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弱點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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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來，我國研究西方文明大都是研究它的優點，以便進行學習。然而，關於西方文明的弱點的研究卻常常被忽視。那麼西方文明有弱點嗎？

文化是社會的集體世界觀，是一個群體的生存之道。文化是思想的產物，一定的思維模式創造一定的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式微的今天，世界喪失的不僅是一種具體的文化類型，而是一種重要的思維方式。這是西方排他性的二元理性文化觀獲得世界文化主導地位所造成的必然結果，而這種結果對於人類文明發展造成的災難性影響從近代以來逐漸顯現。

中西方思維模式的差異可歸結為邏輯思維體系的差異。西方的理性思維是以二元邏輯為基礎的，而中國傳統的理性思維是一種多元邏輯。在二元邏輯體系中只存在兩種邏輯值，就是對和錯，或正和負，不存在既對又錯或非正非負的其他狀態，也就是只存在兩種合理的可能性。

而多元邏輯中則可存在任意多種邏輯值，相對於二元邏輯就相當於在是和非的兩種極限狀態間尚有無限多種合理的邏輯值存在。多元邏輯可以包容二元邏輯，因為二元邏輯不過是一種簡化的極限狀態；而二元邏輯卻無法理解多元邏輯，在二元邏輯看來存在對錯之間的中間值是一種詭辯，是邏輯體系崩壞的結果。這種理性思維所採用的邏輯體系的差異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本所在。

二元邏輯理性將一切事物分割開，製造整體與部分的矛盾。將人與自然相分離、將我與他相分離、將我與我相分離，最終造成了二元邏輯與理性本身的分離和對立。二元理性下的一切思維方式都建立在部分與整體的割裂和矛盾的基礎上，創造部分的特殊性與整體的普遍性的對立。二元理性下的一切矛盾都是部分與整體的矛盾，它造成了如有限與無限的矛盾、偶然和必然的矛盾等自身無法解決的根本邏輯悖論，是二元邏輯理性的根本局限所在。

在二元理性下的哲學觀分為三種狀態，也就是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二元理性將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甚至思維與人分割開創造了一對對立的矛盾，從這個基本的矛盾出發形成了以所謂客觀立場出發的唯物主義哲學和以所謂主觀立場出發的唯心主義哲學。唯物與唯心的矛盾是二元理性的內部矛盾，而二元理性通過二元邏輯模式對自身的否定則形成了不可知論。因為在二元理性看來二元邏輯是理性唯一的邏輯形式，因此否認了自身就等於否認了理性本身，從而形成不可知論。這是二元邏輯思維模式的最高形態，它跳脫出了二元理性自設的主客矛盾陷阱，卻落入了虛無主義的無盡黑暗。

二元理性下的西方理論體系共同點就是以某個公理性假設作為體系的基礎，這種超理性的先驗性存在是歐氏幾何中的幾何公設、理性主義中的永恆真理、基督教中的上帝和西方經濟學和博弈論中的行為人。

先驗性是二元理性的構筑前提，同時也是二元理性的最大漏洞和永遠無法通過自身解決的問題。休謨的不可知論否認了二元邏輯的先驗地位，但卻以理性等同於二元邏輯這一先驗立場出發，從而否認了理性本身。康德的先驗哲學則將先驗性地位賦予了二元邏輯本身，從而維護了二元邏輯思維的權威，使其再度與理性合為一體。二元理性無法合理地肯定二元邏輯的先驗性，如同其無法合理地否定上帝的先驗性一樣，而信仰真理也絕不比信仰上帝更貼近真實理性。

在二元邏輯的思維範式下，將理性單一對等於二元邏輯從而實際上造成了二元邏輯與理性本身的部分與整體的矛盾對立，這是二元邏輯理性體系產生先驗性問題的根本原因。先驗性的非理性特質已經昭示了二元理性與真實理性的差異，只是作繭自縛的西方二元式閉合思維體系只能畫地為牢無法衝破這一偽理性的永恆輪迴。

