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柏拉圖到馬克思（五）——為什麼說有利於弱勢群體的「不平等」才是公正？

關於平等與公平的問題，網上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張圖，左邊的是平等，右邊的是公正：

自洛克、盧梭之後，社會契約論一直都是西方國家法律和政治制度構建的理論基礎，但是這個理論並沒有想像中的那樣完美。就如上一篇文章所說，洛克的「小契約論」中的弱勢政府已經漸漸不能符合社會經濟進步的需要，必須要強力的監管體系和政府干預來規避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發展的種種問題；而盧梭設想的「大契約論」中，每個人的意志都應當能夠完美的表達，然而我們看到在當時的西方社會中，富人掌控者國家社會的一切，窮人在溫飽線上掙扎，他們沒有選舉權、沒有立法和政策的話語權、工會和遊行結社屢屢受到鎮壓、一旦發生戰爭就被征入軍隊充當炮灰……

於是人們就開始反思，看似完美的社會契約論真的能如它所說，體現出大多數人的意志嗎？就比如說連選舉權都沒有的窮人，真的會「同意」富人們所構建的種種體制和規則嗎？這一點洛克是這樣解釋的，比如你走上了國家修建的公路，那麼你就自然而然的「同意」了國家這個社會契約；比如你進入了工廠打工，就相當於你自願接受資本家們規定的社會規則，自願接受勞動工資、市場經濟這個社會契約。洛克認為，對社會契約的「同意」不需要過程或其他形式，只需要一個既定結果。

作為盧梭的好學生，社會契約論在當代發揚光大者，美國著名羅爾斯，是不同意這個觀點的，他對於契約提出了道德性的要求。

為了更好地理解傳統契約所具有的道德弱點，我們先從兩個例子說起。假如，有一個甲方客戶找我要在公眾號發廣告，我們談好了價錢一萬一篇，他同意了我也同意了，這就達成了一種契約（注意這個契約的含義不要跟法律上的要約、合同弄混了，本文所有內容不涉及法律上的討論，完全是政治和道德意義上的）。第一種情況，我在自己公眾號上把廣告發出來了，甲方說不好意思我們方案有變動，不需要你這個廣告了，不能給你錢。這大多數人都覺得是甲方不對沒錯吧，畢竟我這邊已經提供了勞動和服務，公眾號已經產生了曝光量和廣告效應，這樣單方面的說我們不會付錢了，完全不講道理對吧。第二種情況，我已經把這篇廣告軟文寫好了，發給甲方客戶確認，然後甲方說不好意思我們方案有變動不需要了。那麼這種情況大家覺得誰占理呢，是不是覺得我已經寫出來了付出了一定的勞動，就算不能給全額的廣告費也要給一定的報酬對吧？第三種情況，我還沒有開始寫，甲方說取消了，我說不行，我現在缺錢，你必須得發我這廣告，因為我們在前面已經說好了，不能浪費感情。這個時候呢，是不是就覺得我不那麼理直氣壯了。但是你從上面三種情況來看，無論哪一種，無論是我占理還是甲方占理，佔據主動地位的永遠是甲方，因為甲方有錢啊，所以對我來說最好的情況是什麼都沒有，壞的情況是付出勞動打了廣告還什麼都沒有；而對於甲方來說情況恰好相反，最好的情況是一分錢不付打了廣告，最差的情況也能什麼都沒損失。說明在契約中我們雙方的地位是不對等的。

好，第二個例子。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痛罵那些給老年人推銷保健品的。有的是在小區裡面，一群人穿著白大褂，免費體檢，然後告訴來體檢的老年人你血里有顆粒，需要吃我們這個XX葯，我們這個葯還能治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balabala……或者是做那種理療儀的，也是說電磁波包治百病之類的屁話，然後一群大爺大媽們就在他們的門店裡免費體驗，一般每個人旁邊都會配一個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員自我介紹，大概說爺爺/奶奶，我是XX醫科大的，暑假來找的兼職，我給你講吼，你這個體質balabala，我們這理療儀balabala，正好能治你的balabala，你看你每天來還要排隊balabala，不如買個回家去吧balabala。一般的大爺大媽們，說實話，沒有那麼高的科學素養，一聽理療儀、電磁波、血液顆粒這種唬人的話，再加上還有一個自稱的大學生給你煽風點火，而且這些節儉的老人們積蓄真不少，看見自己孫子輩這麼大的年輕人一口一個爺爺奶奶這麼貼心的服務也不太好意思，幾萬塊錢的廢物儀器也就這買賣了。在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簽訂契約的雙方雖然是自願的，但是信息地位是不對等的，一方是可以用各種專業術語唬人的「大學生」，一方是對自己身體狀況很看重的老年人，我們從一個普通人角度出發，都很明顯的會認這是不道德、不可取的。

