「主人」。該詞在中亞的含義卻同「謝里夫」一詞在摩洛哥的含義一樣，即聖裔。第四任哈里發阿里之子伊瑪目·穆罕默德·伊本·阿爾·哈納菲亞的後裔便是亞薩維派的核心，而霍加·艾哈邁德·亞薩維便是一位聖裔——霍加。自金帳汗國時代便在哈薩克草原上傳教的該教派不但把伊斯蘭教教義和薩滿教習俗結合了起來，甚至也把自己和哈薩克游牧部落體制結合了起來，後來成為了哈薩克譜系樹之外的一個「編外部落」。這種聖裔團體的部落化將聖裔吸納為本民族的一個部分，這是哈薩克人部落觀念的結果，也客觀上使得伊斯蘭教作為哈薩克人信仰的合法性得以加強。

15世紀中後期，哈薩克汗國建立。如前一節所述，哈薩克汗國的成文習慣法進一步鞏固了薩滿教習俗、部落觀念和哈薩克人的混合主義，使得伊斯蘭教始終無法成為哈薩克民眾的精神主宰。但同時，哈薩克汗國非常尊重霍加部落，並賦予了他們非常重要的教權。例如：霍拉桑霍加們擔任中玉茲的部分部落和整個小玉茲的教長；阿克闊爾干霍加擔任大玉茲及中玉茲部分部落的教長；杜阿納霍加擔任中玉茲和大玉茲部分部落的教長，後來成為了哈薩克可汗們的教長等。於是，強制的習慣法和寬鬆的傳教政策並行。在可汗的眼裡，毛拉和巴克斯都是他的左右手，幫助他溝通臣民們的精神世界。對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而言，傳統的薩滿神秘主義依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有一個奇幻的故事隱約反映出了這個事實：在征服塔什干後，阿布賚汗的軍隊兵鋒直指撒馬爾罕、希瓦、烏爾根奇這些河中伊斯蘭城市。在出兵之前，阿布賚汗忽然作了個奇怪的夢，他把自己的夢講述給帳前大臣吉繞（jiraw，是哈薩克人中傳承史詩的人）布哈爾說: 「我夢見一個白帳前伏著一隻老虎，它的頭低垂著。我正奇怪呢，老虎突然變成了熊，還沒有來得及細想，熊又突然變成了狼，之後變成了狐狸、兔子,然後陸續變成了各種小動物。」布哈爾為他解夢說道:「您是那隻老虎，您比老虎更果敢，富有魄力。您既有無比的聲名,又獲得了巨大的榮譽。但此後不會這樣了，老虎低著頭意味著您將逐漸失去命運之神的眷顧，請起駕返回您草原的大帳吧。您必須在您的故土瞑目。熊代表您的孩子，他們將過熊一般的生活，他們努力追隨您的事業和道路，並為此做鬥爭。面對的將是狼一般嚴酷的生活，人民將發生巨大的動蕩，將他們變成狐狸，之後，由於時間無情的主宰,為命運所迫,他們將變成野兔。之後，您子孫的姓名將逐漸不為人所知,他們與異族人將難以區分，我的大汗! 」於是年事已高的阿布賚汗撤軍返回汗帳所在的薩熱阿爾卡草原，三個月後在途中逝世。

筆者認為這個以一場與動物相關的夢，一個薩滿風格的、將動物與人的命運聯繫起來的解夢，以及可汗聽從「巫師」建議而改變計劃為母題的故事給我們傳遞了兩個信息：其一，哈薩克汗國統治階層中依舊存在著對古老信仰的依賴，故事中的阿布賚汗依舊像他的先祖們那樣具有薩滿式的思維，也依舊信任自己的「宮廷薩滿」；其二，哈薩克汗國的統治階層確實開始了重建南方宗教壁壘的行動，雖然阿布賚汗的逝去、沙俄的入侵等種種變故使得這個過程早早地夭折了。

注意一點，真正的毛拉並不認同巴克斯，而巴克斯卻不在乎，因此毛拉和巴克斯的結合可能巴克斯是主動的，如果發生在沙俄扶植伊斯蘭教的19世紀那就更說得通了。

這個階段是伊斯蘭教在哈薩克草原的第一次本土化改造。

2、伊斯蘭教在哈薩克的第二次改造

19世紀中前期開始的一個半世紀是伊斯蘭教在哈薩克被改造的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的歷史從哈薩克汗國的滅亡一直到蘇聯時期。哈薩克人經歷了伊斯蘭教正統派和原教旨主義的精神入侵，而後又在蘇聯的宗教高壓政策下回到了混合主義的宗教生活。

