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 中國古文化中的「尚北」習俗 （下）
許多朋友提到：中國古建築「面南背北」的習慣無非是出於採暖和採光的需要。這個解釋當然不是全無道理，但肯定不是全部真相，因為它解釋不了這樣一個現象：古人有將母親和妻室安排在居所北部的傳統，總不能說老人婦孺不需要採暖。「面南背北」的方位觀背後更深刻的原因是上古「以北為內」的觀念。作為一種精神文化，這種觀念在今日已蕩然無存，我們只能在文字記載和一些沿襲至中古時代的習俗中看到它的遺迹。
在帝王宮城的布局上，太后和后妃的住所被安排在北宮。《周禮-天官冢宰-內宰》注曰：
「北宮，後之六宮。」
孫詒讓《周禮正義》：
「古者宮必南向，王路寢在前，謂之南宮。... ... 後六宮在王路寢之後，對南宮言之，謂之北宮」。
《戰國策·齊策四》：「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
宦官為皇帝「內臣」，其居所亦在宮城之北。所以《新唐書·劉蕡傳》說：
普通人家居室的布局也有「以北為內」的規律。主婦的居所稱「北堂」、「北房」。《儀禮-士昏禮》：「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
「婦洗在北堂。」 鄭玄註：「北堂，房中半以北。」
又：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
所謂「南洗」和「北洗」是分設與南北兩處的洗爵用的器皿。唐韓愈《示兒》詩曰：「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疏。」
古時文人也用「北堂」來代指母親。周魯《類書纂要》：
「稱人母，曰萱堂、北堂」。
宋代王禹偁《寄金鄉張贊善》詩曰：
《史記》里有「北鄙之音」、「北里之舞」兩個辭彙，都是指靡靡之音。《史記·樂書》：「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史記·殷本紀》：「帝紂 ……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北鄙』是北郊之意，『北里』則是城北的街巷。從這兩個詞看，商代首都朝歌的北部應是歌舞伎的集中地，她們可能來自於戰爭中虜獲的女性。將婦女們靠北安置的做法，看來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並且一直延續到中古時代，所以到了唐代「北里」又成了煙花柳巷的代名詞。「北堂侍膳侵星起，南畝催耕冒雨歸。」
也許有的讀者會說，把婦女安排在北邊是不是因為「北」屬於陰性的緣故呢？沒有證據說明這種陰陽與方位配屬的理論能夠早至商代，何況這種解釋與北尊位的觀念存在邏輯上的矛盾。這種現象應是出於「以北為內」的觀念。一個旁證就是除了女性之外，古代帝王還有安排「自己人」靠北居住的做法。
比如漢代就有將功臣勛舊的宅第安置在靠近皇城北門外以示恩寵的現象，這種宅第被稱為「北第」。《漢書·夏侯嬰傳》：
「孝惠帝及高後… 乃賜嬰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顏師古注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
漢孝惠帝把最靠近皇城北門的宅第賜給夏侯嬰，給出的理由是「近我」，表示對他的尊重和另眼相看。所以唐劉長卿有詩云：「功高開北第，機靜灌中園。」
先秦時的「內外觀」，也體現在地名上。就像我們今天說「關內」、「口內」，是以城關為界而言，它們都是中古以來「以南為內」的觀念之體現。黃河也是阻隔交通的天塹，所以古時有「河內」這個地理概念。但它的含義，卻是與中古以來的內外觀截然相反的。《中國古代地名大辭典》對「河內」的解釋是：
「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
對！您沒看錯，上古時的「河內」，就是泛指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水經註疏-冀州》給出了比較詳細的界定：
「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河內。自戰國魏始有河內、河東之別，而秦、漢因之以置郡。《周禮》所謂河內，不止河內郡地也。今即兼幽、並言之，亦無不可，必欲書境界，曰河內惟冀州，庶幾得之。」
《水經註疏》這段首句的「古者」，指的是戰國之前。從戰國開始，「河內」的地域有所縮小，開始有河東、河內之別。《水經註疏》成書的年代，河內郡的範圍更小，專指黃河北岸的懷州（今沁陽）之地，但書中指出，《周禮》所言之「河內」地域廣大，包括幽州并州在內，與上古冀州的概念是重合的。
《史記-貨殖列傳》：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
《史記正義》：
「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
「古帝王」指的是堯舜禹時代的帝王，這三位的都城確實都在河北之地。《尚書正義-卷七》：
「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里，皆在冀州也」。
《尚書-夏書》、《詩經-七子之歌》：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氏即帝堯。
