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筆如劍：司馬遷與俠道

史家或許是對職業道德要求最高的一個行業，還原歷史真實是史家的使命與責任。一個優秀的史官必須時時刻刻拷問自己的良心，以確保公正無誤地記錄下歷史。史筆就像懸在圖謀不軌之人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縱使奸雄一時得勢，歷史地位與後世聲譽卻都決於史官一言。當史書的公正性受到來自強權的挑戰，晉董狐、齊太史們就會挺身而出，哪怕犧牲生命也要維護歷史真實。

遊俠是戰國秦漢社會特定發展階段產生的特殊群體。在時代變革的潮流下，他們開始活躍在歷史舞台上。遊俠結交豪傑，秉公解急，維護著其心目中的秩序與正義。他們有著一套內部廣泛認可的自我約束體系，行為處事無不依之辦理。為此原則，他們敢於以身赴險，死不旋踵。

從這一點上來說，史官與遊俠頗有相似之處。若獨論司馬遷，那麼他與遊俠之間就有著更多的的共通點了。他不但對遊俠稱頌頗多，運筆中也含三分俠氣，若非切身體悟，不能有此力道。遊俠行走江湖多倚恃武力，常配劍以彰顯其正直威嚴，而劍於後世更與俠義融為一體。古人言：「史筆如刀」，而我故以劍喻之，緣出於此。

本文主要以《史記·遊俠列傳》為文本材料進行研究，並通過比較班固與司馬遷對待遊俠觀念的不同，試分析司馬遷站在何種立場對遊俠表示讚賞。

一、 n亂世興變，遊俠出焉。

1.何謂遊俠

論及遊俠，首先提到的必是韓非。他最早對「俠」進行了定義：

「棄官寵交謂之遊俠」[1]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2]

其中尤以「俠以武犯禁」[3]此語最廣為人知。這一著名論斷也在《遊俠列傳》卷首被引用，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人的觀點。

荀悅對遊俠持相似的態度，他定義道：

「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4]

這些定義與評價均從負面形象描繪遊俠，反映了語者所代表的統治階級對遊俠群體的否定與批判，由此可見遊俠在專制政府眼中是影響統治穩定的反抗勢力。

《說文解字》則擺脫了價值判斷帶來的偏見，單從行為方式來解釋俠：

「俠，俜也。」[5]

俜即「使，任」，由此推之，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解釋。若以主動觀之，則俠是「發號施令之領袖」；以被動觀之，則俠是「為人驅使之輔弼」。兩種說法在歷史記載中均有據可依，其實是對遊俠的不同方面做出了註解。

而獨以司馬遷的態度與眾不同，他在《遊俠列傳》中高度讚揚了遊俠的品質：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6]

從司馬遷在書中所描寫的朱家、郭解等人的形象來看，確有體現。此外，他又將遊俠與「王公卿相」、「豪暴之徒」、「先秦刺客」作了區分，以突出秦漢遊俠之時代特性。

根據以上的不同材料，我們大致可以勾勒出秦漢時期遊俠的樣貌：

他們出身中下層，具備一定的武力和文化，遊離於國家體制之外，不囿於正統。遊俠們快意豪邁，重諾輕財，為人輔佐則竭忠盡智，交結英豪則一呼百應，「聚則自立門規、自成一體，散則獨往獨來、仗劍橫行」[7]。

2.何生遊俠

遊俠文化從戰國興起，到秦漢發展到了高峰，在武帝之後又漸趨衰落。當國家動亂，天下洶洶時，遊俠則大為活躍；當國家統一，政局穩定時，遊俠則默默無聞。可以看出遊俠活動的盛衰與政治形勢的好壞是反方向變動的。遊俠的產生，與此有著莫大聯繫。

戰國以降，國家秩序、社會形態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分封、宗法制受到毀滅性破壞，貴族逐漸衰落；井田制度瓦解，地主階級興起；諸侯之間的戰爭規模不斷增大，社會動蕩不安。顧炎武曰：

「春秋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周矣；春秋時，猶重祭祀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此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皆變化於此百三十三年之間。」[8]

周王朝統治秩序的崩潰，使得「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大量中下層的「士」階層從原有的社會結構中脫離出來。此即所謂：

「民乍失侯王之主而無歸，富而豪者起而邀之，而俠逐橫於天下。」[9]

