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四章 叛亂與革命

第四章n叛亂與革命

在武裝叛亂爆發的那個七月，對立雙方已經大打出手，軟弱的政府根本無力制止。武鬥、槍戰、謀殺和以暴動收場的示威遊行，成了家常便飯。議員在進入議會時，警衛都要搜他們的身，以防他們帶入武器。用總理自己的話來說，暴力已經統治了鄉村。在城鎮里，恐怖活動與報復行動讓雙方的部隊如坐針氈。七月十一日，長槍黨徒佔領了瓦倫西亞電台的發射站，並宣告：「這裡是瓦倫西亞電台！這裡已被西班牙長槍黨用武力佔領了。我們明天還要佔領全西班牙的電台。」人民陣線各政黨和工會組織了大規模的反遊行，遊行群眾最後砸了右協總部與《瓦倫西亞日報》（Diario de Valencia）的辦公室。不過，內戰即將爆發的最明顯的信號，還是每天都在馬德里發生的暴力衝突。

建築工人罷工

從二月起，一次又一次的罷工震動了馬德里，就連最保守的行業，比如電梯操作員和侍者都舉行了罷工。但在二月後的這幾個月里，罷工的性質發生了改變。許多工人顯然已經不滿足於實現個別要求，他們更想接管公司。馬德里有軌電車工人決定接管公司，由自己來運營：人們立刻慷慨解囊，給他們提供了大筆資金。首都雖然是工總的重要據點，但在二月後的幾個月里，全勞聯也在首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全勞聯現在或許不是會員最多的工會，但一定是最有戰鬥性的工會。全勞聯建築工會的靈魂人物是年輕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達維德·安托納[1]、西普里亞諾·梅拉[2]和泰奧多洛·莫拉[3]，他們現在成了馬德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領袖。

六月一日，全勞聯與工總聯合召開群眾大會，宣布七萬名馬德里建築工人將進行無限期罷工，只有在下一次大會上通過共同決議之後，才會復工。但老闆們不肯就範。罷工工人開始使用強硬手段。飢餓正在工人區蔓延。罷工工人拿著武器，逼迫店主開門營業，或是佔領餐館，而且還經常吃了東西不給錢。小店主和小資產階級嚇得半死。警察天天都在跟罷工糾察隊打架，根本無力應付群眾。長槍黨便企圖利用這個機會，向建築工人施行反革命的暴力。他們先是襲擊落單的工人，後來又在被佔據的工地前面，襲擊小股工人。此時，全勞聯中央保衛委員會（Comité de Defensa de la CNT del Centro）已經接管了罷工，還接手了工人的武裝自衛組織。政府竭力平息衝突。七月四日，勞工部長做出了決定，基本上滿足了工人的要求[4]。工總在跟自己的會員商量之後，下令復工：主要目標已經實現，次要目標可以通過協商解決，所以必須復工。工總旗下的馬德里建築工會書記多明格斯（Domínguez）告訴《明晰》：這次衝突「會變成體制的一場嚴重危機」。不過，全勞聯或許也考慮到了這一點，才會繼續罷工。現在，建築工人罷工已經不是一場單純的爭取提高工資、減少勞動時間的鬥爭了：老闆們已經盡量妥協了，但在最有戰鬥性的工人影響下，全勞聯馬德里分會決定繼續罷工，其實，這次罷工已經變成了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的實力較量，成了一次真正的起義。全勞聯立刻將工總領導層以及支持它的社會黨和共產黨譴責為破壞罷工的工賊：原本說好了只有聯合大會才有權復工，你們現在反倒自己宣布復工了！？七月九日，保王派報紙《ABC》宣稱，由於遭到了全勞聯會員的暴力威脅，工總的會員不敢復工。罷工工人與復工的工人、全勞聯會員與工總會員用各種武器進行了毆鬥。這一天，有五名工人死在工地的入口：工總會員三人，全勞聯會員二人。早在六月十一日至十五日，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就在馬拉加與社會黨和共產黨發生過衝突[5]，這樣的事情似乎又要在馬德里重演了。費爾南德斯—奎斯塔[6]，長槍黨最有能力的領導人之一，在七月四日獲釋後，率領長槍黨再次向罷工工人發起進攻，企圖粉碎罷工。全勞聯為了報復，用機槍向一家被長槍黨用作辦公室的咖啡館掃射，擊斃了何塞·安東尼奧的三名保鏢。在同工總的爭鬥中，全勞聯被孤立了，政府打算趁這個機會，把它認為更加危險的全勞聯的領導層給一網打盡。警察封閉了雙方的辦公室，並逮捕了以安托納和梅拉為首的建築工人領袖。罷工工人在全勞聯中央保衛委員會的愛德華多·巴爾[7]領導下，為了控制街頭和工地入口，繼續同工總會員、警察和長槍黨戰鬥。在這種特殊的形勢下，儘管武裝叛亂的威脅日益明顯，政府還是拒絕了拉爾戈·卡巴耶洛提出的給工人分發武器的要求，這並不奇怪。在政府領導人看來，「把人民武裝起來」，首先就是把全勞聯馬德里分會的建築工人武裝起來，也就是要把革命先鋒隊武裝起來，而他們害怕革命先鋒隊，甚於害怕反動將軍。

卡爾沃·索特洛之死

我們前面講過，突擊警察中尉何塞·德爾·卡斯蒂利奧在七月十二日被暗殺了，他的死，是引發內戰的重要事件之一。繼法拉烏多上尉之後，他是第二位在同樣情況下被槍殺的突擊警察，這兩起案件的策劃者很可能是同一人。他的戰友迅速做出了反應：突擊警察事實上已經成為長槍黨的僱傭殺手的目標，而在目前這種氣氛中，兇手很有可能逍遙法外。卡斯蒂利奧的連隊下定了決心：他們為國效力，保衛法律與秩序，可國家卻不能把殺害戰友的兇手繩之以法；既然如此，在法拉烏多遇害後，他們就該為他復仇，可他們卻沒有這麼做；現在卡斯蒂利奧也遇害了，他們必須為兩位遇害的戰友討還血債。冤有頭債有主，他們決定拿名氣大、又被他們當成了主謀和首犯的卡爾沃·索特洛開刀，而在幾天前，卡爾沃·索特洛還在議會中譴責卡斯蒂利奧組織了對長槍黨的襲擊。

第二天黎明，莫雷諾（Moreno）中尉和國民警衛隊的一名少校費爾南多·孔德斯[8]帶領一隊突擊警察，乘卡車抵達了卡爾沃·索特洛的宅邸。他們聲稱自己是來逮捕保王派領袖卡爾沃·索特洛的。卡爾沃·索特洛焦急之下，向警方打電話確認此事。然而突擊警察已經剪斷了電話線，卡爾沃·索特洛只好跟著他們走出房子。幾小時後，有人在城東墓地里發現了一具遍布彈孔的屍體，在停屍房裡，這具屍體被確認為卡爾沃·索特洛。

何塞·德爾·卡斯蒂利奧與卡爾沃·索特洛的葬禮，成了兩軍交戰之前最後的閱兵。雙方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羞辱對方。安東尼奧·戈伊科切亞在索特洛墓前發誓：「我們一定要為你復仇。」希爾—羅夫雷斯在議會發表了異常兇猛的演說：「索特洛的死，要算到政府賬上。」蘇亞雷斯·德·坦希斯（Suárez de Tangis）以卡洛斯派和西班牙復興運動的名義，宣讀了一份文件，它簡直就是內戰的宣戰書：「從二月十六日起，我們就生活在徹底的無政府狀態之中，政府在暴力面前屈膝投降，公正蕩然無存，一切精神價值都遭到了可怕的顛覆。誰願意作為文明人，拯救西班牙和她的精神遺產，就請走上這條責任與犧牲之路，我們會在這條路上等著你。」

在內戰爆發前幾個月的氣氛中，辱罵和威脅隨處可見，卡爾沃·索特洛的夥伴輕易就能從敵人的言論中挑出一些指控和攻擊，把這些當成是挑唆謀殺的話語。他們也確實這樣做了。索特洛的行刑人與卡斯蒂利奧的復仇者的身份被發現了：他們是中尉手下的十五名警察。顯然，他們並不是奉命行事，而是自發行動的。但是，右翼為了給叛亂造勢，進行了大鳴大放的宣傳，把索特洛被殺完全歸咎於共和派政府。索特洛的死，給密謀已久的叛亂提供了絕佳的借口。西班牙各地的工人都開始挖出一九三四年藏起來的武器，並試圖奪取新的武器。政府把幾個將軍調到了別的地方，加快了新兵的複員工作，並加緊逮捕長槍黨徒，把一些剛釋放不久的長槍黨徒又關了起來。普里耶托在《自由主義者》上毫不含蓄地宣稱：「反動派要是以為政變可以兵不血刃地完成，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

在這種變幻莫測、緊張不安的氣氛中，卡薩雷斯·奇洛加總理依然穩如泰山。七月十四日，包括未來的巴斯克總統阿基雷在內的一批巴斯克議員求見總理，向總理彙報了有關衝突的情況，並詢問總理：據傳，人人皆知的陰謀集團首犯莫拉將軍已被逮捕歸案，此事是否屬實？這個傳聞讓總理很不高興，他宣布：「莫拉是一位忠於共和國的將軍。[9]」維爾瓦（Huelva）省長向他提交了凱波·德·利亞諾將軍參加叛亂的證據，並請求批准逮捕凱波·德·利亞諾將軍，然而總理以同樣的方式，斷然加以拒絕。最後，當摩洛哥駐軍突然發動叛亂後，普里耶托等人把這個消息通知了他，他卻只回了一句話：「他們叛亂了？那好，我要睡覺了。」

