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輟學潮

遠高於官方統計的真實輟學率意味著什麼？

在甘肅隴南市南部山村的一所九年制學校新加固的寬敞教室里，27歲的語文張老師正為該校唯一的初三畢業班進行最後一輪複習。如果不出意外，中考後全班將有32人初中畢業。但這已遠遠少於這個班級初一入學時62名學生的數量。

張老師2009接手這個班級時，班上還有45人。但一年後，又有學生陸續離去。絕大多數孩子徹底放棄學業，要麼前往北京打工，要麼直接嫁人。

張老師的班級並非個案。該校所在的縣有二十幾所初中，據財新記者走訪了解，大量輟學幾為常態。教育局官員私下承認，農村初中生的流失率普遍在30%乃至40%。

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農村教育行動計劃項目組（REAP）在2009年和2010年期間，對西部貧困地區46所學校進行跟蹤調查發現，初中階段一屆學生的輟學率高達25%以上。項目組成員、西北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耀疆表示，農村初中輟學情況在這兩年來並未好轉。按2009年農村初中學生2000萬名、國家級貧困縣學生數佔全國學生總數七分之一來計算，則每年貧困地區都有70萬名左右的初中生輟學。

這與官方數據相差懸殊。甘肅當地官方所公布的初中輟學率只有0.6%。根據教育部數據，「十一五」時期中國的初中輟學率已被控制在2.49%。事實上，中國在2000年宣布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義務教育人口覆蓋率達到85%。在「普九」評估指標的硬性要求下，官方公布的輟學率，也已被控制在3%左右，並逐年走低。教育部有關負責人對財新記者並不諱言，這一輟學率，乃是全國平均後的結果，西部農村地區的實際輟學率遠高於此。

高企的輟學率卻被政府部門一再忽視。教育部僅在2006年對外公布過西部貧困地區一些縣的輟學率，發言人稱「估計不低於7%」。但多個紮根西部貧困地區開展教育工作的民間機構對財新記者透露，農村初中生的輟學情況遠比官方通報要糟糕。為了應付檢查，各地數據普遍造假。上述教育部官員也表示，由於初中輟學問題的複雜性，真實數據難以為官方掌握。

在REAP項目負責人、長期研究中國教育問題的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斯科特·羅澤爾（Scott Rozelle）看來，中國西部貧困地區將近30%的初中輟學率，意味著大量勞動者沒能掌握起碼的文字、數學和計算機等現代化生產方式所要求的必須技能。隨著中國產業轉型和轉移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不斷提升，低素質勞動力群體的擴大將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隱患。

為何棄學

「讀完初中，再去打工」「放任接受義務教育的子女輟學是違法行為」……公路兩側、農戶外牆上，隨處可見這樣的標語。初二下學期結束時，張老師班上剛滿16歲的學生楊強也決定進城打工。成績差、沒興趣，是他決意輟學的主要理由。老師未再勉強，父母也無可奈何。唯一的反對聲音，來自姐姐的現身說法。比楊強大兩歲的姐姐，初二沒讀完便去了某處摘棉花。姐姐向楊強反覆強調打工之苦，終於說服楊強繼續留在學校，至少要初中畢業。

對張老師而言，楊強輟學的想法並不意外。他生活的小山村，地處甘肅南部岷山深處，中草藥種植和外出打工，乃是當地居民最主要的收入。

據甘肅當地不少教育界人士分析，初中到高中階段升學讀書的機會成本不斷提高，而高中或大專畢業後就業情況又不甚理想，其投入產出比甚至比不上輟學去打工的學生，這是西部地區初中生紛紛放棄學業的主要原因。「和過去不一樣了。現在是孩子自己不願意讀書，我們有什麼辦法？」甘肅隴南南部山區一貧困縣教育局官員十分無奈。

「我成績那麼差，讀書也考不上高中。不如早點出去打工。」一所鄉中心校校長介紹，他入戶勸一學生返校，但孩子算賬，15歲打工去，到21歲，他就能攢錢把家裡房子修起來。「就算我拚命讀，考個不知道什麼地方的大專，21歲畢業了連工作都還找不到呢。」「讀書無用論盛行，農村孩子都沒有心思念書。」上述教育局官員分析，一方面是進城打工的收入年年走高，即便初中沒畢業的孩子，也很容易在城市找到工作；另一方面，儘管「兩免一補」後，農村家庭的經濟壓力大幅減少，但高中階段的費用仍然讓絕大多數家庭望而卻步。在當地，2011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不過2121元。而一個孩子到縣城上高中，僅學雜、住宿費用就在千元以上。「反正都讀不起高中，好多孩子讀到初二就沒動力了，乾脆出來打工。」

在該官員眼中，近年來媒體大範圍報道大學生就業難，也讓很多農民不得不考慮讀書之路的投入產出，如果孩子無望考上好學校，還不如趁早放棄。

不過，儘管「讀書無用論」被看做輟學普遍的「思想原因」，但在前述鄉中心校校長眼中，孩子輟學的真正原因，「仍然是老師和管理的問題」。這種問題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教學質量差、學生普遍學習困難。

