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史家對三國史的正統書寫與對西晉王朝的限斷與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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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題看上去很大，但事實上只想重點談兩晉與三國史書寫密切相關的三位史家：陳壽、陸機、習鑿齒。這幾位史家的觀點，折射出了兩晉時期對三國鼎立和西晉移鼎這段歷史定位的看法及其演變。看似這兩個問題關係不算很大，但是如果仔細爬梳相關史料，將會發現兩晉史家在對西晉限斷的看法上，實際上集中折射了他們的三國正統觀；而兩晉史臣對司馬氏前期歷史的建構，也必伴隨著對三國歷史的型塑。因此三國史的書寫與對西晉王朝的定位之間，存在著一種相輔相成，密不可分的關係。而西晉時期的建構的史書會成為東晉時人再認識前西晉時代歷史的主要來源，後來史臣在前人建構基礎上，再次建構服務於自身正統觀的史書體系，這樣的層累建構行為，將導致歷史記載與史實的偏離越來越遠。

一、西晉官方對於宣帝仕魏的形象塑造

關於這個問題，仇鹿鳴在《魏晉之際的政治權力與家族網路》已經有了讓人信服的論證，但是由於此問題在本文中比較關鍵，所以茲引用其主要觀點，略作闡述。

《晉書·宣帝紀》：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闢為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

再看前一段，《晉書·宣帝紀》：南陽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

非常湊巧地，楊俊後於魏諷之亂被處死，崔琰亦是被曹操賜死，感覺《晉書》專以此二人作為為宣帝延譽之人，頗有深意。結合後文「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晉代史家似乎是在有意無意地宣揚宣帝與曹操自一開始便處於一忠漢一篡漢的對立立場上。宣帝早年的知遇之主死於曹操之手，而他出仕曹魏，亦顯得是為時勢所逼，出於無奈之舉。歷來讀到這條史料者往往對此反常記載心存疑慮，宋人葉適就指出：「懿是時齒少名微，豈為異日雄豪之地，而曹操遽憚之至此？且言不屈節於曹氏，尤非其實。」尤其是考慮到司馬防乃曹操為洛陽北部尉時的推薦者，司馬懿出仕之前，其長兄司馬朗已為司空掾屬，可見兩家關係頗為交好，由此襯托得宣帝不願出仕之事更為反常。

然而為了提高這一史料的可信度，西晉史家甚至還在《宣穆張皇后傳》里編了與之「配套」的史料：

宣帝初辭魏武之命，托以風痹，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後乃恐事泄致禍，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

似乎兩相對照，還能讓《宣帝紀》的這條可疑記載從「孤證」變為與其他史料相互「印證」，進一步打消旁人的疑慮。

《宣帝紀》最後還加了一段：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

這固然是史書中常見的附會之詞，一方面是為了彰顯宣帝的「異人之資」在其早年便嶄露頭角，以至於為曹操一眼識破，一方面同樣也是為了再一遍地暗示讀者「宣帝不臣於魏」這個「事實」。經過史家煞費苦心地幾次三番的渲染，史書中的司馬懿一直生活在曹氏帝王的隱隱猜忌中、並且並不願意為魏臣的形象，便塑造得深入人心。

然而《北堂書鈔》卷113引《魏略》佚文對此有全然不同的記載：

晉宣帝好學，曹洪自以麄疏，欲屈自輔帝，帝恥往訪，乃託病拄杖。洪恨之，以語太祖，太祖辟帝，乃投杖而應命也。

這則史料里的宣帝，其熱衷功名利祿的形象躍然紙上。而拋開《晉書》中「不欲屈節曹氏」這段疑點重重的記載，看歷史上的宣帝，無疑是個少年仕宦，經綸世務，以干能見長的文武兼資之臣。在仕宦一節上，他可謂是不拘名節，十分通達的。從對曹丕對他的重用全無推辭，到因聞京師有變而日夜兼程趕去見曹叡最後一面，到後來因不滿曹爽對自己權力的侵奪，而不惜鋌而走險發動高平陵之變，更說明了他醉心權欲，本非謙退之臣的事實。這樣的性格不可能是少時心存漢室、鄙視曹操以「宦閹遺丑」行篡漢之事，被逼出仕後便在朝夕之間性格大變的結果，可見《晉書·宣帝紀》關於這一主題的塑造，乃是史官的有意為之。《魏略》的孤證記載，近乎可以對《宣帝紀》的宣帝形象建構起到一票否決的效果。本文的一大重點，就是想關注宣帝形象是如何經過晉朝史官記載、建構和再建構的過程。

二、西晉時期對限斷問題的爭論及陸機《三祖紀》的書寫

為何從《魏略》到《晉書》，史家關於宣帝仕魏的說法出現了如此大的差異？這是因為《魏略》作者魚豢生活於魏末晉初。雖然魏晉之際的中央統治階層和名士群體，很大程度上是活在司馬氏專權的政治高壓和白色恐怖中，但是當時畢竟曹魏尚存，司馬氏可以在權力上壓制官宦和名士，迫使他們在或矛盾或追逐權勢的心態下屈服於他們的威權之下，卻不能在意識形態上作更多的改變，以宣揚他們霸權統治的合理性。所以魚豢所處的年代，並沒有刻意將事實往宣帝不臣魏的方向渲染的意識。

隨著泰始元年司馬氏代魏進程的最終完成，與曹魏的公卿官員確立了正式的君臣名分，西晉王朝的統治便可謂是木已成舟。西晉代魏比之曹魏代漢，性質上屬於內部和平演變，是真正的鳩佔鵲巢，行篡奪之實。可以說，為西晉開國立下汗馬功勞的那一批士人，他們恐怕比隨著曹操平天下的曹魏開國功臣們心中的罪惡感、迷茫感更甚，而他們作為曹魏末年血腥鬥爭與高壓政治的參與者，為自己的不忠不義之行尋求一個正大光明的理論依據，便顯得尤為重要。在西晉滅吳之後，這種需求顯得更為迫切，因為這時候的西晉已經實現了統一，結束了近百年的分裂，站在了三國都未能達到的高度上。這在當時臣民的眼中，無疑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壯舉，讓西晉敢於理直氣壯地將自己置於曹魏的歷史地位之上。在這種需求的驅使下，西晉王朝進行了一系列王朝意識形態的塑造，其中，前後斷斷續續持續了十幾年的西晉開國限斷之爭，便是其中之一。而宣帝不臣魏這樣成體系、思想塑造上高度一致的史料系統，是經過西晉史家在王朝意識形態的爭論中，長期建構的結果。

《晉書·賈謐傳》：廣城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為秘書監，掌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勖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為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為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

所謂限斷，就是決定《晉書》的書寫年代之始。這段史料清晰地揭示了西晉時爭論頻頻的三種限斷方式：即從正始斷，從嘉平斷，從泰始斷。

這三個時間點對應著司馬氏專權的三個層次。

正始則是宣帝受曹叡託孤之重，輔翼齊王芳的開始年代，這段時間曹魏皇室宗親逐漸凋零，皇權旁落於大臣，宣帝權勢威望逐漸隆重。可以說，宣帝代魏的基礎，就是這段長達十餘年共分朝政的經歷，是以荀勖等視正始為王業之始。

