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下的貝都因女性：希望與困境

「貝都因」一詞詞根在阿拉伯語中是沙漠的意思，即貝都因人棲居的地方。早在公元7世紀，貝都因人就已經出現在以色列內賈夫沙漠地帶。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大部分貝都因人被驅趕出或逃離內賈夫沙漠來到埃及的西奈半島、約旦和加沙地帶。

只有大概1萬1千多貝都因阿拉伯人留在了以色列。上個世紀50年代早期，以色列軍方強行將留在以色列的11個貝都因部落從內賈夫沙漠的南部和西部遷移到內賈夫沙漠北部一個叫西亞戈 (Siyag) 的地方。

以色列貝都因人的分布，圖片來源：網路

截至目前，大約有20萬貝都因人生活在內賈夫沙漠北部，其中一半人口生活在以色列政府90年代建立的7個城鎮中，另一半人口則居住在所謂的「無法識別的貝都因村莊」里。這些無法識別的村莊一般有200至5000人居住，缺少基本的水、電、公路等基礎生活設施。更為嚴峻的挑戰是，在以色列政府控制下，他們還面臨著房屋被摧毀、土地被徵收和人身被驅逐的風險。

傳統貝都因帳篷，圖片來源：網路

在這樣一個欠發達的社會裡，女性的地位難以保障。她們自身承受著三層來自社會的「壓迫」：作為僅占以色列人口20%的阿拉伯人，她們面臨著來自猶太人的競爭和壓迫；作為阿拉伯人中的貝都因人，她們是被主流社會忽視的少數群體；作為貝都因社會中的女性，她們又面臨著家長制傳統的層層束縛。

內賈夫沙漠地帶的貝都因教育概況

貝都因人的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國管控巴勒斯坦時期（1920-1948年）。當時，兩個並列的教育系統（猶太／阿拉伯）已經初見雛形。上個世紀20年代，英國管控政府在貝都因的5個部落里為貝都因男性提供教育。那時的貝都因人基本靠游牧和簡單的農業生產生活。這些貝都因學校也因此隨著游牧活動的開展而遷移各地。後來隨著固定農業的發展，每個部落逐漸有了固定的用於教育的場所。

牽著駱駝的貝都因人，圖片來源：網路

20世紀30年代，英國管控政府在貝爾謝巴為貝都因人建立了兩所寄宿制高中，一所為貝都因男性提供教育，一所為女性提供教育。但那時能上學的貝都因人基本都是當地謝赫或名門的子女。這種教育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即英國管控政府的結束後到20世紀60年代也消失了，貝都因人的教育在這一時期幾乎是空白的。

直至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在內賈夫沙漠地帶建立了7個貝都因城鎮後，兩所貝都因高中才建立起來，然而來上學的貝都因人少之又少。70年代，凱伊師範學院得以建立並吸引了一些貝都因學生。直到1976年內賈夫地帶才出現了第一代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貝都因學生，其中包括22名男學生和一名（也是第一名）女學生。80年代見證了貝都因高等教育的發展，尤其是女性教育。截至1988年，12名貝都因女性已經拿到了學士學位。以內賈夫沙漠的高等學府本·古里安大學為例，1993－1994學年僅有8名貝都因女學生，到了2005-2006學年，這一數字已經上升到190名，其中還有25人攻讀了研究生教育。

高等教育給貝都因女性帶來的希望

對於從未走出內賈夫沙漠的貝都因女性來說，接受高等教育無疑給她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改變和希望。對她們中的大多數來說，上大學即是她們第一次獨立地走出沙漠走進現代社會的機會。上大學也幾乎是她們唯一用知識為家鄉的現代化做出貢獻的機會。當然，正如摩洛哥著名女權運動家和社會學家法蒂瑪·梅爾尼斯所言，「接受教育似乎對女性自我認知、對她們的性別角色和社會角色的認知都產生了即刻的和巨大的影響。」

歷史上，貝都因人世代居住在與世隔絕的沙漠之中。其主要生計是牲畜養殖和農業生產。男性傳統上主要負責保護土地和接待外來客人，女性則主要負責從事農業生產。

因此，男性很大程度上還會依賴妻子關於家庭生計的經驗來作出決定，比如子女的婚姻、鄰里的關係等。然而，當以色列政府強行徵用貝都因人的土地時，女性則失去了傳統上她們在家庭中的重要角色。大批貝都因男性被迫走出沙漠去以色列社會尋求生計，從而大大減少了他們對妻子在農業生產上的依靠。女性的活動則基本限制在照顧孩子和其他家務勞動上。同時，對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越來愈高。這主要是因為失去土地的貝都因家長們在被迫走進以色列社會時，他們對自己子女接受教育以迎接外部社會的壓力的願望也越來越強。

從事紡織的貝都因女性，圖片來源：網路

對女性本身來說，接受高等教育是解放自我、擺脫男性束縛的機會。傳統上，貝都因女性外出一定要有父親或兄弟的陪伴。通過接受高等教育，她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社會地位並更加積極地參與到社會建設中。正如一位被採訪的貝都因女性所說，「我看那些我們村裡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孩跟我們是不一樣的。我跟她們說話的水平是比她們高的。因為我在大學裡聽到很多人說話，我也跟著學。在大學裡我真的變得成熟很多。」