這些人擁有較強的能力，卻失去了用武之地，從而為遊俠的產生提供了來源。於是「好文者為游士，尚武者為遊俠」[10]。

同期混亂的社會形勢使得國家力量無法貫徹到底層，這部分政府無法顧及的權力真空地帶需要其他力量來填補，這就給遊俠的存在創造了空間。

及至秦漢以後，社會形態較戰國初期已有絕大變化，遊俠的來源也因而更廣，成分更為複雜，不可一概而論。如《遊俠列傳》所傳之朱家、郭解則均非出於士，而更傾向地方豪強。

二、 n太史俠心，氣貫汗青。

1. 司馬遷的遊俠觀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11]

《遊俠列傳》開篇即對遊俠的精神品格進行了發掘和闡釋，這是對俠客之義的高度概括，體現了遊俠的全部特質。司馬遷對遊俠的稱頌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建立在對當時社會角色的分析和考察之上的。他將遊俠與儒者、術取卿相、獨行君子作了比較，認為遊俠比他們有更多值得讚揚的地方卻在歷史上湮沒無聞，為此十分感慨。儒俠皆有缺陷，儒者多見稱於世而俠者之行卻多隱沒；以權術取得卿相之位者雖然名列史冊，但實際上「固無可言者」；季次、原憲等獨行君子，「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脫離社會，與遊俠效功於當世不可同日而論。可見司馬遷對遊俠之義的肯定是在與其他人群社會價值比較後而得出的。

接下來司馬遷又列舉了一系列俠的稱謂：「布衣之俠」、「閭巷之俠」、「鄉曲之俠」云云。曾國藩就此概括道：

「《遊俠列傳·序》分三等人，術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憲，獨行君子，二也；遊俠，三也。於遊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閭巷之俠，一也；有土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12]

這裡的遊俠是廣義的。實際上，「有土卿相之富厚」說的是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這些王者親屬，雖有俠名卻非俠耳；而由「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遊俠亦丑之」可見，「豪暴恣欲之徒」也不屬於遊俠。那麼司馬遷所說的「真正」遊俠有且僅有「布衣閭巷之俠」一種而已。他此段文字飛揚跳脫，對遊俠作了諸多分類，參照曾國藩的判斷便可以弄清太史公的思路。

在這些論述之後，司馬遷對俠客之義的意義作了簡短有力的總結：

「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13]

《史記》對於中國史學和文學傳統的影響是巨大的，司馬遷用單獨列傳的待遇高度肯定了遊俠。他第一次將「遊俠」和「遊俠精神」正式納入主流文化的視野，從而奠定了我國文學中「遊俠」傳統的大方向。

2. 來源

司馬遷對遊俠的評價很高，而大多數稍早或稍晚的學者對遊俠卻持保留乃至批評的態度。為什麼司馬遷會做出這樣的價值判斷呢？他的遊俠觀念來源於何處呢？

在韓非之前，儘管沒有俠這一具體概念，但也有了早期的任俠活動。較為接近俠客的一類人即是墨家弟子。墨子在其著述中透露出對此類行為的肯定：

「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14]

「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15]

魯迅對墨家與俠的關係作過論述，說：「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16]但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墨子之徒等同於俠（在前文我們已經對遊俠的形象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可以看出墨家弟子與之是有不同的），或許可以稱之為俠的雛形。

劉飛濱教授認為司馬遷的遊俠觀繼承自墨子，並將之發揚光大[17]，我認為這是缺乏依據的。事實上我們無法確定司馬遷的遊俠觀是受到墨子的影響，不單從《論六家要旨》中對墨家的評述不能見其端倪，《史記》也僅將墨子的簡介附於《孟子荀卿列傳》之末，與為孔子作世家幾乎天壤之別。種種跡象表明司馬遷對墨家的研究並不十分深入，司馬遷遊俠觀繼承於墨子則更無跡可尋，對韓非的遊俠定義的繼承反而有更多體現。

我認為司馬遷這種觀念的形成更多地來自其自身個性與經歷。司馬遷為人「尚氣好俠，有戰國豪傑之餘風，故其書敘用兵、氣節、豪俠之事特詳」[18]，又「遭李陵之難，交遊莫救，身受法困，故感遊俠之義，其辭多激」[19]。這兩個要素是他對遊俠之義肯定的內在根源。