嘉平則高平陵政變之後，宣帝以及司馬氏家族長達十餘年間政由己出，取得對曹氏的壓倒性優勢的時期。

泰始則武帝正式代魏，開啟大晉基業，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皇帝，並開啟統一全國的歷史進程的時期。

某種程度上來說，從正始、嘉平限斷性質上無本質區別。熟悉魏晉歷史的人，不難看出正始到嘉平乃是曹魏皇權逐步衰弱，司馬氏的權力逐步崛起至興盛，漸漸脫胎於魏而躍居人臣之上的時間點。因此主張從此時間點進行《晉書》限斷的朝臣，其著眼點更多地在於從以魏為正統的視角切入，觀察「天命」由魏移於晉的過程。從正始斷，從嘉平斷，其實就是對於「天命」何時由魏歸於晉的取捨標準的爭論。太康年間的限斷議中，泰始限斷的方案尚未被提出。而隨著太康末年時老一輩的西晉「佐命功臣，皆已沒矣」，西晉中央的貴公子、「官二代」也逐步接替老臣走上政治舞台，以及元康中吳地士人逐步踏入中央政權，情況便發生了一些變化。對前者而言，他們並未顯赫於曹魏，對曹魏本身的感情更多停留在父輩榮耀這一概念上；對後者而言，無論是吳人還是蜀人，他們作為在官場上相對孤弱的勢力，遠涉他鄉為官，必然相互緊緊抱在一起，互相提攜。而故國對於他們，是一個連結鄉情的重要符號，這將鄉黨意識與故國政權同一化，他們所懷有的「故國之思」以及在中央仕路的艱難，促使他們有意無意地在王朝意識形態上為自己的故國爭取更高的歷史地位。

陳壽《三國志》完書於太康後期，而華嶠《後漢書》完書於元康初，二史的編撰完畢，使得編修官史《晉書》更提上日程。太康時對晉史限斷的爭議，最終並沒有達成一致，而如要編寫《晉書》，則必須對於限斷選取達成一致的決議。

賈謐元康初職在門下和禁衛，雖歷位不在機要，卻因賈后專權之故朝野瞻望，浮華子弟競相奔湊。他後來因其母廣城君郭槐去世而被迫去官服喪，服喪結束後以親領秘書監的姿態重返朝政，總典國史之任。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賈謐提出了重議限斷，當還有為賈氏治下增加政績，輔翼賈南風的專權的政治目的。陸機所作《三祖紀》是《晉書》目前所見成書最早的篇章，可見正是此次限斷議之後，《晉書》的編寫才開始真正展開。

賈謐這一次重議限斷，開創性地提出了從泰始斷的方案。而當時領著作郎為賈謐下屬，又身為攀附賈謐、浮華求進的「二十四友」之一的陸機，必以賈謐黨羽的身份支持其提案，並為之尋找理論依據。而且從史料留存的隻言片語來看，賈謐的限斷議與陸機個人的利益也是能夠取得一致的。由於賈謐關於此議的表章現已不存，而陸機關於西晉限斷與歷史定位的史料則頗有保留，我們可以從中管窺「泰始限斷論」一派的主張，與正始、嘉平限斷兩派之間是存在本質性的差別的。

《隋書·李德林傳》：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雲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為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雲晉有受命之徵？

北齊高洋代魏時所面臨的情況與西晉頗為類似，故武平中北齊準備編撰齊史，朝中亦掀起過一場關於《魏書》限斷的大爭論。《隋書》這段史料為當時黨魏收的李德林對陸機在《晉書》限斷問題上的主張背後動機的理解，他敏銳地察覺到陸機極力主張泰始限斷的背後，是一顆故國之心在作祟，這一認知可謂一針見血。（更值得稱讚的是他一眼看出習鑿齒《漢晉春秋》實質上也是「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而後世史家觀習鑿齒《漢晉春秋》主旨，則多被文義所誤。這一問題放後文討論。）而檢《文選》引陸機《答賈長淵詩》其四、其五，也體現了這一點。

《其四》：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其五》：天厭霸德。黃祚告釁。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其五》的「獄訟違魏，謳歌適晉。陳留歸蕃，我皇登禪」一句非常明顯，陸機認為魏蜀吳三朝同霸，且西晉受命的轉折點，在於陳留王曹奐的禪讓以及晉武帝的登基。這一答詩作於賈謐去官服喪期間，當時陸機作為吳王晏國官隨其在國，賈謐以當年游處之情拉攏陸機，邀其還朝，雙方往複詩總共十首，其中部分便涉及了對三國和西晉的看法。從二詩可以看出，陸機早在賈謐提出限斷議之前，關於三國同霸的認識，已經是他根深蒂固的想法。所以，陸機的主張在斷限議前後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吳地士人長期受到吳國亦受命於天的宣傳和愛戀故國情緒的左右下，基於維護故國的立場而產生的。

《答賈長淵詩·其五》中，明確指出「我皇登禪」是晉武帝，提到的「獄訟」「謳歌」之典故，實質上是援引堯禪讓於舜的典故，堯禪位於舜而不傳其子丹朱，以類比魏祚傳於晉武帝而不傳於陳留王奐。可見在領著作郎典國史前的陸機眼中，晉武帝（而不是宣帝）才是真正的受命之主。在後來的限斷議中，陸機同樣援引了堯舜禪讓的故事來判定大晉受命之年代，而判定的關鍵概念就在於「攝政」。陸機的表章今已難窺全貌，但是後來的李德林與魏收論西晉限斷之正誤時，對陸機當年的遺文進行了大量的解讀和駁論。

緣何宣帝開啟司馬氏霸業，在陸機眼中不算「攝政」？陸機又為何會認為西晉受命於泰始？他用經學典故與現實政治對應的邏輯頗為繁複，要理清這個問題，必須對《李德林傳》的書信進行仔細辨析。

在說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陳述一下魏李二人書信往複的背景。

《北齊書·陽休之傳》：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敕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義。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謂其所親云："我非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深為時論所鄙。

所謂平四胡之歲，即指普泰二年（532）。該年高歡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起兵，在韓陵之戰擊敗爾朱兆、爾朱世隆、爾朱彥伯、爾朱度律幾位爾朱氏勢力的主要人物，順利進入洛陽控制朝政，奠定北齊霸業基礎。天保元年則是北齊文宣帝高洋正式代魏的第一年。

李德林與魏收書信往複之事，即發生在武平中（570—576）這次限斷之爭期間。魏收《魏書》成書於北齊天保三年，武平中議限斷，實際亦是為北齊國史的修訂做準備。北齊代魏同樣經歷了二代三人，同樣創基之主宣帝和高歡功業甚高，為後來人的執政奠定了大部分的基礎。綜上觀之，可以發現西晉、北齊兩次限斷之爭的背景亦頗為相似，難怪當年陸機在處理西晉受命問題的限斷議，成為了北齊史家一致關注的焦點。

