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國響：唯心自知，歌以詠志——微創與挑戰並行

蔡國響，男，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大腸外科副教授、副主任醫師、碩士生導師、科主任助理。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臨床醫學學士、腫瘤學博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醫學院、醫院博士後。中國抗癌協會大腸癌專業委員會青年委員、學組委員;中國醫師協會外科分會肛腸外科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抗癌協會大腸癌專業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抗癌協會腫瘤微創治療專業委員會腔鏡外科學組委員。從事腫瘤外科工作15年，擅長於大腸腫瘤及其他腹部腫瘤的外科治療和多學科綜合治療，尤其是大腸腫瘤的腹腔鏡微創手術和腹膜轉移癌的外科治療。率先開展外科手術切除聯合腹腔熱灌注化療治療難治性腹膜轉移癌。在直腸癌外科治療和多學科綜合治療方面的臨床研究成果獲得上海市科技進步二等獎和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在大腸癌複發轉移的多學科綜合治療方面的臨床研究成果獲得教育部科技進步二等獎、中華醫學會中華醫學科技二等獎。獲得腫瘤醫院十大醫務青年、優秀員工、優秀共產黨員、優秀碩士生導師稱號。作為第一負責人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國家級、省部級科研課題14項，總科研經費355萬。入選上海市浦江人才、上海市青年科技啟明星計劃、復旦大學卓學人才等人才計劃。作為分中心負責人承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作為骨幹參與國家863計劃、上海市科委、衛計委重大科研課題和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以第一/共同第一/通訊/共同通訊作者發表學術論文34篇，其中SCI論文23篇。擔任《國際腫瘤學雜誌》（中華醫學會系列雜誌）編委、Gastroenter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特約編委和BMC Cancer、《中國癌症雜誌》等國內外學術期刊的審稿專家。參與編寫《循證結直腸肛管腫瘤學》、《結直腸肛管癌》、《醫學研究生入學考試精要叢書－腫瘤學》、《中國腫瘤臨床年鑒》等著作。

採訪 唐曄 編輯 文刃

採訪筆記

「他的心學，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奇葩，是值得每個人為之驕傲的財富，引領了明末的思想解放潮流，近代的康有為、孫中山都從其中受益匪淺。」談話時，我們突然聊起王陽明，我們都對這位偉大的哲學家，軍事家，文學家，思想家仰慕不已。

復旦大學大腸癌診治中心、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大腸外科，副主任醫師蔡國響。復旦大學腫瘤學博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醫院博士後，從事腫瘤外科工作15年，擅長於腸道腫瘤及其他腹部腫瘤的手術治療和多學科綜合治療。

精細，冷靜，理智，特別有耐力。這是他在手術台上的風格，所以，那種難度係數大的，一做六七個小時的比如腹膜轉移性腫瘤這樣的手術，很多病人會找上他，很多業內同行包括科室蔡三軍主任也會推薦找他，「有許多是外院拿不下的，這類手術風險大，耗時長，併發症多，一般能推就推了，都建議做姑息化療，但是，我還是想和患者一起去爭取也許是最後的機會，一起搏一搏。」

病人說他心眼好，態度好，無比耐心，有時連護士和小醫生都會覺得他對病人太好，太為病人著想，「這種惻隱之心，碰到不明理的病人家屬，反而不利於患者的管理，有時反而會被護士和小醫生勸說。所以，其實特別希望這樣的好心，能夠得到每一位病人和家屬的理解。」

手術台上，他自稱有潔癖，「除惡務盡，哪怕一丁點腫瘤切不幹凈，都會渾身不自在，悶悶不樂，心事都寫在臉上。」所以，他特別注重細節，注重腫瘤的徹底清掃、無瘤操作和無菌操作，不遺餘力。

在美國學習一年，他感慨不已：「技術上不差什麼，人文關懷就差太多了。保護病人隱私是醫生天職，每個病人都有知情權，醫生只能對著病人本人表述，連家屬知情都要得到病人授權。國情不同，美國尊重個體，而中國，本就是個紐帶社會，個人反而不那麼重要。」

十萬分之五十左右的發病率，除了肺癌就是大腸癌，上海癌症發病率列第二位。他坦言，生活改變了習慣，膏粱厚味，不懂合理攝入和代謝，就一定在體內作祟。「篩查很要緊，可以早期發現，早期治療。」