我們看上面的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權力和地位不對等，第二個例子是信息不對等，這兩種情況都使契約產生了道德上的困境。在我們社會中也是如此，國家的管理者、企業的管理者與普通民眾、打工仔，無論在權力地位上還是在所得信息上，會有更加明顯的不對等情況。很簡單的例子，在以「民主」著稱的印度農村，農民的投票基本就是幾個長老代填，村民們又不識字，又不懂選你這個議員跟我有毛關係，你要給我點好處更好，不給我也懶得投，這樣的契約肯定是不能代表貧苦農民的意志的。因此，羅爾斯指出，傳統的契約具有道德局限性，而道德局限性的由來產生於權力的不平等和信息的不平等。

那麼什麼樣的契約才具有道德上的意義呢，一些法律思想家認為，只要契約實現了兩個條件——互惠和自由意志，那麼它就具有道德分量。羅爾斯再次基礎上還指出，除了互惠和自由意志，還要求所有人在簽訂契約時的平等，才能使契約具有道德性。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很大的進步，羅爾斯第一次給契約賦予了道德上的要求。我們都知道，法律是規定我們「不應該做什麼」，道德是鼓勵我們「應該做什麼」，道德的層次是高於法律了。之前的社會契約論可以認為類似於是「法律」層面的討論，而羅爾斯指出了，社會契約同樣需要道德。這說明了人類社會在不斷地進步，文明的需求在不斷地提高。

那麼如何理解簽訂契約時的「平等」狀態呢？。羅爾斯發展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做一個理性上或邏輯上的假設。羅爾斯把這個假設環境稱作「原始狀態」（Original Position），要想獲得公正，要想契約具有道德性，那麼久必須如上文所說，我們的權力地位和信息是完全一致的，假象這樣一種簽訂契約的原始狀態：我們聚在一起，在商討我們的集體生活方式的原則，準備達成契約，但是這時，我們應該對我們自身重要特質卻一無所知。這就是「無知之幕」的含義。

具體來講什麼是「無知之幕」，就是我們遺忘掉自己的階級、民族、性別、宗教信仰，不知道自己是美是丑，是聰明是笨，是否受過良好教育，身體是健康還是體弱多病，出生在一個富裕家庭還是貧困家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聚在一起訂立社會規則，才能使契約擺脫道德局限性。提出無知之幕的概念，最大的作用是保證了契約所需要的權力和信息上的平等。無知之幕的作用在於排除立約程序中的偶然性因素，傳統契約論並不從契約程序來證明某個正義原則，更多地是通過正義本身來論證正義原則，因此羅爾斯要給社會契約增加一種程序正義作為前提。

通俗一點講，我們是幾個準備投胎的受精卵，我們是究竟投胎到比爾蓋茨家呢，還是投胎到新德里的平民窟呢？我們的相貌是傾國傾城呢，還是泯然眾人呢？我們的身體是有運動員的潛質呢，還是一個不幸的殘疾人呢？誰都不知道，這就是巴菲特說的「卵巢彩票」，因此，假如我們這些受精卵還有制定社會規則、分配社會財富的功能——這就是抽象化的社會契約過程，那肯定是要把財富相對平均的分配嘛，要給底層人民一點更多的機會嗎，因為萬一我們的投胎最糟糕的呢？因為畢竟我們人類都是風險厭惡行動物，不願意用自己的一輩子去撞大運嘛。而且講道理的說，社會階層是呈一個金字塔的形狀，肯定是越往下層走人越多，我們投胎的幾率也大得多。

因此，結論就是，如果我們在具有「道德性」的狀況下訂立契約，那麼肯定就是有利於弱者、有利於底層人民的。這就是那個著名的結論：只有那些有利於底層人民的不平等，才是公正。