摩洛哥的叛亂

一直以來，陸軍在摩洛哥都可以說是高枕無憂。早在二月，當地的部隊就已經鐵了心追隨叛亂將軍，而本土的部隊還在搖擺不定。摩洛哥駐軍中的摩爾人部隊是從里夫的山民中招募的。他們是可怕的戰士，不受任何宣傳影響的野蠻人，他們唯一在乎的是戰鬥與劫掠，這在他們鎮壓阿斯圖里亞斯起義時表現得淋漓盡致。西班牙外籍軍團是一支精銳的僱傭軍，它由來自世界各國的志願兵組成，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往往還是通緝犯；他們自願選擇了這種拿錢打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們也非常樂意打仗。當然，摩洛哥也有工人運動，而且在城鎮中有較強的工會組織。但是，他們對組織良好的當地人當中影響力很小，最重要的是，他們跟職業軍人——摩洛哥士兵與精銳的外籍軍團——沒有任何聯繫。

幾乎所有的軍官都參加了叛亂陰謀。軍官們在大街上彈冠相慶，高呼「?Café！」（「咖啡！」）——這是他們的口號「?Camaradas, Arriba Falange Espa?ola！」（「戰友們，跟著西班牙長槍黨，一起站起來！」）的縮寫。他們幾乎是公開進行著征服本土的準備工作——他們要用殖民軍傳承下來的赫赫武功，使背叛了他們的本土獲得新生。我們前面講過，叛亂頭目們在發了「利亞諾·阿馬里利奧之誓」後，便開始分析形勢。國家把陸軍派來駐守摩洛哥實在是失策，現在它已經做好了向共和國反撲的一切準備。當地政府在軍方首腦面前十分軟弱，軍方首腦甚至都不怎麼隱瞞陰謀，只要做到讓本土得不到比較準確的消息就可以了。七月初，警方在特圖安（Tetuán）賭場里發現大量的武器、軍服和傳單。儘管叛亂頭目的名字已經人人皆知，卻沒有任何人對此採取任何行動。

七月十七日，叛亂首先在梅利利亞（Melilla）爆發。當地的叛亂頭目塞吉[10]中校爭取到了突擊警察的支持，他帶著手下的軍官，繳了駐軍司令的槍。外籍軍團向正在人民俱樂部舉行集會的建築工人進攻。各地都有士兵和工人試圖反抗，但都被槍殺了。塞吉在幾小時後控制了梅利利亞，他用電報向其它地方的駐軍下達了叛亂的命令。摩洛哥與西班牙本土的聯絡被切斷了。夜裡十一點左右，外籍軍團的指揮官雅古埃[11]和特利亞[12]，還有各支摩爾人部隊的指揮官——駐紮在里夫的保蒂斯塔·桑切斯[13]上校、駐紮在特圖安的薩恩斯·德·布魯瓦加[14]上校、駐紮在拉拉什（Larache）的穆希卡（Múgica）上校——開始了行動，他們佔領了戰略要地，控制了交通，並開始在工人區大肆搜捕。特圖安的航空兵進行了抵抗，卻被大炮鎮壓了下去，然後他們就被「按照軍法」槍殺了。叛軍佔領了西屬摩洛哥高級專員署後，找來了摩洛哥國王和首相，詢問他們對叛亂的態度。他們表示贊成。工會在七月十八日發動總罷工，但陸軍逮捕和槍殺了一些罷工工人，然後又讓當地人充當「志願者」，很快就粉碎了罷工。雅古埃在塞烏塔（Ceuta）敲響警鐘，發出了叛亂的信號，兩小時後控制了全城。拉拉什的工人進行了英勇的反抗，但他們在一天之內便被鎮壓了下去。七月十八日，陸軍粉碎了一切反抗。當地駐軍名義上的領導人莫拉托[15]將軍在接到馬德里的電話後，才得知了叛亂的消息。現在陸軍正在等待它真正的領袖——弗朗哥。

共和國政府與叛亂

弗朗哥搭乘一架由英國飛行員駕駛的飛機，離開了拉斯帕爾馬斯（Las Palmas）[16]。機智的他先是在法屬摩洛哥降落，了解叛亂進展之後，才在七月十九日抵達了特圖安。但在他抵達之前，叛軍就已經用他的名義，在特圖安發表了宣言：「陸軍已決定恢復西班牙的秩序……弗朗哥將軍已出任運動的領袖，他要喚起所有西班牙人的共和國情感。」七月十七日至十八日夜裡，政府軍的一架飛機朝特圖安的叛軍司令部投擲了六枚炸彈。宣言對此做出了惡狠狠的答覆：「你們越是反抗，報復就會越狠。」

七月十八日早晨，政府不得不發表了一個通知，承認「部分陸軍部隊已在摩洛哥發動叛亂。」通知還寫道：「政府表示，叛亂僅限於西屬摩洛哥的某些地區，在本土絕對沒有任何人參加這種荒謬的冒險。」然而，不到一天，這種「荒謬的冒險」就席捲了全國，馬拉加和塞維利亞的駐軍也參加了叛亂。政府在當天下午三點通過廣播發表了與第一個通知相反的第二個公報，向各政黨和工會做出了答覆：

「政府注意到了各方提供的幫助，並誠摯地感謝各方，同時，政府認為，最好的幫助就是保持正常的生活，這樣才能給國家的軍事力量樹立一個冷靜與信任的榜樣……政府採取了預防性措施，撲滅了一個大範圍的反共和國運動。這個運動在本土沒有得到任何幫助，僅在陸軍中得到了一小撮人的支持。」在向正在鎮壓摩洛哥叛亂的部隊致敬後，廣播做出了結論：「政府的行動足以恢復秩序。」政府的廣播電台甚至指出，塞維利亞的叛亂已被粉碎。

當天晚上，拉爾戈·卡巴耶洛以工總的名義，請求將武器分發給各工人組織，但內閣和普里耶托再次拒絕了他的請求。社會黨與共產黨發表的聯合公報指出：「情況是艱難的，但還沒到絕望的程度。政府確信它擁有足夠的手段，完全可以粉碎這一罪惡之舉。如果事實證明它的手段不足，那麼，人民陣線向共和國莊嚴承諾：只要共和國求助，人民陣線將隨時投入鬥爭。人民陣線將遵守政府的命令。」

當天晚上，全勞聯與工總下令總罷工。七月十九日凌晨四點，當西班牙準備迎戰的時候，卡薩雷斯·奇洛加內閣向阿薩尼亞總統遞交了辭呈。

馬丁內斯·巴里奧政府

阿薩尼亞立刻要求議長馬丁內斯·巴里奧組閣，馬丁內斯·巴里奧馬上組織了一個清一色的共和派政府，但他把當時還沒參加人民陣線的右翼政黨——桑切斯·拉蒙[17]的民族共和黨也給拉進了政府。他還任命米亞哈[18]將軍為陸軍部長。

歷史學家和評論家普遍認為：馬丁內斯·巴里奧內閣曾企圖與一部分叛亂將軍達成妥協，以此避免內戰。但是，關於事情的具體經過，甚至是妥協的內容，則是眾說紛紜。薩爾瓦多·德·馬達里亞加認為：馬丁內斯·巴里奧給叛亂將軍留了幾個部長職位。卡巴耶洛聲稱：馬丁內斯·巴里奧曾親自跟莫拉通過電話，這是馬丁內斯·巴里奧告訴他的。克拉拉·坎波亞莫爾[19]也舉出了幾位聽見馬丁內斯·巴里奧提及此事的證人。法國歷史學家貝特朗·古埃伊[20]指出，莫拉斷然拒絕出任陸軍部長：「如果你我能達成協議，我們就都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了自己的人。[21]」馬丁內斯·巴里奧——現在的流亡政府總統——對這些說法一概否認，並給馬達里亞加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我們從來不打算跟叛軍合作。我們相信，隨著這一政策的改變，他們也會改變態度。[22]」

無論馬丁內斯·巴里奧是否聯絡過叛軍將領——顯然他們確實聯絡過——某些叛軍將領的態度，似乎證明了馬丁內斯·巴里奧的看法是正確的、他的期待是合理的。莫拉、奧維耶多的阿蘭達[23]和馬拉加的帕克特索特[24]都曾暫時按兵不動，似乎是在猶豫——萬一馬丁內斯·巴里奧真的能說服共和派提出妥協，那就先別把事情做絕。但是，新政府成立的消息一傳出，就像炸彈一樣震驚了全國，連馬德里也被驚動了。不等任何組織下令，幾十萬群眾就走上了街頭，要求發放武器，同叛軍戰鬥。薩爾瓦多·德·馬達里亞加和波克瑙[25]都認為，卡巴耶洛曾用社會黨人的武裝起義來威脅政府，他們兩人都同意馬丁內斯·巴里奧的觀點，即政府「被卡巴耶洛的社會黨和共產黨給毀了。[26]」卡巴耶洛在回憶錄里寫道，他只是向工總建議，如果新政府同意武裝工人，那就支持新政府。但馬丁內斯·巴里奧像卡薩雷斯·奇洛加一樣，依然拒絕了他的建議，在他們看來，武裝工人就意味著工人革命的開始和議會制共和國的結束。於是馬丁內斯·巴里奧也辭職了[27]。

在共和派互相觀望之時，只有何塞·希拉爾[28]醫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學教授，又是阿薩尼亞的朋友）願意採取至關重要的措施：他的政府下令解散陸軍，並把武器分發給各政黨和工會組建的工人民兵。他簽署的這個命令，等於消滅了「共和國的合法性」；但在當時看來，這道命令只不過是對既成事實的承認：從此以後，西班牙的命運，就要由雙方的武力——一方是將軍和他們的軍隊，一方是武裝工人——來決定了。當兩股社會力量發生衝突時，「合法性」就煙消雲散了。