在這一先驗性問題基礎上便產生了二元理性中所謂的二律背反問題，這也是二元理性非理性邏輯矛盾的根本表現。而二元邏輯本身能力的缺欠迫使其將這一無法克服的邏輯矛盾列入非理性範疇，為維護自身的合理性而不得不承認先驗性的非理性存在，由此造成了二元理性的宗教式思維本質。

宗教是二元理性的重要產物，西方文明可以簡單稱作宗教文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發源於西方兩河流域，宗教如同技術一樣是單點發源多向傳播的。宗教並非如基於社會進化論的西方社會理論認為的那樣從巫術進化而來，巫術是東方文明的文化模式，與西方的宗教文化具有本質差異，兩者並不屬於一個思維體系，也不存在繼承和進化的關係。

在巫術式思維中，人與自然是不可分割的，而宗教的產生源自於人與自然割裂的思想，從自然或超自然決定人的立場出發便產生了宗教。因此宗教的本質是一種人對自身的否定，將人的對立物神、魔、仙、佛等作為首要價值，站在人的對立物而非人本身的立場上判斷事物。從歷史成因來看，宗教源自人類懷疑自身能力、放棄信心屈從自然的心理效應，是西方諾亞方舟式狡黠、懦弱心理的文化產物。

與此相對中國的大禹治水是世界上唯一通過人的力量克服了自然災害的史前洪水傳說，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而不是從中取巧、逃避問題是中國古代文化非宗教性的根本所在。因此宋明理學將儒家的本質歸結為誠，不可謂不深遠。

在西方二元邏輯思維體系下，對宗教的否定便產生了科學。科學源自於對人的對立物的否定，包括了自然和超自然事物。科學與宗教表面對立實則一體，是一對辯證的存在。兩者都偏執一端，形成各自的狹隘和排外。宗教如果是懦弱無能的產物，科學則是走向盲目自大的另一極端。科學以人決定自然的角度出發，這個作為出發點的人是一個與環境割裂的事物，是一個作為自然和超自然的對立物的存在，在這種矛盾模式下導致人的獲益必然意味著自然的受損，而實際上作為自然一部分的人也必然最終遺禍於己。因此科學的愚昧性必然導致人的自我毀滅的死循環，這一結果將促使其對立面宗教的再生。近代西方文明就是擺盪在科學與宗教的兩極之間，當代新儒家的學者以為這是一種美好的模式試圖將儒家儒教化以此取代西方宗教可謂與儒家根本精神南轅北轍。

二元邏輯中只存在一對矛盾，這決定了其只關注矛盾的矛盾一面，這促使二元理性解決問題的方式致力於以矛盾的一方消滅矛盾的另一方，以矛盾鬥爭的方式解決矛盾。從這一方法論出發，造就了西方文化的矛盾性、斷裂性、狹隘性和排他性。西方文明發展是斷裂的，雖然兩河、埃及的古代文明比中國更早成熟，擁有更悠久的城市和文字史，但這些文化都形成了徹底的斷層，不但未形成傳統甚至缺乏記錄，只能依賴考古學還原歷史。

二元理性造就了西方文化的辯論性本質。辯論與討論的差別在於，辯論雙方以各自先驗的立場出發以駁倒壓服對手為目標，而非像討論一樣不以任何公設立場為前提檢查所有可能性，辯論的結果並非如討論通過相互理解達成共識而是通過壓制和消滅另一方以統一思想。

在西方某個團體一旦取得社會主導權便以自身文化排斥驅逐其他文化，不允許不同質事物的並存，無論是操縱宗教裁判的天主教廷還是操縱民主科學的啟蒙運動莫不如此。由此產生的思想文化專制是二元理性文化模式的專利，五四知識買辦以所謂的打倒孔家店為旗號建立西學霸權和西式二元理性的文化專制，可謂拙劣的賊喊捉賊之舉。

