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十章 保衛馬德里：「此路不通！」

第十章n保衛馬德里：「此路不通！」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堅守在托萊多醫院裡的最後一隊全勞聯民兵被消滅了，托萊多的最後一絲反抗被撲滅了。內戰的歷史翻開了新的篇章，首都保衛戰開始了。在國民軍將領看來，這將是最後一戰：馬德里的陷落標誌著共和國的覆滅。他們誰也沒有想到民兵會進行認真的抵抗。大部分外國觀察家也同意他們的觀點：外交界正在為首都的陷落做準備，在德國和義大利看來，攻克馬德里，就會改變西班牙的法律地位，並使弗朗哥政府獲得正式承認。

叛軍將領原先預計他們將在十月十二日，也就是奔牛節那一天開進馬德里[1]。巴萊拉將軍負責指揮進攻部隊：他手下有兩萬名正規軍士兵、摩爾兵和外籍軍團僱傭軍，他們嗜血好戰、紀律嚴明而又充滿自信，深信自己不會遭遇任何抵抗。起初一切進展順利：進攻部隊沿著塔霍河谷行進，在十月十日與從瓜達拉馬山脈出發的達維拉[2]軍會合。途中他們只遭到了由烏里瓦里和巴約率領的列萬特民兵的一些騷擾，而這種游擊行動是無法阻止現代化軍隊的前進的，要想阻止它前進，除了正面進攻別無他法。叛軍在三天內推進了二十七千米；在十五日佔領了查皮內里亞（Chapinería），在十八日佔領了納瓦爾卡爾內洛（Navalcarnero），又在二十一日攻佔了伊列斯卡斯（Illescas）；叛軍就像一把鉗子一樣，牢牢地鉗住了馬德里。

馬德里即將陷落

弗爾克斯[3]在九月底向柏林發去了十分樂觀的報告。馬德里是守不住的。它沒有糧食儲備，沒有防空措施，沒有布置防線，甚至沒有挖掘一條戰壕。守衛馬德里的民兵裝備差，訓練也差，更缺乏優秀的指揮員。馬德里守軍的確剛剛獲得了第一批現代武器，那是蘇聯提供的第一批物質援助，然而，這批武器卻令人震驚地暴露出了民兵缺乏訓練的缺點，有了現代武器就能扭轉戰局的觀點，似乎也隨之不攻自破。九月二十八日，拉爾戈·卡巴耶洛在廣播講話中宣稱：「我們擁有強大的機械化裝甲部隊。我們有坦克，還有一支強大的空軍。」就在同一天，四十輛蘇聯坦克在空中支援下，突破了叛軍的防線，可是步兵卻未能及時跟上，共和軍的首次反擊便以失敗收場。此外，馬德里的軍方首腦被艱難的形勢給壓垮了，他們似乎打算放任叛軍攻佔馬德里。負責指揮中央集團軍的阿森西奧將軍毫不掩飾自己的悲觀。他在十月二十四日被波薩斯將軍接替，但波薩斯將軍也不相信馬德里能守得住。阿森西奧和波薩斯都勸政府儘快撤離首都。

十一月初，莫拉將軍重組了部隊，著手為總攻進行準備；叛軍總參謀部經過一番討論後，決定沿著田園之家[4]和大學城進攻馬德里，這樣就能避開工人區，避免巴萊拉等人最擔心的巷戰。叛軍將領在得知蘇聯正在給馬德里提供支援的情報後，決定先發制人，趁馬德里保衛者軍心未定之時進攻。十一月四日，赫塔菲機場落入叛軍之手；十一月六日，雅古埃縱隊佔領了卡拉萬切爾（Carabanchel）和天使山[5]要塞。莫拉把未來的馬德里市議會議員們召集到他的司令部，準備帶著這些議員一起進入首都。布爾戈斯電台在十一月四日開辦了一個叫《馬德里的最後時刻》的節目。弗朗哥在十一月七日宣稱：他將於次日在馬德里參加彌撒；十一月八日，叛軍抵達了曼薩納雷斯河（Manzanares）上的塞戈維亞大橋和托萊多大橋。

馬德里眼看就要在數小時內陷落：在內閣會議上，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堅決要求政府留在馬德里，但拉爾戈·卡巴耶洛力排眾議，決定將政府撤往瓦倫西亞。雖然在公開報道中，內閣是一致同意撤往瓦倫西亞的，但許多戰士卻把這種預防措施當作臨陣脫逃[6]。在塔蘭孔發生的衝突[7]令人哭笑不得，雖然無政府主義者缺乏紀律已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但它僅是導致這次衝突的原因之一：全勞聯民兵攔下政府車隊，反映了馬德里工人的普遍情緒：馬德里工人比其它地方的工人更信任政府，更願意接受政府的紀律，然而，在十一月九日，政府卻當著他們的面溜走了，政府的軍事專家消極地等待首都陷落，而沒有全面發動群眾保衛首都。在九月初，有兩萬多人自願參加構築防禦工事，然而政府只錄用了不到兩千人。在社會黨、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活動家看來，首都保衛戰仍未失敗。槍斃全部部長的強烈願望，與奮戰至死的強烈意志共存。全勞聯馬德里分會提出的「沒有政府的馬德里萬歲！」（「?Viva Madrid sin gobierno！」）的口號，將這種非常普遍的情緒體現得淋漓盡致。

米亞哈將軍與保衛馬德里委員會

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在撤離時，將保衛馬德里的重任交給了米亞哈將軍。從那時起，無數作家和目擊者就在反覆爭論：政府為什麼會把如此重任交給這個即將退役的將軍，讓他成了保衛馬德里的英雄呢？米亞哈將軍是正規軍軍官，在西蒙娜·泰里筆下，他「年約六十，體格肥胖，但充滿活力」；他向來都不是積極的共和派：內戰爆發前他曾參加過西班牙軍事同盟。馬丁內斯·巴里奧在組建那屆短命的妥協政府時，將他任命為陸軍部長——這個選擇意味深長——等到希拉爾政府成立時，沒有繼續讓他擔任陸軍部長，反而讓他自謀出路。他曾率領共和軍收復了阿爾瓦塞特。然後又被貶到瓦倫西亞，忍受著何塞·貝內迪托中尉的輕慢；後來被調去指揮安達盧西亞戰線，在那裡又被自己的部下指控「怠工」，拉爾戈·卡巴耶洛便在十月二十四日把他調到了馬德里[8]。有人聲稱政府之所以把保衛馬德里的重任交給他，是因為受到了共產黨的「威逼」或「慫恿」，然而無論政府的真實動機如何，這都是不可能的，因為他當時與共產黨並無特殊關係。

內閣在十一月六日決定成立保衛馬德里委員會，負責組織和管理守衛首都的部隊，並下令由米亞哈將軍擔任守軍的司令官[9]，同時授權他作為政府代表，參加保衛馬德里委員會。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是根據政府的命令成立的，它的主席是政府代表，它的委員是所有支持政府的政黨與工會的代表，但它卻不是單純的顧問委員會，也不是政府的附庸。政府撤離後，首都事實上已經被那些一心求戰的人掌握，在這個時候領導首都的保衛馬德里委員會，自然就成為了真正的革命政府，它的言論和行動名副其實。

它的革命性首先體現在它的人選上。米亞哈將軍起初似乎想找總政治委員部的人幫忙，畢竟所有政黨都參加了保衛馬德里委員會：但是最著名的人已經跟著政府撤出了馬德里。因此，他沒有人可以依靠。他身為職業軍人的氣質和眼光，他對組織性、紀律性與效率的信任，自然使他尋求第五團的支持，而米赫也馬上把第五團交給他使用，並讓共產黨書記切卡[10]擔任聯絡員。十一月七日晚上，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成立了：它的委員都很年輕，幾乎全都不滿三十歲，因此被戲稱為「米亞哈的娃娃兵」。共產黨通過自己以及工總和統社青的代表控制著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最重要的職位都被他們佔了[11]。

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成了西班牙共產黨、共產國際與蘇聯的事務。在整個西班牙內戰期間，共產黨人在馬德里保衛戰之後，就再也沒有表現出如此高漲的戰鬥激情，蘇聯的援助力度也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達到了頂點，此後就再也沒有如此大力地支援共和國。

由蘇聯提供的、或是由蘇聯的代理人購買的物資早在十月就運抵了馬德里，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間，一批又一批的物資不斷運來。馬德里的保衛者很快就有了步槍、手榴彈、機槍、坦克、野戰炮和彈藥。一支現代軍隊在首都周邊成長起來了。它的軍事領袖熟知一切現代技術，遠勝於忠於共和國的少數軍官。羅森貝格上任之初，就帶來了一批軍官，協助創建第五團。十月二十日前後，第二批蘇聯軍官也抵達了西班牙，他們的人數要比第一批多得多；雖然人們只知道他們的化名，但他們起到的作用，要遠遠超過米亞哈和羅霍，這點是眾所公認的。「桑喬」[12]負責總參謀部，並成為了保衛戰的實際組織者。「帕布洛」[13]負責指揮裝甲部隊，「道格拉斯」[14]負責指揮空軍，他指揮的這支空軍就跟安德列·馬爾羅筆下的英雄中隊一樣厲害[15]。最後還有米哈伊爾·科爾佐夫，他無疑是一個優秀的軍事人才，同時又是一位真正的政治領袖，他在西班牙的正式身份是《真理報》特約記者，這使他能夠直接聯繫斯大林與伏羅希洛夫[16]。莫斯科訓練出來的外國共產黨員也擔任了重要的軍事職務：除了前面介紹過的卡洛斯·孔特雷拉斯之外，還應該專門介紹一下米蓋爾·馬丁內斯（Miguel Martínez），他是馬德里集團軍政治委員部主任[17]。