每天有一段時間，他最是輕鬆，早晨六點半，地鐵里人來人往，他安安靜靜站著，聽著音樂，讀電子書，他讀的是《明朝那些事兒》，列車隆隆向前，歷史倒退數百年，這種時空感耐人尋味。「歷史值得一讀，但不是教科書上斷章取義的歷史，把每個人都放在特定的語境下，那些早已貼了標籤的人物，都是那麼新鮮和令人詫異，善與惡，道德與偽善，都是一紙之隔。」

我笑了，人生一世，百般執念，到頭來，逃不出蘇東坡一首打機鋒似的《觀潮》，廬山煙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還來別無事，廬山煙雨浙江潮。

一路成長

蔡國響是福建泉州晉江人，從小到大一直是個成績優異的孩子，高二時還獲得過化學奧林匹克競賽福建省一等獎，獲得參加全國夏令營和直接保送廈門大學化學系的機會。自己擅長的未必是自己最喜歡的，他對老師說，以後不想繼續做化學，僅止於此。但又不想浪費了之前的努力，於是在高考填報志願時找了個和化學相關，錄取分數線最高之一的專業——臨床醫學。

1996年，蔡國響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上海醫科大學。身在華山班的他，選擇了保研到腫瘤醫院腹部外科。一路輪轉、成長，最終留在了腫瘤醫院大腸外科。

腫瘤醫院大腸外科主任蔡三軍教授，那時起就是蔡國響的研究生導師。從第一次做助手到半主刀，都是老師帶著蔡國響循序漸進，直到他能夠獨自完成一台手術。蔡三軍教授已是名滿天下的外科醫生，中國抗癌協會大腸癌專委會全國的主任委員。談及恩師，蔡國響倍加敬重和感恩。「蔡老師是特別有手術天賦的外科醫生，手術做得特別漂亮，是蔡老師把我帶入了腫瘤外科領域，我是在他的言傳身教之下一點點成長起來。特別難忘記，我剛剛開始主刀的時候，有一次手術開始得很晚，將近夜間十一點時突然出現骶前大出血，情況很危急，那時還是經驗不足，搞不定，最困難的時候想到了蔡老師，是蔡老師深夜從家裡趕來幫助止住了血。」

20世紀末期，腹腔鏡技術的誕生，使傳統外科治療模式發生了深刻變革，外科醫師面臨著新技術的巨大挑戰，使他們不得不接受微創外科的洗禮。21世紀初，腹腔鏡在國內的普及率還不高，腫瘤醫院一直到2009年以後，才陸續開展腹腔鏡手術。

那時大腸外科只有一台腹腔鏡，醫生只能輪流接台手術，輪到蔡國響時，往往已經是晚上七八點鐘。但是因為覺得腹腔鏡手術是未來的潮流，作為一名比較年輕的醫生，不去學，就跟不上時代了。「況且既然遇到了合適的病人，卻還是去開早已熟練無比的開放手術，豈不可惜？蔡國響說。「腹腔鏡手術特別需要耐心，同事們說我有耐心，遇事冷靜，手術當中好像什麼事都hold得住。」

一念之間

有個60多歲的腸癌腸梗阻病人，非常堅強，非常尊重醫生，依從性非常好。病情複雜，接受了數次手術和長時間的化療。「他和家屬都非常信任我，全力配合。直到現在還生存著，這麼多年下來，他的一家和我早已成為非常好的朋友。碰到這樣的患者，其實也是醫生的福氣。和諧的醫患關係，讓醫生可以更積極從容地應對挑戰。」

蔡國響認為，如果病人對醫生是信任和尊重的，那麼不管治療效果怎麼樣，都會真心感謝醫生。「如果信任我們，哪怕風險大，我們也願意努力嘗試各種方法；如果不信任，那就兩手一攤，沒辦法了，或者去找別的醫生試看看。病人對醫生的不信任，如果被察覺了，醫生就可能變得保守，不願意承擔風險。」

