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跖點與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的時空在這裡被放置到關係性的視角之下加以審視，一方面意圖揭示理性化的資本主義－國家空間秩序在形塑地景方面的控制性力量，另一方面則意在強調關係性時空和日常生活的融合賦予了我們構築異托邦和反抗主流社會秩序 / 空間系統的可能性。

無論是對跖點還是中央公園，都可以被視為具有異托邦潛質的地景符號；通過別樣空間 (other spaces) 對主流秩序進行超越，也正是那本左翼地理雜誌想要表達的政治態度。

紐約，「全球城市」 (Global City)，「世界資本之都」 (Capital of world capital)。它最讓人難忘的地景，除掉那些摩天大樓以外，恐怕就是中央公園了。可是為什麼一個處在全球城市體系最頂端的城市（讓我們假設這個體系真的存在，而這很可能不是——不應該是——事實），反倒是因「鄉土」景觀而讓人記住？坐在中央公園喝啤酒的那個下午，我看著摩天大樓倒影里的公園，突然就理解了Antipode這個名字里的潛台詞。

曾經，人們常以為一個標籤、符號、名稱就意味著一個整體，被歸置在此名詞之下的一群人或物自然有著事實上的同質性，無須其他說明。後來，這個看法變了，「邊緣」逐漸被放置在討論的更核心位置上：如果當我們需要給自己的身份做一個界定的話，最應該構建的就是這個身份的邊緣形態。換句話說，要想解釋一個對象是什麼，其實等價於解釋什麼不是這個對象——也就是界定那個「邊緣」，比如王明珂所著《華夏邊緣》就是從族群邊緣的形成和歷史回憶來解讀華夏的本質。

但是邊緣又是什麼？在這裡我們先把文化或歷史的討論放在一邊，專註於空間。畢竟，「邊緣」 在（地理專業學生的）直覺上首先是一個空間概念。直觀來看，中央公園的四圍就是城市綠地的邊緣，它框起來的綠色景觀（邊緣之內）與環繞其外的高樓大廈（邊緣之外）構成了發人深省的對比。那麼問題來了：一個以高樓大廈林立所表徵的「現代性」為自己精神內涵的城市，哪門子神經搭錯了要把這麼一大片土地划出去建公園？

我喝完酒在公園裡繼續蹓躂，不期然地走到一個類似小型水庫閘門的地方，看見了一塊石碑。作為一個（偽）歷史愛好者，我認認真真地把碑文讀了一遍，然後發現了中央公園的一個奧秘：它原來是被當作水庫修建起來的！

十九世紀上半葉，紐約市的人口翻了好幾番。為了避開噪音和其他很多不便，很多人從布魯克林北上，逃到曼哈頓這個小島上，即便周圍大多都是墳地。可以想見，在遷移潮流開始之前制定的1811年紐約市規劃是不會考慮在曼哈頓這個人煙荒蕪的地方建設公園的。建設這個公園至少需要有兩個前提：第一，有公共綠地及其他市政設施之需求；第二，地方偏遠，機會成本不能太高。到了十九世紀中葉，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口遷移到島上，就近取水的天然湖泊逐漸不堪重負；同時大多數人口都分布在曼哈頓南端，島嶼中北部依然荒草叢生，前述兩個條件都迅即得到了滿足。

這一切的發生現在只欠東風了，而東風來自歐洲。那個時期具有影響力的文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們紛紛搖旗吶喊，說我們需要像倫敦海德公園(Hyde Park)以及巴黎布洛涅森林 (Bois de Boulogne) 那樣的開敞綠地，以供市民休憩；更何況，我們現在真的需要一個新的水源地。現在看起來「異質」的中央公園，在開建的年代竟然是如此順理成章。那時候的中央公園四周大多也是原生態綠地的模樣，今日讓人訝異的中央公園的邊界，也就根本沒有什麼讓十九世紀紐約人覺得驚奇的點了。

但是中央公園並非一直如此深得紐約居民的喜愛。事實上，就在它建成之後不久，因為管理機構的撤銷，園務近乎癱瘓；再加上當時高漲的犯罪率，以及逐漸興起的汽車為中心的生活方式……公園的吸引力逐漸下降，名聲也慢慢變差。直到1930年代，規劃領袖莫斯 (Robert Moses，簡.雅各布斯那本名著的主要抨擊對象) 開始了對公園的大規模翻新和改造，構築眾多休閑健身場所，修建大馬路，在公園內部創造了眾多與「公共綠地」這個意象截然不同的東西，並重新吸引了大眾的興趣。

而這，才是我真正想描述的那個「邊緣」，以及某種超脫了「邊緣」的東西。為了說明這一點，需要借用「異托邦」 (或者叫異質空間，heterotopia) 這個略顯晦澀的概念。