中國歷史上只有在異族統治的政治需求或西來文化主導下才會形成思想專制，如元、清兩代和西學主導下的中古以及現代。禁錮思想、統一文化是二元理性自身邏輯的必然要求，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背道而馳。政府集權模式絕不要求思想專制和文化專制，只有採用西學意識形態的宗教化的政教一體式政府集權才會要求思想和文化專制，這是中古及現代政教一體的政府集權模式的危害所在。

中國近代以來以西方某個思想流派的主義為官方意識形態，不但造成了現代中國文化領域的思想專制，也註定了中國與西方的博弈永遠處在先天不足的戰略劣勢。無論資本與共產、無論左與右不過是二元理性下的一丘之貉，而無論左右對於其所宗主的現代西方文化的猶太本源尚未充分發現和認知，可見其學習模仿水平的拙劣。而左派對於對全盤西化和對傳統文化的毀禁在程度上還遠超過右派，左派雖自詡以維護人民當下的利益而不恥與右派為伍，卻由於其戰略觀和文化觀的短視使其不可避免地站到了人民和民族長遠利益的對立面上，這也註定了其永遠無法逃出猶太資本集權的五指山，如同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一樣，最終不免淪為任由猶太金融資本擺布的棋子。

另外要指出的是，中國近代史上左右派的差異並不在於維護民族利益的基本立場，無論北洋系還是國民系在根本上都力圖國富民強，特別是在反對日本侵略的立場上表現了充分的民族氣節，這一點歷史自有公論，非單方面政治宣傳便可抹黑。

抗戰前國民黨對於日本的妥協退讓如同抗戰中中共只是渾水摸魚一樣，都是迫於形勢的順勢而為，而非由於兩方的賣國投降。而造成左右派系最終的發展差異也不在於是否接受外國勢力的扶植利用，而是在於左派有更好的集權體制，其所繼承自中國傳統政府集權的組織模式是使其最終擺脫了政治、經濟上的傀儡身份並保障了其獨立自主地位的根本原因。只是左派在文化上並未擺脫西方文明的附庸地位，這是其當代在政治經濟上功虧一簣、將三十年革命三十年建設的血汗成果最終拱手讓人的深層結構原因。

而右派則是中了自由民主的劇毒，從而無法形成高效有力的集權組織結構，只能形成鬆散的軍閥、派系聯盟，這決定了其在政治和軍事上絕對無法與左派相抗衡。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左右派的差異僅在於組織模式，而非政治立場，分權的組織模式決定了右派必然以賣國獲利，而集權的組織模式促使左派必然要維護本國利益。現在的左派手中尚握有獨立而強大的軍事力量，除了統治階層的民族差異之外，這也是當今中國與晚清政治形式的唯一差別。而中國未來的政治結構一旦民主化，就將從根本上消滅所有左派，將統治階層轉換為買辦和代理人，這是組織制度自身規律演化的必然結果，不會因人的意志而轉移。

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如同宗教一樣是西方文明觀的核心，是二元理性世界觀的必然產物。二元理性的文化模式決定了西方無法形成大民族，西方文明是典型的小民族文明，這體現在西方文明中對於人這一概念的理解。人這一概念在西方被割裂成我與他的對立，我是人的本體，而他只有在與我相同之後才被認為是同樣的人。這決定了必須由我去同化和消滅他才能將非人轉化成為人，這是西方文明傳教士式文化模式的根源所在，也是西方民族自詡上帝選民的夜郎自大的民族觀的根本來源。而矛盾和差異的永恆存在意味著同化的永不成功，這使得消滅異己的文化同化只能造成族群內等級式的種族分布，卻無法由此融合形成統一的大民族。

在天主教統治時代，異教徒便是不被承認與我同屬於人的他性存在，對其或以火刑處死如女巫，或隔絕限制如猶太人。異教徒的非人屬性是歐洲奴隸制復辟和對美洲民族實行種族滅絕的重要思想理論依據。

