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知識份子心中的「篡」

漢代四百年,從反面來看,是君權不斷擴張的時代,而在此現象之後,則是圍繞在君王身邊的外戚,宦官屢屢瓜分君權的事實。從正面來看,是君臣相對位置十分穩定的時代,在意識形態上,「君尊臣卑」的架構穩定了帝國政治,造就了如此長時期的統一狀態。

上述的正反面觀點,完全倒轉過來看也可以,君權擴張才有政治穩定,而權臣竊取君權,減少了暴君的發生率。君尊臣卑,使得人臣沒有什麼正當性推翻已然腐敗不堪的政權,增加了暴政的壽命。因而所謂正與反,都可得出完全相反的觀點,而這些觀點,也都是事實。

兩漢的知識份子,留下了許多看待政變的論述,「消滅暴君是正義」,企圖改朝換代的人拿秦始皇與劉邦的故事,支撐政變的正面主張,時常,他們也愛提孟子的「聞乎ㄧ夫紂,未聞弒君也」。不過有能力有野心改朝換代的人非常地少,因而這類論點聲音較微弱,政變的正當性總是很快地被反面論述抹得不留痕跡,王莽就是最好的例子,直至如今,我們提到王莽,總不能無視他頭上那頂「篡漢」的大帽子。

那麼知識份子普遍接受的,看待政變的「正論」是什麼呢?

東漢和帝死後,鄧皇后成了太后,按照帝國政治的潛規則,先帝若無明確指定託孤的輔國重臣,外戚一族大可基於自己的利益選擇新皇帝。鄧太后無子,於是拔掉太子劉勝的繼承權,改立另ㄧ個皇子,也就是殤帝,原因是鄧後「貪殤帝孩抱」(文言文真簡潔),立一個嬰孩當皇帝,自然實權就在鄧氏一門了。然而不到ㄧ年,殤帝夭折,鄧太后必須另覓人選,由於劉勝先前已被她否定了繼承權,現下若是重立劉勝,怕新皇帝以後找她報仇,所以鄧太后改立宗室子弟劉祐,也就是安帝。

這麼一來ㄧ往,有些大臣看不下去了,司徒周章於是陰謀刺殺鄧氏的車騎將軍鄧隲兄弟,以及大宦官鄭眾,蔡倫等人,並欲廢鄧太后,拉下安帝,迎立劉勝。然而東窗事發,謀洩事敗,周章自殺。

周章所發動的政變,「後漢書」的評論如下:

論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論語載孔子之詞也。立謂立功立事也。)權也者,反常者也。(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會,際也。)使夫舉無違妄,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武帝欲立昭帝為太子,乃畫周公負成王圖賜霍光。)德乏萬夫之望,(詩云:「顒顒昂昂,萬夫之望。」)主無絕天之舋,地有旣安之埶,(書曰「紂自絕於天,結怨於人」也)。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悖,逆也。)如令君器易以下議,即斗筲必能叨天業,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孟子曰:「公孫丑問曰:『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人大恱。太甲賢,又反之,人大恱。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故可放歟?』」孟子荅以此言)。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後漢書」作者范曄採取了批判的觀點看周章的政變,要點有三:

1. 周章不是先帝的輔政大臣

2. 周章不具備「眾望所歸」的德行

3. 安帝又沒做壞事,行暴政

以上三點,其實就是批評周章身份不對,理由不足,時機不到,在此狀況下,人臣不得背叛皇帝,而如果不批周章的行為,那麼隨隨便便ㄧ個政客都能取得政變的合理性了。於此,范曄也特別補充了孟子觀點,「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

商王太甲不行善政,國人都受不了,重臣伊尹為孚眾望,放逐了太甲,直到太甲幡然悔改了,伊尹才歸政於太甲。有人問孟子,君王不賢,人臣可以背叛君王嗎?孟子回答,有伊尹回應民意的心思纔可被允許,否則,就是「篡」。所以「篡」這個詞,包含了私心,惡意,如果上述三個條件不具備,又沒有「伊尹之心」,那麼身為人臣,叛君就是罪該萬死的行為。

就是這種邏輯,使得新莽是篡,曹魏是篡,司馬晉也是篡。然而這些知識份子心中的「篡」,當事者都是以「禪讓」的形式完成,也就是和平轉移政權,對於知識份子以外,免於戰禍的「公眾」而言,真的罪該萬死嗎?我想這又是很有商榷餘地的,必然又要以個案來看問題。

篡,本質上就是ㄧ種帶有政治立場的意識形態,而非ㄧ種普世價值。言「篡」者,也不能不提醒自己,這是時代思維的ㄧ 種限制。「篡漢」,「篡魏」都只是ㄧ種「史論」,而非「史實」。

對寫史者而言,「篡」是一種不帶髒字的髒話。

雁默 2014 .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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