司馬遷生於太平時代，但離秦漢紛爭距離也不過百年。他早年遊歷天下，網羅放佚舊聞，本就頗似遊俠的經歷。當他面對各地歷史遺迹之時，難免將自己代入到那些風雲變幻的時代中去，而縱橫天下的豪俠義士們在他心裡也留下深刻的印象。司馬遷少時自負才能，大有建功立業的壯志豪情，加之以洒脫豪放的性格，對遊俠產生景仰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李陵之禍後，司馬遷對身邊的朋友產生了失望心理，他在《報任安書》中說：

「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20]

司馬遷在遭遇困難時，朋友們誰也不出面營救，沒有人肯替他說一句話，這怎麼能讓他不感到寒心呢？「誰可告愬者！」幾乎聲淚俱下！他「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在這種情形下，急公好義的遊俠在司馬遷看來就更加難能可貴，超凡脫俗了。「俠客之義曷可少哉？」因而他對遊俠的高度讚頌也是合乎情理的。此外，遊俠們擁有高尚品質卻不被主流社會所接受，與司馬遷自身經歷頗有相似之處，借歌頌遊俠司馬遷或許還隱隱透露出對統治者的不滿。

3. 目的

《太史公自序》中對《遊俠列傳》的說明是：

「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遊俠列傳第六十四。」[21]

《自序》中，對各傳的說明文字，比較常見的是簡要交待歷史事件和主要人物，是該傳的內容提要；有的同時還交待其人其事的歷史意義；也有很多是同時對主人公的行為、道德做出評價。但《遊俠列傳》有所不同，它用「仁」、「義」等道德概念將這一類行為上升到普遍的意義上。司馬遷在認可遊俠「不軌於正義」的情況下，仍然這樣寫，說明他側重的不是遊俠們具體的行為，而是行為中所體現出的普遍道德。[22]這也是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選擇性選取材料的原因。

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司馬遷肯定遊俠之義是為了宣揚一種他認可的道德：捨己為人，扶危救困，言出必行等等。

《伯夷列傳》寫道：

「若主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縱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災禍者，不可勝數。」[23]

司馬遷生活的時代雖然是全盛時代，但也不乏顛倒黑白之事：竇嬰被田蚡誣陷；李敢被霍去病射殺；自己也被宮刑。這都使司馬遷深深感到現實中道義的淪喪[24]，「涉亂世之末流的中材」是多麼需要「窮窘而得委命」的賢豪！通過對遊俠的讚揚，司馬遷希望他們身上的急人之難、捨己為人的精神能夠得到世人的關注。

三、 n馬班之爭，是奸與仁？

1. 班固的立場

班固是著名的儒者，也是皇帝的代言人，他代表的是統治階級的意見。他為遊俠立傳完全是為了維護禮法，向統治者建言示警。[25]

《漢書·遊俠傳》開頭就寫道：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日：『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白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26]

班固強調了儒家的等級秩序的重要性，隨後又指出遊俠之弊端。先說戰國公子們「皆藉王公之勢，竟為遊俠」，導致「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繼而又將遊俠與豪強賓客、外戚屬臣歸為一類，認為他們「權行州域，力折公侯」，借權弄私，敗壞社會秩序。[27]班固看重的是遊俠「以武犯禁」威脅統治的那一面，與韓非本出同源。他如此排布文章，顯然是在告誡統治者注意防範這種情況。

與司馬遷對遊俠認識深刻、劃分清晰不同，班固由於立場、經歷的不同，對遊俠群體的定義不如司馬遷那樣明晰。《漢書》中的遊俠群體範圍很廣泛，並未詳細區分，既有朱家、郭解等閭巷之俠，又有萬子夏、樓護等官僚之俠。[28]可以看出，《漢書》所增遊俠有官僚色彩，缺乏原則，也不具備《史記》遊俠所必需的品質，早就不是司馬遷筆下的遊俠了。

2. 班固的批評是否合理

司馬遷將遊俠與儒生相提並論，認為遊俠比處士更有社會意義，稱讚他們是「仁」、「義」的典範。這對於儒生班固而言自然是不可理喻的，他給出「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的批評自然也在預料之中。然而秉持遊俠之義的司馬遷又怎麼會記錄不公正的歷史呢？我們通過研究郭解的列傳，即能對他的史筆了有所了解。