當馬德里保衛戰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候，國際縱隊抵達了前線：據科洛德尼[18]的記載，國際縱隊第XI（十一）旅[19]的三千五百名戰士邁著整齊的步伐，沿著格蘭大道（Gran Vía）開進了馬德里，一路上群眾向他們歡呼「俄國人萬歲！」（?Vivan los Rusos！）；在十一月和十二月里，國際縱隊第XI旅和第XII（十二）旅的八千五百名戰士參加了首都周邊的戰鬥。一批優秀的將領也隨國際縱隊來到了西班牙，其中最出名的是克雷貝爾將軍[20]，他的名氣蓋過了米亞哈、盧卡奇[21]和漢斯[22]。這批部隊是先頭部隊，到了十一月八日晚上，他們已經按照一個國際縱隊戰士對五個西班牙人的比例，部署到了田園之家的陣地上：他們以身作則，教西班牙人如何操作武器和利用掩體。更重要的是，國際縱隊的外國志願者往往經歷過多年的艱苦鬥爭，經歷過罷工、街頭武鬥、地下工作、坐牢、酷刑、苦役和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科洛德尼認為台爾曼[23]旅和埃德加·安德列[24]旅[25]的德國人都是堅不可摧的人[26]。總之，革命熱情、獻身精神與鐵一般的紀律，把他們鍛造成了了一支無可替代、名聲顯赫的突擊隊，他們光榮的戰鬥，不僅對他們自己意義重大，也給西班牙同志樹立了榜樣。

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工作方法

當蘇聯軍事顧問與歐洲各國革命者抵達馬德里時，對十月革命的宣傳，使全城沉浸在史詩般的氣氛中。共產黨貼出的大幅海報宣稱：「要像保衛彼得格勒一樣保衛馬德里」。羅森貝格帶來了《喀良施塔德的水兵》、《恰巴耶夫》、《戰艦「波將金」號》等電影，在馬德里所有電影院上映，引得馬德里市民蜂擁觀看，看了這些電影后，他們覺得自己與俄國革命的傳統緊密相連，他們相信自己正在復活這種傳統。「熱情之花」穿著黑衣，宛如工人革命的化身，組織馬德里婦女進行了盛大的遊行，令在場的所有觀察者無不為之動容，她不斷地用西班牙語呼喊著簡短而英勇的口號：「寧可站著死，絕不跪著生」；「寧做英雄的寡婦，不當懦夫的老婆」。為了守住馬德里，必須激勵它的保衛者踴躍行動。保衛馬德里委員會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它才根本不談共和國的法制，或遵守法律與秩序、保護財產。它立刻向馬德里工人呼籲：要給他們正在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增添光彩[27]。

在馬德里保衛戰期間，全勞聯與統工黨的活動家在其它地方、在伊倫和聖塞瓦斯蒂安所提倡的方法，被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採納了：把人民武裝起來；讓各委員會掌握大權；讓群眾自由行動；實行簡化的革命審判。十一月九日，各工會組織的工人縱隊開赴前線，他們沒有武裝，等到了前線後再領取陣亡者和負傷者的武器。人民俱樂部和自由派的文藝社[28]成了徵兵站；在可能遭到叛軍進攻的街區，每一條街道上都築起了街壘。科洛德尼寫道：「婦女和兒童組成的人鏈，源源不絕地馬德里的磚石遞給建築工人，他們用這些材料築起了象徵性的城牆，雖然這在軍事上毫無用處，卻在心理上產生了堅不可摧的感覺，他們用這些城牆來迎擊……巴萊拉的進攻。」如同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的社區委員會、房屋委員會和街區委員會立即接管了組織防禦、防空觀測、監視可疑人物的任務。第五團親自號召市民成立這些委員會，西共馬德里組織沒有一個人敢批評這些委員會是非法組織[29]。在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倡議下，各種專門的委員會也自發地成立了：有糧食供應委員會、通訊委員會與彈藥委員會；有負責做飯洗衣的婦女委員會。如果有人遭到共和國警察之外的其他人的搜查和逮捕，也沒人會抱怨這是非法的或未經授權的。突擊警察與國民衛隊遭到了迅速而嚴厲的整肅；在幾天里就有一百多名國民衛隊隊員遭到逮捕。前幾個月里成立的警察部隊大多已被調往瓦倫西亞。加西亞·阿塔德利和他的助手已經潛逃出國[30]。由佩德洛·切卡領導的第五團治安衛隊和由愛德華多·巴爾的同志、無政府主義者薩爾加多[31]領導的陸軍部特別處負責搜查、逮捕和處決。據科爾佐夫記載，米蓋爾·馬丁內斯在十一月六日下令，將關押在模範監獄裡的最重要的叛軍俘虜疏散到其它地方。就在同一天，本應被疏散的六百名俘虜卻在阿格蘭達（Agranda）大道上被槍斃了。據加林德斯[32]記載，兩天後又有四百名俘虜遭到了同樣的命運。從十一月到十二月，在桑蒂亞戈·卡里約和他的副手卡索爾拉[33]的許可下，不經審判的處決多次發生。保衛馬德里委員會雖然顧忌外交上的影響，然而這並沒有阻止它到外國使館裡逮捕支持弗朗哥的難民和為弗朗哥工作的特務[34]。無論這些措施會招來什麼樣的看法，它們都實現了自己的目標：第五縱隊[35]未能發揮叛軍頭目期待的作用。

十一月的戰鬥

當戰鬥進行到最關鍵的時候，米亞哈的軍隊獲得了幸運的眷顧。十一月九日，在一輛叛軍坦克上，民兵從一具軍官的屍體上搜出了一份文件，經鑒定，這份文件就是《第十五號作戰命令》的副本——也就是說，這是巴萊拉為十一月七日的總攻所制定的作戰計劃。羅霍中校把勝利賭在這份文件上，他賭贏了。他推測十一月七日的總攻因故推遲了，而繳獲的這份文件表明國民軍剛剛發動進攻。共和軍領導人原先預計叛軍的主攻方向是巴列卡斯（Vallecas），他們在二十四小時內調整好了部署，準備在田園之家和大學城兩個方向上迎擊叛軍的主攻。十一月八日，兩個摩洛哥營突破了共和軍防線，向模範監獄進軍。經過激烈的戰鬥，突破口被堵上了。當天晚上，國際縱隊第XI旅進入了陣地：東布洛夫斯基[36]營駐守在比利亞維爾德（Villaverde）；埃德加·安德列營駐守在大學城；巴黎公社營駐守在田園之家。最關鍵的田園之家—大學城地帶由克雷貝爾將軍指揮。巴萊拉的攻勢未能取得突破。當天夜裡，共和派、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黨人和共產黨人共同召開大會，紀念十月革命：群眾齊聲高呼由「熱情之花」推廣的口號：「此路不通！」（?No pasarán！）援軍在當天夜裡開始向馬德里進發。但在十一月九日早上，只有從瓜達拉馬山脈出發的「農夫」營[37]抵達了馬德里。巴萊拉的部隊在托萊多大橋和公主橋（El puente de la Princesa）加強了攻勢。蘇聯飛機摧毀了一個義大利裝甲車隊。埃德加·安德列營損失慘重，雖然它守住了大學城，但是，已經攻入田園之家的摩洛哥部隊正向北面推進，對它構成了威脅。克雷貝爾大膽地把部署在前線的國際縱隊第XI旅全部撤回，讓他們裝上刺刀，在田園之家向巴萊拉的摩爾兵發起決死的反擊，經過徹夜奮戰，擊退了摩爾兵。國際縱隊殲滅了田園之家的敵軍，但他們也損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戰鬥的中心現已轉移到了下卡拉萬切爾（Carabanchel Bajo），那裡由「農夫」的游擊隊員防守，他們正在同摩爾兵爭奪每一棟房屋。米亞哈和羅霍利用這一時機，將來自加泰羅尼亞和瓦倫西亞的四萬援軍派上前線，部署在尚未被突破的十六千米長的防線上，並構築了一個由工事和塹壕組成的複雜的防禦網。十一月十二日，共和軍總參謀部向天使山發動反攻。這次反攻雖然失敗了，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前線的壓力。

十一月十四日，由三千五百人組成的杜魯蒂縱隊從阿拉貢戰線趕赴馬德里，贏得了馬德里市民的熱烈歡迎。杜魯蒂要求把自己的縱隊派到最危險的地段。他的縱隊被調到了大學城對面的田園之家。總參謀部把一位化名「桑蒂」（Santi）的蘇聯軍官派給他，擔任顧問。馬德里的戰鬥與加泰羅尼亞的戰鬥完全不同，起初這讓加泰羅尼亞民兵非常吃驚，但他們打得很英勇，但他們的領袖卻覺得還不夠英勇，他曾多次斥責他們不夠大膽。

