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想起「民族英雄」時我們在談論什麼
而呈現給我們這些內容的歷史的記錄者與書寫者——正如聖卡爾的寶訓：人的本質，在他的現實性上，它是他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他們的本質絕非可以被定義為一個孤立，抽象而且永恆不變的形式總和，而是社會關係的總和確定了人本身的身份，個體在社會性的實踐生活和社會交往中構成了人本身——這些史官與歷史研究者，遠在他們使用木炭筆在羊皮卷上撰寫他們腦海中天馬行空的英雄史詩或者在Mac上敲打最新的論文之前，他們就已經存在這樣一種"傾向"，這樣一種自己獨有的認識世界運行的方式，這樣蘊含在自己文字中的獨一無二的氣質。
所以對於我朝早期史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指導下的階級分析史學，自然而然會具備這樣的特徵：即淡化了人本觀念和人文本性並以「階級」作為「社群本位」，「階級間關係」為基本結構這樣的敘事主線推導出既定史實的某一種解釋。而美國傳統史學則恰好相反，從歷史中關鍵節點個人的人文思想與經歷定位並從這樣的角度去分析史實。這種方法論上的區別本質反應的是以怎樣的眼光認識世界的問題，是如何定位個人處於歷史這漫長的洪流中的位置的問題。歷史的書寫者們甚至不需要給出有強烈傾向性的史論與史識，他們在這種無意識的指導下組織史實，就像沙漠中的灌木從一定沿著暗河生長一樣，把在歷史中徜徉的旅人指引到他們一手塑造的綠洲，抑或海市蜃樓中。指明這種傾向性並非貶義與虛無主義，歷史是上升的，這種上升蘊含於社會形態的演化之中，正如騎士傳奇里讚頌的英雄羅曼史和高尚的情操遇上風車就突然就變得可笑與滑稽。歷史的洪流永遠向前，所以人眼中的歷史也在不斷變化——所謂歷史，根本上是「漫長的現在」。
至於國民教育中的歷史學？聖路易·皮埃爾在《意識形態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教導我們，一個社會形態的第一要義是維持其自身的存在，那麼它不僅要做到生產力的再生產，更要做到現存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生產關係的再生產的重要一環就是勞動力的再生產，不僅僅是勞動技能的再生產，更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再生產。廣泛的國民教育是現代國家的重要一環就在於，存在某種意識形態指導下的人文社科理論在學生中的灌輸，反過來又強化這種意識形態的穩定性，形成社會組織的邏輯上的自洽和循環。回到具體的問題上來，黃繼光，董存瑞，邱少雲，張思德的身份到底是什麼？又該怎樣去認識所謂的「合法性」與敘事背後的「權力」？
借用自己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寫的一些東西：眾神與軸心的時代結束之後，華夏終於建立起來了自己的第一帝國。帝國的建立始於秦皇終於漢武，從此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理解華夏曆朝的一以貫之的運行邏輯。第一是政治層面上的中央集權政府與科層制官僚體系。他們是帝國最本質的象徵。大一統的中央帝國有足夠的剩餘產品供給這樣一個政治上層建築的運行，而大一統帝國這一社會形態的再生產——靈活而平穩地維持自己的存在也有賴於一架中央集權的官僚機器的運行。相比拉丁人的以核心區實現對諸行省的軍事與稅收上的控制，以本土的統治機器設置軍管區驅動地方參與進共和國/帝國的公共事務；抑或日耳曼人的軍事聯合體—神權籠罩下的封建制國家，華夏的國家機器的核心部分過於早熟，也因此有了近代以前諸國中對本國最好的控制能力與強烈的歷史慣性。第二是社會層面上的具有自組織能力的單位。無論他們以結社，莊園，鄉紳-士人-地主集團抑或自然生長的各種宗教的面目出現，他們都是帝國的中心與天下萬民的對話途徑。本質是相應的社會生產方式的基礎上誕生的上層建築中最底層的一部分。