還有一點是羅爾斯的進步，自由主義者無論是霍布斯、洛克還是盧梭，都將人類社會的「原始自然狀態」作為其理論基礎，他們都聲稱這種原始狀態在人類歷史上是的確存在的（只有康德例外）。但是這些思想家們非常看重的、以為核心理論基礎的「原始狀態」並沒有任何歷史學的證據證明人類社會確實存在過如他們所述的這種狀態，更多只是通過常識的判斷與推演，況且盧梭和霍布斯所描述的原始人類社會大相徑庭，因此所得的結論也南轅北轍。盧梭也曾以此為理由攻擊原旨自由主義觀點，認為他們的原始狀態不真實，所以理論也是錯的，但其實盧梭自己的原始狀態也不過是自己腦補出來了。

這時候羅爾斯就非常誠實可愛的站出來了，表示「原始的自然狀態」不必要真實地存在。因為「原始狀態」的概念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所有理論，不過是人們認識自然權利體系及理解組織國家的程序合法化的一種合理方法。羅爾斯認為他的理論是否有經驗事實支撐並不重要，人類原始狀態是什麼樣子關係一點也不大，我們所有設定的條件只是為了邏輯推理和哲學思考，「原始狀態」壓根就是一種哲學上的思辨設計，但這並不影響所得結論對我們現實社會的重要指導意義。

羅爾斯更可愛地指出，他的正義理論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理想部分，就是在最理想狀態下確立一個社會「公良秩序」的原則，確切的說就是通過「無知之幕」制定社會規則；一部分是非理想部分，主要解決現實社會中不公正的問題。我們從歷史上看到，無論是柏拉圖、霍布斯、洛克、邊沁、盧梭、康德、馬克思，這些大思想家們所設想的社會形態一個都沒有真正的實現過，現實社會即便使用了他們的理論也會在實踐上或多或少地進行修正，因為我們這個世界太複雜，沒有一個人的思維和能力能夠設計出完全契合這個社會的體系，總要有這樣或那樣的小問題。而大部分理論壓根就是理想形態，只是作為了改變社會的工具。羅爾斯就很坦誠，明顯這個「無知之幕」的條件過於苛刻，我們不可能在現實社會中去實現它，但是我們可以通過邏輯去推演它，可以通過這種理想形態來改變我們現實社會中種種公正問題，這就是理論的意義所在。也因此理想部分不能沒有，它是非理想部分的思想基礎。

基於此，羅爾斯提出了著名的「公正二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平等自由原則；第二個原則是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其中第一個原則優先於第二個原則，第二個原則中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優先於差別原則。前兩個都好理解，那麼差別原則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適合與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最少受惠者」就是窮人、弱者、女性、少數民族等等等等。通俗點講就是我們上面的那句話——「只有那些有利於底層人民的不平等，才是公正。」

怕大家不能理解，羅爾斯還進一步定義了最少受惠者的範圍：某一種特定社會地位（如工人、農民，大致就是無產階級的範疇）；或者收入水平無法達到社會平均水平一半的群體。

我曾經在《生而貧窮》這篇文章中拋出過這個問題：富二代、紅三代，大家都覺得他們沒通過自己的努力就獲得了大量的財富、機會、社會資源，不是一種公正的現象。那假如說，我們有幸基因突變獲得高智商，並通過自己奮鬥努力，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獲得了一定權力，我想要用的財富、我的權利，給我的子女一個更優越的環境，憑什麼不可以？如果我的財富不能福及子孫，那我這樣拚命的去奮鬥是不是喪失了不少意義？那些贏在起跑線上的二代、三代們，對於整個社會是一種不公平么？這是不是他們父輩努力應得的呢？如果我的努力不能惠及子孫後代，那麼對於我來說是不是另一種不公平的呢？

我們先來看看自由主義「祖師爺」洛克的觀點。洛克將財產權視為一種先於政府的自然權利，洛克認為：「每個人生來就有雙重的權利：第一，他的人身自由的權利，別人沒有權力加以支配，只能由他自己自由處理；第二，首先是和他的弟兄繼承他的父親的財物的權利」。——很明顯，洛克認為「二代」現象並無任何不妥，這是人的基本權利。

