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伊戰爭開戰前夜發生了什麼？

1980年9月16日，薩達姆與幕僚們針對伊朗與伊拉克的邊境問題舉行了一次高層會議。會議上，他們決定一周後將向伊朗全面開戰。

而就在此前一周，為試探伊朗的反應，薩達姆的軍隊佔領了伊朗邊境的兩個小村莊。伊朗當局的沉默態度使薩達姆大吃一驚，也更堅定了其出兵伊朗的決心。因為，伊朗的「無反應」正是霍梅尼虛弱的表現。薩達姆相信，霍梅尼政權對前國王軍隊的「大清洗」正嚴重侵蝕伊朗軍隊的戰鬥力，而霍梅尼本人也正在喪失對伊朗軍隊的動員能力。只要在這「腐朽的門上」踹上一腳，伊朗必將崩潰，這正是復興阿拉伯的良機。

對薩達姆而言，拋開宗派政治，阿拉伯民族主義才是真正的核心意識。他堅信，擁有悠久歷史的伊拉克必將誕生一個歷史性的領導人，而這個人就是他本人——薩達姆?海珊?阿卜杜勒-邁吉德?提克里蒂。他最崇拜的英雄，古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正在向他拋出「橄欖枝」。憑此一戰，他將樹立起後納賽爾時代的阿拉伯英雄形象，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袖。

只要現在去做，就會有收穫。反之，如果不去做，必定遺禍無窮，甚至直接威脅他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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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兩伊戰爭，人們常常會將目光聚焦於阿拉伯河的領土問題。在佔領了伊朗南部胡齊斯坦省西部地區的一周後，薩達姆的軍隊便宣布停戰，要求談判，也使得世人普遍認為，伊拉克對伊朗僅是存有領土野心。這場戰爭無非是想恢復1639年奧斯曼帝國與波斯帝國的邊界協議。

然而，歷史的弔詭就在於現代國家的邊疆並不由當代的民族國家自身所決定，而是老牌西方列強野蠻分割的產物。民族國家是想像的共同體，其外在表現就是土地的整合，即所謂領土之上的主權。主權之於領土，使土地的意義倍增，致使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無比珍視自己的領土，寸土必爭。也正因為爭奪「寸土」，亦凝聚了共同體的共識。

殘酷的8年，圖片來源：新華網

可是，對舊時領土的渴求與現實政治中的矛盾又決定了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放棄自己現在所擁有的土地。上世紀80年代，在地球的另一端，南大西洋馬爾維納斯的另一場戰爭向世人展示了殖民者（英國）與殖民者的後裔（阿根廷）的殊死對決。無獨有偶，歷次的中東戰爭亦是新興民族國家之間，現實政治與舊時傳統邊疆的矛盾。兩伊之間在阿拉伯河問題上的矛盾亦是如此。

伊拉克與伊朗同樣要面對西方殖民統治所留下的遺毒，儘管表面上看似曾被和平解決過。

在兩伊戰爭爆發的5年前，也就是1975年，薩達姆被時任伊拉克總統貝克爾派去處理兩伊之間關於阿拉伯河的領土問題。最終，伊拉克以伊朗放棄對伊拉克北部地區庫爾德反政府武裝的資助為條件，放棄了對阿拉伯河的主權要求，並同意以阿拉伯河中間線為界，簽署了《阿爾及爾協定》。這無疑是在事實上承認了伊朗巴列維王朝在中東的權勢，亦「認可」了伊朗對伊拉克的優勢地位。伊朗在這次談判中獲得了勝利，迫使伊拉克承認了1937年的邊界條約，並成功獲取了1847年英俄勢力劃分的實質成果。

【背景回顧】：1847年，英俄兩國要求更加精確地細分彼此在中東的勢力範圍。為此，英俄兩國借兩個代理人（奧斯曼帝國與波斯帝國）重新簽署了一個新的邊境條約，將整條阿拉伯河的主權劃給了英國（奧斯曼帝國），而沙俄（伊朗）則實際佔領了阿布丁島與其它幾個在航道上的小島。事實上，俄國損害了奧斯曼帝國的主權，然而英國只要航行權得到保障就行，所以這一狀態也就一直被默認。

1913年，兩國又簽訂《君士坦丁堡邊界議定書》。該議定書規定，霍拉姆沙赫爾港一段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在伊拉克脫離奧斯曼帝國「獨立建國」後，為了「主權完整」，不使兩伊在阿拉伯河問題上的模糊狀態持續下去，1937年，兩伊再度簽署邊界條約，規定阿巴丹和霍拉姆沙赫爾港口地區劃歸伊朗，伊朗取得河上航行自由但須繳納租金。二戰後，伊朗巴列維王朝為重興波斯帝國的榮耀，多次向伊拉克提出主權要求，藉以恢復1847年沙俄在阿拉伯河上的實際控制權。