十一月十五日，叛軍向他據守的地段發起了主攻：叛軍用野戰炮和迫擊炮壓制了曼薩納雷斯河岸上的共和軍陣地，雅古埃縱隊趁機向共和軍陣地發起了一波又一波進攻；與此同時，禿鷹軍團[38]的德國轟炸機正在對大學城和城西公園（Parque del Oeste）狂轟濫炸。下午晚些時分，阿森西奧[39]縱隊設法突破了共和軍防線，在大學城內佔領了一處陣地，國際縱隊第XI旅立刻發起了反擊。每一棟樓房、每一層樓層都發生了激烈的爭奪。路易·德拉普雷寫道：「他們在幾乎伸手可及的距離上互相射擊，在每一層樓梯上廝殺……在一些房子里，叛軍佔領了一樓，而政府軍在二樓據守……他們通過煙囪相互叫罵。[40]」

在臨床醫院，民兵在貨運電梯里塞滿手榴彈，再用電梯把手榴彈送往一樓，轟炸那裡的摩爾兵。阿斯圖里亞斯爆破手四處投擲他們那種致命的小炸彈，所到之處人仰馬翻，屍橫遍野。從十七日到二十日，叛軍在付出慘重代價後，取得了一點進展。十一月二十一日，杜魯蒂在大學城犧牲了[41]，在他的縱隊里，有一些人對他深懷不滿，因為他不斷驅使他們投入危險的戰鬥，並在這種極端危險的環境中要求他們服從紀律，他很可能就是被這些人之一槍殺的。杜魯蒂的葬禮，成了展現各反法西斯組織團結一致的盛大示威。大學城的防線幾乎巍然不動；就在杜魯蒂犧牲的那一天，國際縱隊第十一旅在克雷貝爾和漢斯率領下，在大學城發動了反攻，並贏得了勝利。次日，國際縱隊第XII旅在邊防部隊的支援下，在賽馬場北邊發起反攻，一棟房子接一棟房子地奪回失地。十一月月底，當它終於完成這個任務後，它從前線撤下休整：它已經損失了一半兵力。

但是，奇蹟發生了。馬德里沒有陷落。狂熱分子和宣傳家一再宣稱，馬德里將成為「法西斯主義的墳場」，現在看來，這似乎要成真了。

空襲的恐怖

叛軍將領根本沒有料到馬德里的抵抗會如此頑強，他們失去了耐心。他們決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迅速贏得勝利。弗朗哥曾宣稱不會轟炸平民，但他最終決定，用他的空軍司令的話來說，「試圖通過空襲瓦解平民的士氣」[42]。據他估計，戰亂和物資短缺（無論領取什麼食物，都要排上很長的隊），已經嚴重挫傷了馬德里的士氣，只要再丟下一點炸彈，就能徹底打垮馬德里的鬥志。十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和三十日，叛軍的空軍進行了首批空襲。不過，真正的空襲直到十一月四日才開始。僅在十一月八日晚上至九日早上，就有三百五十人被炸死。在十一月十日、十一日和十二日，多處房屋被燒毀；十一月十五日，庫瓦特洛·卡米諾斯醫院遭到轟炸。十一月十六日，叛軍的空軍開始「有計劃地屠殺平民」[43]。據科洛德尼記載，有五千名平民在夜間空襲中喪生。在空襲警報結束時，全城似乎都陷入了火海：德拉普雷在十一月十七日寫道：「在過去二十四小時里，我們每一腳都踏著血泊，每一次呼吸都能聞到火焰的味道。[44]」整個十一月里，空襲都在不斷進行。馬德里似乎無時無刻不在燃燒。國民軍的飛機在完成轟炸任務後，又飛下來用機槍掃射消防員。第五縱隊的特務趁亂槍殺民兵、投擲手榴彈，企圖以此協助轟炸。在馬德里的廢墟上，在布滿彈坑的街道上，三十萬人四處奔逃，尋找避難所。馬德里平時有一百萬居民，現在又增加了五十萬難民。幾百棟樓房被炸毀，無數人無家可歸，這些憔悴、絕望的可憐人在街頭遊盪；母親在呼喚自己的孩子；筋疲力盡的老人帶著一點可憐的家當，在街頭徘徊。全城的避難所僅能容納十萬人，只藏得下馬德里人口的十五分之一。謠傳弗朗哥曾聲稱不會轟炸薩拉曼卡區。儘管最多只能容納二萬人的薩拉曼卡區早已人滿為患，市民卻還是紛紛湧入那裡，在小巷裡住了下來。《巴黎晚報》記者路易·德拉普雷不露聲色地表達了二十世紀的人類在目睹如此慘劇時產生的強烈憎惡，這在當時是空前的：

n死亡以塹壕里的士兵為食。

我得說，我不過是個小人物；

然而，請讓我說出自己的想法。

耶穌基督說過：「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45]」在目睹了馬德里的無辜平民慘遭屠殺後，我認為，我們應該這麼說：「不要赦免他們，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46]」

日復一日的屠殺折磨著馬德里市民的神經，然而卻沒有打垮他們的鬥志。國民軍的戰略家蔑視群眾，導致他們犯下了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滔天大罪，巴斯克天主教徒加林德斯對他們的誤算做出了莊嚴的判決，他在判決結尾寫道：「敵人沒能進城。他們唯一的成果，就是激起了那些此前一直無動於衷的人的仇恨，犯下了遠超契卡的屠殺的惡行，跟他們相比，就連契卡都算是好的。[47]」

轉折點

九月末，馬德里處於一種熱烈的混沌狀態，而到了十月，德拉普雷發現這座城市「冷靜下來了，幾乎是沉默的，堅定的決心使它變得緊張起來。」在恐怖的十一月里，馬德里只要沒有遭到空襲，就變成了一座夢魘般的都市：日落之後完全看不到一絲光線，灰色的人影彼此交疊，汽車不開車燈，在布滿彈坑的街道上行駛，唯一的生命跡象是汽車的喇叭聲，它聽起來既像炮聲，又像有人在很近的距離開槍的聲音。死亡時刻縈繞在市民心頭，他們緊繃著神經，無時無刻不在焦急地注視著天空，準備在第一聲警報響起時躲進避難所，並毫無哀悼之情地埋葬空襲的受害者；只要街區委員會或房屋委員會向他們請求，他們就會站出來站崗放哨，跟蹤間諜，或乘著地鐵前往前線。叛軍重重包圍了馬德里，準備把它扼死，在這黑暗的時期，英雄時期的火焰逐漸熄滅了。我們前面已經引用過美國作家科洛德尼的話，他對十二月以後的形勢做出了非凡的分析：「在紅軍將領的指揮下，馬德里的戰爭改變了形式，它原先是由革命委員會領導的戰爭，現在變成了由總參謀部的技術專家領導的戰爭。在頭幾個星期里，馬德里是一座歡騰雀躍的城市，它在包圍中變得陰鬱、單調了，寒冷與飢餓仍沒有放過它，樓房在空襲中化為廢墟，平民在空襲中被炸死，已經成為再熟悉不過的平凡景象。英雄時期已經變成了傳說與歷史：在致命的危險面前，所有人萬眾一心，共同奮戰，然而當敵人正在挖掘防禦工事時，這種危險似乎就消失了。[48]」

在十一月里，各工人政黨暫時停止了相互攻擊。在街區委員會和房屋委員會裡，各政黨和工會的代表毫無保留地進行合作。無政府主義者向國際縱隊的共產主義者歡呼致敬，共產黨人也以同樣的熱情向杜魯蒂縱隊歡呼致敬。在戰鬥中，所有的民兵都得到了平等的對待，統工黨的縱隊跟其它縱隊一樣，獲得了武器和彈藥，守住了分給它的陣地。到了十一月月底，這種良好的關係開始變質。在關鍵時期成立的各種人民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曾得到了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承認，然而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現在卻不再承認它們了。共產黨的各個支部、小組、區委會的書記開始致力於解散各類委員會，迫使它們放棄自己的革命主動性，讓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掌握一切事務。全勞聯的部隊又同共產黨的武裝發生了激烈的衝突。十二月十二日[49]，米亞哈和共產黨委員促使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做出決定，立即將所有民兵部隊正規化。十二月二十四日，保衛馬德里委員會頒布法令，命令後方民兵將它們從馬德里保衛戰開始時接管的一切治安、保衛和監督職能轉交其它部門。這道法令禁止了在首都攜帶步槍。治安職能轉交給了由總參謀部和保安警察總監領導的保安警察與突擊警察的專門機構。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勞聯民兵借口檢查糧食供應委員帕布洛·雅古埃[50]的車子，把他打成重傷。共產黨、社會黨與共和派的報刊對此發表了憤怒的聲明。全勞聯的報紙《全勞聯》（CNT）想對此發表解釋，卻因新聞審查而不能出版，但行兇者在被捕後，卻被人民法庭宣判無罪。全勞聯的報紙又指責共產黨，說共產黨為了報復，在馬德里郊區槍殺了三名全勞聯會員。

但是，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主要目標，卻是在馬德里力量較弱的統工黨。在正規化之後，統工黨的民兵就得不到薪餉、武器和彈藥；巴爾德里斯和他的戰士沒有辦法，只能參加了全勞聯的民兵。統工黨的報紙連遭打擊：它的周報《統工黨》（POUM）和日報《紅色戰士》（El Combatiente Rojo）先後被停刊。保衛馬德里委員會不許馬德里伊共青（統工黨的青年組織）出版它的周報《火炬》（La Antorcha）；而在前線擔任連長的馬德里伊共青書記赫蘇斯·布蘭科（Jesús Blanco）剛剛犧牲，年僅二十一歲。統工黨的辦公室、廣播電台、總部以及它的紅十字會的總部都被查封了，統工黨和伊共青實際上已被禁止活動。眼前的危險剛剛過去，報復就馬上開始了：《真理報》的威脅眼看就要成為現實。形勢已經到了轉折點。