但是，羅爾斯反對洛克的觀點，從他的從他的無知之幕和到的契約論中可以推導出——根據出生的偶然性來分配收入、財富、機會、權力甚至於智商、美貌，是不公正的。道德，在收入分配和機會等方面，不應當依賴於具有任意性的因素。換句話說我們不應當用投胎的運氣好壞，來決定一個人一輩子過的是否幸福。羅爾斯公正觀的核心觀點：天賦，包括財富、基因、機會，都不是道德上應得的（desert）。

羅爾斯認為，分配公正和獎勵到的應得無關，通俗點講，這些「富二代」們只是運氣好，這些並不是他們應得的東西。羅爾斯進一步指出，豈止是富二代，就連「富一代」們的成就和財富，也不是他們「應得」的。所有的成功人士經常忽視她們成功所具有的偶然性方面，比如在資本主義社會，我擁有企業家頭腦；在封建社會，我擅長在官場中左右逢源；在社會主義集體農場中，我力氣大，能掙更多的工分……——那麼這等等的一切，都是與隨機性有關，而隨機性，不能構成道德的必要條件。

如果這個我們還可以勉強能接受的話，那麼羅爾斯下面的觀點就顯得很激進了：即便是一個人的「努力」獲得了成就，也不值得誇獎。這與我們通常的認知有所出入，因為我們覺得富二代、官二代們，就是因為沒有通過自身「努力」而獲得巨大的社會資源才備受詬病。但是羅爾斯指出，除了財富和機會，奮鬥精神、職業道德、努力本身，也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家庭和環境的影響，依然不是他們「應得」的。

因此，關於自由主義者反對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認為這破壞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這一天條，羅爾斯對此指出，如果你作為富者被徵收了重稅，你不能抱怨這侵犯了你「應得」的東西，因為這所有的一切並不是你的「道德應得」。

到這裡，羅爾斯的道德哲學已經初見雛形了。他沿用了康德的道德觀——道德是排出偶然性的、由至高的理性指導的。原始狀態和正義原則可以被看成是對康德的自律和絕對律令的一種程序性說明。就像道德應該遵循「絕對律令」一樣，公正原則也一樣要排除我們在社會中的特殊身份和特質。羅爾斯勾勒出了正義二原則在社會中的道德發展過程：「權威的道德——社團的道德——原則的道德」。最初階段的道德就是由一系列命令和規定構成的（比如各種有利於弱勢群體的政策）；第二階段則是更多出於團體的感情，比如說幫一幫老鄉親啊；第三階段就是康德心目中的道德，不帶任何情感的最高理性道德。

羅爾斯一直在強調，自己的理論中自由優先於公正，他自己也運用的是自由主義的理論體系、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是反對者們絲毫不留情面，說你不要裝，你就是社會主義分子打入我自由主義內部的姦細，你小子就是一個純純正正的平等主義者，你連私有財產不可侵犯這個「天條」都從哲學上進行了顛覆，你還說公有制和私有制與自由市場都是相容的，你還說正義二原則無論對於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都是開放的，你說你是不是領了蘇聯的五盧布。哈耶克、諾齊克、弗里德曼這些新保守自由主義者們跟羅爾斯論戰的時候都是一臉「我們中出了一個叛徒」的感覺。

講道理的說哈，羅爾斯提出了公正兩原則，雖然把自由擺在了第一位而且優於其他的原則，但是我感覺是為了吸引火力避免自己早早的就噴死，雖然他把差別原則放在了最末尾，但是《正義論》通篇都是在為這個原則構建理論基礎，最後還上升到了「至純道德」的這種高度，同時公平優先於效率也是羅爾斯的論點之一。自然而然地，那些新保守自由主義者們成了他的一生之敵。

無論是哈耶克、諾齊克還是弗里德曼，堅持認為，不應當侵犯人的基本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來實現社會公正，比如對富人徵收累進位稅率、比如動用國家財政來資助貧困學生。他們認為，不公平、不平等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既定事實，人類就是分為三六九等高矮胖瘦美醜富窮，重要的是保障每個人的基本權利而不是讓每個人都處在同一水平。弗里德曼在其著作《自由選擇》中這樣說到：「生活本身就是不公平的。……穆罕默德·阿里在一夜之間就能成為百萬富翁當然是不公平的。但是為了追求某些抽象的公平的理想，就不允許阿里在一個晚上比賽中所掙的錢，比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在碼頭從事不需任何技巧的工作的人一天的所得更多的回報，那麼對於喜歡看阿里比賽的人來說，難道不是更加不公平嗎？」

