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是怎麼被捧紅的?
坊間流傳的歷史傳記,曾國藩是大熱的主題。這個來自於湖南鄉下的大鬍子老漢,似乎成了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他身上既有儒家士大夫的光明,又有官場不倒翁的《冰鑒》護體,還有組建創業團隊從0到1的光輝歷程,再加上毛澤東、蔣介石兩位江湖大佬為他抬轎,曾國藩「內聖外王」,簡直成了360度無死角的偉人。
實際上,曾國藩熱並非從最近幾十年才出現,早在民國時期就曾颳起過一陣曾國藩旋風。這股旋風的背後波譎雲詭,牽扯到國民革命前後諸多的政治博弈。曾國藩生前是玩弄政治的高手,死後也要被卷進政治的漩渦。
曾國藩一生最大的功績就是為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對曾國藩的評價也就與對太平天國的認識息息相關。當以革命的視角來看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就站在了革命的對立面,成為不折不扣的反動人物;當太平天國被當做動亂割據勢力時,曾國藩又站在了統一與再造的前線,成為維護國家穩固的柱石。
時間回到20世紀初,推翻滿清統治成為時人的共識。積極維護清朝統治的曾國藩自然成了知識界口誅筆伐的對象,「清末人士,倡言革命,詈曾、左如盜賊,以神聖頌洪、楊」。1911年,滿清覆滅,革命志士完成了推翻滿清統治的願望。新生的國民黨政權身份從「造反」轉為」安邦「,對於統一的意識逐漸加深,曾國藩的形象也悄然發生改變。在國民黨政要的口中,曾國藩成為治軍、訓政的模範,以曾國藩來寄託對於現實政治的期待。
有著濃厚士大夫情節的蔣介石對曾國藩一直比較推崇。1924年,蔣介石就將《曾胡治兵語錄》一書作為黃埔軍校教材。在第四次圍剿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蔣介的戰術是步步為營、穩打穩紮,和曾國藩當年進攻太平天國所在的天京一樣。在此階段,蔣介石對於曾國藩的推崇主要表現在軍事領域。
到了1934年,蔣介石有感於社會綱常倫理崩塌,國民素質有待提高,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希望藉助儒家文化的「四維八德」進行社會價值與道德的重構。於是,曾國藩的形象又獲得了一次鳳凰涅槃式的轉變。
這個轉變的關節依然與太平天國密切相關。太平天國運動混雜著中國傳統的農民起義、西方宗教革命兩種因素,天平天國既是對封建王朝統治的挑戰,又是對整個傳統中國儒家意識形態的全盤否定。因此,在曾國藩著名的《討逆匪檄》中,就特彆強調太平天國運動的宗教革命、文化革命意義,將鎮壓太平天國視為捍衛中國傳統綱常倫理的生死之戰。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曾國藩《討粵匪檄》
由此,曾國藩領導的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不僅具有王朝政權維護穩定反對格局的意義,還有中國文化抵抗外國文化入侵的意義。
蔣介石對於西方向來無甚好感,對於身邊一幫留美派人物也是貌合神離。作為一個深受傳統文化浸潤的人,他更願意像曾國藩一樣,重新以中國式價值觀來抗擊西方文化的入侵,用傳統的威權政治來對抗西方式的民主。簡而言之,他希望完成一場「曾國藩式」的中興。
從這個視角來看,曾國藩在傳統文化上的突出地位來自於太平天國的反作用力,那麼,在蔣介石時代,他面對的反作用力是誰呢?
這個「反作用力」自然也是推崇西方文化的人士。在黨內有以宋子文、宋美齡、孔祥熙為代表的親美派,當然這屬於黨內的糾葛,蔣介石對於親美派也多有倚重,尚且不至於公開決裂。在國民黨外,蔣介石的矛頭所指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引的共產黨人士。在蔣介石看來,當時的共產黨人以來自域外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引,又建立了地方政權,正與曾國藩時代的太平天國相似。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消除異族文化主導的割據勢力,與蔣介石希望達到的現實目標異曲同工。
蔣介石的心思很快就被文人墨客猜到,開始了一股「曾國藩熱」。他們大規模為曾國藩著書立說,曾國藩主題的書達到40多種之多,而這些書的傾向,多部分都為迎合蔣介石的心思,將曾國藩美化為「聖人」、「完人」、中華文化的「代言人」,挽救民族危亡的關鍵人。
1935年,在國民黨官方勢力的暗中參與下,文化界掀起了中西文化大論戰,王新命、何炳松、陶希聖等十教授聯合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從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出發,重申中國文化的特殊性、持續性,而被全盤西化派譏諷為「中體西用」的翻版。而「中體西用」論,正是晚清時代曾國藩、張之洞等人主導的洋務運動的立足點。
在國民黨系的知識分子眼中,只有源自於中國傳統的「三民主義」才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源自於西方的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有些人把話說得十分露骨,「曾國藩時代可以捧出孔子號召群倫,征討『發逆』,我們要如法炮製,對付×匪」。國民黨人為何祭出曾國藩大旗,在文化上抬高曾國藩的身價,其指向意義就再明顯不過了。
所以,民國時代一大波的研究著作在為曾國藩塑造「正統文化捍衛者」的形象,將曾國藩視為對抗太平天國宗教戰爭的英雄。
初中學生文庫《曾國藩》民國25年發行
1936年,胡哲敷出版的《曾國藩》一書,在談到《討粵匪檄》時說道:「這是曾氏與太平軍根本抵觸的所在,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宗教戰爭。所以他始終不懈,為的就是要保持名教,恐怕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這是曾氏的心跡。」著名清史學家蕭一山在抗戰期間寫《曾國藩傳》時也說,「洪秀全雖不是純粹的宗教革命,而曾國藩卻是為宗教而戰爭,好像歐洲的十字軍。」
大家都知道,一個人要想出名,除了要有人捧之外,還要有人罵才好,越罵才會越火。民國時期,國民黨方面樹立曾國藩的大旗來打擊共產黨,共產黨方面自然要反唇相譏,給曾國藩熱潑點冷水。
共產黨方面的史學家范文瀾就操起筆杆子,針鋒相對與國民黨系史學家筆戰。1944年7月,激情澎湃地撰文《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稱曾國藩「是鴉片戰爭後百年來,一切對外投降、對內屠殺的反革命的漢奸劊子手們的『安內攘外』路線的第一個大師」,這個話明著是在罵曾國藩,但話外之意、弦外之音,明眼人一看便知。這篇文章登在延安《解放日報》上,在新華書店推出單行本,再版不下十次,在當時影響力巨大。
於是,在國民政府時期,曾國藩赫然成了國共在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靶子,捧得越厲害,罵得也就越厲害;國共之間的鬥爭越激烈,曾國藩遭受的爭議也就越大。無論在朝在野,曾國藩都成了紅極一時的人物。
90年代以後曾國藩熱再次興起,這波浪潮中曾國藩的政治符號意義大為削弱,轉而被商界炒作成為「成功學」的典範,「從政要讀曾國藩,經商要讀胡雪岩」,從傳統歷史中尋找成功的經驗與典範,曾國藩是當仁不讓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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