關於伊斯蘭教正統派和原教旨主義的傳入，主要因為兩個原因：

其一，因為哈薩克汗國滅亡，對南方伊斯蘭教傳播的政治壁壘被完全打破，河中伊斯蘭政權開始侵蝕哈薩克汗國昔日的領土。例如塔什干、塞拉姆·奇姆肯特等哈薩克汗國的南方重鎮以及塔拉斯河流域被浩罕汗國佔領，浩罕汗國甚至於奧馬爾汗時期（1809-1822年）佔領了哈薩克汗國首都突厥斯坦城[4]。在這個過程中，伊斯蘭教也被帶入哈薩克汗國的故土。哈薩克大玉茲於19世紀初被浩罕汗國入侵，大部分大玉茲人被浩罕汗國征服並成為其臣民。在這個過程中，筆者曾經做過田野的大玉茲阿勒班部落也一部分成為浩罕汗國臣民，這部分阿勒班人受到了浩罕汗國支持的伊斯蘭教的巨大影響。

其二，是沙俄對哈薩克汗國的征服過程中的宗教政策的影響。19 世紀60－90 年代曾在西伯利亞任職的沙俄軍官巴布科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引用了東方學家格里果里耶夫教授的話說：「在上一個世紀幾乎所有的吉爾吉斯人（沙俄對哈薩克人的誤稱）都是薩滿教徒，而且直至（19世紀）五十年代，還有很大的一部分仍舊是這種教徒。[5]」為了減少入侵的阻力並「感化」和管理分散而桀驁不馴的哈薩克游牧部落，沙俄在入侵哈薩克草原的初期曾偽裝成伊斯蘭教的支持者和保護者，對伊斯蘭教採取安撫和扶持的態度。沙俄還派遣了很多喀山塔塔爾毛拉進行傳教並撥款修建清真寺，力圖減少其向哈薩克其他地區進一步擴張的阻力。

據筆者在對阿勒班部落世系譜收錄人阿布薩米特·托克塔森先生和阿勒班部落史學者吐魯木別克·先生的訪談中了解到的情況顯示，這一政策也波及到了中俄邊境兩邊的阿勒班部落。如從19世紀50年代起喀山塔塔爾人毛拉便開始進入了伊犁地區的阿勒班人中[6]。自1870年至1915年，在阿勒班部落中開始出現了很多「哈吉」，即去麥加朝覲過的人，正如印度尼西亞在同一時期出現的情況。1881年，艾特氏族的別伊森拜在當時沙俄境內的熱阿伊穆別克縣圖們拜鄉建立了伊斯蘭宗教學校，而艾特氏族唐阿塔爾支族仍然高產毛拉和宗教學者[7]，他們很像印度尼西亞的kajaji，但規模遠沒有那麼大，當然也沒有形成原教旨主義的教團。

19世紀中期沙俄扶持伊斯蘭教發展的政策是哈薩克人規模最大、組織性最強且影響最深的一次伊斯蘭化過程。正如當時的哈薩克族學者喬坎·瓦里漢諾夫所說：「從1822年建立一批州以後，在很短的時間內，由於政府的關心，伊斯蘭教取得了極大的進步。在每一個阿烏勒都有毛拉和流動的高級宗教學校。如果誰不堅持三十天的把齋，並且不一天做五次禮拜，他就再也沒有發言權，也不會得到同族人的尊重。[8]」這次伊斯蘭化過程正如沙俄所預期的那樣使得哈薩克游牧部落從思想上開始臣服，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將哈薩克人「捆綁」在了以清真寺和宗教學校為中心的定居點及其周圍，這大大地改變了哈薩克人作為邊界不穩定因素的角色。當然這只是程度上的削弱，因為哈薩克人在中俄邊境的往來遷徙直到1916年中亞人民大起義時都還沒有完全消失。

但作為一個殖民主義帝國，沙俄需要進一步地同化哈薩克人。在「捆綁」政策初見成效之後，沙俄便開始在「初步文明化」的哈薩克草原建立「保證以東正教為教育的真正基礎。[9]」隨著俄羅斯移民的大量遷入和沙俄在哈薩克草原統治的確立，殖民當局開始興辦俄羅斯學校，強行推廣俄語，並在哈薩克草原宣傳基督教義，試圖使哈薩克人皈依東正教。同時，殖民當局開始不斷限制和削弱自己扶持起的伊斯蘭教會的權利，並加強對哈薩克人宗教生活的監督和限制。如限制哈薩克人成立伊斯蘭教社團，甚至不允許去麥加朝覲。這一切使得哈薩克人的部分上層人士受到了俄羅斯及西方近代文明的熏陶，筆者在前面所提的喬坎·瓦里漢諾夫便是阿布賚汗的後裔，作為貴族，他深受這種近代化教育的影響。俄式教育對哈薩克族的傳統文化和沙俄自己扶植起來的伊斯蘭教具有很大的衝擊作用，喬坎·瓦里漢諾夫指出：「一些蘇丹和富有的吉爾吉斯人（沙俄對哈薩克人的誤稱）將自己的妻子關在如同閨房般的帳篷里??吉爾吉斯人有時甚至在自己孩子尚處於搖籃之時就已為他們訂了婚。在我看來，這種習俗是可以改變的??現在大量的關於婚姻案的訴訟說明伊斯蘭教法已完全無力對抗日益發展的新的習俗，利用宗教法庭出現的問題，可以對我們草原上的宗教機構進行徹底的改革。[10]」