兩相對比，不難發現魏收所持之議與荀藩等類似，而陽休之則與陸機立場一致。主張從天保限斷，與魏收針鋒相對的陽休之，必引陸機當年議限斷的「故事」來對魏收一派進行駁難。而魏收一派勢必要指出陸機當年議限斷思路和對經書典故把握的不合理處，為自己的普泰限斷論提供支持。而魏收以文見長，故不得不問計於「該博墳典」的李德林，辨析故事，逐條駁論，可以說李德林在這次限斷之爭里是魏收背後的重要智囊。而李德林在書信中，確實對陸機的主張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對於我們來說，這篇關於起元往複的記載中重要的是李德林所提到的一些陸機的觀點。

全文引錄如下：

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敕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條列，幸為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即位，亦有元年，非獨即位得稱元年也。議雲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為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為帝也。蒙示議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矇。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為疑。息姑不書即位，舜、禹亦不言即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雲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請論之。"德林答曰：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雲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群後，便雲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為舜若堯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禮，便曰即真，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

或以為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雲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為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至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並以為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雲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魯號《紀年》。墨子又雲，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即須號令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

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議雲，赤雀白魚之事。 恐晉朝之議，是並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雲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並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跡，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唯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

由於該記載涉及經書典故，邏輯繁複，文義混漫，故對他們爭論的幾個焦點問題加以辨析。

（1）攝政與稱元的關係

魏收在書信中向李德林解釋來信緣由，乃是因陽休之對魏收觀點有諸多異議，因此將其中疑難之處書與李德林，欲與之探討。李德林在讀完魏收的來信後，提出了補充意見，指出：《春秋》慣例是即位稱元，但也有特殊情況如魯隱公未即位亦稱元，所以不一定要即位（對應高洋天保元年）才能稱元。陽休之一派議稱受終為帝的時候才能稱元，是《尚書》的古義。李德林認為，根據《大傳》，以臣禮而死的周公，攝政時亦稱元，可見不一定要像舜、禹一樣受終於前代而稱帝者才能稱元，攝政者亦可稱元。

（2）何為攝政

明確該前提後，「攝政」可起元便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那麼接下來的關鍵就是判斷何種情況可稱「攝政」。周公攝政，是暫代天子位行天子事，從表面形式上來看，與後世的建立霸府機構的權臣以人臣之禮事君（即所謂的「相」）確實存在著禮儀上的顯著差別。然而李德林舉出周公攝政亦稱「相」，曹操相漢被曹植比為舜攝政於唐堯之朝，以證明「攝」與「相」實無差異。

如我們所知，魏晉禪代的進程中，宣帝、景帝兩代人都致力於鞏固司馬氏的專權，並未在名位方面有過多的進展。司馬氏名位方面的進展，實質上開啟於文帝時期。司馬昭繼任之後，受相國之命，加九錫，稱公，稱王，然而最終在一切幾乎都已備妥的禪代前夕猝然離世，終其一生亦未在名位上享受到天子的待遇。故石苞奔喪時才大哭「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讓司馬昭終於在死後享受了一把天子之禮下葬。故僅從名位角度而言，司馬氏確實並未代天子行事，無法達到「攝政」的標準。

當年的陸機，便是從這禮儀威勢的角度切入，認為舜攝政的開始是「格於文祖」，（《史記正義》：舜受堯終帝之事於文祖也。）之後完全行天子事，如「班瑞群後」等天子禮儀，也是由舜來執行。當時的堯已不行天子之事，僅在位而已。從名位角度類比魏晉易代，「受終」於陳留王奐的晉武帝才是真正的受命之主，終一世皆為魏臣身份的宣景文二代三人，都不能稱「攝政」。

陽休之援引陸機當年論證宣景文「身未居攝」的表章來證明高歡亦非「攝政」，不得起元於普泰，李德林對此提出的反駁是，「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為斷。」這也是他論證的核心思路：循名責實，不看表面形式，當看實際權力。霸府政治的一大特點便是其主無天子之名，而有天子之實。如果論實際權力，高歡與當年的舜並無二致。而假若專以表面虛名來判斷的話，行攝政之事的周公、霍光並未真正受命於周、漢，所以不能以名位作為判斷攝政與否的依據。

（3）起元與書法之爭

陽休之認為起元元年必須是魏朝國史實錄元年，後人修齊史方可以元年紀事，而高歡時用北魏、東魏年號，自然不能以普泰起元，李德林同樣以高歡以人臣之禮事魏，謙匿受命不能體現當時的實際情況駁之。

魏收在之前的回信中，詢問了李德林關於經書中「一」和「元」使用場合是否有別，李德林答雲古人用「元」較為謹慎，但是從含義上來說，「一」與「元」也是一碼事。

李德林又指出，古人重紀年，紀元在史書里是一個關鍵的體例，代表了史家眼裡的「受命」。陳壽不願意說曹操受命，陸機眼裡三國皆為霸朝而並非受命之正朔王朝，習鑿齒也是如此。如果認為曹魏尚存之時司馬氏已然受命，那麼便是認為司馬氏是受命於魏，即承魏正朔，此必非陸機所願。如前文所述，陸機不承認曹魏是受命的王朝，而僅承認其割據霸朝的地位，所以他傾向於淡化司馬氏的王業與曹魏的關係。所以晉武帝的正式稱帝，建立晉王朝，這一順天應人、開創新朝的時間節點，便在陸機眼中顯得尤為重要。

李德林認為若高歡霸業之始不為起元之始，那麼高歡的《本紀》里會充斥魏朝之事，編年亦以魏朝年號，那麼《本紀》便與魏末的功臣列傳體例上全無差別了。這自然也是在針對陽休之以魏朝年號編書《高祖紀》的主張。而實際上從《晉書·帝紀》的編撰來看，宣、景、文三帝的編年也無疑採用的是泰始限斷，泰始之前事以曹魏年號紀年編寫。魏、陽兩派廷議時，認為陸機並未談論起元的問題，而李德林指出陸機其實對起元問題提出過意見。這一問題上陸機再次與李德林相左，引李德林對他的意見又提出了尖銳的反駁。

「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議雲，赤雀白魚之事。」

這句話多給人造成誤解，實際上該句中的「或」當解釋為「有人」，是陸機對反對派意見的引用，這一問題上他與束皙是有分歧的，所謂「赤雀」「白魚」皆典故，喻晉朝受命之徵，乃是束皙引經據典支持正始、嘉平限斷。而李德林信中的後文，多為陸機對反對派意見的駁斥。

又據《初學記》引陸士衡《晉書·限斷議》曰：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如傳，此實錄之謂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