羅爾斯這樣反駁弗里德曼的觀點：「我們應當反對這樣一種論點：制度的安排總是有缺陷的，因為自然才能的分配和社會環境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公正的，而這種不公正不可避免地必然要轉移到人類的制度安排之中。這種思想有時候被用來作為對不公正熟視無睹的介面， 彷彿拒絕默認不公正的存在和不能接受死亡一樣。 （我認為）自然的分配無所謂公正不公正，人們降生於社會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說不上不公正。這些只是一些自然事實。公正或不公正在於制度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這就是我們前文所說的，任何道德與「應得」都沒有關係，如何定義「公正」與「不公正」，在於如何處理那些已經成為既定事實的不平等。

關於「道德應得」的理論，諾齊克在其《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中同樣猛烈地批判了羅爾斯，他對於「富二代」的觀點就與羅爾斯徹底相反。諾齊克認為，我們有權擁有我們得到的，包括天生的能力（基因的力量）和父輩的財富。他認為由分配正義所維持的福利平等將會不可避免地侵犯個人權利。因此，諾齊克堅決反對以正義或平等名義侵犯個人權利，從而主張個人權利的神聖不可侵犯。

所以說，究竟是「平等是正義」還是「不平等是正義」，不同的哲學家、倫理學家、政治家都有著不同的觀點，還是那句話，文科沒有多錯，關鍵看你信什麼。雖然我們對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們嗤之以鼻，但是這個社會有時候還真靠叢林法則在運行：當無產階級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上層既得利益者就會出讓部分利益，平息窮人的怒火和反抗之心；當人們逐漸像溫水青蛙一樣適應了剝削適應了壓迫，統治階級又會慢慢收回利益，這個在人類歷史上有相當多的例證，我以後會單寫一篇文章來講。

羅爾斯的《正義論》是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道德和政治哲學著作，羅爾斯的追隨者們有一個有趣的稱謂，被稱作「自由主義左派」。真是晴天霹靂一聲響，自由主義也能出現左派，自馬克思主義出現之後，左派才作為一個有力量在歷史的大潮中破風斬浪的勢力活躍起來，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間內，馬克思主義者與左派是可以劃等號的。而羅爾斯給左翼運動提出了新的詮釋，在自由主義的框架下，依然能有一種邏輯縝密、行之有效的公平正義理論。對弱勢群體的無線慈悲與關懷深刻影響到了相當數量的美國年輕人，「自由主義左派」也成為了當今美國歐洲「白左」的濫觴。無論是羅爾斯還是馬克思的理論，都是下層人民非常有力的思想武器，在與上層階級的鬥爭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羅爾斯思想最大的輝煌，在美國60-70年代的民權運動中展現。在五十年代初的美國，統治階級在麥卡錫主義的指導下瘋狂迫害進步力量，大量共產黨員、左翼人士、進步文化人士都受到了殘酷的迫害，他們被起訴、限制自由、監禁、被迫流亡甚至於「人身消滅」。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50年代末美國的新左派運動就開始醞釀著新的爆發，從60年代開始，著名的民權運動正式拉開了波瀾壯闊的歷史篇章——新左派運動、黑人平權運動、女權運動、學生運動、工人罷工、反戰遊行、環保運動，成為了二戰結束後美國歷史上最為踴躍向前的年代。著名歷史學家施萊辛格這樣形容那個時代：「正在興起的政治新紀元猶如崩潰的大壩。在過去麻木不仁的年代裡遺留至今的各種問題、被忽視的價值觀、以及被閑置的能力，所有這一切就像咆哮的洪水，頃刻間淹沒了乾枯的土地……」在這其中，共產主義思想一來受到了麥卡錫主義的打擊，影響力日漸式微，二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發表了批判斯大林的演說，同年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全世界的共產黨都陷入了一種「理論不自信」的狀態（不過在後期受古巴革命和中國文革的影響，毛主義指導下的左翼運動又重新興起）。因此在民權運動中，最主要的指導思想是羅爾斯的正義原則。