到了近代資本集權以唯物主義消滅了宗教獨裁，對人的劃分標準則轉為對資本或反資本意志的信仰，當今如果不承認普世人權、不擁護西式民主或不認同唯物主義、不擁護共產主義，就如同歐洲中世紀的異教徒一樣，必然遭到歧視和驅逐，受到宗教裁判式的迫害打壓。源自猶太世俗和宗教文化的資本和共產主義對於真正自由思想的排擠壓制還遠超過中世紀羅馬天主教廷控制下的基督教，前者也毫無資格嘲笑後者的野蠻蒙昧。

而種族和民族主義則以我的生理和文化屬性作為判定人的標準，將非我族類者都排斥為非人的存在。以此產生的種族式排他性遍布所有文化領域，如歐洲近代語言理論以字母文字作為文字的進化方向、以曲折語語法作為語言的最高形態可謂典型的無知者無畏，這在五四知識買辦的手中成為重要的理論武器對現代漢語進行了垃圾化改造，使現代漢語成為一種混合屈折語語法的怪胎。語言是思維載體，語言的轉型決定了思維方式的重新塑造，這是當代中國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不比西方人更容易的重要原因。

對西方文明而言不存在和諧並存的矛盾雙方，也不存在雙方受益的共贏局面。矛盾的一方必定要戰勝另一方，這體現在末日審判、共產主義等所有西式理論體系中。用中國傳統文化觀來看，西方二元邏輯是一種最簡單的邏輯形式，也是一種典型的小人哲學觀。

近代買辦知識分子以二元邏輯作為理性思維方式的唯一存在以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模式，認為中國不存在邏輯思維和邏輯體系，這隻反映了其自身的低能。

在儒家價值觀中，中庸被當做最高的價值標準其意義在於，中是一種超越二元邏輯的邏輯概念，它在二元邏輯中沒有意義，只在多元邏輯中才擁有合理的價值。崇尚中庸就是一種多元邏輯的思維產物，它並非是一種在二元邏輯思維方式看來的無意義的折中、無原則或逃避矛盾，而是一種多元邏輯下以調和而非鬥爭的方式解決矛盾的思維模式。

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二元邏輯是一種簡化的多元邏輯，而非一種如同西方的單純的二元邏輯。如同道家以陰陽立論，卻絕不致力於陰陽鬥爭的一面，而是致力於陰陽調和的一面；從不致力於以此勝彼，而是致力於雙方共存。以鬥爭的方式解決矛盾會形成遞減效應，最終會形成單方獨立的壟斷並因此導致矛盾的崩潰而重新開始新的循環；而以調和的方式解決矛盾則產生遞增效應，矛盾各方不斷組合同化逐漸形成關係結構更加複雜的利益共同體。從這個角度講，二元理性產生的是一種促使組織結構不斷退化分解的野蠻文化，而多元理性產生的則是一種促使組織結構不斷集中複雜化的文明文化。

另外要明確作為西方思維模式和文化模式創造者的西方文明中心並非是歐洲特別是現代的北歐文明或古代的希臘文明，西方文明的中心從古代到今天從不來在歐洲，歐洲只是西方文明中心的邊緣區，如同日本之於中國。

世界上存在三大農業文明中心，兩河流域及其周邊地區是西方文明中心，中美洲是東方文明中心，而長江黃河流域則是中央文明中心。農業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矛盾雖然是古代以來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但定居生活的農業文明才是文明的主要創造者，這是將文明中心等同於農業文明中心的原因。

現代產生的所謂工業文明的提法是典型的歐式偽概念，工業文明不過是一種農業文明，農業與游牧業文明的差異是生存方式的差異，最終由食物生產模式的差異所決定。而工業文明並未發明出超越農業和畜牧業的食物生產方式，因此是無法與前兩者並列的社會範疇。從農業文明割裂出的所謂的工業文明概念不過如同歐洲人將所謂的歐洲與亞歐大陸割裂開的地理觀一樣是一種將自身特殊化的排他性幼稚世界觀的產物。