結合《李德林傳》，陸機對於自己起元泰始的主張，提出的依據是：禹禪代之前的事書於《虞書》，周文王之事寫於《商典》，他以此駁論持正始、嘉平起元論者，作為以「受命」為限，受命前的事書於前朝史的依據。那麼按陸機泰始限斷的主張，宣、景、文三帝的事迹皆發生於西晉王朝「受命」之前，晉三祖實為「追王」。但三帝不可不入西晉國史，故陸機想以退而求其次之法，《三祖紀》雖名為紀，在體例上以臣傳書寫，以示三帝並未受命，仍為曹魏之臣的事實。

陸機這一書法在後世看來頗為不倫不類，劉知幾即斥「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李德林提出正確做法應是二史並書，不能將後朝的創業史寫到前代去，更不能讓高歡、高澄以北魏之臣列傳體例書寫，而不以本朝帝紀，這是非常不得體的。

總而言之，通過李德林與魏收的往複，我們可以看出陸機為支持賈謐的泰始限斷論可以說是不遺餘力。他遍尋經史，援引上古舜攝堯政典故為核心，以舜攝政與司馬氏專權時名位和威權的高下為著眼點，提出了一套堪稱邏輯自洽的理論，來支持晉武帝為西晉王朝的受命之主，西晉受命於禪代之時而非司馬氏專權移鼎進程開始之初。他將晉三祖身份歸入「魏臣」行列，實際目的是為了淡化司馬氏移鼎對於西晉王朝建立的作用，同時為了凸顯混一南北的晉武帝在西晉諸帝中的重要性。

在相當一部分西晉士人的心中，晉武帝之所以為天命之主，是在於其功德——結束了三國的分裂，四海晏清，萬民歸心。晉武帝一舉平吳，讓西晉王朝終於有了揚眉吐氣的感覺，一掃魏嘉平以來以陰謀和強權代魏造成的道義方面的陰霾。自太康以後，歌頌晉武帝滅吳一統的聲音就屢見不鮮，從太康初平吳後的多位朝臣勸行封禪，到摯虞的《太康頌》，到潘岳的《為賈謐贈陸機》，到陸機的《答賈長淵詩》，一再地歌頌由晉武帝締造的「萬世基業」（在不知永嘉的元康中人來看，確實如此），太康盛世。晉武帝的這一成就，潛移默化地改變了西晉士人太康之前一致視西晉為曹魏的延續的王朝意識形態，至此漸漸產生了新的聲音。他們依舊承認西晉承魏正朔，但是卻又認為西晉的歷史定位已經躍居曹魏之上。

另一方面，蜀、吳士人（尤其是本土勢力強大的吳地士人）攜帶著他們在南方長期生活形成的以本國為尊的固有意識形態，也有相當一批人進入了西晉統治集團，勢必對西晉之前較為單一的以曹魏為尊的正統觀形成一定的衝擊。身為亡國之後，他們生活在統一後的西晉王朝，自不能對亡其國家，締造萬世功業的西晉的正統性有所質疑；毋庸置疑，在西晉王朝中，身在權力核心，起絕對主導作用的無疑是曹魏「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他們不可能違逆當時「中國」士人的意見，扭轉西晉承魏正朔這一事實。因而吳蜀兩地的士人自會對在故國時形成的以本國為尊的正統觀進行調整，調整的結果便是傾向於將三國作為同時並存的分裂王朝看待，而統一的西晉則為天命所歸。

太康之後的西晉士人在回顧三國這段歷史時，由於已經徹底擺脫了分裂時代，往往不由自主地自居三國時代的總結者、後來者、優越者。這一時期歷史遺留下來的言論中，也越來越多地將曹魏與其他二家並稱，而不像之前那樣強調曹魏相對於另兩家，乃是天命所歸了。這樣的言論在當時屢見不鮮：

如陸機《辯亡論·下》：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掩有交、廣。

《晉書·周處傳》：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宮釃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有慚色。

《晉書·華譚傳》：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

潘岳《為賈謐贈陸機》：靈獻微弱，在湦則渝。三雄鼎足，孫啟南吳。南吳伊何，僣號稱王。大晉統天，仁風遐揚。偽孫銜璧，奉土歸疆。

陸機《答賈長淵詩》其四：爰茲有魏，即宮天邑。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民勞師興，國玩凱入。

王隱《蜀記》載李興為諸葛亮碣：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魏疆者也。

賈謐的泰始限斷論，本身便是這種新的王朝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表現。這樣的處理方式，有很多方面的積極效果。

第一，從掩蓋魏晉禪代污點的角度，這樣做有利於淡化宣、景、文三帝不忠於魏對於「晉德」的虧損。

第二，從滅吳之前的西晉統治集團利益的角度，抬高西晉有利於他們為自身的功業歌功頌德。

第三，從被征服的吳蜀士人的角度，抬高西晉有利於他們將自己故國置於與曹魏在某種程度上並駕齊驅的地位上。

因而泰始斷的提案在提出之後，便受到當時身居高位的王戎、張華、王衍、樂廣的一致通過。這幾人或為元康政治的主要執政者，或為當時朝望，可以說賈謐之議並未遭遇多少阻力。

因此可以看出，在西晉統治地域擴張，統治集團為抬高自身功業，並接受了吳蜀士人意識形態一定程度上的影響的變化之下，西晉之人對於本朝和前朝的認知，便發生了這樣從「並尊魏晉」到「獨尊西晉」的改變，可以說尊晉是符合他們共同的利益需求的，而泰始限斷論也由此應運而生，是為宣揚西晉至上而服務的。

《史通·外篇·古今正史》：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事迹，多所詳究。過江為著作郎，受詔撰晉史。為其同僚虞預所訴，坐事免官。家貧無資，書未遂就，乃依征西將軍瘐亮於武昌鎮。亮給其紙筆，由是獲成，凡為《晉書》八十九卷。咸康六年，始詣闕奏上。

按《史通》的說法，陸機所作《三祖紀》值永嘉之亂典籍散佚而「不存」，然而據《晉書·石勒載記下》：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不歸美焉。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

石勒身為一個文盲，了解前代史事，必從後趙儒生士族之口。而他對司馬氏父子的事迹顯然頗為熟悉，必是從讀史的儒生口中聽聞頗多，此為陸機《三祖紀》至少在北方仍存，併流傳於後趙的證據。

再看東晉方面，《九家舊晉書輯本》所輯王隱《晉書·帝紀》中，宣、景、文帝紀同樣以列傳體例書寫，至武帝而改為帝紀體例。由於《三祖紀》今已徹底湮沒無遺，王銓、王隱有沒有參考過陸機《三祖紀》雖無法定論，但王隱此書法無疑是與陸機一脈相承的。王隱以寒門出身，後因觸犯虞預被廢，後蒙庾亮惜才，居武昌以白衣修史。他「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生活於西晉的其父王銓於王隱《晉書》的西晉史料來源必貢獻頗多。而關於宣帝不臣魏的最早記載，即出現於王隱《晉書·宣帝紀》，這一史料有很大可能是出自其父手筆。那麼在西晉時當已出現宣帝被逼仕魏的說法，這當與西晉官方「獨尊西晉」的王朝意識形態宣傳脫不了干係。