當然，在民族國家的理念之下，任何外界壓力都不可能迫使一個國家放棄自己的領土主權，以至於《阿爾及爾協定》的簽署被薩達姆視為羞辱。在他看來，這只是眼下的苟且求全，並認為這份《協定》是「不平等條約」，只要一有機會，它日必將奉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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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兩伊戰爭開戰前五天，薩達姆撕毀了《阿爾及爾協定》，戰爭迫在眉睫。然而，《阿爾及爾協定》所代表的領土主權問題事實上也僅僅是個引子，它的象徵意義遠大於背後的實質。

1975年，伊拉克之所以妥協，是為了換取國內政權的穩定，使伊朗放棄支持北部庫爾德人與南部什葉派教士，進而維持伊拉克複興黨政權的統治。

可惜世事不由人。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霍梅尼重返伊朗，而當初（1978年）將霍梅尼驅逐出境的正是薩達姆本人。可想而知霍梅尼對薩達姆的憎恨，以及薩達姆對霍梅尼的疑懼。

自1964年被巴列維驅逐出境後，霍梅尼先僑居土耳其，後於1968年10月前往伊拉克南部城市——什葉派的聖城納傑夫，直至1978年被薩達姆驅逐出境，旅居法國。1979年重返故土時，他的聲望達到頂峰，其政治理想亦將實現。

巴列維國王的失敗是土地改革的失敗，與歷史上所有土改失敗的國家一樣，混亂不可避免。雖然驅逐了巴列維，迎回了霍梅尼，但是伊朗國內的政治鬥爭之火卻難以平息。霍梅尼深知「內政之難，禍水外引」的道理。

圖片來源：新華網

在霍梅尼掌權之後，恢復了對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分裂勢力的支持，同時又在伊拉克南部的什葉派聚集區「輸出革命」，號召推翻薩達姆政權的統治。這對薩達姆來說是致命的。

薩達姆最害怕的就是什葉派的暴動。伊拉克60%的人口是什葉派，20%是庫爾德人，餘下的20%才是薩達姆的基本盤。而伊拉克本身的部族政治傳統，又將這20%的範圍縮得更小。在薩達姆看來，只有老家提克里克帶出來的人才是真正的自己人，而這部分人不足全國人口的5%。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原本就令薩達姆頭疼不已，霍梅尼又去煽動伊拉克國內的穆斯林，這是要革自己的命，薩達姆絕不容忍。阿拉伯河什麼的，僅僅是拿來放到檯面上說的談判籌碼罷了，其真正要鞏固的是檯面下的「墊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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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3月至1980年9月，伊朗和伊拉克在邊境線上的衝突不斷。伊朗宣稱遭受了伊拉克部隊434次攻擊，而伊拉克亦稱自己受到了來自伊朗方面的544次打擊。時至今日，誰對誰錯已然不那麼重要，小規模的邊境爭端最終演變為了大規模的軍事衝突。

事實上，早在1980年6月，薩達姆就決心要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伊拉克空軍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作戰方案，可以隨時空襲伊朗邊境部隊。也正是在6月，伊拉克海陸空三軍將領齊聚巴格達。然而，薩達姆手下的將領卻告誡薩達姆不要輕舉妄動，伊拉克的部隊仍未做好對伊朗作戰的準備，部隊的訓練與裝備的到位至少需要兩年的時間。

1981年，薩達姆和伊拉克軍隊領導人視察兩伊戰爭前線的伊拉克防空設施。圖片來源：網易博客

而此時的伊朗也沒有做好準備。伊朗情報機構1980年的報告中這樣記載著，「伊朗當前沒有能力去進攻伊拉克，亦沒有能力抵禦伊拉克的大規模入侵。」儘管伊拉克南部巴士拉地區的大規模軍事集結引起了伊朗方面的注意，但是伊朗仍不相信伊拉克會在這個時候發動戰爭。

霍梅尼相當樂觀。伊斯蘭革命在伊朗的成功鼓舞了他，並給了他繼續「革命」的勇氣。最為重要的是，伊朗軍隊經過巴列維國王全盤美式的訓練，僅從數字上也看是海灣地區最強的軍事力量。薩達姆之流不值一懼。對於薩達姆方面，兩伊戰爭其實在1980年9月4日就已經開始了，因為伊朗先動手炮擊了兩伊邊境中部地區的村莊。

然而，歷史終將銘記1980年9月22日這一天。因為這一天，薩達姆軍隊從南、北、中，三個方向發動了對伊朗全方位的軍事行動。

許多學者，特別是西方學者，將兩伊戰爭歸咎於伊斯蘭革命後，霍梅尼輸出革命的願望，或是薩達姆的個人野心，亦或是中東宗派分歧的使然，亦或是中東地緣政治的必然。

細究極恐，這場展現在世人面前長達八年的戰爭，實是在為西方的殖民歷史善後。西方殖民者所留下的遺毒，至今仍在中東發酵。

圖文編輯：李文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