古代信息的創造與流通的價格極為高昂，因此帝國無法提供足夠的公務人員直接參与社會生產的最底層，直接驅動社會最小單元與帝國的基石——通常是自耕農小家庭與小手工業者創造社會財富，為帝國提供剩餘產品。在兇殘的古典總體戰時代，古典軍國主義可以直接把觸角延伸到原子化個人，但是事功主義社會的結構性矛盾——一旦停止擴張立刻就會產生更加兇殘的反噬，社會甚至不能維持自己的穩定存在，所以漢武帝在高祖的多頭政治框架最終崩潰之後，與遙遠東方的儒家禮法制度最終妥協，不再嘗試直接把權力過於深入。歷史證明，這一社會體系為帝國的穩定提供了保證——只是這一體系通常也是帝國覆滅的直接誘因。第三是文化層面上的帝國道統。宗教、禮法、普世價值都為某個政治實體提供了道統，或者說意識形態以維持帝國穩定。人天生是社會性與生物性的同一，作為意識形態的道統解決了」我是誰「」我所處怎樣的一個共同體，我們共同體的集體境遇是什麼「」我們的共同體有著怎樣的敘事倫理與共同權威「這些問題。而意識形態作為國家機器的一環，既是經濟基礎的反應，也具有相對獨立性與穩定性，是」帝國「形態再生產的重要保證。自由平等博愛是這樣，安拉胡阿克巴也是這樣。四書五經可以視作舊約，資治通鑒可以視為新約，最後經過朱王等人的進一步修改，天人感應-儒家禮法最終成為精神層面上指導從國家到個人的行為選擇的意識形態。
進入近代之後，虹橋坍圮，大廈將傾。當舊的中央政權搖搖欲墜，最終徹底失去自我更新的活力，淪為列強吸血的代理人。當帝國主義以民族主義維繫自己的社會結構不至於崩潰，把中國異化成為一個與德意志人，法蘭西人，英吉利人對立的具有整全性的他者，當這種壓迫是以民族作為為單位。當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洪流製造了不同於金字塔和萬里長城的奇蹟，他衝垮了舊時代一切拒絕變革的生產關係，徹底摧毀了自循環的自然經濟，並癱瘓了中國基層的自組織單位，此時的封建地主作為孔飛力語境中的包稅人控制著大量而分散的剩餘產品，既不能成為原子化個人團結起來對抗政府的領導，反而向廣大農民轉嫁經濟壓力與政治壓力，頑固地維持著舊時代的倫理道德，舊時代的生產方式，並一以貫之成為把持農村上升通道與知識壟斷的階層，增大了國家的動員成本和對個人的動員效率，嚴重影響了國家動員基層剩餘產品與勞動力推行社會變革與國家建設的能力，也製造了對於自耕農和小生產者的廣泛而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當買辦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的托拉斯和艦炮之下淪陷成為跨國公司壓榨出中國人民最後一滴血的工具與白手套，他們只不過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生產中最底層的壓迫者，阻礙著現代工業體系，現代國家組織與具有完整自我複製自我循環的現代化生產方式的建立，他們也不關心廣泛的內地與農村的現狀，製造出更多的無產階級，然後依靠貧民窟，恩費爾德和警察維持社會基本的穩定。
那麼對於黃繼光，邱少雲，董存瑞為代表的廣泛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來說，革命就自然而然產生了合法性——不僅僅是打破外國人對中華民族的壓迫，更是掀翻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壓迫，更是建立政權與現代國家以保障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因此，近代的革命，既是民族主義的，也是共產主義的。他們不僅僅是民族英雄，更是無產階級戰士。他們所依靠的組織，既是為了民族獨立的，也是為了人民解放的。何為合法性？那是法統，是訂立的社會契約法則是否能得到社會各階層的普遍認同。是否能讓廣泛的大多數認同國家這一政治實體的建立與存在。因此對於第一共和國來說，革命本身就是合法性的最重要來源。革命的部分成功證明了這個政治實體與政治組織有決心，也有動力帶領全國人民砸碎舊世界，並帶領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時代，歷史就在這裡得到了推動與上升。何為國家機器？