民權運動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黑人平權運動。1949—1964年，黑人的平均失業率是白人的兩倍以上，有80%的黑人從事著社會最底層的工作。1949—1959年，白人男性工人的小時平均工資由1. 9美元增至3. 2美元，而黑人僅由1美元增至1.75美元。由於種族隔離政策，黑人和白人不能共享公共交通、圖書館、游泳池等公共設施，黑人往往聚居在房屋破爛、環境惡劣的城區，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遠遠高於白人。更重要的是，許多大學實行種族隔離政策，這個給黑人本身就不樂觀的就業率更雪上加霜。

亞拉巴馬大學是一所公立大學，其部分經費來自黑人所繳納的捐稅，但一直拒絕黑人入學。1956年2月1日，根據聯邦法院的判決，黑人女孩露西到亞拉巴馬大學註冊。入學後，校外白人暴徒向她投擲石塊、雞蛋、泥土，僅僅5天之後，校長借口「保護其安全」竟勒令露西停學，後來將她「永久開除學籍」。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地方法院宣布該市中心中學接納9名黑人入學，但遭到種族主義者的堅決反對。9月2日，州長法布斯以「防止暴亂」為名，派出200名武裝的國民警衛隊，在小石城中心中學周圍布崗，阻止9名黑人學生入學。20日，法布斯迫於輿論壓力，撤走了國民警衛隊，但隨後他又縱容種族主義分子包圍該校，毆打黑人，已經入學的8名黑人學生迫離學校。24日，總統艾森豪威爾在全世界輿論的譴責下，下令派遣第101空降師，開往小石城，派兵干預。

1955年12月1日，黑人女工羅莎·帕克斯夫人在乘坐蒙哥馬利市公共汽車公司的汽車時，因拒絕把她的座位讓給一個白人男子，被警察以「擅占白人專座」的

罪名拘捕。5日法院以違反隔離法為由，判處罰金14美元或監禁14天，當晚5000黑人舉行群眾抗議大會，在青年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的領導下，全城5萬黑人團結一致 ，罷乘公共汽車達一年之久 ，終於迫使汽車公司取消種族隔離制。

1961年在種族平等大會及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領導下，南方黑人舉行了「自由乘車」運動。儘管遭到白人暴徒和警察的殘暴阻撓與襲擊，黑人仍以巨大的毅力堅持下來，終於迫使州際商務委員會於1962年9月頒布禁止在州際運輸中對運載工具和站場的使用實行種族歧視。

1963年5月2日至3日，伯明翰黑人接連舉行示威，反動當局派出警察，用警棍、警犬進行野蠻鎮壓，1000多人被捕，6日到7日黑人又連續舉行抗議示威，並組織向市監獄進軍，反動當局再次殘暴鎮壓，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同當地白人種族主義分子舉行談判，結果當局逮捕了20多名黑人領袖。5月5日，華盛頓500多名黑人在白宮周圍舉行示威，抗議伯明翰反動警察的暴行。據美國司法部統計，僅19-25日一周內，在一些黑人較集中的城市就爆發了40多次示威。

1963年8月28日，黑人平權運動終於迎來了它的最高潮，在首都華盛頓，二十多萬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參加了規模空前的示威大遊行———「自由進軍」。他們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集會，馬丁·路德·金在會上發表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

我夢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聖光披露，滿照人間。

這就是我們的希望。我懷著這種信念回到南方。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從絕望之嶺劈出一塊希望之石。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把這個國家刺耳的爭吵聲，改變成為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優美交響曲。

有了這個信念，我們將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禱，一起鬥爭，一起坐牢，一起維護自由；因為我們知道，終有一天，我們是會自由的。

在自由到來的那一天，上帝的所有兒女們將以新的含義高唱這支歌：「我的祖國，美麗的自由之鄉，我為您歌唱。您是父輩逝去的地方，您是最初移民的驕傲，讓自由之聲響徹每個山崗。」

美國黑人近十年的鬥爭終於取得了偉大成果，1964年頒布新的《民權法》，宣布在就業和公共場合取消種族隔離政策；1965年修改的《選舉法》在法律上保證了黑人普遍的選舉權。