三、陳壽《三國志》的正統書寫

陳壽《三國志》的書寫，有幾個方面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1）起元於黃初，漢末事入《國志》，沿用漢帝年號，亦不以曹操為「攝政」「受命」之主。

《史通·內篇·本紀第四》：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系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

《李德林傳》：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為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雲魏武受命乎？

（2）體例上首創三家並書之體，實未以曹魏立場寫史

同情蜀國的後人往往抨擊陳壽以魏帝作本紀，而吳蜀二國之主皆不作紀。然而實際上陳壽採用的是以曹魏諸帝作《本紀》，吳蜀國主之傳名稱雖為列傳，體例卻全為帝紀之體，三家史的紀年又各用其本國年號；又以三家史並書，獨創新史體。這樣的折中之法，由於西晉承魏正朔，在當時而言已經是對吳、蜀二國國史的最好結果。

若魏作帝紀來指責陳壽不能持平守中，未免失於嚴苛。

據《陳壽傳》， 「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可知夏侯湛身為曹魏宗室之後，並未為吳、蜀作成體系的史書，或僅以列傳附於後，具體未詳。

又北魏大儒梁祚改並三國志為曹魏一家之史書《魏國統》；（《魏書·梁祚傳》，梁祚「撰並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隋書·經籍志》：《魏國統》二十卷(梁祚撰。) ）而北魏張始均亦改寫《三國志·魏書》為編年之體。（《魏書·張彝傳》：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以上二例皆是三家獨尊曹魏。

以上例子或出於純欲尊魏，或出於欲尊北方政權曹魏以為自身的正統之爭張目的目的，才是真正自居曹魏立場的史家所欲採納之體例。陳壽之書，最多可謂形式上傾向於尊魏，而實則持平守中，故抨擊陳壽不能三家等齊，甚至抨擊其無心漢室，不能尊蜀云云，都是帶有強烈有色眼鏡的言論，未免失之不公。

對比北齊時魏收作《魏書》，以東晉南朝盡入《魏書·列傳》，並冠以「僭晉」「島夷」之類蔑稱，陳壽之端平已是難能可貴。

（3）陳志是「文質辨洽」與「有益風化」兼顧的良史

《晉書·陳壽傳》：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臣等案：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

《文心雕龍·史傳第十六》：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譽也。

古人記史，雖然讚揚如南董那樣的直筆，但是他們也同樣重視史書的教化作用。為尊者、賢者諱曰婉，而史書文筆雋永委婉在古人看來也是一種美好的品質。史家有時候為了通過史書表達他們的理想與價值觀，會部分地犧牲「求真」，來追求「求善」，陳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但是總的來說，陳志文風簡約質直，而又能明辨是非，確實堪稱「史鏡」。《三國志》獲得西晉官方的認可，成為三國時期的唯一正史，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西晉政府認為該書能夠勸誡士人，有益教化。而陳壽此書在兩晉南北朝時期讀史書之人眼中備受青睞，乃是因為在時人眼中，《三國志》是一部史德、史才兼備之人的優秀作品。

最典型的就是陳壽在《三國志·陸凱傳》中，明知陸凱遺表疑點重重，「虛實難明」，卻仍然將這篇一千四百多字的長表錄入其本傳，以彰顯孫皓之惡，激揚風化，明乎得失，但是又明文指出此疏真實性存疑，且錄於傳後，不影響讀者對本傳的觀感。

（4）故國之思

陳壽帝魏或帝蜀歷來眾說紛紜，其實都並不全面，究其爭議源頭，就是他的三家史以魏為正的同時，又對蜀國懷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溫情與回護，也是他最大的私心所在。

具體案例，在吳金華《<三國志>的敘事、評議與抒情》中有詳細闡述。又《陳壽詳略之筆與<三國志>的繁簡之處》一文第三節《<蜀志>、<魏志>屢記劉備帝王之相》，劉備誠然為漢末名士，但在各處史書屢屢記載劉備英雄之氣，不得不讓人懷疑存在有意渲染之嫌。而陳壽除實錄三國時人言行之外，亦沒有過表達曹魏天命所歸的觀點，這與之前的王沈《魏書》，之後的司馬彪《續漢書》的行文差別是顯而易見的。

陳壽此人剛正不阿，在蜀漢末年即因不黨黃皓而遭廢黜，在《三國志》行文中，亦不難看出他對品德高潔者的欣賞。陳壽的「故國之思」與存心「勸誡」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在《三國志·魏書》的行文中，對曹操攻城略地多用「屠」字，評價曹操，多著眼於他的能力和權略；究其動機，正如陸機《辯亡論下》那樣，乃是陳壽眼中的曹魏，多多少少有些「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的意思。因此在行文中，他也往往不由自主地用這些字眼，傾注些許自己的感情色彩。

（5）總結

陳壽寫《三國志》時所體現出的「故國之思」，是他採取三家並書的方式寫三國歷史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陳壽除形式上帝魏之外，讀《三國志》很難感受到陳壽是站在曹魏立場上發聲，而他卻同時對蜀漢政權傾注了相當深的感情；陳壽與陸機一樣，不以曹操迎獻帝起元，而以黃初起元，其背後也是一顆和陸機相似的心，即不願承認曹操受命於漢。

可以發現，拋開史才、史德這層評價，同樣身為亡國士人的陳壽與陸機，他們的立場其實是出奇地一致。

四、習鑿齒在西晉史書建構基礎上的再建構

（1）習鑿齒的鄉里情結

習氏在漢末時已是荊州襄陽一帶頗為顯赫的豪族，至東晉時已是荊州一等一的大族。而習鑿齒便是出身於這一荊州本土大地主家族的名士。

《晉書·習鑿齒傳》：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

《晉書·山簡傳》：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 ]。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

永嘉之亂後，北方高門大族紛紛南渡，僑姓士族寓居江南，其強大的政治影響力和在政權中的主導地位，往往讓江南的本土士人倍感壓力，南北士人相互之間的地域攻訐也屢見不鮮。桓公鎮荊州，其軍府人才濟濟，琅琊、太原二王、謝、袁等僑姓門閥子弟皆在其府下為官。習鑿齒與這些僑姓士族共事時互相調侃的隻言片語史書亦有所記錄。如《世說新語·排調》：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荊』，敢與大邦為讎？」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這樣的情況下，士族自身受對鄉黨、故里的自豪感驅使，往往更容易產生追捧鄉賢，誇耀鄉里人文薈萃、群賢濟濟的情緒，而這樣一顆鄉黨之心，在習鑿齒身上體現得尤為強烈。這不僅體現在他是地方志著作《襄陽耆舊記》的作者，也體現在如下一段史料上：

《習鑿齒傳》：溫弟秘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秘書曰：

　　吾以去五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

　　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

習鑿齒卸任衡陽太守後返回故里襄陽，而昔日人文薈萃的故鄉經過永嘉之亂和後趙的入侵，縣邑殘破，已被打造為前線軍事重鎮，不復之前寧靜的故土。目睹今昔之變的習鑿齒，才會觸發桑梓之情，產生無盡的傷感。他寫《襄陽耆舊記》，可能是想記下這片土地曾經的賢俊和風流人物，以銘記那些消逝的過往。