軍事形勢也已經到了轉折點。誠然，叛亂頭目還沒有發現他們的計劃已經徹底失敗：弗爾克斯認為，到了十一月二十四日，叛軍的高層仍在低估攻佔馬德里的困難。弗朗哥依然在全力進攻這個至關重要的地方，然而，如果說共和軍在當時只在一個地方能夠進行有效的抵抗，那這個地方非馬德里莫屬。他這麼做的原因，肯定是因為馬德里保衛戰已經成了舉世皆知的共和國的抵抗的象徵。這是一場豪賭：用弗朗哥的話來說，粉碎了馬德里的抵抗，整個西班牙就會跪地乞降。

然而，直到此時，叛軍的方法和兵力都不足以突破馬德里的防線。十一月的失敗表明叛軍幾乎無法從正面粉碎馬德里的抵抗。在巷戰中，在士氣高昂、積極主動的工人民兵面前，國民軍的物質優勢與戰略優勢根本發揮不出來。因此，國民軍改變了目標，把戰鬥轉移到了對自己更有利的開闊地上：在開闊的鄉村，它能夠重新發揮自己的優勢，而且足夠寬廣的戰線可以使它部署坦克，並進行大範圍的戰略機動。

包圍圈之戰

於是，叛軍改變了思路，不再強攻馬德里，轉而從側翼包圍它，企圖迫使它投降。義大利和德國提供的物資，足以使它完成這個作戰。此時，馬德里戰線上的叛軍擁有六萬名裝備齊全的士兵。

叛軍把西北地帶選作首次進攻的目標，十一月二十九日，叛軍在波蘇埃洛（Pozuelo）發動了進攻。叛軍的目標是消除北方突出部，切斷馬德里守軍同瓜達拉馬山脈的聯繫，斷絕首都的水電供應。第一天，由弗蘭西斯科·加蘭指揮的第十三旅防守的共和軍防線被叛軍突破了，但是，共和軍先是投入了蘇聯坦克，然後又用飛機趕走了斯圖卡轟炸機，恢復了防線。隨後，奧爾加斯接管了國民軍的指揮權，並大批投入了預備隊，國民軍在喘息之後又發起了進攻：國際縱隊第XII旅在波蘇埃洛頂住了摩洛哥部隊的進攻；羅霍指揮共和軍向加拉維塔斯山（Cerro Garabitas）發動反攻，卻遭到了偽裝巧妙的重型火炮的炮擊，因而未能成功。戰局暫時平靜下來。由於嚴寒導致的通訊不暢，戰局到了十二月十六日才重新活躍起來：巴爾塞洛上校的部隊遭到一萬七千名叛軍的進攻，被擊潰後不得不撤至波亞迪利亞·德爾·蒙特（Boadilla del Monte）。此時，又是蘇聯坦克和國際縱隊第XI旅的東布洛夫斯基營阻止了叛軍的攻勢。經過四天四夜的激戰，國際縱隊損失慘重，但他們也讓敵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迫使奧爾加斯取消了進攻。

一月的戰鬥仍然發生在同一地段，但天氣條件更加惡劣，以至於科洛德尼稱其為「霧中之戰」。德國將軍為叛軍調撥的援軍抵達後，叛軍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三日再次發起進攻：叛軍的目標是推進至比利亞努埃瓦·德爾·帕爾迪利奧（Villanueva del Pardillo）、拉斯·羅薩斯（Las Rozas）和馬哈達翁達（Majadahonda）一線。跟前兩次進攻一樣，這次進攻起初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叛軍攻佔了比利亞努埃瓦·德爾·帕爾迪利奧；不過，國際縱隊把守著最關鍵的陣地：巴黎公社營守在波蘇埃拉，正對著叛軍的右翼；埃德加·安德列營與台爾曼營守在拉斯·羅薩斯東面。一月五日，奧爾加斯的大部隊突破了曼薩納雷斯河西岸的防線，沿著這個突破口，叛軍的飛機、坦克、輕型火炮和步兵以及第二批坦克大舉向東推進。共和軍總參謀部把生力軍集中在艾爾·帕爾多（El Pardo），由利斯特爾少校指揮，並派出了國際縱隊第XIII（十三）[51]旅和第XIV（十四）旅。在四十八小時里，共和軍被叛軍逼得步步後撤。一月十日，國際縱隊第十三旅和第十四旅向馬哈達翁達與拉斯·羅薩斯發動反攻。米蓋爾·馬丁內斯和帕夫洛夫接管了這一地段的指揮權：雙方的拉鋸戰持續了三天三夜。最後，奧爾加斯放棄了：他推進了二十千米，卻損失了一萬五千人。米亞哈的損失大致相當，其中三分之一是國際縱隊的戰士。由於兵力消耗殆盡，加上缺乏預備隊，叛軍不得不再次停止進攻。

哈拉馬（Jarama）戰役持續了整個二月。叛軍的短期作戰目標是抵達並渡過哈拉馬河，長期目標是在馬德里東南部建立一條寬廣的戰線，切斷馬德里同瓦倫西亞的聯繫。由於連降暴雨，叛軍遲至二月六日才發動進攻。國民軍攻佔了拉·馬拉尼奧薩（La Mara?osa）的小城堡，從那裡可以用野戰炮封鎖通往瓦倫西亞的鐵路。共和軍的防線岌岌可危。連日的大雨拖慢了國民軍的推進速度，安德列·馬爾蒂[52]營也進行了殊死的抵抗，他們遭到了來自拉·馬拉尼奧薩的猛烈炮擊，以及摩洛哥騎兵的多次衝鋒，幾乎全軍覆沒；但國民軍還是在二月十日渡過了哈拉馬河。二月十一日，國民軍攻抵阿爾甘達·德爾·雷（Arganda del Rey），截斷了通往瓦倫西亞的道路。國際縱隊損失慘重，而原定的西班牙援軍卻遲遲不來。但是，二月十四日成了叛軍的「哈拉馬慘劇」：就在這一天，國際縱隊第XI旅、第XII旅[53]，第XV（十五）旅的殘部，剛剛抵達的第XIV旅，利斯特爾的第十一師和由帕夫洛夫指揮的一個坦克營發動了反擊。二月十五日，米亞哈和羅霍重組了部隊，把國際縱隊各旅，利斯特爾、古埃梅斯[54]和魯貝爾特[55]的部隊，同瓦爾特[56]師和加爾[57]師一同整編為第三軍；二月十七日，他們發動了進攻，但遭到了禿鷹軍團的猛烈轟炸，被迫撤退[58]。二月二十七日，加爾將軍在既無火炮也無坦克支援的情況下，貿然向平加隆（Pingarrón）發動進攻，結果亞伯拉罕·林肯營的美國人和西普里亞諾·梅拉的第七旅[59]的無政府主義者暴露在機槍火力下，損失慘重。前線再次陷入了僵局。雙方都開始掘壕固守。

馬德里和瓦倫西亞之間的道路守住了，但交戰雙方都已精疲力盡：至少有一萬五千人在這次戰役中喪生。馬德里守軍避免了最糟糕的情況發生，卻未能消滅哈拉馬河上的叛軍橋頭堡，而南方戰線和東南戰線延伸過長，兵力嚴重不足。迄今為止，馬德里北部一直都比較平靜，弗朗哥打算在這裡進行最後一次包圍馬德里的嘗試。他打算依靠剛剛攻佔馬拉加的義大利干涉軍來實現這個計劃，而「領袖」[60]也希望自己的手下能贏得一場輝煌的勝利。

義大利干涉軍在二月底抵達，此前他們只起到了輔助性的作用。墨索里尼肯定向弗朗哥施加了壓力，要求他讓義大利干涉軍參加一場關鍵戰役。二月後，國民軍總參謀部為了向馬德里和瓜達拉哈拉一線發動進攻，集結了五萬人的兵力。國民軍戰線的左翼由羅亞塔[61]將軍指揮，目標是瓜達拉哈拉，他手下有四個義大利師，每師有五千二百人；兩個義大利—德國混合輕步兵旅；四個摩托化機槍連；二百五十輛坦克、一百八十門野戰炮與數量可觀的各類裝備。三月三日，曼奇尼[62]將軍向義大利干涉軍的士兵宣讀了命令：法西斯主義大委員會[63]對戰役的勝利充滿信心，這次勝利將會「終結布爾什維克在西方的一切計劃，並為西班牙人民開創一個力量與社會公正的新時代。[64]」