從山東調來甘南山區的張老師在鄉中心校任教，第一次看到學生成績時，「真是驚呆了」。她接手初二班時，150分的試卷，班裡45個學生英語成績基本在30分左右，零分也是常有的事。

一年多的時間，張老師的班上陸續走了十來個學生。「這些流失的學生，在某種程度上算是被自然淘汰了。」張老師介紹，尤其是初中才從各個村小來到中心校讀書的學生，堅持讀到初三的更是寥寥無幾。「學習困難，課程根本就跟不上，自己就選擇輟學了。」

「學生的底子差得讓人難以想像。」2011年，志願者小劉從北京來到甘肅南部山村支教。她和另一名志願者被安排教五六年級的語文數學，第一個學期幾乎全在補一二年級的基本課程。四年級的孩子儘管能熟背九九表，但類似「4乘以7等於多少」這樣簡單的問題仍答不出來。在貴州貧困地區開展公益助學的志願者王吉勇，在當地了解到的情況也大體相似。村上教學點教學質量差，很多學生到了四年級進入鄉中心校時就跟不上。學校要把從村裡來的孩子重新編班再教一遍。「孩子基礎太差，越學越沒有信心。小學升初中時就會流失一批學生。」

中國滋根鄉村教育與發展促進會項目官員劉磊曾調研太行山區輟學問題，他發現輟學學生厭學，除本身基礎太差、難以跟上課程外，另一方面更有課程本身原因。孩子們感到學習的知識和需求不符，學習動力不足，在應試高壓下，自己真正的興趣愛好被壓抑。

張老師介紹，中考當前，學生每個周末都在補習，每兩周休息一天，幾乎所有的副科都被應試科目擠占。「這種滿堂灌，天天講考點、做卷子的日子，學生們怎麼會不煩？」

但每一次考試的平均分、總排名、及格率、優生率，都和老師的績效考核、職稱評定相掛鉤。「誰也不願意自己的教學成績不好看。」張老師坦言，此種壓力下，老師不可能顧得上每一個孩子，尤其是所謂的差生。

而從學生角度，老師的疏忽或態度粗暴，也足以成為輟學的原因。史耀疆在調研中發現，一些老師擔心後進生影響升學率，想辦法勸退學生；還有的孩子因和老師產生正面衝突而堅持輟學。

在REAP團隊的研究中，學習成績較差的學生輟學率明顯高於學習成績較好的學生。在學生標準化測試中成績靠後的「差生」，初一、初二的輟學率分別達到了8.5%和12.4%。

師資貧困

據財新記者了解，學業成績普遍表現較差，與貧困地區落後的師資和教學條件直接相關。張老師舉例，大多村小都無法按學科配齊老師，當地村小普遍不開英語課。鄉中心學校儘管教學質量不高，但基本能按要求從三年級開始開英語課。村上的孩子一進初中，就已落後三年。

在小劉支教的河上地村小，除了兩個志願者，四個本地的老師，包括校長本人，都是代課教師，每月領取的工資僅130元。所謂代課教師，就是由村或鄉直接聘請的、無事業編製的臨時教師。在志願者來到學校以前，英語及音樂、體育、美術等副科都無人執教。

而代課老師本身文化水平有限。就在初三下學期剛開學時，張老師班上一名成績中等的學生輟學，竟然就回到村上擔任代課老師。

「經常要放學時，老師給我們每人發幾個玉米棒，脫完玉米粒才許回家。」一位從村小升入鄉中心校的初三學生說到，還有個老師經常酗酒後到教室打罵學生。

但在西部貧困山區，代課教師已成為支持鄉村教學的主力軍。「這些山區根本要不來正式的老師。」鄉中心校馬校長，同時也負責整個學區的教學管理。他介紹，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縣級財政有限，編製不足，鄉以下的村小基本要不到名額。

2007年，洪範法律與經濟研究所支持的甘肅省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和教師狀況調研項目，曾對該縣的教師缺口進行測算，按照國家對師生比的要求，該縣的教師尚有將近1000人的缺口；現有的近2800名教師中，僅有66%有正式編製。其中18.7%的代課老師，分布在邊遠鄉鎮的學校及教學點，不乏「一人校」。馬校長介紹，即使山區學校有編製，也沒有正式老師願意來。「交通不便，條件艱苦。還有過老師到了校門口車都不願意下，哭著就走了。」

也因此，在相關統計中，西部地區代課教師約佔教師總數的20%。小劉觀察，這些代課老師正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地步。學校里的代課老師，大多從20歲開始就在學校代課，教了20多年的書，除了教書，沒有其他技能，進城打工又放不下身段干苦力。儘管教育部門提供了轉正的考試機會，但這些老師本身知識水平有限，和剛畢業的大學生一起競爭有限的編製名額，根本考不上。

在REAP的調研中，師資力量與學生的輟學率有著明顯的關係。以在職教師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比例不足30%來作為「師資力量較差」的判斷標準，此類學校初一、初二學生的輟學率分別為8.4%和12.1%，顯著高於其他學校的4.3%和8.4%。