在這封給桓秘的信中，習鑿齒懷著深厚的鄉土之情，回憶了自漢末以來荊州的鄉賢（諸葛亮、龐統、徐庶、崔州平等），曾鎮荊州的諸位名使君（羊祜、裴潛、杜預），以及曾路過荊州，在此地留下詩文和佳話的古人（曹操、孫堅、繁欽、王粲）。

漢末時劉表綏靖一方，使荊州成為亂世中相對的安定之所，中原避亂士人紛至沓來，既在荊州形成了濃厚的學術文化氛圍，也確實造就了荊州多士、人才濟濟的一時盛況。漢末時劉備「奔江南，荊、楚群士從之如雲」，以名士領袖司馬徽為首的荊州名士群體中的重要成員諸葛亮、龐統皆出仕蜀國，習氏先祖中習珍、習宏一支亦跟隨劉備入蜀。

從習鑿齒《漢晉春秋》的行文來看，他無疑對蜀國尤其是諸葛亮懷有特殊的感情。這可能亦與蜀國政權的代表人物諸葛亮曾為荊州名賢，劉備亦發家於荊州，而當年荊州鄉賢立功立德多有以蜀國為政治舞台有關。習鑿齒對蜀漢的格外青睞，除了士人眼中尤為重要的名義道德方面的因素，習鑿齒身為出身優越的荊州士族對其鄉里名賢的仰慕之情當亦佔據相當的比例。

（2）習鑿齒作《漢晉春秋》的背景

桓公自永和十年（354）表廢殷浩之後，便「內外大權一歸溫」，坐鎮荊州威震朝廷，專權稱雄累二十年之久。簡文帝死後，他率軍逼宮，東晉權柄近乎被其篡奪，賴謝安王坦之等身掌機要的門閥代表人物干預，東晉社稷方才化險為夷。他勢傾朝廷的這二十年，被稱為「桓溫時代」毫不為過，桓公可謂是這個時代風頭最盛，呼風喚雨的風雲人物，他的專權政治也為這個時代打上了深刻的烙印。這二十年中，他的幾次北伐功業顯赫，東晉的士人們一直活在不知哪天便會切實到來的篡奪危機的籠罩之下。對於那些出身優越、身處權力核心的門閥士族而言，或許他們在匡扶晉室的立場之外，更多地會為其門戶計；但對於關心時勢，對東晉存有認同感，又不至於受到篡代的直接衝擊的普通士人，尤其是以匡正得失、彰顯善惡為己任的史家們，內心都必然會產生相當的觸動，以及對權臣篡逆之舉的反對。東晉中期的三位主要史家——孫盛、習鑿齒、袁宏均出於桓溫府，三人皆以風氣抗直著稱，這或許並非偶然。

在「桓溫時代」晉祚面臨篡奪之危的形勢下，史家紛紛執筆以「裁正」之，如袁宏作《後漢紀》，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古喻今，委婉表意；而孫盛更作《晉陽秋》實錄其三伐之敗，不曲筆為其功業張目，與桓公直接對抗，險遭大禍。這種因世路艱難而激發的強烈責任感，正是習鑿齒對曹魏懷有史書所見的激烈態度的最主要原因。

身為晉臣，他們自不能抨擊司馬氏得位不正，便只能將筆伐的主要鋒芒指向曹魏和曹操篡漢，並對「忠於漢室」的漢臣大加褒揚。在這種情況下，東晉時的修史形成了東晉南朝別具一格的「崇蜀」傾向，一方面是因蜀漢始終立場鮮明地對篡漢的曹魏打出對抗的旗幟，一方面也因諸葛亮本身作為出將入相的權臣又始終恪守臣節、為復興漢室傾盡一生的理想形象，在桓公覬覦非望的東晉中期，因其高尚的人格操守成為了大部分東晉史臣傾慕歌頌的模範。

後人往往將東晉崇蜀的原因歸結為地域和正統傳承的比附，如《四庫全書總目·正史部·三國志》：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

然而將視野放寬，恐怕未必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若當時東晉偏居江左，需要通過尊蜀以自崇，以此對佔據中原的十六國中的幾大強國取得名義上的正朔優勢的話，再往後的南朝，同樣亦面對著南北分裂的大環境。而且南朝的對手，是據有中原、逐步漢化、國祚綿長，越來越有中原正統王朝氣象的北魏。長期強大而又穩定的北魏政權對南朝所形成的軍事政治壓力，絕非十六國對東晉的壓力所能比擬。但是東晉一朝蔚為風氣的崇蜀思潮卻至南朝而中斷，范曄尊東漢而不尊蜀，梁武帝蕭衍修編《通史》以取代舊史時，亦以曹魏為正，可見南朝史家們並沒有在南北對抗的情況下，以蜀比附自身，將東晉以來的崇蜀風氣發展為以蜀為正朔，甚至連崇蜀風氣都已蕩然無存。

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利用地域觀念進行比附的，恰恰是佔據中原，因政權的夷狄性質以及文化傳承具有先天不足的十六國北朝。至少有前趙、後趙、北魏、北齊四家，利用自身佔據中原大做文章，因地域上的相似性而尤其推崇同樣佔據中原的分裂政權曹魏。

從整個兩晉南北朝的南北分裂局勢下的情況來看，北方政權傾向於將自身比附曹魏，而南方則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承魏晉正朔。可以說在這個時代，曹魏的正統性總體來說並未遭受多大的衝擊。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回觀東晉的崇蜀，顯見目的是對內裁製權臣；而十六國北朝的尊魏，目的是為了在正統上壓過南方五朝。正是因為東晉在與北方正統之爭方面的毫無懸念，造就了東晉時人面對北方的自信，因而不需要在正統觀構建時過多考慮對外因素，不需要藉助曹魏的正統傳承為自己助長聲勢；而十六國北朝利用曹魏來為自己的正統性張目的種種，恰恰是北方在正統之爭方面處於弱勢的體現。而北方的這種正統塑造傾向，顯然也是造成後世之人以此類推，誤將東晉的崇蜀之風當作地域比附的錯誤認知的一個重要因素。

（3）習鑿齒的「越魏繼漢」論與對宣帝形象的再建構

《習鑿齒傳》：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

按《習鑿齒傳》唐朝史官筆下的記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蜀漢以宗室為正朔，蜀亡方算漢祚絕滅，而西晉所繼乃是蜀漢。這一說法影響力很大，後來者往往不細讀史料，而以唐人之記載為是。至帝蜀之風大興的南宋以後，習鑿齒因「帝蜀」而儼然成為儒生眼中的先驅鬥士，而其帝蜀的立場則再無人懷疑。

如蕭常《續後漢書》卷五三：其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光武，終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簒，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葢公論也。

《四庫全書總目·正史部·三國志》：其書以魏為正統，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自朱子以來，無不是鑿齒而非壽。然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