實際上，有些手術做與不做，就是一念之間，可以往前走一步，也可以往後退一步，最終取決於醫患之間的溝通，這裡帶有很多主觀因素。蔡國響認為，一個手術能做不能做，不同的醫生有不同的看法，同一個醫生今天可能這麼想，明天又可能那麼想，雖然患者會覺得很不可思議，但其實現實就是這樣。「一些風險很大的手術，如果不做，病人可能就沒有治癒的機會了，但是在現在的醫療環境下，醫生會考慮，如果現在我拚命了，到後來病人來找我拚命，那我當然不願意做。醫患之間要是相互信任，我會拋開一切非醫學方面的考慮，回歸專業面，從醫學角度考慮應該怎麼做，給病人帶來更多的機會。」

儘力而為

每個手術醫生都有自己的手術特點。

蔡國響是個特別注重細節的人，他覺得，自己適合去做需要精細操作和耐心的手術，比如腹腔鏡手術，以及複雜度高、時間長的手術。「遇到一些腫瘤切不幹凈，可能有的醫生就放棄了，切不幹凈也就切不幹凈了，留下的部分去放療、化療。但是當我發現自己面臨腫瘤無法切除乾淨的境地，會非常痛苦，我會告訴自己，這可能是患者最後的一次機會，不能輕易放棄，只要有一點的機會，都要去爭取。我多花一些時間，手術可能可以做得更加乾淨徹底。有些腹膜腫瘤轉移的病人，手術非常困難，需要無比的耐心和更多的時間。」

他還有其他一些小習慣：手術中反覆沖洗腹腔，他固執地認為，這樣也許可以減少病人術後的一些併發症，減少癌細胞的播散種植。「多衝洗是不是一定會有更好的效果，實際上也很難講。但這就像一種潔癖，我忍不住會這樣做。」他說他心中有一把尺，每台手術做完以後，他就拿尺衡量自己，問自己，我儘力做到最好了沒有？如果哪個地方有欠缺，他就會坐卧不安。每天回家路上，他都努力回想所有的手術細節，是不是有漏掉哪一個細節？還有哪些不夠滿意的地方？還能怎樣做得更好？

但是蔡國響說，太注重細節，有時也會成為一種「缺點」，手術時間會延長。「我希望，認真耐心治療每一個病人，不會因為貧賤富貴，而對病人另眼相待。我對自己的要求是，每次手術結束，我可以對著自己的良心講，我儘力了。」

病人會通過給蔡國響寫信、送錦旗等方式，表達對他的感謝之情。「禽流感流行的時候，有個病人送來一隻活雞感謝我，我只好養在院子里，後來被居委會抓去殺掉了。」蔡國響笑著說。

口述實錄

唐曄：您現在主攻哪個領域？

蔡國響：我現在主攻兩塊，一是結直腸癌的腹腔鏡微創手術，常規的手術追求創傷更小，腹腔鏡手術可以做得和開放手術一樣好，治療效果一樣好，甚至在某些方面還有獨特的優勢；另一塊是做一些複雜疑難的手術，特別是腹膜轉移癌的手術切除聯合腹腔熱灌注化療。其他醫院、其他醫生不願意手術或者認為無法手術的病人，會有很多醫院和醫生推薦給我。他們不願意或者認為無法手術的原因，可能是疾病比較罕見，比如闌尾、腹膜粘液性腫瘤，經驗不足；也可能是不願意去做長時間的手術，承擔較大的手術風險；還有就是觀念不同。

唐曄：據說您在美國學習過，您在美國期間學到了什麼？

蔡國響：2010-2011年，我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腫瘤中心待了一年。一部分時間在腫瘤外科跟著開刀，看門診，做臨床研究，觀摩臨床，參加例會，其他時間在實驗室里，做博士後研究。時間過得非常充實。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院是美國最好的醫院之一，曾經連續20年蟬聯美國最佳醫院。這段經歷開拓了我的視野。學到了新的治療理念和技術，學到了做臨床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美國醫院很注重人文關懷，對病人的隱私保護比國內好很多，比如我們調閱病人病例，不會直接看到病人真實的信息，而是一些編號。看門診的時候，一個診室里只有一個病人，病房也是單人房間較多。我現在也是這樣，很注意保護隱私，不會和別人說「某某某，你也認識，他/她的手術就是我做的」。