《史記正義》的「河南為河外」之界定，可謂振聾發聵。古中國最原始的核心區不在河南，而是在「河內」，即古冀州。所以《淮南子》中說「冀州曰中土」。關於冀州在上古時代的特殊地位，也許我們還要專文論述。古冀州的範圍隨時代不同有所變化，但其南界和西界一直非常清楚，就是黃河，北界卻從來沒有限定。《尚書-禹貢》說冀州「厥土曰白壤」，蘇秉琦認為指的是遼西和內蒙東部的白沙質土，與《水經註疏》的「兼幽、並言之，亦無不可」，可以互相印證。
了解了上古「以北為內」的觀念，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黃帝登上歷史舞台的揭幕之戰發生在涿鹿，又為什麼武王克商之後「封黃帝之後於薊」。
夏商兩代覆亡之後，其不肯降服的餘眾大多向北逃亡。樂彥《括地譜》說夏亡之後，桀的兒子獯粥 「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中國謂之匈奴」，《史記-匈奴列傳》開篇即言「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算是為這種說法做了背書。郭沫若、胡厚宣等人的考證則認為夏的餘眾建立的國家就是甲骨文記載的位於西北方的「土方」。根據卜辭記載，土方是早期殷人直至武丁時代長期征討的對象。
商亡之後，紂的叔父箕子北奔朝鮮是人所共知的。也有學者認為箕子所奔之「朝鮮」並不在朝鮮半島，而是遼西大凌河流域，可聊備一說。不管是哪兒，正如傅斯年所說：「若非早有經營，以亡國之餘燼，焉得貿然前往？」
《史記》說紂的兒子武庚在夥同管、蔡、霍「三叔」叛亂之後被周人誅殺，但《逸周書》說武庚北奔。《逸周書-作雒》：
「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
王子祿父即是武庚。《史記》中記載殷後有「北殷氏」，顧頡剛綜合了多處史料認為正是武庚和殷人餘眾所建的國家，位置又在遼西。可見《詩經-商頌》：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所言不虛。相土是殷人的先公，其時尚未滅夏，卻能擁有海外領地（一般認為是遼東半島），頗耐人尋味。
夏商兩代的「北奔」現象，與「以北為內」的觀念一定有內在的聯繫。夏人和殷人對西北和東北方位的尊崇，也可以與這些現象對照來看。夏人的考古材料不多，殷商「東北起源說」的證據可謂蔚然大觀，越來越難以忽視。
「以北為內」的觀念與中古以後形成的內外觀反差非常大，對這個180度轉彎的原因，李濟在一次演講中做了非常通俗化的解釋。他說「我們（現代人）都上了秦始皇一個大當」，始皇修了一條長城，把北方故地放棄了，造成後人都以為中國史只是長城以南的事。
戰國秦漢之際中原與北方的關係確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據林沄先生的研究，直至春秋時代中國北方的戎狄依然是半農半獵的民族。而畜養動物喝它的奶，在那時的中國北部還屬於「行為藝術」的範疇。但兩個因素促使這裡後來向游牧社會的轉變。一是攜帶乳糖耐受的變異基因的印歐人的擴張壓力，二是氣候的變冷。單位面積的草場上，擠奶畜牧業生產的卡路里，五倍於屠肉畜牧業，更遠高於狩獵。在生存競爭的壓力下，東亞北部以射獵為生的人群不得不轉向游牧生活方式，他們逐漸學會了用發酵乳品來消解乳糖不耐。而氣候變冷使得森林退化為草原，草原變為荒漠，農業線大幅南移。雖然這兩個因素的發端都很早，但東亞北部的「游牧化」最終完成於戰國時代。游牧帶來的高機動性、東亞高度發展的射獵技藝，與寒帶生活磨礪出的蒙古種諸民族相結合，使得後者迸發出巨大的戰爭潛力。印歐人的東擴就此止步於中亞。據前蘇聯學者的研究，馬車和青銅武器的技術，通過戰俘傳給了西伯利亞南部的蒙古種居民。開啟了後者及其子孫們在其後數千年冷兵器戰爭舞台上的統治地位。東亞北部的游牧化，使得長城兩側的生產生活方式出現巨大的鴻溝，文化漸行漸遠，軍事力量對比發生逆轉。在游牧群體的劫掠威脅下，中原政權對北方逐漸採取守勢，人們的文化心理和認同也因此發生了巨變。這正是始皇修長城這一事件的背景，李濟先生用這一標誌性事件對古今觀念落差的原因做了高度的概括。
4. 總結
以北為尊、以北為源和以北為內這三個觀念當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們必有一個統一的邏輯。這個邏輯應與古華夏人群自北而南的遷徙活動有關。比如說，無論行進還是紮營，婦孺都被安置在遷徙隊伍的後方，所以婦女靠北居住成了慣例。
從「北」為「背」之古字來看，中國古人有「南向」的深刻習慣。《禮記》亦稱「生者南向」。眾所周知，中國古人發明了利用地磁原理指示方向的儀器，它被命名為「司南」、「指南針」，但同樣的東西在歐洲卻被用來「指北」。
但先民們對北方故地的記憶，歷經悠久的歲月，一直留存在中國文化的底色里。從「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到「葬必北首」、「卜必北向」，這種記憶曾經十分鮮明。《莊子-天運》中說：「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先秦古文獻里時而可見對遙遠北方來歷不明的情結，充滿神話色彩，或是歷史記憶的另一種折射。但把它包括在「尚北」風習裡面似乎不太合適，就不再展開了。
本篇「尚北風習」的介紹言盡於此，但其全部內涵，卻遠沒有說完。比如說龍、風、玉、龜這些中國文化的標誌性崇拜物，也一定在它的範疇之內，但這就要花更多的篇幅來論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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