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的祭壇——《後院》與「性別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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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燕莉

因為這部電影，第一次接觸「華雷斯血案」，內心很不安。這些慘絕人寰的事件背後，是一場發展主義的悖論，是國族的悲哀，更是靈魂的嘶啞。墨西哥電影《後院》並非第一部，也不會是最後一部表現華雷斯題材的電影，但導演卡洛斯·卡雷拉在該片所呈現的第三世界下女性勞工生存境遇的敘述，令人駐足哀慟，沉思良久。

華雷斯（Juarez），位於墨西哥北部邊境。正因為其邊緣位置，聚集了前來放縱的有錢人，是販毒、性交易和暴恐的狂歡之所，並開設大批出口加工廠的流水線作業，名副其實成為美國尋樂子的「後院」。這座死亡之城，消解並反諷了其原本意義——以墨西哥民族英雄華雷斯命名，力爭自由、尊嚴和人權。自1993年至今，華雷斯血案持續上演，受害女性不計其數，多為少女，均被虐待姦殺；與河對岸的埃爾帕索（美國犯罪率最低的城市）相比，堪稱一個天堂一個地獄。每當一位受害女性被發掘，抗議組織和宗教團體遊行痛哭、跪地訃告，沙漠到處畫滿作為血案符號的十字，或安慰亡靈，或除了祈禱，還是祈禱。影片中沒有溫情的鏡頭，無意於同現實和解，它只需要人們的憤怒和悲憫。

大多數當地少女作為廉價勞動力，在跨國公司開設的生產基地提供勞動價值，能夠獲得相應酬勞。影片中的少女胡安娜，經由表姐介紹進入工廠，在她們眼中，這裡比在老家務農的工作更輕鬆，還可以享受最摩登的搖滾，最美妙的舞廳，甚至，對一段愛情宣告「像電視里說的一樣，我的身體我做主」。沒錯，這看起來簡直就是一個有工作又獨立的新女性。然而，故事的轉折點在得到愛情後，她遵從強烈的自我意識拋棄對方，儘管他一再挽留。從主動獵取到離棄，胡安娜顛覆傳統，冒犯了性別主從原則。最後，那個原住民小夥子經不住慫恿殺了胡安娜，這一結局意味著影片推翻了前半段所描述的女性自我，暗示女性在權力結構中不能僭越，浮出地表的自我意識一旦觸及雷區無異於引火燒身。

胡安娜與原住民小夥子的故事，契合了墨西哥與美國的本質關係。看似擁有自主權的女性，就像墨美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協議」所遮蔽的表象——墨西哥的經濟數字迅猛遞增，創造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但如同少女的命運，墨西哥終究不過是美國政經發展軌道的墊腳石而已，得到的比失去的遠遠要少。被姦殺的少女與被榨取資源的墨西哥，在性別政治上可謂同質異構。主人公布蘭卡警官分享了一個故事：「每次滿月時，印度一個村莊舉行儀式。有一天，一隻老虎出現了，還吃了人。他們嚇得四處逃竄；一個月之後，他們又聚在一起，他們很害怕；同樣的事發生了，老虎又跳出來吃了人，大家又四處逃竄；再過了一個月，村裡人又聚在一起，但這一次，他們不再害怕，因為老虎已成為儀式的一部分……」這些死亡個案已累積成為無意識的「儀式」事件，扭曲成了悖論中的合理部分，成為他者眼中第三世界的基本概貌。因為在西方邏輯看來，墨西哥這類第三世界不就是如此血腥暴虐，墮落腐敗的嗎？

聯想到電影《鋼的琴》，一位勞工父親為支撐女兒的鋼琴夢，召集工友，硬生生地造出了一架「鋼的琴」。雖然影片呈現樸實工人的執著堅毅令人溫暖感動；但無情的是，這批勞工——曾經被歌頌景仰的文化英雄，不得不讓位於知識型、精神性勞動，和適應更複雜的商品市場，歷經位階的置換。這種分化，造成了父親和母親的離異，女兒也最終跟了能夠完善她鋼琴夢的母親。該片視點是男性勞工，在社會階層變動的過程里，尚有點「英雄落寞」的意味，幸運的還有「佳人搭救」。而在《後院》，「女性」性別更搶眼亦更不幸。歷經腦力勞動日益主流化的今日，當地的女性勞工仍從事直接的物質生產，繼續廉價交換，交換勞力，甚至「身體」，繼續在主的注視下集體失語。這是「歷史發展」的殘忍代價？還是進步主義的一場騙局？「性別」或許從來是「政治」的一幕小劇場。她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一片血腥的廣袤沙漠里晝夜穿梭，誰也不知道下一刻鐘死神將會敲響誰的門，一排排的粉紅十字架，那是少女的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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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周祚

責編｜小時&喵臣

余燕莉｜「文藝學」妹子。在苦澀和有趣之間寫寫文字，留下腳印，這會是遙遠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