三月八日早上，在三小時的炮火準備後，柯皮[65]將軍的坦克帶頭髮起了進攻。三月九日，他們攻佔了距離瓜達拉哈拉四十千米的阿爾馬德洛內斯（Almadrones）。羅霍將軍調集守軍，將利斯特爾師、梅拉師、卡雷的國際縱隊第XI旅、盧卡奇的國際縱隊第XII旅、加里巴爾迪[66]營和「農夫」旅集中在瓜達拉哈拉。戰役沿著兩條道路，即馬德里—托里哈（Torija）—薩拉戈薩公路和托里哈—布里維加（Brihuega）公路進行。三月九日晚，柯皮將軍攻佔了布里維加。三月十日至十三日，他繼續推進，並投入了所有的義大利師。加里巴爾迪營向布里維加進發，並在途中遭遇了柯皮的部隊。在政治委員部里，加洛[67]、內尼[68]、尼科雷蒂[69]、維達利少校，以及國際縱隊義大利營的政治領導人已經針對義大利志願軍[70]的同胞，制定了一整套宣傳方案。在整條戰線上，飛機撒下的傳單和擴音器里的喊話，打擊著曼奇尼的士兵的鬥志：「兄弟們，你們為什麼要跑到異國的土地上屠殺工人呢？墨索里尼許諾給你們土地，可你們在這裡只能得到墳墓。他許諾給你們光榮，可你們只能得到死亡。[71]」義大利干涉軍的士兵在成長過程中飽受法西斯主義宣傳的毒害，又受到了國民運動的口號的進一步毒害，他們本是作為趾高氣昂的征服者來到西班牙的，但加里巴爾迪營的革命者卻用無產階級的兄弟情誼和國際團結來教育他們，於是他們便紛紛開小差、參加共和軍，甚至還向自己的軍官——義大利工人與西班牙工人共同的敵人——造反。惡劣的天氣妨礙了軍事行動。降雪開始了。義大利干涉軍的士氣開始跌落：義大利戰俘和逃兵正在勸說自己的戰友，告訴他們自己獲得的熱情款待，號召他們過來投誠。加里巴爾迪營的巡邏隊悄悄穿過樹叢，他們向自己的同胞扔去的不是手榴彈，而是包在石頭上的傳單。曼奇尼將軍越來越焦躁不安，他把前線的一些部隊撤了回來。就在這個關鍵時刻，利斯特爾攻佔了特里惠克（Trijueque）：義大利干涉軍的後衛部隊紛紛投降。加里巴爾迪營在盧卡奇指揮下，包圍了伊瓦拉（Ibarra）要塞。他們一邊用擴音器播放義大利共產主義歌曲《紅旗》（Bandiera Rossa），一邊勸說守軍投降；與此同時，四輛坦克和一批爆破手發動了進攻。城堡守軍投降了，通往布里維加的道路打通了。從三月十四日到十六日，帕夫洛夫的坦克和共和軍的步兵打得曼奇尼難以招架。他十分擔心自己的士兵的士氣，並給自己的軍官下達命令，要求他們提醒士兵：企圖阻擋法西斯黨在義大利奪權的敵人都被粉碎了，他們今天面對的敵人也一樣會被消滅。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六十六周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伊達爾戈·德·西斯內洛斯上校率領八十架飛機對叛軍進行了大規模轟炸，隨後第五軍發動了進攻。曼奇尼要求派出摩洛哥部隊增援自己。利斯特爾和梅拉隨即在兩翼發動了進攻：在西邊的是梅拉師和國際縱隊第XII旅；在東邊的是利斯特爾師，打頭陣的是卡雷指揮的埃德加·安德列營和台爾曼營；他們同時突破了意軍防線。「農夫」旅開進了布里維加。「黑衫隊」[72]聞訊驚慌失措，向西古恩薩蜂擁逃竄，丟下了大批武器、彈藥和裝備。共和軍拚命追擊，直到他們極為有限的儲備用完才停止。加里巴爾迪營的戰士圍著幾千名義大利戰俘，對他們進行教育，政治委員也向他們發表了演講。三月十八日，在法西斯統治下長大的這幾千名義大利青年驚訝地發現，以前被他們視如洪水猛獸的「赤匪」，居然把自己極為有限的口糧分給他們，並對他們說：「請聽我們說：我們不會為了自己所遭到的侵略而報復你們，而要向你們展示天下大同的兄弟情誼。[73]」義大利俘虜們的征服夢破滅了，一種新的情感在他們心中萌生了。

瓜達拉哈拉戰役的意義

美國記者赫伯特·馬修斯[74]寫道：「在我看來，自從歐洲大戰之後，最重要的事件莫過於意軍在瓜達拉哈拉戰線上的失敗。無論內戰的結局如何，布里維加之於法西斯主義，就如白倫[75]之於拿破崙帝國主義。[76]」

在瓜達拉哈拉戰役中，人民軍既能像現代軍隊一樣作戰，又能利用革命的方法，在敵人中間傳播失敗主義，最後戰勝了訓練和裝備都比自己強的敵軍，這一勝利，證明了幾個月之前就被人提出的大膽預測：「馬德里將成為法西斯主義的墳場。」這是無產階級首次戰勝法西斯軍隊。在國際縱隊與西班牙的戰士們看來，黑衫隊的潰逃與義大利干涉軍的潰退，預示著所有法西斯政權的下場。自從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上台以來，這是國際無產階級的首次復仇。

這是一次戰略性的勝利，但也是一次政治性的勝利——階級敵人的軍隊被打敗了。科爾佐夫在報道中，稱讚這是國際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看來也確實如此。然而，這卻是最後一次勝利。西班牙發生了一場貨真價實的革命，然後革命戰爭就被內戰吞沒了：為了贏得內戰，革命獻出了全部的熱情，然而，內戰卻終結了革命。

[1] 奔牛節是為了紀念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發現美洲而設立的節日。——原注

[2] 菲德爾·達維拉·阿隆多（Fidel Dávila Arrondo，1878年4月24日——1962年3月22日），生於巴塞羅那。1894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畢業後曾參加美西戰爭和里夫戰爭。共和國成立後退役，並開始參加右翼軍人的陰謀。1936年7月18日在布爾戈斯發動叛亂。1936年10月至1937年6月任國家技術委員會（Junta Técnica del Estado）主席，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任國防部長，1945年7月至1951年7月任陸軍部長。——中譯者注

[3] 漢斯·赫爾曼·弗爾克斯（HansnHermann Voelckers），時任納粹德國駐國統區臨時代辦。——中譯者注

[4] 田園之家（Casa de Campo）位於馬德里市中心以西，以前曾是皇家狩獵場。——中譯者注

[5] 天使山（Cerro de LosnAngeles）是赫塔菲的一座著名山丘，在馬德里以南約10千米的地方，這裡被認為是伊比利亞半島的幾何中心，也是當地著名景點之一。——中譯者注

[6] 卡巴耶洛的理由是：政府有遭到突襲的危險：一旦政府被叛軍俘獲，會造成巨大的危機；部長們應當領導全國，而在被包圍的首都里他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原注

[7] 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九章。——原注

[8] 卡巴耶洛在10月24日還做出了下列任命：阿森西奧將軍擔任陸軍部副部長；波薩斯將軍擔任中央集團軍司令；米亞哈將軍擔任馬德里集團軍司令。拉爾戈·卡巴耶洛在《我的回憶》（Mis recuerdos,墨西哥城，聯合出版社[Ediciones Alianza]，1954年）一書中指出，為了避免米亞哈遭到私刑處決，他才把米亞哈調來馬德里，讓他擔任一個有名無實的職位。但是，他為什麼要把保衛馬德里的任務交給一個他並不信任的高級軍官，其原因依然是個謎。——原注

[9] 米亞哈的傳記作者洛佩斯·費爾南德斯（López Fernández）、科爾佐夫以及後來的科洛德尼（Colodny）均聲稱，阿森西奧將軍犯的一個錯誤，意外地避免了一場災難的發生：阿森西奧給米亞哈和波薩斯兩人留下了幾封信，裡面裝有被列為最高機密的命令，讓他們到最後一刻方能拆閱；但是阿森西奧卻裝錯了信封。根據這幾位傳記作者的記載，米亞哈未到指定時間就拆開了信封，及時發現並糾正了錯誤，避免了一場災難。——原注

[10] 佩德洛·費爾南德斯·切卡（PedronFernández Checa，1910—1942），生於瓦倫西亞，當過繪圖員。1931年參加西共，1932年當選為西共中央委員，1935年擔任西共組織書記。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死於墨西哥。——中譯者注

[11] 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書記弗拉德名義上是社會黨人，但被巴雷亞與科爾佐夫當成共產黨人。在11月9日，委員會裡有三名共產黨人：米赫代表共產黨，卡里約代表統社青，雅古埃代表工總。共產黨人佔據了一切重要職位。第五團以米赫為首，建立了參謀部：卡洛斯·孔特雷拉斯擔任參謀長，卡斯特羅·德爾加多負責作戰，何塞·卡索爾拉負責組織，達尼埃爾·奧爾特加（Daniel Ortega）負責後勤，普拉內利耶斯醫生（Dr.Planelles）負責衛生。以卡里約為首的統社青執委會負責內政：卡巴耶洛管理廣播電台，克勞丁（Claudin）管理報刊，塞拉諾·彭塞拉負責治安，費德里科·梅爾喬爾（Federico Melchor）負責指揮國民衛隊與突擊警察。共產黨人米蓋爾·馬丁內斯（Miguel Martínez）和弗蘭西斯科·安東（Francisco Antón）——據埃爾南德斯、卡斯特羅與坎佩西諾所述，他是「熱情之花」的戀人——管理政治委員部。12月4日，委員會進行了改組，由共產黨人迪耶格斯接替了已被提升為總政治委員的米赫。卡索爾拉成為了卡里約的副手，卡里約由於需要專心應對統社青的工作，便在1937年1月1日讓卡索爾拉接替自己。雅古埃負傷後，被統社青領導人、共產黨員路易斯·涅托接替。委員會的其他委員有：共和派卡雷尼奧、恩里克·希梅內斯和岡薩雷斯·馬林（Gonzáles Marín）；全勞聯的阿莫爾·努尼奧；自青聯的恩里克·加西亞；工團主義黨的卡米內洛，以及社會黨人馬克西莫·德·迪奧斯，他在12月4日接替了弗拉德。——原注