叛亂[29]的勝敗

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n叛亂頭目沒有料到他們會遭到長期抵抗。他們的計劃確實考慮到了某些地區會遭遇到特殊的困難，但經過數日的戰鬥之後，整個西班牙的形勢出現了一些完全出乎預料的情況。納瓦拉是卡洛斯派的傳統堡壘，它熱情地歡迎了叛軍。布爾戈斯和潘普洛納的街道上擠滿了頭戴紅色貝雷帽、胳膊上扎著帶有十字架的綠色臂章的人，他們都是卡洛斯派民兵「呼嘯兵」的志願兵。他們背著毯子，從山上走下來，準備按照經書的教誨，去幫助「基督君王」贏得勝利。德拉普雷[30]發現他們「在提到『共和國』或『工會』之類的詞的時候，會厭惡地吐口水。」他還說：「如果我看見布爾戈斯廣場上立起火刑架的話，我也不會驚訝的。[31]」那裡的人擁護叛亂的將軍，志願兵參加了莫拉的部隊，向首都進軍。這支十字軍在一派熱烈的氣氛中出發了，會破壞這種氣氛的，或許只有「紅色貝雷帽」與長槍黨的「藍衫隊」之間的露骨的敵意。

但是，其他地方的勝敗往往取決於一些預料不到的因素：警察、國民警衛隊和突擊警察的態度，他們的選擇往往能決定勝負；當地的省長是堅決反抗還是搖擺不定；當地軍隊指揮官是勇敢反擊還是猶豫不決；工人階級的領袖是常備不懈還是麻痹大意。其實，只要叛軍能夠迅速控制敵人的組織，叛亂就能速勝；當工人領袖中了叛軍軍官的計，以為他們仍然忠於共和國的時候，叛亂也會勝利，但要多花一點時間。在這方面，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在叛亂初期，決定戰鬥勝負的關鍵，主要不是叛軍的行動，而是工人、政黨、工會的反應，以及他們把自己武裝起來、組織軍事行動的能力；簡單來說，關鍵在於他們的政治洞察力。實際上，每當工人組織出於對共和國法制的尊重，而自縛手腳的時候；每當工人組織的領袖被叛亂軍官的花言巧語欺騙的時候，叛亂就會勝利。反過來，只要工人不理睬自己的領袖的意見，不管「合法」當局的態度，抓緊時間武裝自己，並向軍隊進攻，就能打退叛軍。

叛軍佔領了安達盧西亞

阿爾赫西拉斯（Algeciras）的駐軍自稱忠於共和國，所以市長不肯給工人發武器，結果叛軍迅速佔領了這個城市。當鐵證擺在市長面前時，他總算下令逮捕駐軍指揮官，但被抓起來的卻是他自己。七月十九日，加迪斯發生了總罷工，突擊警察把武器發給了工會，但省長卻保證當地駐軍是忠於共和國的。七月二十日，阿爾赫西拉斯失守的消息傳來，叛軍的一艘戰艦也開到了港口，當地駐軍便叛變了；第二天，叛軍粉碎了一切抵抗，叛軍指揮官禁止了罷工和工會的集會。

科爾多瓦市長拒絕給罷工工人發放武器。卡斯卡霍[32]上校，一名假扮成共和派的軍官，指揮國民警衛隊和當地駐軍同時發動叛亂，並粉碎了一切抵抗。格拉納達的突擊警察與國民警衛隊和當地駐軍一起參加了叛亂，他們迅速粉碎了郊區的武裝抵抗。里奧·丁托的礦工在工會組織下，向叛亂的塞維利亞進發，維爾瓦省長調集國民警衛隊護送他們，可國民警衛隊卻在路上伏擊了礦工，殺死了許多人。然後國民警衛隊就去攻佔礦山了。

不過，叛軍最重大的勝利，是攻佔了工人階級的堡壘——塞維利亞。政府不肯逮捕凱波·德·利亞諾將軍，他隱姓埋名，來到了安達盧西亞首府，這裡參加了叛亂陰謀的只有國民警衛隊指揮官一個人。在國民警衛隊的兵營里，長槍黨徒和志願參加叛亂的鄉紳拿到了武器，並被編入準備發動叛亂的部隊里。由這些人組成的突擊隊向突擊警察兵營發起奇襲，而突擊警察在兵營和電話局堅守到了最後一刻。與此同時，一小隊叛軍沒開一槍，就佔領了塞維利亞廣播電台。凱波·德·利亞諾先讓電台播放共和國國歌，然後突然宣布，他已經控制了全城。工人組織沒有做出任何反應，而這位詭計多端的將軍卻佔領了各個戰略要地，並讓一輛載滿士兵的卡車在全城的街道上反覆跑來跑去，造成了叛軍擁有絕對數量優勢的假象。等到全勞聯和工總開始把他們的戰士集合起來，準備進行武裝鬥爭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突擊警察已被徹底消滅，來自摩洛哥的第一批援軍已在機場降落，開始佔領機場。從軍事角度來看，這些可怕、好戰而又紀律嚴明的摩爾士兵的到來，成了決定勝負的關鍵。不過，這位狡猾的將軍又一次贏得了心理戰的勝利——無人不知摩爾士兵的殘暴，摩爾士兵抵達塞維利亞的消息，造成了巨大的恐慌。工人的抵抗發動得太晚，形勢對他們又非常不利。在塞維利亞，沒有發生戰鬥，只有屠殺。根據律師學院的記錄，有九千多名工人慘遭殺害[33]。《巴黎晚報》記者貝特朗·德·茹夫奈爾[34]描寫了摩爾士兵進攻工人區的情景：「這些士兵發出駭人的嗥叫，衝進工人區的街道。隨後就是冷酷無情地用手榴彈和匕首肅清殘敵。這裡毫無憐憫可言。第二天，我設法潛入廢墟，發現屍體都被串了起來，身上滿是刺刀與匕首留下的窟窿。」不過，特里亞納（Triana）的郊區堅持了一個多星期。塞維利亞被「肅清」後，軍隊就去攻佔其它城鎮和村莊。各地都發生了激烈而殊死的抵抗，但它們都被同樣的方法給粉碎了：莫隆（Morón）鎮堅持了一星期；卡爾莫納（Carmona）鎮擊斃了許多叛軍。但叛軍還是攻佔了整個安達盧西亞地區。大批工人與工會活動家慘遭屠殺，有些地方在聽到屠殺的消息後，便不敢堅決抵抗了，甚至決定投降。當地政府和國民警衛隊為了向軍隊表示忠心，往往還沒等凱波·德·利亞諾的部隊抵達，就殺害了工人領袖。僅過了幾天，安達盧西亞就淪陷了：凱波·德·利亞諾充分發揮了他的優勢：堅決果斷；機智地運用了現代的宣傳手段和大規模恐怖，還利用了無線電廣播與機場；而工人在這些方面都不如他。工會的戰士們被打得措手不及、不知所措，雖然他們進行了勇敢而頑強的反擊，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反擊並沒有取得效果。

叛軍佔領了薩拉戈薩

軍隊用同樣的方式，佔領了工人階級的另外一個堡壘——薩拉戈薩。當地駐軍的指揮官米蓋爾·卡瓦內利亞斯將軍也是叛亂頭目之一。他是共濟會員，人們以為他是共和派，他像凱波·德·利亞諾一樣，是在最後一刻才參加叛亂的。七月十七日，摩洛哥發生叛亂的消息傳來後，他自稱忠於共和國，並下令戒嚴，提防「法西斯分子的活動」。全勞聯威脅他，說要發動總罷工，他一邊向全勞聯讓步，一邊加緊把長槍黨徒和鄉紳塞進他的部隊里。政府向工人領袖請求：不要製造麻煩，不要武裝工人，保持冷靜。全勞聯的領導人接受了這個要求，讓工人回家去了。七月十九日早上，經過右翼整肅過的軍隊，在右翼分子和國民警衛隊的支援下，佔領了阿拉貢的首府，並部署了野戰炮和機槍。叛軍通過廣播宣稱：「我們不會向共和國進軍……我們會考慮工人的要求。」有人別有用心地散布了卡瓦內利亞斯正在向法西斯分子進攻的謠言。

直到警察開始逮捕工會活動家的時候，當地的工人領袖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七月十九日，全勞聯與工總下令總罷工，並試圖在軍隊不敢貿然進入的郊區組織武裝抵抗。自青聯組織的一支隊伍遭到了國民警衛隊的猛攻，傷亡慘重。當地工人領袖雖然遭到嚴刑拷打，卻拒絕下令復工，總罷工在堅持了一個多星期後才被鎮壓下去。全勞聯薩拉戈薩分會的一位領導人楚埃卡[35]後來承認，工會領導人太大意了，他們在談判上浪費了太多時間，甚至還相信了省長的許諾；他們沒有讓「最有戰鬥力的三萬名有組織的薩拉戈薩工人[36]」做好迎戰的準備。幾天之內，幾乎整個阿拉貢都落入了叛軍之手。

奧維耶多出乎意料地陷落了

奧維耶多是阿斯圖里亞斯工人階級的中心，當地的社會黨活動家和無政府工團主義活動家擁有頑強的戰鬥傳統，富有武裝鬥爭的經驗，有一批訓練有素的幹部，還掌握了一些武器，所以，莫拉的叛亂計劃並不包括攻佔奧維耶多。七月十八日，卡巴耶洛派報紙《前進報》（Avance）出了一份未經審查的特刊，報道了叛亂的消息。礦工立即在工會會堂集合，組建部隊，挖出了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就藏起來的武器。在礦工的推動下，各政黨和工會成立了一個省委員會[37]，負責支持和監督省長利亞爾特·勞辛[38]的行動——這個省長的忠誠度令人懷疑。

