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製造的政治極化

本文作者林子亮。本文於2016年6月2日首發於騰訊國際新聞。

在共和黨其餘兩位候選人相繼宣布退選，特朗普所獲票數也一路直上時，他終於正式成為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許多媒體分析指出，立場如此激進且與共和黨的意識形態陣線格格不入的特朗普之所以能突圍而出，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抓住了白人藍領群體對體制的憤怒。而這些人在全球化進程中受損最多，認為建制派的政客都被大企業收買，已經不能反映選民的利益。特朗普的本土主義主張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包括指責拉美移民偷走美國工作，對中國商品徵收高關稅，懲罰外包工作的美國企業——為他贏得了大量的白人藍領支持者。這也是靈活多變的他極少數未曾變卦的觀點。異軍突起的民主黨非建制派候選人桑德斯也受益於維護本土工人的利益，反對美國參與的自由貿易協議的主張。

中美貿易是否真的讓美國利益受損？

在這些反自由貿易的輿論中，中國總是免不了中槍。自2000年以來中國便是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國。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美國每年自中國進口的產品總價值也從第四位逐步升至第一位。除此之外，眾所周知許多跨國公司為了追求更低廉的勞動成本，將勞動密集的工序從美國轉移到中國，尤其是紡織業和電子產品加工。中美貿易自然成為了美國貿易政策的焦點。

但是對於特朗普和桑德斯所主張的「中美貿易是否讓美國利益受損」這一論斷，美國經濟學家卻持不同看法。他們多數認為自由貿易不僅提高了世界經濟的運作效率，對各個參與國也是有利的。據經濟學家Robert Lawrence和Lawrence Edwards估算，直至2008年，中美貿易為美國消費者平均每年節省了250美元的開銷。因為中國進口的產品占低收入消費者日常消費的比例更高，所以他們也相對更加受益。

另外，僅僅針對部分國家實行貿易制裁也不足以解決美國低收入人群的經濟問題。根據獨立智庫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測算，如果特朗普對中國，日本和墨西哥的45%關稅得以實施，美國最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將會減少高達18%。他們進一步分析，只提高三國的關稅並不能達到減少貿易逆差的作用，因為還有其他國家製造業生產效率高於美國。美國企業只需要轉移到其他國家生產就可以規避針對這三個國家的制裁，如TPP中被視為用來替代中國的越南。而假設特朗普/桑德斯將相應的關稅施加到每一個進口國，最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損失將高達53%。這結局無疑是對個人和美國都是災難性的，這也是為何中國財長樓繼偉警告美國這麼做將失去世界主要大國的地位。

中國製造讓「憤怒藍領」們的政治影響擴大？

藍領的憤怒並不是毫無由來。著名勞動經濟學家Autor，Dorn和Hanson的實證研究指出，儘管價廉物美的中國產品讓全體美國消費者受惠，但中國進口的衝擊卻集中於少數本地製造業面臨直接競爭的地區。但研究者發現，受衝擊地區的失業率顯著地增高，相應行業的工人收入顯著地減少。尤其是收入和教育水平較低的工人，中國商品所帶來的開支節減遠不足以解決他們的經濟困境。這樣的不均等衝擊一定程度上為全球化中藍領的困頓和憤懣提供了事實依據。

而這些「憤怒藍領」群體的擴大也逐漸影響了美國政壇，部分推動了兩黨政治極化，出現所謂的「否決政治」、「華府僵局」等問題，並為特朗普和桑德斯這樣的反建制派湧現準備了舞台。某種程度上來說，美國不僅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還進口了「政治極化」這一問題。

幾位著名勞動經濟學家以及他們的新合作者近日發布的實證研究為此提供了重要的證據。研究者們把2002到2010年間美國各個國會選區的當選議員的意識形態記錄和其所在地區受中國進口衝擊的程度配對起來，通過統計分析發現受中國進口衝擊更強的地區的確有更嚴重的政治極化。