[12] 弗拉基米爾·葉菲莫維奇·戈列夫（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Горев，1900—1938），生於維利日（Велиж），高中畢業後入讀彼得格勒鐵路工程學院（поступилnв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нженеров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未及畢業便於1918年參加了紅軍，曾擔任第51旅旅長、第17步兵師師長。內戰結束後繼續留在紅軍工作。1925年至1927年曾前往中國擔任軍事顧問。1936年8月，化名「桑喬」（Sancho）前往西班牙，擔任共和軍的軍事顧問，1937年10月回國。1938年1月被捕，同年6月20日遇害。1956年平反。——中譯者注

[13] 德米特里·格里高利耶維奇·帕夫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авлов，1897年10月23日——1941年7月22日），生於科斯特羅馬（Кострома）。曾參加一戰。1919年參加紅軍，曾擔任騎兵連長、副團長。1928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Военнаяnакадемияnим. М. В. Фрунзе）後，曾任騎兵團長、機械化團團長。1934年至1936年任機械化旅旅長。1936年至1937年，化名「帕布洛」，前往西班牙，擔任共和軍的軍事顧問。1937年回國擔任紅軍汽車坦克裝甲兵總監。1940年參加了蘇芬戰爭。1940年6月擔任西部特別軍區司令。蘇德戰爭爆發後，擔任西方面軍司令。因遭遇慘重失敗，在1941年7月22日被判處死刑。1956年平反。——中譯者注

[14] 雅科夫·弗拉基米洛維奇·斯穆什凱維奇（Яко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мушкевич，1902年4月14日——1941年10月28日），生於立陶宛羅基什基斯（Roki?kis）。1918年年底參加俄共（布），在1918年至1920年間曾在西方戰線作戰。內戰結束後，於1928年擔任第2航空旅第43中隊政委，1930年擔任第2航空旅政治部副主任。1931年擔任第2航空旅旅長兼政委。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化名「道格拉斯」（Douglas），前往西班牙，擔任共和軍的軍事顧問。1937年回國後擔任空軍副司令。1939年參加了哈勒欣河衝突。1939年至1940年擔任空軍司令。1941年6月8日被捕，同年10月28日被判處死刑。1954年平反。——中譯者注

[15] 關於這支空軍，以及前往西班牙參戰的蘇聯軍官的真實身份，請參閱本書第二部第十五章。——原注

[16] 克利緬特·葉夫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Климент Ефремович Ворошилов，1881年2月4日——1969年12月2日），出身於烏克蘭一個鐵路工人家庭，1898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03年參加布爾什維克派，積极參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後被流放到阿爾漢格爾斯克，後逃脫。1918年再次被捕。1913年獲大赦。二月革命後，於1917年8月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918年3月在盧甘斯克組織紅軍游擊隊。後任第10軍軍長。1919年改任烏克蘭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1921年至1924年任北高加索軍區司令，1923年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1925年11月任蘇聯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1926年至1960年當選為政治局委員。1934年任國防人民委員，1935年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1940年改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二戰後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1952年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53年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60年退休。——中譯者注

[17] 羅伯特·科洛德尼認為（《保衛馬德里之戰》[ThenStruggle for Madrid]，紐約，佩因—惠特曼出版社[Paine-Whitman]，1958年，第33頁），米蓋爾·馬丁內斯是蘇聯軍官，並指出他的消息來源是科爾佐夫。科爾佐夫則認為（《西班牙日記》，第18頁），米蓋爾·馬丁內斯是墨西哥共產黨人。馬爾羅筆下的恩里克「參加過六次革命」並「自稱是墨西哥人」，這個「恩里克」會不會就是米蓋爾·馬丁內斯呢？最後，卡斯特羅·德爾加多指出（《我在莫斯科感到幻滅》[Jai perdu la foi a Moscou]，巴黎，加伊馬爾出版社[Gallimard]，1950年，第33頁；西班牙文版：Mi fense perdío en Moscú，巴塞羅那，劉易斯·德·卡拉爾特出版社[Luis de Caralt]，1964年）：「米蓋爾是保加利亞人，曾在馬德里當過政委，後來在列寧主義學院當過教務主任。」不管他到底是誰，當維達利（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等外國共產黨人成為媒體的寵兒時，米蓋爾·馬丁內斯卻像蘇聯技術顧問一樣，繼續躲在陰影之中。——原注

[18] 羅伯特·加蘭德·科洛德尼（RobertnGarland Colodny，1915—1997），生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曾就讀於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哥倫比亞大學與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1937年2月前往西班牙，參加了國際縱隊第十五旅，曾在布魯內特戰役中身負重傷。傷愈後歸隊，繼續戰鬥。1938年2月返回美國。1941年至1945年參加美國陸軍，被派駐阿留申群島。1959年至1984年在匹茲堡大學歷史系任教。——中譯者注

[19] 由於共和軍當時已經有了十個旅，所以國際縱隊下屬的各個旅的番號從第十一旅開始。為了與共和軍的旅區分，國際縱隊的旅的番號一般使用羅馬數字，而不使用阿拉伯數字，比如第十一旅就寫成第XI旅，而不是第11旅。本文在翻譯國際縱隊的番號時一律使用羅馬數字。——中譯者注

[20] 曼弗雷德·施特恩（ManfrednStern，1896—1954），曾用化名埃米利奧·克雷貝爾（Emilio Kléber）、拉扎爾·施特恩（Lazar Stern）、莫伊舍·施特恩（Moishe Stern）、馬克·齊爾伯特（Mark Zilbert）等。出身於奧匈帝國的布科維納（Bukovina，現屬烏克蘭）的一個猶太家庭。一戰期間參加奧匈帝國軍隊在東線作戰，被俄軍俘虜，十月革命後參加布爾什維克黨，曾在西伯利亞率領紅軍游擊隊同高爾察克白軍作戰。內戰結束後進入工農紅軍軍事學院就讀。1923年被派往德國協助準備起義。1924年畢業後進入總參謀部軍事情報總局工作。1929年至1932年在美國工作，1932年前往上海，擔任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總顧問。1935年返回莫斯科。1936年9月前往西班牙，指揮國際縱隊作戰。1937年被召回莫斯科，1938年被捕，1939年被判處十五年苦役，1954年病逝於流放地。——中譯者注

[21] 佐爾卡·馬泰（Zalka Máté，1896年4月23日——1937年6月11日），本名弗蘭克爾·貝拉（FranklnBéla），18歲時志願參加奧匈帝國軍隊，1917年在俄國作戰時被俘，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接受了共產主義。1918年2月率領由匈牙利戰俘組成的赤衛隊在遠東作戰。1936年11月，化名「盧卡奇」（Lukács），前往西班牙，指揮國際縱隊第十二旅作戰。1937年6月11日在維斯卡附近犧牲。——中譯者注

[22] 漢斯·卡雷（Hans Kahle，1899年4月22日——1947年9月1日），出身於高級軍官家庭，1917年參軍，1918年在法國被俘，1921年—1926年在墨西哥工作，1927年返回德國，1928年參加德共，並參加了軍事機關的工作，1933年流亡瑞士，1936年11月，化名「漢斯上校」，參加國際縱隊，在西班牙作戰。1938年撤往法國，後流亡英國。二戰期間參加自由德國運動。1946年回國，擔任梅克倫堡人民警察首長與統一社會黨梅克倫堡黨組織主席，1947年因病逝世。——中譯者注

[23] 恩斯特·台爾曼（ErnstnTh?lmann，1886年4月16日——1944年8月18日），出身於小販家庭，1903年參加社民黨，在黨內屬於左翼，反對工會官僚。1915年至1918年被強征入伍，1918年參加獨立社民黨，成為漢堡的獨立社民黨左派領袖。1920年參加統一共產黨，1921年3月發動失業者罷工。在共產國際三大上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為進攻理論辯護。後當選為德共中央委員會委員，成為左派的旗手。在1923年10月的漢堡起義中承擔重要工作。1924年入選中央政治局，在費舍和馬斯洛夫被開除後擔任黨主席，支持斯大林，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在布痕瓦爾德集中營遇害。——中譯者注

[24] 埃德加·約瑟夫·安德列（EdgarnJosef André，1894年1月17日——1936年11月4日），出身於亞琛（Achen）一個手工藝人家庭，自幼喪父，少年時前往比利時投奔親戚，1911年參加比利時工黨，一戰期間應徵入伍，1918年被法軍俘虜，返回德國後參加了德國社民黨，1922年移居漢堡，組織了失業工人委員會，1923年1月1日參加德共，與台爾曼關係密切。在漢堡組建和領導了紅色陣線戰士同盟。綽號「紅色將軍」，納粹對他恨之入骨，1933年納粹上台後，他被捕入獄，並遭受了毒刑拷打。納粹羅織罪名，以莫須有的謀殺罪將他判處死刑，1936年11月4日就義。——中譯者注