福柯在1967年曾經對一群建築師發表過一場以「論另類空間」 (Of Other Spaces) 為題的講演，但是文本直至1984年才正式發表。這篇演說的核心思路，按照大衛·哈維的解釋，就是藉助「異托邦」這個概念的「在地性」 (placefulness) 來擺脫烏托邦的「非地方」 (no-place) 特徵，從而在後現代語境中重新思考烏托邦問題。通過墓地、殖民地、妓院、監獄等例證，福柯試圖表明歷史流傳給我們的「異托邦」無法被納入規整的空間系統和主流社會秩序之中，而異托邦的最直觀特徵，就是其內容（與該空間之外的事物）完全不同。

今日中央公園給人們留下的最直觀感受——大概也是最震撼人心的感受——就是徹徹底底的與周遭不同：在沉沉暮靄中，漫步在垂柳依依里，看水面的波紋一圈圈盪開去，摩挲著池塘對面蘆葦的搖曳；旁邊的小徑上，三三兩兩的人群不疾不徐地走過，小跑者有之，騎行者亦有之，紛紛在花香中穿行。這樣的景象，恐怕距離江南的園林春色更近，而離南邊不遠的帝國大廈或洛克菲勒中心更遠。

是不是因此可以說，即便在「資本之都」，超脫於「日常生活」之外的烏托邦依然有存在的可能，只要能夠它賦予充分的「在地性」？這樣的概括有點過於迅速了。上面描述的公園景象與周圍的建築環境之間著實迥異，但是邊緣真的如同我們所見的那樣確鑿嗎？事實上，這個「邊緣」是充滿了孔隙的：波紋蕩漾的池塘和湖泊，在公園存在的大部分時段（1993年以前），都主要因其作為供水基地而具有存在的意義；行人漫步的道路，有很大一部分至今可以（在規定時間內）行車；依依垂柳的下面，有若干條城市主幹道下穿公園而過，在曼哈頓中部和北部構成了汽車東西向交通的關鍵環節；更不用提散布其間的美術館，運動場，小餐館……

二十世紀以來日益高聳的曼哈頓為何能夠容忍看起來如此異質的中央公園繼續存在？最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它的「與眾不同」，而是因為公園能夠被納入「規整的空間系統和主流社會秩序之中」。中央公園，表面上隱喻著「異托邦」的空間，事實上並不具有與帝國大廈們截然對立的邊緣和界限：在物理上，輸水管道和汽車道路連接著這兩點；在表徵上，規模宏大的公共綠地與體量巨大的建築物之間相得益彰，例如傍晚慢跑的人們中有很就是剛從這些建築物中走出來的上班族。綠地所佔用的土地之價值亦可以通過周圍這些建築物迅速上升的地租加以彌補。

於是問題來了：如果邊緣是有孔隙的，那麼我們如何還能清晰地界定一個對象？在中央公園這個案例里，如果空間內含的絕對性遭受質疑，我們該怎樣定義空間？

在這個問題的燭照之下，列斐伏爾與福柯的分歧被迅速放大。在1967年那篇演講最後，福柯提到了「小船」。作為異托邦言說的最後一個意象，福柯意欲指稱的是如何能夠藉助這樣的途徑來尋求對主流秩序的超越；然而在大衛.哈維看來，福柯所追求的不過是丟盔棄甲式的「逃跑」(escape)，因為他把「空間」這個概念狹窄，並且錯誤的絕對化了。

據哈維的考證，福柯的演說很快就影響到了列斐伏爾。在後者於1968年出版的《城市革命》 (La révolution urbaine) 里，「異托邦」亦成為一個關鍵辭彙。但是，列斐伏爾筆下的異托邦，不是一個內蘊著逃離的地方，而是「失范 (anomie) 及潛在轉型的空間」，它不僅與「同位性 (isotopie,也即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的與國家的空間秩序）保持著張力」, 而且與「作為表現性慾望的『烏托邦』概念保持著張力」 (Harvey, 2009: 161-62)。

同樣的一個辭彙，為何在兩個人的理論里顯現出如此迥異的面目？究其根源，在於兩個人對 「空間」 有著不同的認識。在福柯那裡，就如同他後來跟《Hérodote》這本地理學雜誌的編輯對談時承認的那樣，空間只是從其表面加以理解的一個淺顯術語：它是日常生活和權力關係的容器，具有絕對化的特徵，偶爾才會參與生活與權力關係中去——但也只是作為一種橋樑和中介而已。換句話說，福柯意義上的空間，就是物理空間；處於這種論域之中的 「異托邦」，自然也就被取消了在保持在地性的同時超越主流社會秩序和空間秩序的可能。

列斐伏爾意義上的「空間」則具有關係性的潛力，或者說，對空間的最貼切理解只可能通過其蘊含的關係來完成——這裡的空間所指稱的是我們非物質但客觀的「生活之道」，也是社會與權力關係的時空性的適當再現。如果用他後來發表的《空間的生產》的觀點，可以說空間的概念需要同時從三個層次加以把握：物質空間 (physical space) ——日常生活的物質境遇；空間的表徵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藉助抽象表徵來呈現我們的感知的空間（比如夢境和繪畫）；和表徵的空間 (space of representation) ——亦可用段義孚的說法稱為「生活的空間」(lived space)，意指在我們所遭遇的空間中生活，並在此同時經由空間在物質和情感上重塑我們的生活。