當地駐軍的指揮官阿蘭達上校馬上就向工人階級與共和派的領袖表示，他堅決忠於共和國，並斷然駁斥了有關他參加叛亂陰謀的指控。然而，就在前一天晚上，他已經把所有可用的武器都轉移到了軍營里，並向該省的國民警衛隊發出了向奧維耶多進軍的密令。他做得很小心，沒有走漏風聲，騙取了人們的信任。而且，當遭到圍攻的馬德里向當地求援時，他還向社會黨領袖建議：組織三個礦工縱隊，乘火車支援馬德里。社會黨領袖同意了。這支隊伍共有三千人，由薩馬·德·蘭格雷奧的一千六百名青年、米耶雷斯的幾百人和奧維耶多的一隊「爆破手」[39]組成，由突擊警察的警官指揮，其中只有四百人有槍。在雷昂，戈麥斯·卡米內洛[40]將軍給了他們三百支槍。這支援軍對保衛馬德里意義重大，但他們卻不能保衛奧維耶多了。

儘管社會黨領袖很樂觀，但不安的情緒卻在不斷增長。阿蘭達確實已經下令讓士兵留在兵營里，通往兵營的道路上都設了崗哨。人們都知道士兵擁有武器，而礦工手上那點武器已經跟著援軍一起運往馬德里了。省委員會分裂了：右翼共和派和社會黨繼續信任阿蘭達上校；但全勞聯的領導人知道阿蘭達已經把武器都轉移到了兵營里。以《前進報》編輯哈維爾·布埃諾[41]為首的社會黨左派和共產黨認為這是一個危險的遊戲，他們不能繼續玩下去了。他們要求阿蘭達證明自己的忠誠：把囤積起來的武器分發給工人民兵、開放軍營、把士兵和武裝工人混合起來。阿蘭達用一些模稜兩可的話來敷衍他們。岡薩雷斯·佩尼亞勸他向極端分子做出一些保證，並藉助普里耶托的官威，讓阿蘭達分發武器。阿蘭達答覆說，他在等陸軍部長下令。此時，國民警衛隊正在向奧維耶多進軍。阿蘭達找了個借口，溜出了省長官邸（省委員會就設在省長官邸里）。然後他跟自己的部隊會合，佔領了納蘭科（Narranco）山，並用兩門野戰炮瞄準了省長官邸。當軍隊佔領戰略要地時，省委員會四下逃竄。阿蘭達上校的詭計得逞了：武裝的礦工中了他的調虎離山之計，他不發一槍就拿下了首府。不過，城郊已得到了警報，建起了街壘。礦工居住區里的國民警衛隊遭到礦工攻擊，被礦工抓了起來，武器也都被礦工給繳了。希洪駐軍在宣布忠於共和國後，也發動了叛亂；但是，在塞貢多·布蘭科（Segundo Blanco）的人民俱樂部臨時成立的保衛委員會，召集了拉·費爾蓋拉的五金工人，他們立即包圍了希洪駐軍。最後，馳援馬德里的兩個礦工縱隊之一在得到家裡發生叛亂之後，掉頭攻佔了特魯比亞（Trubia）的軍火庫，並包圍了阿斯圖里亞斯的首府。叛軍佔領了奧維耶多，雖然這並沒有導致整個阿斯圖里亞斯失陷，卻讓幾萬名幾乎手無寸鐵的工人動彈不得。當其他地方正在進行殘酷的戰鬥時，原本可以投入戰鬥的幾萬名生力軍，卻由於阿蘭達的狡詐和某些領導人的天真，而被牽制住了。

叛軍在海軍中遭到了挫折

叛軍將領在享受意料之中的勝利與出乎意外的成功時，也遭遇了一些挫折。首先，一個意外使他們失去了一位領袖。桑胡爾霍本應在七月二十日乘飛機離開艾斯托里爾，前往西班牙，但螺旋槳在降落時出了故障，飛機著了火，弄死了桑胡爾霍。

但是，叛軍在西班牙各地遭到的挫折，並不是由意外造成的。按照原定計劃，在叛亂爆發後，摩洛哥部隊應該在數小時內大舉登陸西班牙本土，然而這並沒有發生，因為海軍並沒有抵達預定地點。當海軍在迦納利群島舉行演習時，弗朗哥與海軍將領舉行了多次會議，精心規定了海軍的任務，並進行了細緻的準備工作。絕大多數海軍軍官都支持叛亂。但叛亂卻被水兵攪亂了：水兵基本上都是工人出身，他們有更高的政治覺悟，他們知道——至少比陸軍士兵更了解——如何把自己組織起來，破壞軍官的準備工作。幾乎每一艘艦艇上都成立了由八到十名士官和水兵組成的地下小組，他們不是社會黨人就是無政府主義者，並同港內的組織保持著聯繫。水兵在n「自由」號（Libertad）巡洋艦上成立了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向各艦艇的水兵委員會發出了警告，於是，七月十三日，「塞萬提斯」號（Cervantes）、「塞爾維拉將軍」號（Almirante Cervera）、「西班牙」號（Espa?a）和「貝拉斯科」號（Velasco）的水兵委員會派出代表，在費洛爾[42]召開會議，決定了破壞叛亂陰謀的方法。七月十四日，他們設法聯繫上了「海梅一世」號上的水兵委員會。海軍士官巴爾博亞[43]逮捕了馬德里的海軍通信中心主任，破壞了叛亂計劃的重要環節。通過通信中心主任和每艘艦艇上的無線電台，水兵們獲知了有關叛亂進展的最新消息，並準備向軍官發起反擊。

「楚魯卡」號（churruca）驅逐艦在七月十九日把一批摩洛哥士兵運往加迪斯，這艘驅逐艦上的水兵在二十日舉行起義，槍斃了軍官。隨後「巴爾德斯將軍」號（Almirante Valdés）與「桑切斯·巴爾凱斯特吉」號（Sánchez Barcáiztegui）的水兵也舉行了起義，將艦隻駛離梅利利亞，前往卡塔赫納（Cartagena）。在聖費爾南多（San Fernando），水兵控制了兩艘炮艇和一艘巡洋艦，但它們最後被岸炮擊傷，不能行動；水兵雖然佔據了「塞爾維拉將軍」號和「西班牙」號，但「塞爾維拉將軍」號正在修理，不能戰鬥，「西班牙」號又沒有炮彈，最後這兩艘軍艦還是被費洛爾的叛軍奪回去了。但「海梅一世」號的水兵通過無線電得知自己的船隻正在前往塞烏塔，他們便在海上發動起義，經過一番血戰，控制了這艘巡洋艦。然後他們在丹吉爾灣（Bay of Tangier）與艦隊主力會合[44]，而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艦隊主力的每一艘船上。水兵委員會控制了每一艘船，處決了大部分軍官，逼迫剩下的軍官服從他們的命令。這些軍艦破壞了叛軍的通訊聯絡，沒有讓摩洛哥的叛軍在西班牙本土登陸。水兵們的壯舉，沉重打擊了叛亂將領的計劃，它是叛亂初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45]。

巴塞羅那的叛亂失敗了

叛軍在巴塞羅那遭到了最慘重的失敗，打敗他們的是加泰羅尼亞工人，而國民警衛隊和突擊警察在關鍵時刻幫了工人一把，這雖然有點意外，卻是真事。加泰羅尼亞的資產階級共和派主張地區自治，他們對叛軍的態度，要比西班牙其他地方堅決得多，儘管如此，經過數日血戰，最終贏得了勝利的，還是工人。

在叛亂髮生的前幾天里，全勞聯的領導人實際上同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Generalidad）和艾斯凱拉的領導人保持著幾乎不間斷的聯繫：無政府主義領袖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後來回憶：「有幾個晚上是在內務部里度過的。」但是，他們提出的分發武器的要求，並沒有得到政府同意。桑蒂利安要求政府向全勞聯的工人發放一千支步槍，後來他寫道：「那一千支槍根本沒有發給我們；我們已經奪到手的一些槍反而又被要走了。[46]」十八日下午，戰士們四處搜集武器，從商店裡的獵槍，到造船廠里的炸藥，能找到的都被搜集一空。七月十八日至十九日的晚上，一群無政府主義碼頭工人把停在港內的船上的武器全部卸下。他們的領袖杜魯蒂與加西亞·奧利維爾冒著遭到自己人的私刑的危險，馬上親自進行干預，阻止工人同警察發生衝突，他們甚至還同意歸還一部分已被碼頭工人奪取的武器。

不過，一些突擊警察從兵營里拿出武器，分給了工人。無論白天黑夜，都有工人在辦公室和指揮部外面站崗放哨。

叛亂的計劃執行得十分完美，負責指揮叛亂的戈戴德剛從馬略卡（Mallorca）乘飛機抵達巴塞羅那，就下令逮捕共和派軍官[47]。幾周以來，青年志願兵、鄉紳和長槍黨徒都在混入突擊警察的隊伍。只要一聲令下，一萬二千名叛亂分子就會湧出兵營，在市中心的加泰羅尼亞廣場（Pla?a de Catalunya）集合。七月十九日凌晨，佩德拉爾維斯（Pedralbes）兵營的叛軍出動了。全城的工人哨兵在值完夜班之後，帶著他們簡陋的武器，正等著下一班哨兵來換崗。此時，來自阿塔拉薩納斯（Atarazanas）兵營的部隊正在佔領督軍府[48]和都督府[49]，