[25] 實際上應為台爾曼營與埃德加·安德列營。——中譯者注

[26] 政治委員漢斯·拜姆勒（HansnBeimler），德國志願者的激勵者，就是這類人的完美化身：他生於1895年，曾參加社會黨，在一戰期間參加了德國共產黨的前身斯巴達克集團，後來被徵召入海軍。他參加了1918年革命，擔任了庫克斯港（Cuxhaven）水兵蘇維埃委員，又參加了1919年巴伐利亞革命，在革命水兵赤衛隊中工作。因參加1921年的三月行動，坐了兩年牢，他在1930年當選國會議員，納粹上台後被捕，被關押在達豪（Dachau）集中營，幾周後逃脫。逃到莫斯科後，他發表了小冊子《在達豪死亡營里》（Au camp des assasins de Dachau，莫斯科，1933年），這是第一篇譴責希特勒的集中營的文章。他在1936年7月下旬抵達巴塞羅那，並組建了台爾曼營。我們將在第二部第十五章講到他發揮的作用，以及他是如何犧牲的。安東尼婭·施特恩（Antonia Stern）曾就這個課題寫了一本書：《當代革命戰士漢斯·拜姆勒的生平：從達豪到馬德里》（Das Leben eines revolution?ren K?mpfers unserer Zeit:HansnBeimler,Dachau-Madrid），可惜此書尚未出版。——原注

[27] 1936年11月13日，特里豐·梅德拉諾（Trifón Medrano），第五團的一位指揮員、統社青組織書記、西共中央委員通過廣播電台呼籲：「要想讓西班牙成為一個進步的國家，一個保障人民的福祉、並堅定地捍衛世界的和平與進步的國家，我們就必須為自由與未來而戰，我們必須仿效蘇聯人民的光輝榜樣，有了他們同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對勝利便充滿了信心。人民軍與民兵的戰士們！武裝起來的青年們！未來掌握在我們手裡。要讓烈士死得其所！讓我們用勝利，去鼓舞全世界的被壓迫者！「（《ABC》，11月14日，根據第五團電台的廣播抄錄。）

在我們看來，這篇演講在以下方面，都是非常好的範例：（1）它利用了蘇聯的革命威望以及十月革命的傳奇；（2）當時，革命情緒是最能激發工人階級的能量的興奮劑，它在這個時候喚起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是一種危險的武器，共產黨僅在非常短的時期里使用了它。——原注

[28] 人民文藝社（ateneo popular）或工人文藝社（ateneonobrero）是在工人群眾中間開展文化教育的社團，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西班牙語國家廣泛成立。——中譯者注

[29] 房屋委員會與街區委員會的普遍成立，實際上是馬德里的第二次革命，它們是一個真正的公社的基礎。這種組織是唯一一種能夠發動所有無產階級力量的組織，保衛馬德里委員會，以及它背後的共產黨雖然支持這種組織，卻又企圖控制它們。所以，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才會（通過11月12日的通知）宣布，街區委員會要想得到它的承認，就必須有至少三個政黨或工會的代表參加；並且還要求街區委員會必須接受各區人民陣線委員會的領導。街區委員會與房屋委員會聯盟的一切自發行動，都遭到了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反對；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為了徹底控制各個街區委員會，還成立了一個房屋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然而這個中央委員會只存在於紙面上。最後，保衛馬德里委員會還（通過11月12日的公報表示，由於「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人選，是經過各政治組織與工會組織同合法政府協商後決定的」，所以它反對「由街區委員會的許多委員提出的、讓街區委員會的代表參加保衛馬德里委員會的要求」。因此，保衛馬德里委員會一邊鼓動各街區委員會發動革命，並從中汲取力量，一邊又在想方設法不讓自己被各街區委員會拋在身後，並且繞開各街區委員會，竭力保留一個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不是源於各街區委員會，而是源於政府），從而維持自己對各街區委員會的控制。由於它採用了這些預防措施，才阻止了第二次馬德里革命變成一個公社。——原注

[30] 加西亞·阿塔德利和他的兩個助手侵吞了一部分沒收來的珠寶，然後潛入了法國。他們打算乘船前往南美，倒霉的是，當那艘船途中停靠在聖克魯斯·德·拉·帕爾馬（Santa Cruz de la Palma）時，他們被反動政權逮捕了，之後他們被轉移到了塞維利亞，在那裡被判處死刑。——原注

[31] 曼努埃爾·薩爾加多·莫雷拉（ManuelnSalgado Moreira，1899—1967），生於拉科魯尼亞。少年時參加全勞聯。共和國成立後積极參加重建全勞聯與伊無聯的工作。內戰爆發後，與愛德華多·巴爾一同領導全勞聯中部地區保衛委員會。在馬德里保衛戰期間，擔任陸軍部內衛情報處（Servicios de Inteligencia del Estado Mayor de la Defensa，通稱「特別處」[ServiciosnEspeciales]）處長。1939年支持卡薩多政變。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32] 赫蘇斯·德·加林德斯·蘇亞雷斯（Jesús de Galíndez Suárez，1915年10月12日——1956年？月？日），西班牙記者，詩人。少年時參加巴斯克民族主義黨，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多明尼加。因批判獨裁者特魯希略，於1946年逃往紐約。1956年3月12日失蹤，可能是被特魯希略的特務綁架殺害。——中譯者注

[33] 胡安·卡索爾拉·毛雷（José CazorlanMaure，1906—1940），1932年2月當選為社青團執委會委員，1936年參加了把社青團與共青團合併為統社青的工作。1936年11月參加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同年12月接替卡里約擔任公共秩序委員。1937年7月至1938年5月擔任阿爾瓦塞特省省長。1939年3月5日，被卡薩多軍政府逮捕，3月28日越獄。共和國覆滅後繼續留在馬德里，重建西共組織，同年8月被反動政府逮捕，1940年4月8日遇害。——中譯者注

[34] 因此，薩爾加多的特別處在處死為比利時大使館工作的波爾什格拉夫男爵（Baron de Borchgrave）後，保衛馬德里委員會和政府還要幫他們「掩飾」，加林德斯甚至認為這是弗朗哥乾的。芬蘭大使館內有1100名西班牙「法西斯分子」避難，米蓋爾·馬丁內斯和馬德里保安警察的領導人、青年共產黨員塞拉諾·彭塞拉率領部隊便率領部隊攻打大使館，科爾佐夫對此進行了生動的描述。為陸軍部特別處工作的無政府主義者貝拉爾迪尼（Verardini）甚至還布置了一個圈套，開設了一家假的泰國大使館。卡斯特羅·德爾加多在《在莫斯科塑造的人》一書中數次提及隸屬於西共馬德里組織的一個特殊機關ITA及其領導人托馬斯（Tomás）。

[35] 這個詞的來歷已經很清楚了：它是莫拉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首次提出的。叛軍起初計劃用四個縱隊圍攻馬德里，在城內還有一個縱隊接應，這便是「第五縱隊」這個詞的來歷。——原注

[36] 雅洛斯瓦夫·東布洛夫斯基（Jaros?awnD?browski，1836年11月13日——1871年5月23日），波蘭革命家，生於日托米爾一個破落貴族家庭。六十年代開始參加波蘭革命運動，1862年參與策劃華沙起義，1863年起義失敗後被判處死刑，後改為十五年苦役，1864年年底越獄後流亡巴黎。巴黎公社成立後，積极參加了保衛巴黎公社的戰鬥，並在1871年4月6日擔任巴黎城防司令。5月23日在戰鬥中犧牲。——中譯者注

[37] 原文如此，應為「農夫」巴倫丁·岡薩雷斯指揮的第10混成旅。——中譯者注

[38] 禿鷹軍團（Condor Legion）：1936年10月，德國空軍為了支援弗朗哥叛軍，派出部隊組成「禿鷹軍團」赴西班牙參戰。禿鷹軍團人數最多時約有5500人，相當於一個加強航空聯隊的規模。——中譯者注

[39] 卡洛斯·阿森西奧·卡瓦尼利亞斯（CarlosnAsensio Cabanillas，1896—1969），1911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畢業後派駐非洲軍，參加過里夫戰爭。1936年7月在特圖安參加叛亂。內戰後被提升為中將，曾擔任西屬摩洛哥高級專員、陸軍部長等職務。——中譯者注

[40]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71頁。——原注

[41] 全勞聯組織的調查委員會沒有發表官方結論。杜魯蒂的同志們不同意這種說法（請參閱費德麗卡·蒙蔡尼發表在1961年7月15日的《全勞聯》上的文章），但休·托馬斯（《西班牙內戰》，第328頁）也認為這是最有可能的。然而必須指出，杜魯蒂是被從正面飛來的子彈打死的。——原注

[42] 阿爾弗雷多·金德蘭（AlfredonKindelán）,《我的戰時筆記》（Mis cuadernos de guerra，馬德里，Plus Ultra，未註明出版日期），第33頁。——原注

[43]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87頁。——原注

[44] 同上，第155頁。——原注

[45] 出自《路加福音》23:34，這一節的全文為：

那時，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士兵們抽籤分了他的衣服。——中譯者注

[46] 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第195頁。——原注

[47] 赫蘇斯·德·加林德斯，《住在被包圍的馬德里的巴斯克人》（Los vascos en el Madrid sitiado，布宜諾斯艾利斯，Vasca Ekin，1945年），第70頁。——原注

[48] 科洛德尼，《保衛馬德里之戰》，第93頁。——原注

[49] 保衛馬德里委員會還在這一天決定，有軌電車重新開始收費。房租也在不久後恢復了。從這一天開始，革命的保衛手段被逐漸拋棄了。——原注

[50]帕布洛·雅古埃·埃斯特瓦蘭斯（PablonYagüe Estebaranz，1909—1943），1925年參加工總旗下的麵包師工會，1930年參加西共。1936年11月參加保衛馬德里委員會，擔任供應委員。1936年12月23日被無政府主義者槍擊，身負重傷。傷愈後回到麵包師工會工作。1939年卡薩多發動政變後被捕。1941年9月獲釋，不久後再次被捕，1943年5月19日被弗朗哥法西斯政權殺害。——中譯者注