唐曄：國內與之相比，還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夠？

蔡國響：國外的醫生，診治的病人數量沒國內多，但是輔助醫生的人員特別多，一個醫生，配幾個輔助護士，醫生可以避開一些繁瑣的日常事務，更多精力集中在臨床診治和研究。還有，國外會有相對完整的病例檔案，病人會加入到各種臨床研究。我們的病例資料收集得不夠全，不夠細，參加臨床研究的病人很少。將來要想辦法做得更細，把病人各方面資料收集得更全，同時要爭取做更多前瞻性的臨床研究。

唐曄：手術與否，一般是誰簽字做決定呢？

蔡國響：國外是病人自己做決定，家屬要想了解情況，還要得到病人的授權，否則醫生不能講。國內一般是家屬做決定。手術風險多大，在國外都是跟病人溝通，國內是，兒女先跑進來說，蔡醫生，先不要告訴我老爸這個病情，怕知道了受不了。

唐曄：遇到實在沒辦法手術的病人，您怎麼辦？

蔡國響：實在沒辦法手術了，可能就推薦到腫瘤內科或放療科姑息化療、放療了，當然也會盡量提供一些信息，比如新葯臨床試驗，比較有意義的支持治療，希望能夠讓患者儘可能獲得更好一些的生活質量。有些病人來的時候，推薦人說，你去找腫瘤醫院蔡醫生，蔡醫生說不能開，那就不能開了。因為我在大家的印象中是比較積極的，只要有機會，比較敢冒風險，不怕花時間，一定去努力。手術而言，可能在我這裡就是最後一站了。

唐曄：您現在關注的是什麼？

蔡國響：腹腔鏡微創手術領域的發展，還有新的臨床治療技術。我特別願意去嘗試一些自己以前不做的，新的東西，包括有一些小技術上的改進。我去參加學術會議，特別想知道別人在做什麼，國外在做什麼，有沒有新的技術，新的治療方法，我們可以去學。腹膜轉移性腫瘤，比如結直腸癌腹膜轉移，闌尾/腹膜粘液性腫瘤是我特別關注的一個領域，自己也在致力於在這個領域進行系統深入的臨床基礎研究。首先是臨床治療，研究如何通過一些新的影像技術、手術方式、手術器械、精確控溫的腹腔熱灌注化療來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光靠手術很多病人還是治不好，有些新方法，比如新葯應用於腹腔熱灌注化療，比如免疫治療，可能對病人有效果。

其次是預防措施。一旦發生腹膜轉移了，哪怕手術做得再滿意，也不一定達到好的效果。因此，盡量在第一次手術的時候，就要想辦法盡量避免將來出現那樣的情況。所以，我會特別注意無瘤操作原則，盡量減少醫源性播散，同時也在開展臨床研究，通過輔助性腹腔熱灌注化療來減少腹膜轉移癌的發生。在基礎研究方面，我們建立了腹膜轉移癌動物模型，深入探索腹膜轉移癌發生的機制和新的干預措施。另外，我們努力的方向還包括大腸癌的社區篩查、早期診斷，生物學標誌物的研究，探索怎麼能夠讓病人更早地發現疾病，更早接受治療，取得更好的效果。

唐曄：大腸癌為什麼高發？

蔡國響：飲食和生活方式可能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現代人多高脂肪、高蛋白，高熱量飲食，體力鍛煉也少。我們生活越來越好，腸癌發病率也越來越高。

唐曄：有什麼事情是特別想做的？

蔡國響：特別想在腸癌領域能實現新的進展，比如腹腔鏡鏡微創手術方式的創新，還有就是腹膜轉移癌的病人能夠找到更好的綜合治療辦法，比如手術+腹腔熱灌注化療+全身化療/靶向治療+免疫治療，能突破瓶頸。腹膜轉移腫瘤的病人我做了不少，的確是比較困難的手術。但我還是很願意去做這樣的手術，不怕花時間，不怕冒風險。也希望能夠發現有用的生物學標誌物幫助早期診斷，更早地發現癌症病人，因為早期治療肯定比晚期的好。

唐曄：您有什麼別的愛好嗎？

蔡國響：我愛打羽毛球，網球，但現在因為工作忙碌和運動損傷，打得少了。現在就是堅持跑步和力量訓練，一個星期三四次，健身為主。

我現在上班不大開車了，就坐地鐵，一邊聽著音樂，一邊在kindle上讀《明朝那些事兒》，快看完了。我最欣賞明朝的王陽明，殿堂級的聖人，他的成就非常全面，尤其是「心學」，對於現代人仍然很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