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頑疾——豪族的野蠻生長
【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試圖以此將西漢的衰落悉數歸罪於元帝的軟弱和俗儒的迂腐，然而西漢的衰落在本質上是一種根源於秦漢帝國體制的頑疾，在經歷了武帝到宣帝近百年的鼎盛之後，秦漢帝國終於在元成時代走向了衰落，與其說元帝是西漢衰落的罪魁禍首，不如說他也只是被這股歷史大潮裹挾著的可憐人，真正摧毀秦漢帝國的，是編戶齊民體制的崩潰和豪族的野蠻生長。
誠如上言，秦漢帝國是中國古代最為強盛的時代之一，而其強盛的基礎則在於其編戶齊民體制，這一制度的全民推廣，意味著國家可以有力的掌握戶籍，有效的組織、動員、利用民間的財富和兵源，為富國強兵、開疆擴土奠定了基礎。在漢武帝時期，通過打擊遊俠、巨富，西漢消滅了戰國以來殘存的社會勢力，編戶齊民得到了徹底的落實，國家力量臻於極致，從而開啟了長達百年的武宣盛世。
然而國力達到頂峰也就意味著國力即將開始下降，這裡的問題在於，編戶齊民制度本身就不是牢不可破的，本身平民依據財富、地位的不同有強弱之分、貧富之別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有比自耕農更強大的豪族存在才是正常現象，但是國家希望通過編戶齊民加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形成「一君萬民」的社會結構，加強社會的穩固，然而這種結構的維繫極其依賴於皇權及其官僚系統的調控，然而到了宣元之際，高效運轉將近百餘年的漢家制度開始老化，加之民間財富的分化，編戶齊民制度下的一部分人強大起來，突破了編戶制度的桎梏，成為一股影響國家統治的新勢力——豪族。
豪族在本質上同遊俠一樣也是一種社會勢力，但是與遊俠、巨富不同，豪族本身就是植根於編戶齊民制度之中。遊俠和巨富是戰國時代的遺存，他們生長於巨變社會的夾縫處，他們本身就是舊時代的遺老，終將成為先秦時代的葬歌，但是豪族不同，在豪族憑藉自己的努力成為【武斷鄉曲】的豪族之前，他們的先輩和其他的編戶民沒有區別，他們本身是編戶齊民制度的一部分，但是他們一步步突破了編戶的桎梏，成為了縱橫一方的地方勢力。
豪族對國家力量的影響在《史記·平準書》里有明確的記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豪族通過武斷鄉曲、隱匿戶口，與國家爭奪戶籍。隨著官僚機構的腐化，行政效率降低，國家能夠得到的財富被官僚侵奪，為了增加稅源苛捐雜稅大量增多，這更加加大的自耕農的壓力，編戶民為了躲避國家的苛捐雜稅往往依附於地方豪族，這使得國家能夠徵收到的稅源和兵源進一步減少，由此進入一個惡性循環，腐朽的官僚系統和豪族的野蠻生長一步步榨乾了帝國的財富和命脈，豪族的不斷強大加劇了土地的集中，自耕農不斷破產，社會矛盾層層惡化，最終導致了西漢的終結。
其實豪族的興起最早可以追溯到武帝時期，但是武帝、宣帝通過強硬的徙陵政策不斷打擊豪族的勢力，因而維繫了國家的穩定，但是到了元帝時期，豪族的強盛已經難以抑制，強硬的徙陵政策在之後鮮有出現，與其認為自元帝開始的諸位漢家天子全都生性軟弱（事實上至少哀帝可絕不是個軟弱之人），倒不如說是豪族已經強大到國家無法對其實施強硬政策，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西漢後期以來儒學的興起，與其說是元帝的個人偏好，不如說是面對豪族兼并土地的嚴重問題而產生應對措施，早在王莽改制之前，師丹、孔光已經開始試圖進行井田制改革，重新恢復土地秩序，然而這樣的改革只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最終一片混亂之中西漢走向了滅亡。
光武帝重建了帝國，但是卻未能解決秦漢帝國的頑疾，全新的官僚機構使得行政更加有效，但是豪族問題卻依然無法根除，度田事件更是又一次展現了豪族不可忽視的力量。到了東漢中期，豪族問題進一步惡化，豪族通過學習儒家經典，以察舉製為上升渠道，形成了一種新的形態——士族。士族是三種身份的結合：豪強、儒生、官僚，這使得他們在朝堂之上舞動權柄，退到地方又是一方豪強。因為前者，他們的權力進一步上升到國家層面，因為後者，他們無需仰人鼻息，到了東漢末年，上層的腐朽和地方勢力的泛濫，最終徹底摧毀了秦漢帝國，東漢諸州從監察區轉變為行政區不僅意味著地方軍閥的興起，更是意味著整個秦漢帝國體制的崩潰。
秦漢帝國立足於他的編戶齊民制度，然而社會勢力的自然生長卻在其中造就了豪族這一地方力量，國家試圖打擊豪族卻無法抑制其野蠻生長，豪族的存在導致了土地集中、稅源減少，最終導致了西漢的滅亡，而東漢時代，豪族進一步轉變為士族，加上皇權的衰弱，秦漢帝國徹底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力，帝國徹底瓦解，董卓東進的號角不僅意味著東漢的衰亡，更代表著整個秦漢時代的終結，異族在北方蠢蠢欲動，動蕩的魏晉時代即將到來。
後論：
中國傳統社會一個一直存在的問題就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國家如何處理與社會勢力之間的關係決定了整個社會的體制。秦漢時代的一大特點就是強大的皇權，絕對的編戶齊民制度為其提供了強大的國力，也使得秦漢帝國對於皇權的強盛有著近乎偏執的追求，無論是武帝還是宣帝，他們都不允許豪族成為一個合法存在，他們打擊豪族以求重新回到一君萬民的理想狀態，即使到了皇權衰微的時期，皇權與豪族之間更多的也只有妥協，而沒有合作，二者在長期以來一直處於提防、敵對的狀態，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矛盾：皇權想要徹底控制社會，但是社會勢力卻是不可能被消滅的。可以說秦漢時代國家和社會的關係便是一種對立的關係，國家試圖全面的控制、壓制社會。
魏晉時代同樣試圖控制地方士族、豪族，但是這個時候地方勢力更加強化，皇權根本無法對其實施有效控制，經歷了長達三百年的漫長探索，一種以府兵製為核心的新型國家-社會關係誕生。關隴政權通過府兵制將豪族吸收進入政權，國家給予豪族權力，豪族為國家提供兵源，與秦漢後期相比，二者的關係從消極的妥協轉向積極的合作。科舉制的完善更是強化了這種合作關係，與秦漢時代的士族相比，宋代的文官在地方的獨立性減弱，官僚性質增強，這使得他們對於國家的威脅進一步減弱，不會成為地方的分裂勢力。
經歷了唐宋時代的轉型，明清時代國家和社會的關係最終定型，其突出典型就是士紳，士紳在朝為官僚，在地方又成了地方領袖，他們不同於秦漢時代的士族，他們與官方是一種積極的合作關係，國家給予其特權，而他們在幫助國家將統治延續到基層，由此實現了國家和社會的緊密結合。可以說從秦漢時代的士族到明清時代的士紳，代表著中央皇權與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一步步從對立走向合作，最終奠定了傳統社會的統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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