[51] 原文如此，但經查證，國際縱隊第XIII旅沒有參加這次戰役，應為國際縱隊第XII旅。——中譯者注

[52] 安德列·馬爾蒂（André Marty，1886年11月6日——1956年11月23日），生於佩皮尼昂（Perpignan），當過鍋爐工人，1908參加法國海軍。1919年，法國把「讓·巴爾」號（JeannBart）戰列艦和「法蘭西」號戰列艦派往黑海，協助白軍作戰，安德列·馬爾蒂當時在「讓·巴爾」號上工作，參加了1919年4月19日的水兵起義。起義失敗後判處二十年苦役，1923年獲釋後參加法國共產黨。1926年當選為法共中央委員。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前往西班牙，指揮國際縱隊作戰。共和國覆滅後流亡蘇聯，在共產國際工作。1943年5月前往阿爾及爾，代表法共參加戴高樂臨時政府。二戰結束後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1952年12月7日被法共開除出黨，1956年在圖盧茲因肺癌逝世。——中譯者注

[53] 此處法文版為「第十三旅」，但英文版為「第十二旅」，經查證，確認國際縱隊第XIII旅並未參加1937年2月14日的哈拉馬河戰役，故按照英文版譯為「第XII旅」。——中譯者注

[54] 埃內斯托·古埃梅斯·拉莫斯（ErnestonGüemes Ramos，1902—1970），西班牙軍官，曾參加里夫戰爭。內戰爆發時前已退役，內戰爆發後重新參加共和軍，並參加了馬德里保衛戰。此後曾擔任第24混成旅旅長、第3師師長和第16師師長。共和國覆滅後被反動政權逮捕，並被判處死刑，後改判三十年苦役。數年後獲釋。1970年逝世。——中譯者注

[55] 安東尼奧·魯貝爾特·德·拉·伊格雷西亞（AntonionRúbert de la Iglesia，生卒日期不詳），西班牙軍官，內戰爆發後站在共和軍一邊作戰。曾參加托萊多戰役和馬德里保衛戰，1936年12月月底擔任第45混成旅旅長，並參加了哈拉馬戰役和瓜達拉哈拉戰役，1937年4月至1938年2月任第9師師長，1938年3月至7月任第7軍軍長。此後生平不詳。——中譯者注

[56] 卡洛爾·瓦茨瓦夫·施維爾切夫斯基（KarolnWac?aw ?wierczewski，1897年2月22日——1947年3月28日），生於華沙，因家境貧寒，12歲就開始進工廠做工。1918年參加俄共（布），並參加紅軍作戰。1927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後，在紅軍總參謀部工作。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化名「瓦爾特」（Walter），前往西班牙，擔任國際縱隊第十四旅旅長，參加過多次重大戰役。1938返回蘇聯，在伏龍芝軍事學院任教。1943年8月擔任波蘭人民軍第1軍副軍長，1944年擔任波蘭工人黨（Polska Partia Robotnicza）和波蘭人民共和國領導人。波蘭全境解放後，於1946年2月擔任波蘭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副部長，1947月3月遭到烏克蘭反共組織襲擊，不幸身亡。——中譯者注

[57] 加利奇·雅諾什（Gálicz János，1890—1939），匈牙利人，一戰期間參加奧匈帝國軍隊，在東線作戰時被俘，十月革命後參加俄共（布）和紅軍。1936年化名「加爾」（Gal），前往西班牙，指揮國際縱隊作戰。曾任國際縱隊第十五旅旅長、人民軍第15師師長。返回蘇聯後，在大清洗中遇害。——中譯者注

[58] 卡斯特羅·德爾加多援引布里利奧的證詞，指責共產黨的「英雄」利斯特爾與莫德斯托根本不稱職。——原注

[59] 原文如此，應為第70旅，該旅當時隸屬於西普里亞諾·梅拉指揮的第14師。——中譯者注

[60] 「領袖」（Il Duce）是墨索里尼獨享的尊號，相當於希特勒的「元首」（Der Führer）。——中譯者注

[61] 馬里奧·羅亞塔（Mario Roatta，1887年2月2日——1968年1月7日），生於義大利摩德納（Modena）。1906年參加義大利陸軍，一戰期間擔任參謀軍官，此後曾擔任步兵團長和義大利駐華沙使館武官。1934年至1936年任義大利軍事情報局（Servizio Informazioni Militari）局長。1936年9月至1938年12月在西班牙指揮義大利干涉軍。1939年擔任義大利駐柏林使館武官。1939年10月至1941年3月擔任義大利陸軍副總參謀長。1942年1月擔任義大利第2集團軍司令，曾在南斯拉夫犯下嚴重的戰爭罪行。1945年3月，為了躲避審判，逃往西班牙。1966年回國。——中譯者注

[62] 「曼奇尼」（Mancini）是羅亞塔在西班牙的化名。——中譯者注

[63] 法西斯主義大委員會（GrannConsiglio del Fascismo）是法西斯義大利的最高權力機關與立法機關。——中譯者注

[64] 轉引自科洛德尼，《保衛馬德里之戰》，第130頁。——原注

[65] 圭多·阿梅里戈·柯皮（GuidonAmerigo Coppi，1884—？），時任黑衫隊第2師師長。——中譯者注

[66] 朱塞佩·加里巴爾迪（GiuseppenGaribaldi，1807年7月4日——1882年6月2日），義大利政治家、軍事家，在義大利統一運動中發揮了重大作用，被譽為義大利建國三傑之一。——中譯者注

[67] 路易吉·隆戈（Luigi Longo，1900年3月15日——1980年10月16日），生於義大利阿列桑德里亞省（Alessandria）富比內鎮（Fubine）。1921年參與創立義大利共產黨。墨索里尼上台後，流亡法國。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化名「加洛」（Gallo），前往西班牙，擔任國際縱隊第十二旅政委，後改任國際縱隊總監察員。1939年2月撤回法國。二戰爆發後被關押在法國集中營，1941年被引渡給法西斯義大利。墨索里尼垮台後，於1943年7月25日獲釋，負責組建義大利共產黨的武裝。1964年，帕爾米洛·托里亞蒂逝世後，隆戈繼任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1972年退休，改任義大利共產黨榮譽主席。1980年在羅馬逝世。——中譯者注

[68] 皮耶特洛·桑德洛·內尼（PietronSandro Nenni，1891年2月9日——1980年1月1日），生於義大利艾米利亞—羅馬尼亞大區（Emilia-Romagna）法恩扎鎮（Faenza）一個農民家庭，自幼父母雙亡。1915年自願參軍。1921年參加義大利社會黨。1923年擔任義大利社會黨機關報《前進報！》（Avanti!）編輯。1926年流亡法國。1936年前往西班牙，擔任國際縱隊加里巴爾迪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國覆滅後撤回法國。1943年8月返回義大利，參加了民族解放委員會（Comitato di Liberazione Nazionale）的工作。1944年當選義大利社會黨全國書記。二戰結束後曾擔任副總理、外交部長等職務。——中譯者注

[69] 朱塞佩·迪·維托里奧（GiuseppenDi Vittorio，1892年8月11日——1957年11月3日），生於義大利普利亞大區（Puglia）切里尼奧拉鎮（Cerignola）一個貧農家庭。少年時即參加社會主義運動。1921年參加義大利共產黨，1924年當選為眾議員。1925年被判處十二年徒刑，1925年越獄，流亡法國。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化名「尼科雷蒂」（Nicoletti），擔任國際縱隊第十一旅政委。西班牙共和國覆滅後撤往法國。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引渡給法西斯義大利。1943年獲釋後參加了義大利抵抗運動。——中譯者注

[70] 義大利志願軍（Corpo TruppenVolontaire）是墨索里尼派往西班牙的干涉軍的正式名稱。——中譯者注

[71] 《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馬德里，戰士之聲出版社[EdicionesnLa Voz del Combatiente，1937年），第18頁（政府發行的小冊子）。——原注

[72] 「黑衫隊」（Camicie Nere，CCNN）是義大利法西斯黨的武裝力量的俗稱，正式名稱為「國家安全志願民兵」（Milizia Volontaria per la Sicurezza Nazionale）。黑衫隊的士兵通稱squadrista。——中譯者注

[73] 路易吉·隆戈（Luigi Longo），《國際縱隊在西班牙》（LenBrigate Internazionali in Spagna，羅馬，里烏尼蒂出版社[Editori Riuniti]，1956年），第306頁。當時向義大利戰俘發表演說的是赫蘇斯·埃爾南德斯，但隆戈沒有點出他的名字。——原注

[74] 赫伯特·萊昂內爾·馬修斯（HerbertnLionel Matthews，1900年1月10日——1977年7月30日），美國記者、報紙編輯。生於紐約，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後，曾前往西班牙，報道西班牙內戰。五十年代末曾前往古巴，報道古巴革命。——中譯者注

[75] 白倫（Bailén）是安達盧西亞東部的一個城鎮，1808年7月16日至19日，西軍在此與法軍激戰，最後擊敗了法軍，扭轉了半島戰爭的局勢。——中譯者注

[76] 《兩場戰爭與即將到來的戰爭》（TwonWars and More to Come，紐約，卡里克與埃文斯公司[Carrick & Evans]，1938年），第264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