其次，一旦貝都因女性懂得了讀寫，她們便可以要求參與社區投票。換句話說，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貝都因女性是被「隱形」的，而高等教育則給了她們「顯性地」走進社會的機會。這種改變越趨明顯更因為大多數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貝都因女性選擇返回家鄉工作。當然，另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則是對貝都因家庭發展和下一代的教育上。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貝都因女性不僅可以給自己的子女走出沙漠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直接的幫助，她們還可以在家庭事務上更好地與丈夫協作以應對變化的工作市場和貝都因社會。

Sarab Abu-Rabia-Queder 是著名的貝都因女性學者，她2006年從本·古里安大學博士畢業後又前往希伯來大學和牛津大學進行博後深造，目前在本·古里安大學任教，圖片來源：網路

高等教育給貝都因女性帶來的困境

然而，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貝都因女性也面臨著那些未曾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所不曾遇到的困境。總體上來講，她們不論是回到貝都因部落還是待在以色列現代社會都成了所謂的「陌生人」。一方面，她們在猶太社會裡面臨著經濟上、心理上、社會上的衝擊；另一方面，她們在貝都因部落里也面臨著邊緣化和陌生化的衝擊。

在以色列現代大學裡，她們第一次接觸了阿拉伯部落外的猶太人。然而，這一次猶太——阿拉伯文化的相遇帶給她們的是各種不適和衝擊。首先則是來自經濟上貧富懸殊的對比，一方是來自沙漠的貧窮少數群體，另一方則是來自現代都市的富庶主體民族。

在採訪中，一位貝都因女性談到和猶太同學相比的卑微感：「我來大學後發現我接受的高中教育遠遠滿足不了我們大學的要求。過去，我曾是我們高中成績最優秀的學生，但是這些成績和猶太學校比起來就什麼都不是。」這種卑微感和陌生感會在貧富懸殊的對比中更加明顯。一位來自本?古里安大學的本科生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她來自一個所謂的「無法在地圖上識別的」貝都因村落，她的家是一個簡陋的棚架，棚架里甚至難以找到一個放書本和學慣用品的角落。每當天氣突變，她就面臨不能及時去學校的困境。

這樣的家庭背景讓她看到開著轎車的猶太同學進出大學校園時發出感慨：「為什麼猶太學生什麼都有，而我什麼都沒有？」

回到她們原始的部落里，她們在以色列猶太社會感到的陌生感卻也並不會減輕。她們逐漸發現貝都因社會許多約定俗成的「社會契約」與她們在以色列大學裡接受的教育所倡導的「自由、平等、個人選擇」等等價值觀格格不入。她們也因此在傳統身份和現代身份之間輾轉徘徊。高等教育給她們帶來的一個最大的困境便來自婚姻和家庭。在大學裡，這些貝都因女性有了認識並相戀她們部落之外的男性的機會。

然而，按照貝都因人的社會習俗，女性的婚姻是受父母支配的，嫁給無聯繫或敵對部落的男性是難以想像的事。這些女性因此要麼放棄自己的戀人要麼與自己的傳統社會鬥爭。但是考慮到後者的代價，大多數選擇了前者即聽從父母在擇偶上的選擇。一位受訪的女性談到自己就是放棄了與外部落一名男子的戀情而嫁給了父母相中的同部落的男子。她說道：「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如果不這麼做人們會覺得高等教育會讓女孩子的行為變得不像樣，這會讓我的家庭蒙羞，我的姊妹受教育的機會也會收到影響。」

然而遵從父母的意願卻也無法保證她們擁有幸福的婚姻。在貝都因社會裡，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很難找到受到同樣高等教育的男性作為配偶。很多時候，她們嫁給的是父母為她們在同部落里挑選的並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男性。

一位受訪者談到她讀完大學後便回到她的部落，她的父親強迫她嫁給了一個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男性，但是他們的婚姻不到一年便走到了盡頭。她說道：「這個男人和我在一起時無法找到自我。他經常質問我為什麼人們尊敬我而不喜歡他，問什麼人們聽我的而不聽他的。在他眼裡我好像是一個巨人而他要想辦法把我壓矮。」

另一個困境則來自工作。很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貝都因女性選擇回到自己的部落工作。然而，貝都因社會傳統上能給予女性在公共場所工作的機會非常稀少。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貝都因女性在工作時就非常容易受到當地社會的不尊重。

一位受訪者談到自己大學畢業後回到家鄉擔任小學校長的故事：「我記得有一天我在教室里上課，一個孩子的父親突然在教室門口破口大罵，說我敗壞了貝都因女人的社會風俗，我當時沒有哭出來，但是我回到家後感到巨大的羞辱，雖然這個男人後來向我道了歉。」

可以看出，很多時候貝都因傳統的價值觀與現代教育所灌輸的價值觀是背道而馳的。這種衝突在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貝都因女性身上得到了充分體現。一方面，她們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追求自我獨立的女性；另一方面，她們仍然是貝都因集體社會的一分子。她們則在這兩者之間踽踽前行。

這種衝突和困境對於第一代走出沙漠走進以色列現代社會的貝都因女性尤為強烈，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貝都因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則是歷史潮流所趨。當越來越多的貝都因女性走出部落時，這種雙重身份帶來的困惑也將越來越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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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主筆 吳昊曇

編輯 葉笑語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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