可是，巴塞羅那工人擁有數量優勢，他們覺得復仇的時刻終於到來了，這一刻曾使他們長期擔驚受怕，卻又讓他們翹首以盼。他們從巴塞羅內塔（Barceloneta）和港區湧出來，阻擋了叛軍的去路。他們缺乏武器，甚至赤手空拳，也沒有一個中央指揮機關，他們只懂得一種戰術——衝鋒。儘管他們蒙受了沉重的損失，但每倒下一個工人，馬上就有另一人頂替他的位置，叛軍被群眾壓垮了。沖在最前面的是工人積極分子，犧牲最大的也是他們。加泰羅尼亞統社青書記弗蘭西斯科·格萊利斯（Francisco Graells）、伊共青書記熱米納爾·比達爾[50]和巴塞羅那無政府主義團體聯合會的書記恩里克·奧布雷貢[51]都倒在了加泰羅尼亞廣場。叛軍佔領了廣場一帶最重要的建築物——科隆旅館（Hotel Colon）、電話局（Telefonica）和艾爾多拉多（Eldorado）旅館。那些地方的叛軍陷入了真正的圍城戰：勇氣和恐懼具有同樣的感染力，叛軍根本沒有料到群眾居然會視死如歸，他們頂著叛軍的機槍火力衝鋒，奪走了機槍，廣場上和街道上留下了幾百具屍體。

下午早些時候，國民警衛隊的埃斯科瓦爾[52]上校（他就是安德烈·馬爾洛的小說《希望》中的希梅內斯上校[53]）率領四千正規軍，前來增援工人。科隆旅館和麗思（Ritz）旅館很快就被攻下了。此時傳來了幾支部隊正在「為了人民的事業」而集結的消息，還傳來了共和派軍官迪亞斯·桑迪諾[54]中校指揮普拉特（Prat）機場的航空兵贏得勝利的消息。全勞聯的戰士奪回了電話局。戰鬥雖然還在繼續，但叛軍已經遭到了沉重打擊，嘩變的叛軍士兵越來越多。

七月二十日是星期一，這天早上，工人不知從哪裡弄來了幾門野戰炮（可能是被工人奪取的，也可能是被叛軍丟棄的），瞄準了都督府。一位臨時指揮員、曾當過炮兵的碼頭工人雷查（Lecha）負責指揮這幾門火炮。叛軍的抵抗已沒有意義。當佩雷斯·法拉斯[55]率領部下攻進都督府時，戈戴德將軍打出了白旗。大部分被包圍的叛軍軍官被就地處決；有人費了一番力氣，才把戈戴德從憤怒的人群中救出來[56]；他被帶到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在加泰羅尼亞總統的請求下，他同意通過廣播發表講話：「我願意告訴西班牙人民：命運沒有站在我們一邊。我要告訴所有不願繼續戰鬥的人：我已投降。從現在起，他們不用向我承擔任何義務。[57]」

真相就此大白。許多兵營里發生了嘩變。蒙朱伊克（Montju?c）要塞的士兵槍斃了軍官，把武器分給了工人。到處都有軍官自殺。阿塔拉薩納斯兵營是最後一個被攻克的叛軍據點。迪亞斯·桑迪諾指揮幾架飛機轟炸了這個兵營，但它經過一番血戰之後才被攻克，而在最後的戰鬥中，弗蘭西斯科·阿斯卡索犧牲了。此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戰士們在開赴前線之前，都要列隊經過這位無政府主義戰士犧牲的地方，這裡已成為在這三天中犧牲的戰士們的象徵。

馬德里的叛亂失敗了

七月十八日，從建築工人罷工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轉入戰時狀態的全勞聯馬德里分會，決定用武力打開此前被警方封閉的辦公室，並開始徵收汽車、收集武器。全勞聯全國委員會書記達維德·安托納在七月十九日上午獲釋；他前往內務部，威脅說要派他的人攻打監獄，放走所有還被關在牢里的活動家。兩大工會下令總罷工。在來自全國各地的郵政工人和鐵路工人的幫助下，卡洛斯·德·巴萊巴爾很快就在工總的辦公室里建立了一個信息中心，使馬德里能夠及時得知各省最新的確切情況。社會黨把從一九三四年起就藏起來的武器挖了出來，分發給群眾。街道上築起了第一批街壘。第一次槍戰發生在托里霍斯大街（Rua de Torrijos），有人從這條街上的一家修道院往街上打槍。儘管軍營里還沒有發生什麼反常情況，第一批工人民兵已經上街巡邏了。

其實，叛軍已經失去了寶貴的時間。

十九日，陰謀集團控制下的各個團沒有發動進攻。帕爾多（Pardo）團在叛變後立刻離開了首都，前往北方，可能是打算與莫拉會合。在赫塔菲（Getafe）的炮兵軍營里，忠於共和國的士兵與叛軍士兵發生了戰鬥。在所有部隊里，叛軍首先攻擊的是反對叛亂的軍官：普里耶托的朋友卡拉塔拉（Carratala）中校就是死於叛軍之手。蒙塔尼亞（Monta ?a）兵營是叛軍的主要據點，叛軍的軍事領袖范胡爾將軍，還有來自其他部隊的叛亂軍官、鄉紳、長槍黨徒都在那裡。但是，范胡爾可能是動搖了，也可能是在等待援軍；總之他浪費了很多時間：他跟部下高談闊論，並下令戒嚴。當天夜裡，他放棄了突圍的念頭，並下令向聚集在蒙塔尼亞兵營門口的人群開火，這一公開的挑釁激起了眾怒。就在這時，希爾[58]中校，一個忠於共和國的軍官，在炮兵公園（Parque de Artillería）向群眾發放了五千支步槍，但這批步槍里有不少沒有槍栓，因為狡猾的叛軍事先已經把它們的槍栓拆了下來，運進了蒙塔尼亞兵營。

關鍵的戰鬥到了二十日才開始。街頭巷尾的大喇叭反覆播放著巴塞羅那成功鎮壓叛亂的消息和戈戴德的投降聲明。叛軍被迫轉入防禦。兩門七十五毫米口徑的野戰炮開始向蒙塔尼亞兵營開火，然後又有一門一百五十五毫米口徑野戰炮加入了炮擊。庫瓦特洛·比恩托斯（Cuatro Vientos）機場的叛軍被殲滅後，援軍乘飛機抵達機場，增援共和國。上午十點左右，被包圍的叛軍打出了白旗。群眾蜂擁而入，迎接他們卻是機槍的子彈。這一背信棄義之舉極大地激怒了群眾。同樣的情況又發生了兩次，實際上，這表明兵營內部發生了鬥爭。儘管在場的共和派軍官認為，靠航空兵和炮兵就足以迫使范胡爾的叛軍投降，但群眾還是不顧巨大的傷亡，組織了強大的攻勢，攻下了兵營。范胡爾和一些軍官被關進了裝甲車，被一隊突擊警察押走了，幾乎所有叛軍都被就地處決，然後工人奪取了叛軍的武器。

第二天，馬德里人民給他們的勝利畫上了一個完美的句號。在馬德里，小股部隊正在街道上清除pacos——孤立的狙擊手，他們仍在教堂、修道院和房頂上負隅頑抗；臨時組建的縱隊向瓜達拉哈拉省首府進發，他們鎮壓了當地的叛軍，奪回了瓜達拉哈拉，槍斃了巴雷拉將軍[59]，然後又攻佔了托萊多，把叛軍逼進了古老的阿爾卡薩爾（Alcázar）堡壘。然後他們又向昆卡進發，兩天前獲釋的西普里亞諾·梅拉帶著八百名戰士和一挺機槍，奪回了昆卡。這幾支匆忙建立的縱隊，與其他部隊一起，分別向三個方向進軍：一隊前往瓜達拉馬（Guadarrama）山脈，準備迎擊莫拉；一隊前往西古恩薩（Sigüenza），向阿拉貢進軍；還有一隊向瓦倫西亞和馬拉加進軍。戰爭才剛剛開始。

馬拉加的叛亂失敗了

馬德里叛軍的猶豫不決，使工人獲得了組織的時間。馬拉加是一個戰略要地，通過這裡可以同摩洛哥保持聯繫，而叛軍在馬拉加發動叛亂後，犯下了一個可能更為嚴重的錯誤，使他們遭受了沉重的失敗。叛軍在馬拉加似乎擁有壓倒性的優勢。反對叛亂的只有突擊警察。工人沒有武器。馬拉加的叛亂是在七月十七日開始的：維林（Huelin）上尉率領一個連，準備佔領督軍府，路上遇到了突擊警察。指揮國民警衛隊的上校在勸說部下跟他一起參加叛亂時，被部下當場逮捕。晚上八點，按照帕特克索特將軍的命令，叛軍離開兵營，佔領了市中心。但是將軍卻在第二天命令叛軍撤回兵營。他是不是因為缺少其它地方的叛亂的消息，不敢貿然行事，以免陷入孤立呢？還是說，馬丁內斯·巴里奧政府的成立，使他產生了妥協的希望，所以他才撤退呢（馬丁內斯·巴里奧本人曾做過這方面的暗示，而弗斯和格拉蒂[60]也同意這一點）？總之，工人組織抓住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工人沒有武器，他們就放火燒了兵營周圍的房子，並朝兵營投擲炸彈。叛軍陷入了包圍，又被煙熏得半死，他們害怕被活活燒死，就向突擊警察投降了。維林上尉被群眾處決。