到了近代農牧文明衝突不再成為人類社會的主要矛盾並不是因為所謂的工業文明到來而取代了農業和游牧文明模式，而是在於經過人口的增長和經濟的發展，農業文明最終全面超越了游牧文明，使後者不能再構成威脅。農牧文明矛盾最為膠著的古代兩者的人口基數相當，而游牧文明的經濟模式決定了其所能支撐的人口總量止於千萬，這使其自近代以來開始被農業文明遠遠超越。

文明中心的形成是人與自然作用的共同結果，是人類在地球上經過萬年進化的產物，不會因一時的貧富或一兩百年的繁榮差異而有所變化。文明中心與邊緣區的差異不在於貧富而在於創造力，文明中心是相應文化類型的基本思維模式和文化模式的創造者，與邊緣區相比文明中心的文化和社會形態是更新速度最快、變化最為劇烈的，也是傳統保存最差的。這也是為什麼在文明邊緣區如歐洲或日本能夠保存千年之久的文化傳統和歷史建築，而在文明中心區雖然有著更長的歷史卻相對缺乏足夠的歷史痕迹和文化遺存。這種社會變化的劇烈性正是文明中心的創造力的重要體現。

近代歐洲文明的興起是世界近古以來文明中心區衰落和文明邊緣區興起的大勢決定的，這一趨勢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這一趨勢是亞歐大陸的游牧民族在世界古代歷史結束階段對農業民族的致命一擊下所產生，由此造成了中國和西方文明中心的衰落，歐洲、日本等文明邊緣區的興起。而領導了北歐新興資本主義文明的猶太民族正是源自中東文明核心區，其所創造的領導世界的資本集權的政治經濟文化模式正是源自對西方文明中心文化的直接傳承。這是控制了目前主導世界的美國的猶太人為何仍不遺餘力地要重建以色列、佔領伊拉克重返西方文明中心區的原因，這就是文明中心向心力的勢之所致，而歐美即便再過一兩千年內也無法成為新的西方文明中心。

歐美在近代不是西方文明中心，而希臘在古代也絕非西方文明中心。希波戰爭時期的古希臘世界只處在城邦制發展階段，尚未發展到封建制國家，社會發展水平相當於古代瑪雅世界或中國的堯舜禹時期。而此時的波斯帝國是西方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帝國，其對西方文明區西起希臘東至印度的整合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影響，後來西方的希臘化和伊斯蘭化就是在這一整合的基礎上才得以實現。

而波斯帝國對希臘的征服如同秦帝國對嶺南地區的征伐一樣，是新興集權政體的壟斷擴張需求導致的。當時的希臘世界與波斯帝國的政府集權體制發展程度整整落後一個時代，希臘與波斯的關係可類比東北亞蠻族與中原王朝的關係。

將希臘打造成為西方文明中心之一是近代以來隨著北歐文明興起而創造的歐洲中心論的宣傳策略。因為北歐民族的野蠻落後使其無法從本民族文化傳統中尋找發達的文明源頭，而歐洲整體文明的落後性使歐洲唯一的文明源頭只能訴求於希臘文化。如同日本一樣，希臘只是文明中心區文化的傳播繼承者而非創造者，但它對於歐洲民族則是唯一的選擇。將希臘宣傳打造成為西方文明中心如同古代西方流傳的所謂世界七大奇蹟一樣，將希臘世界的女神廟、宙斯像等與埃及的金字塔和巴比倫的空中花園相併列本身就是希臘化時期希臘人出於政治目的對自身地位的過度拔高，實質上是不過是為了可笑的自我吹捧而已。

如果中國的文化同樣是斷裂的缺乏充足的歷史記錄，那麼日本的很多文化都將成為原創；如果日本的東方還緊貼一片大陸，那麼上面興起的民族必然言必稱日本，將日本推舉為東方文明的中心，只是日本碰巧沒有希臘運氣那麼好而已。

基督教

曾經，新教精神balabalabala……

然而，即使新教改革也是不徹底的。

信神和不信神之間、捧著不同經書的人之間、不同信仰方式之間，有著永不可能彌合的裂痕。

萊布尼茨那樣的人傑畢竟是少數

現代化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