《遊俠列傳》全文共1989個字，其中序文666字，其他傳文405字；而郭解傳文連同文末『太史公曰』則達918字，幾佔全篇之半。除了司馬遷對其了解比較多之外，更核心的原因則在於司馬遷想通過郭解這一人物，體現他對遊俠的一些看法。仔細分析傳記中所載的郭解事迹，可以發現，郭解的形象並非完全對應司馬遷歌頌的遊俠精神。司馬遷在傳記中著重強調了郭解的社會影響力而不是他的優良品質。他在一開始就描寫了郭解的負面形象：

「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鑄錢掘冢，故不可勝數。」[29]

而後的少年跟從、賓客為郭解殺人等事情，也都不是為了突出其個人品質。儘管司馬遷也表現了郭解慷慨大度，謙虛仗義的一面，但這篇傳記的重點仍然在於凸顯郭解擁有的社會影響力。而這也是郭解之死的原因。殺人或許不算什麼，但郭解依靠自己的勢力能夠操縱地方政治，甚至於讓衛青替他求情，這是漢武帝所絕對不能容忍的。

司馬遷費如此多筆墨塑造郭解的形象，記載他的這些事迹，是對以郭解為代表的遊俠風尚對社會秩序和法制等造成的負面作用的重視。司馬遷並未因個人喜好一味褒揚郭解，只是客觀記述，但讀者可以從中對遊俠有一個比較全面、理性的認識。因而我以為班固對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的批評有失公允。

郭解之死，是遊俠與專制政權不可調和的矛盾造成的的必然結果。司馬遷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感慨道：

「『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我們在關注司馬遷對遊俠的評價時，往往只看到大段的褒獎，而忽略開頭「不軌於正義」之語，則以為司馬遷有失偏頗。從郭解傳看，司馬遷不僅寫了其有人格魅力的地方，同樣也寫了其違法犯禁的事實。這體現了司馬遷尊重歷史事實，堅持客觀的態度。班固評價司馬遷說：

「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30]

斯言得之，豈其史之俠也？

--------------------------------

注釋列表：

[1] （戰國）韓非撰，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中華書局，1958，第18卷《八說》。

[2] （戰國）韓非撰，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中華書局，1958，第18卷《八說》。

[3] （戰國）韓非撰，陳奇猷校注《韓非子集釋》，中華書局，1958，第19卷《五蠹》。

[4] （東漢）荀悅，《漢紀·孝武皇帝紀一卷第十》。《兩漢紀》，中華書局，2005。

[5]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中華書局，1963。

[6] （西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中華書局，2013。

[7] 駱玉明，《中國遊俠史·序二》，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8] （明）顧炎武，《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卷一三。

[9] （明）王夫之，《讀通鑒論》，中華書局，2004，卷三。

[10]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 （西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中華書局，2013。

[12] （清）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3] （西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中華書局，2013。

[14] （春秋）墨子，《墨子》。張純一，《墨子集解》，成都古籍書店，1988。

[15] 譚戒甫，《墨經分類譯註》，中華書局，1981。

[16] 魯迅，《流氓的變遷》，《萌芽月刊》，1936，第一卷第一期。

[17] 劉飛濱，《論司馬遷的遊俠觀》，《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18] （宋）張耒，《柯山集》，中華書局，1990，卷三八《司馬遷論下》。

[19] （明）凌稚隆，《史記評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卷一二四。

[20] （西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中華書局，2013。

[21] （西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中華書局，2013。

[22] 張毅，《<史記>中的<遊俠列傳>研究》，上海，復旦大學，2005。

[23] （西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中華書局，2013。

[24] 張立海，《淺論司馬遷的俠義精神》，《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2006。

[25] 張光全，《司馬遷、班固遊俠思想比較》，《史學月刊》，2003。

[26] （東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2007。

[27] 劉秀敏、彭薇，《司馬遷與班固遊俠觀之比較》，《文教資料》，2011。

[28] 岳嶺，《<史記遊俠列傳>與<漢書遊俠傳>之異辨——兼論司馬遷與班固的史家主體意識》，《湖南師範學院學報》，2011。

[29] （西漢）司馬遷，《史記（點校本）》，中華書局，2013。

[30] （東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2007。

題圖來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