巴斯克地區的叛亂失敗了

巴斯克地區的叛亂之所以失敗，也是因為叛軍猶豫不決。畢爾巴鄂的駐軍沒有行動。桑坦德的一個兵營立刻遭到圍困。原定在吉普斯科亞（Gipuzkoa）指揮叛亂的叛軍頭目在最後一刻臨陣脫逃。而且，巴斯克民族主義黨也全力反對叛亂——七月十八日，曼努埃爾·德·伊魯霍發表廣播講話；次日，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發表正式公報，呼籲自己的支持者為保衛共和國而戰。

在聖塞瓦斯蒂安（San Sebastián），卡拉斯科上校向人民陣線委員會保證自己忠於共和國，然後巴斯克民族主義黨的議員就過來訊問他。但在此時，洛約拉兵營的叛軍按照巴列斯賓（Vallespín）中校的命令，發動了叛亂。卡拉斯科向議員們保證，他能勸說叛軍投降，並派他的副官前去勸說，結果副官沒有回來。於是他決定親自前往兵營。議員們同意了。結果他也沒有回來。二十一日，此前宣稱自己忠於共和國的國民警衛隊也參加了叛亂，並釋放了原先被關押起來的軍官，同他們一起攻打全勞聯辦公室。可是工人已經發動起來了。城裡到處都築起了街壘。國民警衛隊沒有打下全勞聯辦公室，便撤入了瑪麗亞·克里斯蒂娜旅館（Hotel Maria Cristina），這家旅館在二十三日被工人佔領了。洛約拉兵營遭到了一列裝甲列車的炮擊，叛軍軍官同巴斯克民族主義黨議員談判後，也在二十八日投降了，但議員並沒有信守諾言：大部分叛亂頭目被當場處決。卡拉斯科上校被逮捕了，兩天後，有人把他劫走，不經審判就處死了他。

瓦倫西亞的駐軍沒有發生叛亂

瓦倫西亞倒是特立獨行：駐軍士兵沒有參加叛亂。當然他們也沒有參加革命。

七月十八日，第一批關於叛亂的流言傳到了列萬特首府。省長拒絕向工會發放武器，並為駐軍指揮官的忠誠擔保。七月十八日深夜至十九日凌晨，各工人組織和各共和派政黨把他們的支持者發動了起來。十九日凌晨，全勞聯與工總下令總罷工。當天晚上發生了第一次衝突：一些建築工人懷疑一家道明會（Dominican）修道院窩藏武器，便進攻了這家修道院。

二十日早上，全勞聯罷工委員會向戰士們下令：封鎖通往各個兵營的道路。人民陣線各黨成立了一個革命委員會[61]，並邀請全勞聯罷工委員會的代表參加。社會黨人、國民警衛隊軍官烏里瓦里[62]上尉負責指揮那些想用武力阻止駐軍參加叛亂的人。全勞聯代表向人民陣線提出：要想得到全勞聯的支持，就必須滿足下列條件：發動工人包圍兵營；立即把忠誠的部隊同工人「混合」起來，組成「干預隊」，干預隊里的突擊警察和工人的比例要達到一比二；用這些部隊控制所有戰略要地（郵局、電話局、瓦倫西亞廣播電台）；向駐軍遞交最後通牒，假如駐軍指揮官拒絕交出武器，就立即進攻兵營。委員會接受了全勞聯的建議，並改名為「人民執行委員會」。但是，馬丁內斯·蒙赫[63]將軍拒絕發放武器，並要求停止總罷工，因為他認為，既然他和他的部下都忠於政府，就沒有總罷工的理由，他還通過瓦倫西亞廣播電台宣讀了自己的意見。不過士兵仍在待命。總的來看，軍隊正在猶豫：陰謀分子得知了巴塞羅那和馬德里的叛亂失敗的消息，他們現在想的是如何盡量爭取時間。城裡的工人同長槍黨徒發生了多次小規模戰鬥，攻擊修道院和教堂的事件不斷增加。停靠在瓦倫西亞港口的軍艦上的水兵也舉行了起義，扣押了軍官，並同碼頭工人舉行親善活動。此時，希拉爾政府授權成立了一個代表團，由馬丁內斯·巴里奧和三位共和派領導人——魯伊斯—弗內斯[64]、艾斯普拉[65]和埃切瓦里亞（Echeverría）——組成，將代表團派往瓦倫西亞[66]。在革命氣氛中，三種不同的權力——軍隊、馬丁內斯·巴里奧的代表團和人民執行委員會——彼此對峙了兩個星期。在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間，西班牙大部分地區都發生了進攻兵營的事件，但瓦倫西亞直到八月初才出現這種情況。

七月二十日晚上的局勢

到了七月二十日晚上，除了瓦倫西亞之外，各地的局勢都已經明朗化：當然，在拉科魯尼亞的街頭，工人仍在街壘上用鋪路石戰鬥；薩拉戈薩與塞維利亞的郊區還在戰鬥；許多兵營中的戰鬥仍未停止；聖塞瓦斯蒂安、希洪和桑坦德的戰鬥還沒結束；叛軍剛剛在阿爾赫西拉斯附近登陸；到處都有落單的狙擊手進行著垂死掙扎。但這些都只是掃尾的戰鬥。雙方的地盤都已經穩定下來，並開始在自己的地盤上鞏固統治。

弗朗哥向凱波發出了賀電：「西班牙得救了：安達盧西亞、瓦倫西亞、巴利亞多利德、布爾戈斯、阿拉貢、迦納利群島和巴利亞里群島已經加入了我們的事業。」弗朗哥非常樂觀。其實，軍事政變已經失敗了。叛軍不僅遭到了沉重的打擊，還激起了工人革命，而他們發動政變的目的，本來就是要阻止革命。叛軍接連失去了他們聲望最高、能力最強的領袖——先是卡爾沃·索特洛、桑胡爾霍、戈戴德，然後又是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67]，他是在阿利坎特監獄裡被民兵處決的。最重要的是，軍隊遭到的失敗，打破了軍隊在國內衝突中不可戰勝的神話，使軍隊失去了一張重要的王牌——恐懼。現在，軍隊面前的敵人，已經不是軟弱的人民陣線政府，而是革命。軍事政變失敗了。內戰開始了。

[1] 達維德·安托納·多明格斯（David AntonanDomínguez，1904年11月22日——1945年3月15日），曾在馬德里當過石匠，參加了全勞聯的建築工會。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曾流亡法國。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8月返回馬德里。1936年領導了馬德里建築工人罷工，並因此入獄，7月19日獲釋。此後積极參加全勞聯的活動。內戰末期被反動政府逮捕後，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為三十年徒刑。1945年因肺結核死於獄中。——中譯者注

[2] 西普里亞諾·梅拉·桑斯（CiprianonMera Sanz，1897年11月4日——1975年10月24日），生於馬德里，11歲開始做瓦工，參加全勞聯後，於1931年擔任全勞聯旗下的馬德里建築工會書記，1933年因在薩拉戈薩進行革命活動而被捕。1936年領導了馬德里建築工人罷工，並因此入獄，內戰爆發後獲釋。內戰期間曾率領共和軍參加過許多重要戰役。1939年支持卡薩多政變。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到法屬摩洛哥，1942年被維希法國政府引渡給弗朗哥反動政權，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為三十年徒刑。1946年獲釋後流亡法國。——中譯者注

[3] 泰奧多洛·莫拉（Teodoro Mora，？—1936），三十年代初在西普里亞諾·梅拉的影響下參加全勞聯，1936年領導建築工人罷工，並因此入獄。內戰爆發後獲釋，8月20日率領民兵同叛軍戰鬥時犧牲。——中譯者注

[4] 政府同意將收入不足20比塞塔的工人的工資上調5%；其餘工人的工資上調10%；並實行40小時工作周。全勞聯的要求是：大幅漲薪；36小時工作周；一個月的帶薪休假；承認包括風濕病在內的各種職業病。——原注

[5] 當時，全勞聯馬拉加分會正在領導腌魚工人罷工，結果同工總的漁民發生了衝突。6月10日，全勞聯暗殺了工總的一位領導人安德列斯·羅德里格斯（Andrés Rodríguez）。全勞聯領導人奧爾蒂斯·阿塞維多（Ortíz Acevedo）也遭到了襲擊，雖然僥倖生還，他的一個孩子卻不幸身亡。6月11日，在羅德里格斯出殯前，社會黨人拉蒙·雷納（Ramón Reina）遭到槍擊。政府下令封閉雙方的辦公室。6月15日，全勞聯與工總都譴責了襲擊事件後，暴力衝突才停止。——原注

[6] 萊蒙多·費爾南德斯—奎斯塔·梅雷洛（RaimundonFernández-Cuesta y Merelo，1896年10月5日——1992年7月9日），生於馬德里，從小就是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的好友。1933年參加長槍黨，並擔任總書記。內戰爆發後被捕，1937年10月獲釋後擔任長槍黨總書記，1938年至1939年任農業部長，1945年至1951年任司法部長。弗朗哥獨裁政權垮台後，他重建了長槍黨，並於1976年至1983年擔任長槍黨全國領袖。1983年退休。——中譯者注

[7] 愛德華多·巴爾·貝斯科斯（EduardonVal Bescós，1906—1992），無政府主義活動家，內戰爆發後曾積极參加民兵工作。1939年參加了卡薩多政變。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8] 費爾南多·孔德斯·羅梅洛（FernandonCondés Romero，1906—1936），社會黨員。他是卡斯蒂利奧與法拉烏多的朋友。曾參加里夫戰爭，1928年轉入國民警衛隊。1934年10月曾參加起義，失敗後被捕入獄。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獲釋，恢復原職，並晉陞為上尉。曾幫助社會黨訓練民兵。1936年7月13日率領突擊警察處決卡爾沃·索特洛。次日被捕。叛亂爆發後獲釋，率領共和軍迎擊叛軍時犧牲。——中譯者注