師資也是讓馬校長最頭疼的問題。在他看來，解決師資不足的唯一方法是撤點並校，集中資源。這也是教育部門的主要思路。但以該鄉為例，當前各村小已是撤併一輪後保留下來的教學點。在河上地村，最遠的孩子上學要走近兩小時山路。如再將這些村小集中到鄉鎮，學生上學更為困難。若採用寄宿制，後續投入又跟不上，且寄宿年齡過小，對孩子身心發展不利。當前校舍已不夠接納所有學生，一些初中生甚至要獨自在鄉上租房生活。而學校的生活老師、駐校社工都要不到編製。「後續配套跟不上，反而滋生出更多的問題。」

正視現實

在支教老師們看來，這些貧困地區的孩子，不僅僅缺乏規範的學校教育，更缺乏父母的系統管教。

小劉本以為山裡的孩子都像希望工程那個大眼睛女孩一樣，對知識充滿渴求。但到了才發現，極少有孩子對學習表現出熱情。最讓她頭疼的，是學生普遍不做家庭作業，無論是罰他們掃廁所還是打手心，都毫無作用。

直到春節臨近，孩子們的父母都回家來，幾個長期不做作業的調皮孩子，才乖乖交了作業。在小劉的班上，約60%孩子是留守兒童，祖輩一味溺愛，家庭教育普遍缺失。而REAP的研究，也證明了留守與否與輟學的關係：初一留守學生輟學率為7.9%，而非留守學生為5.5%；初二的留守學生輟學率為13.0%，更顯著高於非留守學生8.6%的輟學率。然而，即便一些孩子的父母長期在家務農，本身文化水平有限，他們也沒法給孩子好的家庭教育和成長空間。「父母本身是文盲、半文盲，對孩子也沒有那麼高的期望。」張老師說。

不少學者認為，對輟學的實質性干預必須儘快啟動，僅有宣教和「勸返」遠遠不夠。正視高企的輟學率，乃是諸多政策干預的第一步。

但正視現實並非那麼容易。過去一年的時間裡，「兩基國檢」是甘肅省的頭等大事。所謂的「兩基」，是「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簡稱。「國檢」則指國家級檢查。1985年，《中共中央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彼時，全民受教育水平僅4.3年，小學畢業生升學率為68.4%。教育投入不足，一度讓貧困地區的孩子無書可讀、讀不起書。因貧輟學，成為「普九」的最大障礙。

隨著財政投入不斷提高，「普九」覆蓋率數據和入學率近年來持續提升，這被視為中國基礎教育的重要成績。但西部貧困地區的初中輟學率，卻一直居高不下。2005年，全國教育科學「十五」規劃國家重點課題「轉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案例研究」對17所農村初中進行抽查，發現平均輟學率在43%。而這一時期，貧困，仍然是農村學生輟學的重要原因。

2007年，「兩免一補」政策在全國範圍內推開，農村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不再繳納學雜費，貧困學生也被免除了書本費，同時還有一定的寄宿補貼。但在政府著力通過補貼消除因貧輟學的同時，學生因為學習困難、厭學而主動輟學的趨勢卻已凸顯。

2011年9月起，為了迎接國家一級對「兩基」達標的檢查，甘肅省一級開始了對各縣市的評估。考核指標包括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和初中入學率分別達到100%和95%，小學和初中的輟學率必須控制在1%和2%以下。

為了確保輟學率達標，甘肅各縣市都在組織鄉村幹部和教師，簽訂控輟責任書，上門排查、勸返輟學學生。但面對事實上的高輟學率，基層的官員和老師們都不否認，要將近30%輟學率降至2%以下，是不可能完成的目標。

「只能弄虛作假。」前述鄉中心校校長抱怨，由於有迎「國檢」的硬性指標要求，各個學校上報的數據和名單也得對照著指標數來編。

最終，該縣的初中輟學率不出意外地被「控制」在了1.07%，甘肅省一級的官方數據，初中輟學率更低至0.6%。甘肅作為最後一批接受「兩基國檢」的省份，在2012年初正式宣布達標。這也標誌著中國「兩基」目標全面達成。

前述官方指標完成的背後，是一大批輟學打工的未成年人。在斯科特看來，在當前用工短缺的大勢之下，僅有初中或初中以下學歷的年輕人尚能輕易在城市找到一份低薪而辛苦的工作；但隨著中國產業的轉移和升級，不具有基本知識技能的初中肄業生們，終將被勞動力市場所淘汰。

斯科特對財新記者分析，在墨西哥，上世紀末一度憑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創造了經濟起飛的奇蹟。但當地只有40%農村人口受過高中教育，大量勞動者在初中階段輟學。當墨西哥代工廠向中國轉移後，等待這些低素質的勞動者的是居高不下的失業率。除了非法移民到美國，加入黑幫也成為主流選擇。

「現在開始解決問題還來得及，否則恐怕墨西哥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斯科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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