那是階級矛盾尖銳到不可調和而社會為了避免使自己在這種矛盾的鬥爭種被徹底撕裂而產生的一種維持其基本穩定的產物。在那個時候，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的尖銳與所處外部境遇的嚴峻迫使社會層面產生了這樣一種共識，那就是通過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上的不斷革命來推動社會的前進，進而避免舊時代的最廣泛的壓迫與落後重演。而保證這一進步的過程能夠不被中途打斷，那麼必須依靠現代國家機器這一現代化的產物作為社會之上的管理者與協調者。因此，這個政治實體在歷史的意義上也具有了另外一個角度的二元特性，既是社會的統治者，也是社會的領路人。
在革命的第二階段，也就是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階段，政府需要最大限度上動員基層勞動力參與到社會大生產中，而和封建社會相比，生產力水平沒有本質變化的本朝立國之初，無法也無需為95%以上的文盲率的社會建立一個複雜而深刻的話語體系，在農業時代，信息的產生和流通都是需要支付昂貴的成本，以至於只有統治階級本身——地主士紳這種政治上層建築才產生了對知識，或者說治理國家的意識形態的解釋權和修改權的需求，因此從動員效率的角度出發，臉譜化雷鋒，董存瑞，邱少雲，黃繼光也就是可以理解的——這樣誕生了一種初步的共同體意識，詢喚更多的人為共同體而參與到國家機器的調配中。
因此，民族英雄——保家衛國——階級鬥爭這種粗糙的話語可以大行其道，是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的，這樣粗糙的意識形態再生產的敘事，的確在當時起到了被期望發揮的作用。信息化時代的信息的生產與流通都變得廉價起來，因此粗糙的敘事與話語自然會受到衝擊。然而更多的是，人們攻擊這種敘事本身並非單獨批判敘事，而是攻擊那個產生了這種敘事的政權在今天的繼承者們。人們的思維方式依然幼稚的可笑，認為攻擊這種敘事就攻擊了當年的政治實體，進而也動搖了現今的政治實體的合法性。那麼這個政治組織是否有這樣的邏輯自洽和路徑依賴呢？二元的革命帶來了雙重的合法性，一是在政治社會文化三個層面再造中華的民族主義意義上的合法性；二是帶領人民消除剝削建立新世界的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合法性，而恰恰是如今政治上層建築的這兩個方面的合法性開始動搖，然後才出現了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與穩定性的意識形態受到的動搖。——難道在今天的話語中，邱少雲，黃繼光，董存瑞他們——被利維坦通過這些符號吸吮其母體的屍體的營養並取得合法性的歷史人物，是否還在宣傳和教育中被稱為無產階級戰士呢？同袍之情，國家主義的宣傳取代了階級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的說法，這也是通過歷史完成的自我否定。利維坦本身也在剝離曾經賦予他法統的東西，因為他的內核已經悄然改變——某種意義上的二元性已經消失。當話語與敘事最終在複雜的信息時代的背景下重建，曾經不為人知的深淵中的歷史，迷霧一般的個體與時間最終成為新的話語，而完成這種重建之後，現代的話語在框架上與它粗糙幼稚的前輩卻是相容相接的。邱少雲仍然在烈火中涅槃，董存瑞最後怒吼著為了新中國前進，黃繼光所屬的15軍的紅旗在上甘嶺上獵獵飄揚。孫元良依然寧死不退，韓復渠依然不失寸土，湯恩伯依然愛民如子唐生智一諾千金，孔祥熙兩袖清風74師凍死不拆屋，新1軍餓死不擄掠所以並不像那個問題下某看上去很學術的高票回答所暗示的，歷史人物的敘事差異，不過是政權之間的權力的遊戲，歷史已經證明了某個組織沒有能力也沒有信念重建華夏，所以某些虛妄的揣測根本毫無意義不過你知道么，共軍游擊隊最大的悲哀不是被皇軍掃蕩，不是缺衣少食，而是被政府軍隊和皇軍聯合起來剿了。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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