[9] 安東尼奧·德·利薩拉（Antonionde Lizarra），《巴斯克與西班牙共和國》（Los vascos y la República espa?ola），布宜諾斯艾利斯，Vasca Ekin，1944年，第31頁。——中譯者注

[10] 胡安·塞吉·阿爾穆薩拉（Juan Seguí Almuzara，1888—1936），摩洛哥陰謀集團主要成員，1936年8月19日被共和軍擊斃。——中譯者注

[11] 胡安·雅古埃·布蘭科（Juan Yagüe y Blanco，1891年11月19日——1952年10月29日），生於醫生家庭，曾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與弗朗哥是同學。1934年曾參加鎮壓阿斯圖里亞斯起義。同長槍黨關係密切，並與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是好友。1936年參加叛亂陰謀，1936年7月17日在塞烏塔發動叛亂，8月14日率領叛軍攻佔巴達霍斯後，屠殺了數千名俘虜與平民，製造了內戰中規模最大的大屠殺。內戰後曾任空軍部長。——中譯者注

[12] 埃利·羅蘭多·德·特利亞·坎托斯（HelinRolando de Tella y Cantos，1888年9月14日——1967年10月10日），生於加利西亞，曾就讀於托萊多步兵學校，畢業後參加過里夫戰爭。1932年曾參加桑胡爾霍政變，失敗後被流放到西屬撒哈拉，1934年獲得赦免。1936年7月17日參加叛亂，曾參加多次重大戰役，為弗朗哥反動派效盡犬馬之勞。1943年被迫退役。——中譯者注

[13] 胡安·保蒂斯塔·桑切斯·岡薩雷斯（JuannBautista Sánchez González，1893年11月12日——1957年1月30日），曾參加里夫戰爭。1936年7月17日在摩洛哥發動叛亂，在內戰中參加過多次重大戰役。——中譯者注

[14] 愛德華多·薩恩斯·德·布魯瓦加·波蘭科（EduardonSáenz de Buruaga y Polanco，1893年4月15日——1964年2月17日），1910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曾參加里夫戰爭。1936年7月17日在特圖安發動叛亂，隨後短暫擔任西屬摩洛哥高級專員。在內戰中參加過多次重大戰役，並在巴埃納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內戰後曾任馬德里督軍、直布羅陀總督、第二軍區司令和國民警衛隊總監。——中譯者注

[15] 阿古斯丁·戈麥斯·莫拉托（Agustín Gómez Morato，1879—1952），1936年擔任摩洛哥駐軍總司令，叛亂爆發後被叛軍關押。1940年被判處十二年徒刑。不久後獲釋。——中譯者注

[16] 這名英國駕駛員是貝布（Bebb）上尉，他是由著名工程師胡安·德·拉·謝爾瓦（Juan de la Cierva）僱傭的。——原注

[17] 費利佩·桑切斯—拉蒙·加利法（FelipenSánchez-Román y Gallifa,1883年3月12日——1956年1月21日），律師，曾在馬德里大學教授民法。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開始參加共和主義運動。共和國成立後曾參與起草憲法的工作。1934年成立民族共和黨（Partido Nacional Republicano），1936年曾準備參加人民陣線，但在共產党參加人民陣線後拒絕加入。1936年7月19日被馬丁內斯·巴里奧任命為不管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18] 何塞·米亞哈·梅南特（José MiajanMenant，1878年4月20日——1958年1月14日），生於奧維耶多，1896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曾在阿斯圖里亞斯與摩洛哥服役。雖然曾參加西班牙軍事同盟，但並沒有參加叛亂。1936年7月19日任陸軍部長。內戰期間曾擔任中部戰區司令。1939年支持卡薩多政變。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19] 克拉拉·坎波亞莫爾·羅德里格斯（ClaranCampoamor Rodríguez，1888年2月12日——1972年4月30日），生於馬德里的一個工人家庭，13歲開始當裁縫。曾就讀於馬德里大學法學院。積極主張女權主義，提倡保護婦女和兒童權益。共和國成立後，參加憲法起草委員會。在她的推動下，西班牙共和國憲法增加了賦予婦女普選權的條款。1937年離開西班牙，1955年在瑞士去世。——中譯者注

[20] 此人本名胡安·安東尼奧·古埃伊·洛佩斯（JuannAntonio Güell y López，1874年6月24日——1958年3月17日），是一位西班牙政治家、藝術收藏家與歷史學家。不知為何作者把他當成了法國人。——中譯者注

[21] 貝特朗·古埃伊（Bertran Güell），《一個加泰羅尼亞流亡者的日記：1936—1945》（Journal dun expatrie? catalan : 1936-1945），摩納哥，羅歇爾出版社（Editionsndu Rocher），1946年，第76頁。——原注。

[22] 薩爾瓦多·德·馬達里亞加的《西班牙》（Espa?a）第四版序言，布宜諾斯艾利斯，南美出版社（Sudamericana），1950年。——原注

[23] 安東尼奧·阿蘭達·馬塔（AntonionAranda Mata，1888年11月13日——1979年2月8日），曾參加里夫戰爭。1934年參與鎮壓起義。1936年7月20日在奧維耶多發動叛亂。——中譯者注

[24] 弗蘭西斯科·帕特克索特·馬多斯（FrancisconPatxot Madoz，1876年1月22日——1936年8月22日），1895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參加過里夫戰爭。1936年7月擔任第12步兵旅旅長。7月18日在馬拉加發動叛亂，失敗後被捕，8月22日被處死。——中譯者注

[25] 弗蘭茨·波克瑙（FranznBorkenau，1900年12月15日——1957年5月22日），奧地利作家，1921年參加德共，1929年退黨，拋棄了共產主義，從此開始激烈地批判共產主義，納粹上台後流亡國外，1947年返回德國，1950年同許多反共文人一起成立了「文化自由大會」（Congress for Cultral Freedom，該組織的幕後主使其實是中央情報局），積極從事反共活動。——中譯者注

[26] 《西班牙》第四版序言。——原注

[27] 在叛亂一周年之際，弗朗哥發表廣播講話，他在講話中指出馬丁內斯·巴里奧曾想「成立一個支持軍隊、恢復法律與秩序的內閣，以此來換取軍隊撤退。」按照弗朗哥的看法，這個內閣「遭到了罪惡的群氓的背叛，而這些群氓是他的前任武裝起來的。」《弗朗哥言論》（Franco ha dicho……），馬德里，n.p.，1947年。——原注

[28] 何塞·希拉爾·佩雷拉（José Giral ynPereira，1879年10月22日——1962年12月23日），生於古巴聖地亞哥，曾在馬德里大學獲化學與藥學學位，1905年在薩拉曼卡大學任化學教授。1925年與阿薩尼亞一起成立共和行動，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曾因反抗獨裁政權而三次入獄。共和國成立後，曾於1931年至1933年任海軍部長。1936年7月19日至9月4日任總理。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45年至1947年任流亡政府總理。——中譯者注

[29] 此處原文為Movimiento（「運動」），作者在下文中有時用Movimiento或movement來指代叛軍，有時又用來指代長槍黨，或「國民運動」，故下文依照具體情況，分別譯為「叛亂」、「叛軍」或「國民運動」，不再一一說明。——中譯者注

[30] 路易·瑪麗·若瑟夫·德拉普雷（LouisnMarie Joseph Delaprée，1902年4月20日——1936年12月8日），法國記者，在西班牙內戰期間，為《巴黎晚報》（Paris-Soir）工作，在西班牙各地採訪。1936年12月8日在返回法國途中，他乘坐的飛機遭到誤擊，不幸身亡。——中譯者注

[31] 路易·德拉普雷，《西班牙的死亡》（Mortnen Espagne），巴黎，皮埃爾·蒂斯內出版社（Pierre Tisné），1937年，第22頁。——原注

[32] 西里亞科·卡斯卡霍·魯伊斯（CiriaconCascajo Ruiz，？—1953），1936年7月18日在科爾多瓦發動叛亂，內戰期間擔任該地督軍，有幾千名共和派死於他的殘酷鎮壓。——中譯者注

[33] 這份記錄收錄於何塞·佩拉茨，《西班牙革命中的全勞聯》（La CNT en la revolucion espa?ola），三卷集，圖盧茲，全勞聯出版社，1951—1953，第1卷，第182—186頁。——原注

[34] 貝特朗·德·茹夫奈爾（Bertrandnde Jouvenel，1903年10月31日——1987年3月1日），法國哲學家、政治經濟學家。——中譯者注

[35] 米蓋爾·楚埃卡·庫瓦特洛（MiguelnChueca Cuartero，1901年1月3日——1966年10月18日），生於薩拉戈薩，二十年代中期開始參加無政府主義運動，為無政府主義報紙擔任記者，1929年9月被捕入獄，1930年8月出獄後積极參加了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工作。共和國成立後參加了全勞聯的宣傳工作。1935年7月被捕，同年12月獲釋，1936年4月擔任薩拉戈薩地區工會委員會委員，7月，薩拉戈薩發生叛亂後，他設法逃離了薩拉戈薩。此後積极參加了阿拉貢地區的防禦工作。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36] 《阿拉貢的7月19日》（Le 19njuillet en Aragon），《混亂之中》（Dans la tourmente），巴黎，Bureau dInformation et de Presse,1938年，第71頁；譯自《從七月到七月》（Denjulio a julio），巴塞羅那，土地與自由，1937年。——原注