黑人運動的同時，女權運動也在如火如荼的展開，女權先鋒們號召女性「走出家庭、參加工作」提出了「你們的生活不是廚房、圍裙和烤蘋果」等口號，并力圖通過立法消除僱主對女性的歧視。現如今，美國女性地位以及大大提高，「男主外、女主內」「女人不應當工作應該全心全意照顧家庭」這種思想在美國以及完全沒有市場。

1969年1月，積蓄幾年的反戰情緒終於爆發為全國範圍大規模的反戰示威遊行，各地有200萬人參加了這一行動。此後各種形式的反戰運動此起彼伏，據奧克蘭的一家特殊服務中心統計，在被徵人伍的年輕人中，有一多半人根本不去報到。50萬張徵兵登記卡被撕毀。美國人民的反戰運動動搖了美國繼續推行帝國主義擴張政策的民意基礎，巨大的戰爭赤字也使美國財政不堪重負，在70年代進入了全球收縮期，幹壞事的帝國主義接力棒就傳給勃列日涅夫的蘇聯了。

在60年代末，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波及到了香港、日本、東南亞、西歐、美國。許多美國年輕學生紛紛穿上了切格瓦拉的襯衫，高舉著毛主席語錄，在各大高校紛紛成立「造反組織」，拉開了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1968年春天，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首先發難，學生們在給哥大校長格雷森·柯克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這些年輕人使你心驚膽戰。我們說，這個社會垮掉了。你和你們的資本主義是社會的病根……你要的是社會安定和服從領導，而我們則要正義、自由和社會主義！」緊接著，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康奈爾大學、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學都相繼爆發了學生運動。「新左派」的一個組織「氣象員」在它的宣言中寫到：「我們處在世界範圍的魔鬼的心臟，我們的任務是消滅美帝國主義，創造一個沒有階級的世界。」

然而與黑人平權運動、婦女運動、反戰運動的成功不同，新左翼運動非常徹底的失敗了。就如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最終走向失控一樣，香港、日本、美國的左派並沒有成為引領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他們沒有一個明確的革命綱領、革命目標，只是在空喊口號、破壞、暴亂甚至於恐怖襲擊中迷失了自我。當時美國的工人生活相對充裕，正享受著二戰結束後資本主義高速發展二十年的成果，對於這一群熱血上頭的學生們自然是嗤之以鼻。失去了無產階級支持的學生左翼運動自然也是無根浮萍，在七十年代中期後完全銷聲匿跡。這一次的左翼衝擊可以看做是對革命資源的一次浪費，等到了七十年代全球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和長達十年的滯漲階段，工人再次開始罷工、走上街頭已經無法掀起波瀾。而更多的工人倒向了右翼，80年代里根、撒切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府上台，大幅削減工人福利、鎮壓工人運動、解散工會、在法律上削減工人權利、減少被解僱工人的補償，到這個時候，已經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在再把他們組織起來了。由中國文化大革命引發的全球左翼運動的失敗，竟成為了無產階級在全世界範圍內的絕唱。

無論是黑人平權運動的成功，還是新左翼運動的失敗，都能給我們以啟示——自己的權利不去爭取，既得利益者們不會吐出嘴裡的骨頭。也不是羅爾斯說說我們要給弱者更多的權利那權利就從天上掉下來了，馬丁·路德·金可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最後引用一段毛澤東警衛員李銀橋的回憶錄做結尾吧：

毛澤東轉身，終於望住我：「你是哪裡人呢？」

「河北省安平縣。」

「父母幹什麼呢？」

「我父親種地拉腳；農閑倒騰點糧食買賣。母親操持家務，農忙時節也下地。」

「我們的家庭很相像么。你喜歡父親還是喜歡母親？」

「喜歡母親。我父親腦子好，多少帳也算不糊塗。可是脾氣大，愛喝酒，吃飯他單獨吃，他吃餅子我們啃窩頭，稍不如意就打人。我母親心善，對人好，我喜歡母親。」

「越說越一致了么。你母親一定信佛。」

「主席怎麼知道？」

「你說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為懷。」

我目瞪口呆。聽慣了政治課，我沒想到毛澤東會說出這樣的話。同時；我又感到與毛澤東突然近了，緊張和拘束消失許多。我小聲問：「您母親也信佛嗎？」

「我喜歡母親。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時候我還跟她一起去廟裡燒過香呢。後來我不信了。你磕多少頭，中國也強不起來，人民還是受苦。」

——「磕頭不如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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