壓制伊斯蘭教的政策卻引起了業已成為穆斯林的哈薩克人的反感。實際上，除了深受俄式教育影響的部分上層哈薩克人，這一政策也從反面更加強化了哈薩克人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身份的認同。哈薩克人的精神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首先，在貴族和知識分子階層，伊斯蘭教成為精神生活的主流，雖然他們也會和牧民一起歡度更加古老的納吾熱孜節。他們中的宗教學者和哈吉越來越多，霍加氏族則在這個過程中改頭換面成為正統教義學習的先鋒。至1917年蘇聯成立為止，哈薩克人的知識分子和官員已經相當程度上伊斯蘭化了，以至於同年阿拉什自治政府成立時，絕大多數領導人和政要都是阿拉伯化的名字。其次，普通民眾也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是在沙俄統治下的哈薩克人的主體最為明顯。這種全民性的伊斯蘭化在蘇聯成立時已經達到了頂峰，以至於當希特勒於1942年成立其中亞土著軍隊「突厥斯坦團」時，其團員都是每天做五次禮拜的穆斯林。

然而哈薩克人在與沙俄帝國的周旋和互動中漸漸變成正統穆斯林之際，蘇聯的建立打破了這個過程。蘇聯作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中亞和哈薩克草原的探索性施行的幾代宗教政策其基調都是壓制宗教的。在這個過程中，蘇聯境內的所有制度化宗教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不但俄羅斯人的傳統信仰東正教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等少數民族的制度化宗教也遭受到了巨大衝擊。但在這個過程中沒有教義、沒有廟宇、沒有教會甚至沒有專職神職人員的薩滿教卻並未受到太大的打擊，因為它是一種很難「捕捉」的精神力量。

於是蘇聯的宗教政策使得哈薩克人的伊斯蘭教化突然中止，這使得薩滿教重新在民間發展起來，巴克斯們秘密地流動在村落間為哈薩克農牧民占卜、行醫、主持各類小型儀式。而昔日政府支持的和民間資助的教會中的毛拉們則部分的返回民間，有些被迫重新從事農牧業來維持生計，有些則慢慢成為和巴克斯相同的決色。筆者認為，巴克斯和毛拉的融合可能經歷了三個時期：其一是亞薩維派傳教至哈薩克汗國滅亡，亞薩維派雖然將伊斯蘭教教義和薩滿教的習俗進行了結合，但巴克斯和毛拉似乎是分明的不同角色，例如霍爾合特大巫師就曾經帶領各地的巴克斯反抗伊斯蘭教；其二是19世紀中葉起的伊斯蘭教大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特徵為巴克斯藉助毛拉的名義繼續履行占卜、治療和祭祀職能，並加入了很多伊斯蘭教的外部特徵，例如《古蘭經》經文被賦予魔力，占卜時會撕《古蘭經》來作為咒符，這在正統穆斯林看來是無法忍受的；其三，是蘇聯時期，這一時期伊斯蘭教的教會體制被壓制，哈薩克人的大部分毛拉流落民間，除了那些甘於變成農牧生產者的毛拉之外，部分毛拉選擇與巴克斯結合而在民間繼續活動，這也是為什麼這個時期會有一些巴克斯是從當時哈薩克地區唯一一所伊斯蘭經學院畢業的。

[1]布哈里輯錄、康有璽譯：《布哈里聖訓實錄全集·第四卷·第五十六篇：吉哈德·論與突厥人的戰爭》，香港基石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7年10月第一版，第464頁。

[2]《哈薩克族簡史》編寫組：《哈薩克族簡史》，民族出版社，北京，2008年4月，第368頁。

[3]【法】保羅·伯希和著、耿升譯：《卡爾梅克史評註》，中華書局，北京，1994年，第163頁。引自高汝東、白照蘭：「試論19世紀沙俄對哈薩克人的思想控制」，載《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3月第一期。

[4]《蘇聯哈薩克加盟共和國通史》，第一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民族所摘譯稿本（油印本），1975年，第246頁。

[5]【俄】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譯：《我在西伯利亞服務的回憶：下》，商務印書館，北京，1973年，第53頁。

[6]對阿勒班部落史學者吐魯木別克·喀山先生的訪談，特克斯縣文體局，2012年8月5日。

[7]對阿勒班部落世系譜收錄人阿布薩米特·托克塔森先生的訪談，伊寧市伊犁州治蝗滅鼠指揮部辦公室，2012年8月7日。

[8]【俄】喬坎·瓦里漢諾夫：《瓦里漢諾夫文集》，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出版社，阿拉木圖，1984年，第1卷，「南西伯利亞各部落歷史札記」，第303頁。引自高汝東、白照蘭：「試論19世紀沙俄對哈薩克人的思想控制」，載《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3月第一期。

[9]陳聯璧、劉庚岑、吳宏偉：《中亞民族與宗教問題》，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78 頁。

[10]【俄】喬坎·瓦里漢諾夫：《瓦里漢諾夫文集》（哈薩克文），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科學院出版社，阿拉木圖，1985年，第4卷，「關於草原上的伊斯蘭教」，第303頁。引自高汝東、白照蘭：「試論19世紀沙俄對哈薩克人的思想控制」，載《伊犁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3月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