當空間本身成為關係性的，邊緣的多孔隙亦是意料之中。這裡的孔隙不再是主流社會秩序和空間系統用以收編中央公園所使用的那些物質實體（道路，運動場，輸水管道，等等），而是我們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對空間和時間的各自不同的感知和體驗。空間被我們表徵和概念化的方式，也許會影響我們物質感知這個空間的方式，以及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方式。這些日常實踐將進一步引導我們為自己建立特定的「生活空間」，不僅承載，還形塑著我們的生活。

你是曼哈頓島上的一個上班族。在一天的工作結束之後，你換上運動服，跑進了中央公園。沿著大大小小的湖泊池塘慢跑時，你目光所及儘是沉沉暮靄和依依垂柳，新鮮的空氣把一天的勞累一掃而盡。迎面走來的遛狗老人微笑著提醒你繫緊鞋帶。在池塘邊躑躅的遊人們讓你更覺這座城市所擁有的無窮魅力。中央公園，在這個時刻，在你的生活里，不是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的與國家的空間秩序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只是讓自己的紐約成為紐約的那個關鍵元素。

我是一個流浪漢。在一天的漫遊之後，我帶著菲薄的收入，走進了中央公園。儘管這座城市充滿了冷漠，但是傍晚的夕陽和中央公園的景色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我靜靜地坐在長椅上，看著遠處運動場上被父母引領著玩耍的兒童，還有旁邊小徑上紛紛飄過的慢跑的人群。沒有人拋來白眼，沒有人驅逐出境。慢慢變冷了，我裹一裹身上的破棉絮，蜷縮在長椅角落，目送最後一縷夕陽落下。這個時刻的中央公園，讓我的漫無目的的飄蕩有了短暫的歸屬。

生活和空間的界限，在關係性的視角下，變得模糊。在某些時刻 (moments)，空間甚至成為了生活本身。如果在這個時候，規劃領袖莫斯重回崗位，決定把不再具有供水功能的湖泊夷為平地，甚至修建摩天大樓，那麼不論是你，還是我，肯定都會立刻採取行動來保衛空間、生活。在絕對化的時空里，中央公園不是「異托邦」，但是在關係性的視角之下，中央公園絕對擁有成為真正的異托邦的潛力——異托邦這個概念所體現出來的差異性，並非是針對區分或隔離而言的，而是針對其與其他空間之間潛在的轉型關係而言的。

再回到 Antipode，對跖點，是指通過地心與某地呈軸心對稱的點，比如近似意義上的上海之於烏拉圭薩爾托，或者青島之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因此對跖點也是在地球上距離該地最遠的點。這個空間元素首先是在表徵的層面藉由地球儀完成的，是一個思維過程的結果表達。但是它更重要的意味，是在充滿想像的過程背後所隱藏著的從改變當下到徹底地改變當下的渴望：當我此時此刻所在的地點、空間、生活不如人意，我便會渴望對空間性做一徹底的改變。對於文藝青年而言，也許就是去看看遠方，了解這個世界的另一面；對於左翼地理學家而言，則是去尋找和構建與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的與國家的空間秩序完全不同的別樣空間 (other spaces)。

對跖點就是字面意義上的異托邦。能否成功，要看相應的主體如何看待空間本身。文藝青年們的看世界大多都會無疾而終，甚至因為紛紛的效仿而成為被嘲笑的「刻奇」，因為他們眼裡的遠方真的就只是能開車、坐車、騎車上路越走越遠的那個地方。地理學家們則是意識到空間的關係性之後，能夠在某個「時刻」 (moment) 穿越本就是虛構的、充滿了孔隙的邊緣與界限，讓烏托邦真正具有在地性，讓空間轉型成為可能。

這大概就是「對跖點」這本地理學雜誌想要傳達的態度。當然，這樣的實踐不可能如想像地那般輕鬆。就比如說，格林尼治的對跖點在紐西蘭，名字就叫 Antipodes Islands. 已經日落——在夏天的倫敦這可真不容易——的大英帝國和它曾經的殖民地之間的權力關係，在這個命名里就昭然若揭。那麼對跖點作為另類空間、異質空間的可能性，到底能有幾何呢？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自己去這本雜誌里探索一下，看看是否有蛛絲馬跡。

（註：1. 大衛.哈維相關論述參考了其 2009年出版的 "Cosmopolitanism and Geographies of Freedom," 中譯本《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於2014年由台北群學出版，王志弘與徐苔玲譯。2.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5年5月13日澎湃新聞-市政廳，後轉載於有方空間公眾號，有小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