過去理論界對於經濟衝擊對地區政治有三種解釋：第一種可能是負面的經濟衝擊會促使選民懲罰在任者，在下次選舉中投票給在野黨；第二種機制是當選民受到經濟衝擊後，會將選票投給更傾向於失業救濟等轉移分配政策的政黨，亦即民主黨會獲得更多的支持；最後一種可能是經濟衝擊導致了政治極化，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當選議員分別更為保守或更傾向進步主義。

結果這次研究發現，政治極化的現象其實最為顯著，同時存在一定程度的"懲罰在任者"效應，而民主黨並沒有獲得更多的支持。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在受貿易衝擊嚴重的地區，「憤怒藍領」們用傾向於選出更激進的議員來替代之前溫和派的議員，而溫和派議員哪怕想「改過自新」、往更極化的方向靠攏都不足以贏得他們的歡心。結果國會中溫和派議員佔比從2002年的56.8%跌至2010年的37.1%。而且總的來說，來自這些地區的激進議員更多來自共和黨保守派，這與茶黨運動在2010年國會選舉中達到巔峰部分吻合。

而這個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是，在白人占多數的選區中，貿易衝擊的政治極化效應如上所述更多地表現為共和黨保守派候選人的當選。但在少數族裔占多數的選區，貿易衝擊之下選民更多地將選票從民主黨溫和派候選人轉投到民主党進步派候選人，共和黨保守派和茶黨議員的當選概率也大大減小。這很可能是民主黨種族平權的主張以及共和黨逐漸擁抱反文化多元主義的情緒所導致的。

受衝擊越大的美國人越支持特朗普？

筆者對照各州受中國進口衝擊的程度和今年共和黨初選的結果，也粗略地發現受衝擊嚴重的地區更傾向於支持特朗普。據研究者測算，受衝擊嚴重的地區集中在中西部各州，其次是從緬因到北卡羅來納的大西洋沿岸。在這些區域內，特朗普橫掃了除俄亥俄州外的大部分初選，尤其是「超級星期二」中為他奠定領先優勢的阿肯色、田納西、弗吉尼亞、馬薩諸塞和佛蒙特。相比之下這些地區並沒有在民主黨初選中一面倒地支持貿易保護和反建制立場更為激進的桑德斯。這很可能是因為此區域內各州的少數族裔選民佔比的差異：在少數族裔選民較多的南方各州，希拉里幾乎贏得了所有選區；而在非西班牙裔白人更多的北方各州，桑德斯則贏得了大多數的非城市選區。

另一個潛在的信號是，在這些特朗普大幅領先的地區，即使是同樣打著支持貿易保護、同樣支持工會勢力的桑德斯都不見得能佔上風，那麼被視為TPP主要構建者的希拉里恐怕要佔據優勢難度就更大了。這可能也是近日民調顯示希拉里在賓州、俄亥俄州和佛羅里達州這三個搖擺州與特朗普陷入膠著的部分原因，而歷史上自1960年以來任何大選贏家都必須拿下這三個裡面至少兩個州。但賓州和俄亥俄州都屬於如今製造業陷入衰退的「銹帶」，都在中美貿易中「受傷慘重」，希拉里要在這兩個地方贏下特朗普絕非易事。

但不管明年上台的美國總統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這種反自由貿易的主張和政策都是飲鴆止渴，無助於解決受到貿易衝擊的民眾。時至今日，不僅僅是民主黨中代表工會利益的議員，連向來傾向於自由貿易的共和黨中也有不少保守派議員把譴責自由貿易政策作為日常。但事實上，受到貿易衝擊的工人難以轉移到其他地區和行業。轉移的摩擦既來自於之前低估的地區間遷徙成本，也來自於不同行業之間技能轉換的困難。更有效的政策應該以減少產業轉型中的摩擦為目標。推行貿易保護政策強制逆轉美國轉向創新性產業和服務業的趨勢，雖然能輕易地爭取到藍領的選票，但會使得社會資源被配置到缺乏比較優勢的產業，相當於讓本國消費者以更高的消費支出補貼相對低效的製造業，最終的損失依然由美國經濟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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