原本唐修《晉書》並未明言「以蜀為正」，其遣詞用句相比之下讀來也有些許回轘餘地，而至蕭常則言之鑿鑿「以蜀為正」，《四庫全書》更就「以蜀為正」的確鑿立場而大發議論，開始腦補陳習二人背後的動機之別。這種「引虛記以為言」的行為是一種非常典型而常見的史料陷阱，包括本節將要提到的習鑿齒對宣帝形象的再建構，也屬於此類。

所幸《晉書·習鑿齒傳》完整錄入了大量一手史料，而現存的習鑿齒表疏足以推翻這一錯誤認知。這作為古人讀史不細，以至於一錯再錯、以訛傳訛的典型案例，值得我們引以為誡。下面將以《習鑿齒傳》一手史料的記載為核心，好好爬梳習鑿齒對於三國正統的真正看法。

習鑿齒被東晉朝廷征修國史，已是在淝水之戰後。當時離桓公逝世已有十餘年，距桓公廢殷浩開始專權則有三十年出頭，距離他寫作《漢晉春秋》的時間，在這兩個時間點之間。而習鑿齒在他臨終疏中，首次對東晉官方提出了自己的「越魏繼漢論」，並聲言自己這樣的想法，已經產生長達「三十餘年」之久。他擔心自己的持論會隨著自己的去世而「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所以臨終也耿耿於懷地將其寫入表疏以求上達天聽，可見他對桓公心懷不滿，是從桓公鎮荊州後雄豪於世，威震朝廷之初就已產生，而且是他所一直堅持的理念。故習鑿齒作《漢晉春秋》，當亦不違背他一直以來的正統觀。

首先，習鑿齒不承認曹魏的正統性，是毫無疑義的。他認為「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三恪之封即代表正朔傳承。

《續漢書·百官志五》：衛公、宋公。本注曰：建武二年，封周后姬常為周承休公；五年，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十三年，改常為衛公，安為宋公，以為漢賓，在三公上。

自西漢後期劉歆作五德相生說，將漢定為火德繼周之後，終漢一世再無改動。故終東漢一世，以殷、周后為二王，而恩澤不及秦，此即漢以秦為酷虐之朝，並未受命前代的「故事」。該故事藉助漢朝四百年的強大影響力而深入人心，為習鑿齒鼓吹越代相承論提供了強有力的範本。

習鑿齒主張越魏繼漢的用詞是值得注意的，如果他主張晉承蜀，那麼繼承同時和曹魏並存的蜀漢政權當不存在「越魏」之說。再者習鑿齒以同樣越代相承的漢繼周后為核心依據，不可能使用越代相承的故事為一個不越代相承的晉承蜀漢提供支持。

與此同時，習鑿齒在其言論中，多次表示三國時代無受命之主，皆為亂階。如：

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歭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引自臨終疏）

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引自臨終疏）

《三國志·陸抗傳》裴松之引習鑿齒曰：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沔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以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利我而無殘；振武以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以力服，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以德來，而況不制乎？

《宋書·五行志二》：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為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習鑿齒曰："禮，國君即位逾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東遷也。"

習鑿齒明言三國時「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實在是一個沒有正統可言的亂世時代。若他以蜀為正，他是斷不會對三國一視同仁地予以這樣顯非正面的評價的。而習鑿齒又抨擊吳魏以「威力相詐」，「道不足以相傾」；抨擊蜀漢逾年改元可謂「亟而不知禮」，難怪不能復興漢室，是同時對三國都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可以說，他眼裡的三國是各有缺陷，所以無一能承擔起傳承正統的歷史重任。

此外，習鑿齒如承認蜀漢的正朔，當指出改以蜀漢後裔為三恪，實際上他文中僅言及將曹魏之後踢出三恪而不言改立，實是因為晉王朝本來即尊東漢後為三恪，曹魏被移出三恪之後，尊東漢為三恪的情況保持不變的緣故。如果習鑿齒以蜀為正朔，那麼所奉漢王朝的三恪當為蜀漢劉禪之後而不再是山陽公一系，對於三恪這種代表正朔傳承的禮節性尊崇，是王朝正朔傳承構建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這是不可能不被言及，不可能不要求作出調整的。

「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一句往往給人以誤導，甚至造成了唐朝史官的誤讀。實際上，聯繫上下文不難得出，「仗正」當解釋為擁有正義，而非擁有正統。所謂正義，即對抗篡逆，有扶漢之心。因此習鑿齒對蜀漢，更多地是從道義的角度，對蜀漢及其代表的為漢室奮鬥不屈的抗爭精神予以褒揚，他書中的蜀漢，更多地是以一種扶翼漢室，對抗篡漢的曹魏的正義姿態出現的。雖然習鑿齒並未提出蜀漢正統觀，但是單看三國範圍，他對蜀漢的偏向性亦是不可否認的。

因此，習鑿齒以及東晉時期頗為盛行的「崇蜀」思潮，與後世所以為的「帝蜀」，是有顯著差距的。習鑿齒實際的想法是「越魏繼漢」，而非想要掀起一場改帝魏為帝蜀的正統之爭。

而從當時的時代背景來看，東晉時尚不存在以蜀為尊的土壤。就整個魏晉南北朝而言，蜀地基本上處於政治邊緣化的地位，蜀既少人士，非強有力的政權，又無禮樂典章的基礎。而人士富盛、禮樂典章完備在時人眼中可謂是成為正朔的必備條件之一。

《通典 卷四十七 禮七 沿革七 吉禮六》：蜀劉備稱帝號於成都，立宗廟。備雖紹代而起，亦未辨繼何帝為禰，亦無祖宗之號。及劉禪面縛降魏，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則備廟別立也。

《宋書·五行志二》：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為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習鑿齒曰："禮，國君即位逾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東遷也。"

蜀漢不重禮樂制度應當是沒什麼疑問的，而我們可以回觀幾百年後的南北朝時代：

《北齊書·杜弼傳》：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

經歷了孝文漢化運動之後的北朝士大夫，依然內心深處以衣冠禮樂所在的南朝為正朔，可見「衣冠禮樂」在中古時期正統判定中的重要性。而這一點，是經歷了經濟中心南移，巴蜀地區經濟大發展，對於中古時蜀地的政治邊緣化的感受非常淡漠的南宋儒生所無法理解的。

當然這樣以三國為「萬姓曠而無主」的時代，對其餘二國的歷史地位並無多大影響，其核心目的自是為了貶魏。因此，習鑿齒花費了大量的筆墨，論證曹魏篡逆、無道、與一般割據政權無異。

《習鑿齒傳》：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

他對於曹魏不受命主要給出了兩個方面的理由：

一，以篡位形式而奪取政權，雖功高而不仁，所謂「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故有虧王道，不得以正義、名分的角度獲得正朔。（習鑿齒如此解讀，顯然是以面對北方戎狄亂華，而承統於江左的東晉王朝為正的）這條顯然是習鑿齒所列出的兩方面理由中最主要的一方面，因習鑿齒後引共工、秦始皇曾專有天下而不得為正統之故事，可見他對於名義的極度重視，對「無道」的篡位者的立場是極度鮮明，堪稱深惡痛絕的。