[37] 這個委員會的正式名稱是「人民陣線省委員會」（Comité Provincial del Frente Popular）。——中譯者注

[38] 伊西德洛·利亞爾特·勞辛（IsidronLiarte Lausin，1892—1936），左派共和黨人，曾擔任過多個省份的省長。1936年7月5日擔任阿斯圖里亞斯省長，同年10月26日被暗殺。——中譯者注

[39] dinamiteros本意為用炸藥開山的礦工，這裡指的是在戰鬥中投擲炸彈的工人民兵，故譯為「爆破手」。——中譯者注

[40] 胡安·加西亞·戈麥斯·卡米內洛（JuannGarcía y Gómez Caminero，1871—1937），生於巴爾德佩尼亞斯（Valdepe?as），1888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1930年參加共濟會，並參加了推翻君主制的密謀。共和國成立後擔任馬拉加督軍，1933年晉陞為少將，1936年7月任軍隊總監，8月擔任最高法院軍事庭審判員。1937年退役。——中譯者注

[41] 哈維爾·布埃諾（Javier Bueno，1891—1939），1933年擔任《前進報》編輯，1934年10月起義後被捕，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上台後獲釋，繼續擔任《前進報》編輯，內戰爆發後，在阿斯圖里亞斯與叛軍作戰，負傷後返回《前進報》，馬德里陷落後被捕，1939年9月26日遇害。——中譯者注

[42] 費洛爾（Ferrol）是西班牙海軍在北方的主要軍港。——中譯者注

[43] 本哈明·巴爾博亞·洛佩斯（Benjamín Balboa López，1901—1976），1916年參加海軍，擔任電報員。1936年7月17日，叛亂髮生的時候，他正好在海軍部通信中心值班，他在接到叛亂的密電後，拒絕轉發給叛軍將領，並直接聯繫海軍部長何塞·希拉爾，逮捕了參加叛亂陰謀的通信中心主任，然後將叛亂的消息通知了所有海軍艦艇。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44] 7月18日，海軍部長何塞·希拉爾下令所有艦艇向直布羅陀海峽航行，試圖阻止叛軍通過海峽在西班牙本土登陸。途中幾乎每一艘船上都發生了軍官的叛亂或抗命，由於水兵們的奮戰，才保住了大部分艦艇。——中譯者注

[45] 請參閱德國代辦弗爾克斯（Voelckers）在1936年9月23日的報告：「海軍的叛變，是弗朗哥的計劃遭到的第一個挫折。這是組織工作的重大失敗。它幾乎毀滅了整個計劃，並使大城市駐軍的犧牲變得毫無用處——他們已做好了戰鬥準備，徒勞地等待著命令。最重要的是，它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德國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D系列（1937年至1945年），第3卷，《德國與西班牙內戰，1936—1939》（Germany andnthe Spanish Civil War，1936-1939），華盛頓，政府出版局，1950年。——原注

[46] 桑蒂利安，《戰爭失敗的原因》（Por qué perdimos languerra），布宜諾斯艾利斯，伊曼（Iman），1940年。——原注

[47] 戈戴德在7月19日上午11點從馬略卡飛抵巴塞羅那後，立刻下令逮捕第4師師長利亞諾·德·拉·恩科緬達（Llano de la Encomienda）將軍，但此時叛軍已無力回天。——中譯者注

[48] 督軍府（Gobierno Militar）位於巴塞羅那科隆大道，始建於1928年。——中譯者注

[49] 都督府（Capitanía General）位於巴塞羅那科隆大道，始建於1605年，現為陸軍總監部所在地。——中譯者注

[50] 熱米納爾·比達爾（GerminalnVidal，1915年1月6日——1936年7月19日），生於巴塞羅那一個工人家庭，1931年參加工農同盟，1934年當選為伊共青總書記。1936年7月19日在同叛軍戰鬥中英勇犧牲。——中譯者注

[51] 恩里克·奧布雷貢·布蘭科（EnriquenObregón Blanco，1900或1904—1936），1917年開始參加全勞聯的活動，曾因積极參加無政府主義運動而多次被捕，1936年擔任巴塞羅那地區無政府主義團體聯合會（Federación Local de Grupos Anarquistas de Barcelona）書記，7月19日在同叛軍戰鬥中英勇犧牲。——中譯者注

[52] 安東尼奧·埃斯科瓦爾·維爾塔（AntonionEscobar Huerta，1879年11月14日——1940年2月8日），生於塞烏塔一個軍人家庭。1936年7月擔任巴塞羅那國民警衛隊上校，雖然他是一個天主教保守派，卻率領國民警衛隊支援工人，鎮壓了叛亂。在內戰期間曾在共和軍中擔任過一些重要職務。1939年支持卡薩多政變。3月26日被捕，1940年被反動政府槍殺。——中譯者注

[53] 安德烈·馬爾羅（André Malraux，1901年11月3日——1976年11月23日），法國著名作家。《希望》（LEspoir）是他以西班牙內戰為題材創作的小說，希梅內斯上校的原型就是埃斯科瓦爾上校。——中譯者注

[54] 費利佩·迪亞斯·桑迪諾（Felipe Díaz Sandino，1891—1960），西班牙軍事航空的先驅者之一，1915年開始飛行。曾參加里夫戰爭。1926年因反對獨裁政權而入獄，1930年參加了推翻君主制的密謀。1934年因拒絕轟炸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而再次入獄。內戰爆發時擔任第3航空隊司令，駐紮在巴塞羅那附近的普拉特機場。在巴塞羅那發生叛亂時，他指揮的轟炸給叛軍造成了重大損失。內戰期間擔任過一些軍隊要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55] 恩里克·佩雷斯·法拉斯（Enrique Pérez Farrás，1884—1949），曾在西班牙陸軍中擔任炮兵軍官，1934年參加加泰羅尼亞起義，事敗後被判處死刑，後改判無期徒刑。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獲釋，重新加入陸軍，巴塞羅那發生叛亂後，率領部隊抓獲叛亂頭目戈戴德。內戰期間擔任過一些軍事職務。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56] 按照1936年7月26日的《圖盧茲電訊報》（LanDépêche de Toulouse）的說法，當時把戈戴德將軍救出來的，是一位共產黨活動家——卡麗達德·梅爾卡德爾（Caridad Mercader）。而殺害托洛茨基的兇手——蘇聯特務雅克松—莫納爾（Jacson-Mornard），其實就是她的兒子拉蒙·梅爾卡德爾（Ramón Mercader）。這真是歷史的諷刺。——原注

[57] 1934年，孔帕尼斯在起義失敗後，也通過廣播發表了同樣的講話。——中譯者注

[58] 羅德里戈·希爾·魯伊斯（1878—？），炮兵軍官。曾參加反抗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政權的鬥爭。1936年7月，馬德里發生叛亂後，曾在炮兵公園把武器分發給群眾。1939年支持卡薩多政變。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59] 巴雷拉沒死，而是逃走了。——中譯者注

[60] 威廉·弗斯（William Foss）和塞西爾·格拉蒂（CecilnGerahty）著有《西班牙的競技場》（Spanish Arena）一書。——中譯者注

[61] 正式名稱為「瓦倫西亞人民執行委員會」（Comité EjecutivonPopular de Valencia），成立於1936年7月22日，它實際上成了瓦倫西亞地區的政權機關，1937年1月8日解散。——中譯者注

[62] 曼努埃爾·烏里瓦里·巴魯特利（ManuelnUribarri Barutell，1896年11月23日——1962年10月6日），內戰爆發時為國民警衛隊上尉。1936年7月19日被罷工委員會任命為軍事指揮員，並負責組建工人民兵。此後曾參加過一些重大戰役。1938年初擔任軍事情報局局長，同年4月逃往法國。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古巴。——中譯者注

[63] 費爾南多·馬丁內斯—蒙赫·雷斯托伊（FernandonMartínez-Monje Restoy，1874—1963），內戰爆發時為第三師師長，因拒絕給工人分發武器，與工人發生衝突，後來在馬丁內斯·巴里奧調解，改任其他工作。共和國覆滅後流亡阿根廷。——中譯者注

[64] 馬里亞諾·魯伊斯—弗內斯·加西亞（MarianonRuiz-Funes García，1889—1953），西班牙法學家。1909年畢業於馬德里大學，1925年在穆爾西亞大學任法學系主任。共和國成立後，參加了憲法起草委員會，並於1933年擔任共和行動副主席，1936年參加左派共和黨，1936年2月19日至9月4日任農業部長，9月4日至11月14日任司法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65] 卡洛斯·艾斯普拉·里索（CarlosnEsplá Rizo，1895年6月23日——1971年7月6日），生於阿利坎特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青年時投身共和主義運動，為多家共和派報紙當過記者。共和國成立後，於1931年至1933年任內務部副部長。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擔任總統府辦公廳副主任。1936年7月19日瓦倫西亞發生總罷工後，隨馬丁內斯·巴里奧一起前往瓦倫西亞進行調解。同年11月至次年5月任宣傳部長。內戰期間專註於宣傳工作。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中譯者注

[66] 這個代表團的正式名稱叫「共和國政府駐列萬特代表委員會」（Junta Delegada del Gobierno para Levante），它是中央政府的代表。——中譯者注

[67] 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是被人民法庭審判定罪的，他在法庭上為自己進行了堅決而又生動的辯護。1936年11月18日，他被判處死刑，並於當天被處決。在被處決前，長槍黨通過紅十字會，向共和國內閣提出了用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兒子——帕科·拉爾戈·卡爾沃（Paco Largo Calvo）——來交換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的建議。拉爾戈·卡巴耶洛拒絕了這個建議。——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