二，曹魏並未結束三國的分裂局勢，故不足以稱「靜亂」，並將其比作隗囂、公孫述之類的割據政權，以貶低曹魏的歷史功績。

「魏之見廢，晉道亦病」，即魏晉相承，所謂「偽魏即偽晉」。這應是東晉王朝比較有有統治性的觀念。習鑿齒一方面是晉王朝的忠實擁躉，一方面又視篡位政權為「無道」，那麼同樣行篡位之事、代魏進程較曹魏代漢更名不正言不順的宣帝等晉朝先帝，無論從邏輯角度還是個人感情角度，他都不會願意去用同樣的標準貶低晉三祖，因而只能通過巧妙的邏輯和標準來重新構建魏晉禪代這段時期的歷史，洗清西晉先帝與篡位一事的干係。因此，習鑿齒臨終疏的大量篇幅，都用在了將本來與曹魏關係極深的司馬氏一族以近乎詭辯之辭撇清關係的用意上。

這時候，西晉史臣所構建的 「宣帝不臣魏」的認知，從西晉時的扭扭捏捏以暗示方式隱晦表達，到習鑿齒這裡終於形成了赤裸裸的理論體系，將司馬氏與曹魏的關係幾近撇清得一乾二淨。王隱《晉書》中已經出現的宣帝被逼仕魏的段子，對讀者會形成一種有意的引導，對於處心積慮想要尋找宣帝與曹魏之間的裂痕的習鑿齒來說，自然被他全盤接受和利用，並受西晉史官的構建所啟發，進一步地引申為完整的史觀體系。因而習鑿齒的理論，自非全然是他憑空創造，也不可謂全無依據。他的全部理論，實質上就是對西晉所建構的洗白宣帝的隱晦表意，進行顯性化和再建構。

首先，他強調宣帝祖上為東漢名臣，宣帝又心存漢室，可謂於漢室有德，故藉之以繼漢。

「宣皇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

第二，他以「宣帝不臣魏」的史料為依據，聲言宣帝是被逼仕魏，並非本心所願，本不欲臣魏，便無所謂需要對魏盡忠。如：

「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俯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

「宜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

對於這一史料，習鑿齒直接引為典故而不斥其非，可見宣帝先被曹操逼迫仕魏，後險為其所害的杜撰史料在東晉時已是廣為人知的「確鑿」事實。

之後，他更宣揚，宣帝仕魏是為濟世救民，故含垢忍辱，不忍拋棄海內生民。這一觀點與他的另一觀點——司馬氏在魏功勛卓著，實為「千載盛功」——形成呼應。

「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

他的這一切鋪墊都是為了說明一點，即宣帝與曹魏「君臣之節有殊」。習鑿齒的這一步論證，我姑且稱之為「去君臣化」。即讓宣帝擺脫魏臣的名分，既無君臣之義，那麼自不必需要為篡魏承擔不忠的指責，也就是所謂的「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

他進一步提出，司馬氏不以輔魏之功，不以承魏正朔之德，而實以功業而受命為天下之主。

「始南擒孟達，東盪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捲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勛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並強吳，混一宇宙，乂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盪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

他的這一理論也並非首創，早在西晉前期，名臣劉頌就在上疏中表達過類似的觀點。習鑿齒不過是首先以此觀點為正統觀體系構建依據的人而已。

《晉書·劉頌傳》：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跡所及，皆為臣妾，四海大同，始於今日。

那麼曹魏作為宣帝屈身之所，給了宣帝建功立業的政治舞台，習鑿齒並不敢全盤否定曹魏對司馬氏有恩。所以在「去君臣化」的基礎上，習鑿齒進一步鼓吹，曹魏作為偽政權，是司馬氏應天順民，濟世立功所憑藉的力量。即：

「夫成業者繫於所為，不系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僣號之王也，若使楚庄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繫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

以裁正權臣而抒義憤於三國的習鑿齒，也不得不承認曹魏對司馬氏有恩。有恩者以榮華富貴報之，故習鑿齒主張將曹魏定位為司馬氏的「故舊之恩」，而非「三恪之數」。習鑿齒的這一體系構建，或許是在隱喻桓公即使篡晉也只會是曹操，不會是真正受命之人。聰慧如桓公，不可能讀不出他的這層意思。

五、後記

從習鑿齒的案例可以管窺史書是如何「引虛記以為言」，以訛傳訛、三人成虎的過程。而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屢見不鮮。除了本文提到的「宣帝不臣魏」以及「《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的兩個近代新史學興起之前少有人質疑的段子之外，以下兩個例子也非常典型。

（1）陳壽黑蜀、黑諸葛亮論

《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注引王隱《晉書》：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好學，善著述。仕至中庶子。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以愛憎為評也。

《魏書·毛修之傳》：言次，遂及陳壽《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於王廷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俟雲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晉書·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蕭常《續後漢書》卷四二：先公言：夀之父以罪為諸葛亮所髠，而夀之身復為亮子瞻所笞，又仕漢久不得志庸是貶其號而詆訕其君臣，且以尊魏也。

《續後漢書》卷五三：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黜，父又為諸葛所髠，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者。《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祫祭髙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畧而不書。方見乞米於人，欲作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

最早王隱《晉書》僅僅婉言「以愛憎為評」，認為陳壽可能存在黑諸葛亮的情況；到晉末宋初的毛修之時，蜀地已經編造出陳壽為諸葛亮門下書佐這樣顯而易見的訛誤傳聞，而陳壽黑諸葛亮在蜀地之人眼中已是言之鑿鑿；至唐朝，陳壽黑諸葛氏父子成為公論；至南宋，當初以訛傳訛的陳壽為諸葛亮門下書佐被人發現存在年代問題，便妄改為諸葛瞻門下，而全不究其源頭的不可靠，陳壽也從黑諸葛氏父子被擴展為黑蜀、詆毀蜀國君臣的姦邪小人。史書「變形記」的可怕，可謂讓人瞠目結舌。

（2）關於「赦不妄下」

《三國志·後主傳》：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

《華陽國志·後主志》：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凸嚷也。自亮沒後，茲制遂虧。

《華陽國志·後主志》這一段記載，從其行文來看顯然是個段子，目的是對陳壽於《後主傳》言簡意賅的「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進行擴展和補充，以增益諸葛亮的高大形象。其編撰的靈感來源，或許便是《三國志·孟光傳》。而後人反以《華陽國志》這段記載，指責陳壽以私心多遺漏諸葛亮的「俊功偉業」。

這也提醒我們，讀史除了了解史書所描述的時代的歷史背景外，也必須對史書自身的背景有所涉及。一則史源，二則成書年代，三則成書背景，四則作者立場，在這基礎上，才能更好對史料去偽存真，了解史書之所以如此寫作的背後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