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給過我們最美好的時代丨致電影人吳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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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新人導演張藝謀想要拍攝同樣是新人的作家莫言的作品《紅高粱》，看景之後卻發現高密已幾十年沒種過高粱。等不及電影審批手續，時任西影廠長的吳天明湊了四萬塊錢直接塞給張藝謀，讓他先去種高粱。
當時沒有人能想到，那百十畝長勢喜人的紅高粱，開啟了怎樣一個時代。
西影廠長吳天明與中國電影最輝煌的時代
至少在今天，我們完全可以說：中國電影百年，最輝煌的篇章在「第五代」；「第五代」最輝煌的篇章在西安電影製片廠；而西影廠最輝煌的篇章，是吳天明一手創造的。
這並不是偶然。
1983年以導演的身份接手西影廠廠長時，43歲的吳天明過去的全部人生都是和「西北」「電影」和「工廠」有關的：生於陝西，10歲起就喜歡文藝表演；高中時候用腳上的棉鞋換了《海之歌》的電影票；21歲考入西影演員培訓班，畢業後留在西影劇團做演員；37歲，在北京電影學院進修，回廠後當了3年副導演、3年導演——在計劃經濟的時代，這是可以蓋棺定論的人生履歷了。
沒人料到的波瀾發生在他成為廠長之後，作為電影廠的一把手，也就是需要對所有員工、所有電影作品、所有工廠業務負責的「土皇帝」，吳天明做了下面幾件事：
1. 所有中層幹部一律就地免職，擇優推選新的幹部團隊，把領導平均年齡從五十歲變成了三十歲；
2. 大量提拔年輕的導演、編劇和攝像，打破之前電影人要在製片廠里做多年跟班才能出頭的傳統，讓一群剛畢業的毛頭小夥子站在了劇組負責人的位置上；
3. 報銷學費路費，半年送了100多個人去北京電影學院進修，還在廠子里辦了許多培訓班，甚至培訓電影工人們學英語；
4. 把工廠從事業單位改製成企業，自負盈虧，和中影集團簽訂票房分成協議；
5. 每年電影拍攝計劃分成三個類型：第一類拍觀眾愛看的商業片去賺錢，第二類拍政府需要的主旋律影片收回成本，第三類拍些吳天明口中「陳凱歌、田壯壯這樣的賠錢貨」去國際上拿獎。
這些舉措在今天看來，已經是電影製片產業中再自然不過的商業模式，可在當時那個「摸著石頭過河」的年代，不亞於離經叛道的胡搞。為此，吳天明得罪很多人，省委宣傳部收到的告狀信裝滿了幾大箱子，有相識多年的廠里老導演跪在他的辦公室，懇求他給個機會。
吳天明呢？他對著人家也跪下了。「我希望你起來，咱換位思考一下，你站在我位子上考慮，我得為廠裡頭這幾千人負責，我還得為觀眾負責，你這麼多年都沒有拍戲了，還是把機會讓給年輕人吧。」
所以，與其說他是個直覺準確的商業天才，還不如說他是個認定了事情就絕不回頭的倔強孩子。
而電影恰巧沒有辜負他：一個偉大的時代剛剛拉開序幕，就把第一縷陽光盡情灑在吳天明這個傻呵呵沖在最前面的年輕廠長身上：西影廠每年發行的拷貝數量從倒數越居全國第一，工廠賺錢賺到手軟，拿獎拿到手軟，培養了一大批即使在今天也是響噹噹的牛逼電影人——更重要的是，正式開啟了中國電影「西部狂飆」的年代，第一次讓世界知道了中國電影。
歷史學家們永遠都在爭論是「英雄造就了時代」還是「時代造就了英雄」，所以到底是吳天明帶來了這個輝煌的時代，還是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塑造了吳天明這個人物，這個問題似乎很難有答案。
但是，身為電影產業研究者，當我為中國電影現在的成就追根溯源的時候，似乎總是可以順著某根藤蔓爬回當年的西安電影製片廠，回到吳天明的辦公室或者劇組中——以張藝謀為首的導演們、顧長衛為首的攝影們、蘆葦為首的編劇們、甚至張丕民童剛這些從政的官員們，當年的那些毛頭小夥子，一個一個地在吳天明的支持下，在廠子裡面取得了成果，又在廠子外面取得了成功，繼而各自拼搏打下了整整一個時代的電影江湖。這個江湖背後，是吳天明直爽的微笑面孔。他只是一個被時代賜予了糖果的幸運廠長嗎？還是說，如果不是他的堅守與開拓，就沒有那樣一群人慕名而來聚集在西影廠的大旗之下，沒有那些突破傳統又堅守傳統的電影作品，沒有西影廠乃至中國電影到今天的輝煌？更重要的是，這個問題，該由誰來解答？
2014年吳天明逝世，號稱「半個電影圈」的後輩大腕們齊聚緬懷，從他們講述的「吳頭兒」的故事中，慢慢拼湊出一個更加完整的吳天明，這個問題的答案也慢慢浮現。
導師吳天明：「第五代」導演們共同的「教父」
2005年，中國電影百年盛典，中國電影導演協會第一屆年度評獎時全票通過，把終身成就獎頒給了吳天明，評委會給他的授獎評語是：為表彰吳天明的傑出藝術成就以及他為中國電影導演群體的成長所做的貢獻。吳天明領獎的時候，電影界的同仁們全體起立，用長達5分鐘的掌聲向他表示敬意。這個獎，並不是頒給廠長吳天明的，而更多地是表彰他作為整個第五代導演的伯樂與人生導師。
吳天明本人則從來沒有認可過「導師」、「伯樂」、「教父」這些稱謂。
他說：「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兩碼事情，對不對？當時我在廠長的位置上，有點兒權利嘛，我就是藉助那個位置扶了他們一把，僅此而已。還有什麼呢？後頭人家做啥跟我有啥關係，對不對？我盡了我的責任。」
他口中說的僅此而已，在被他扶過的人心中可不是：
1983年，吳天明還在片場拍《人生》，來了三個拄著拐的年輕人：當時廣西電影製片廠的陳凱歌、張藝謀和何群三個年輕人正在西北選景，走到陝西的時候，身上沒有錢，又餓又累撐不下去，就這麼闖入了吳天明的片場。吳天明知道後，招待他們吃了頓飽飯，塞給他們幾千塊錢，又調了廠里一輛車跟著他們一路采景，這三個年輕人當時做的電影，就是後來被稱為第五代開山之作的《黃土地》。
陳凱歌后來轉投西影廠，在吳天明的支持下拍了《大閱兵》和《孩子王》，《孩子王》上映的時候，錯過了中影集團辦的第一屆北京電影展的報名，吳天明把電影的名稱和簡介用英文寫在一塊紙板上，跑到北京，在外國片商吃飯的時候，舉著牌子挨著桌子給外國人們看,最後讓《孩子王》成為在當屆影展上賣的最好的影片。看著不懂英語的吳廠長，舉著一塊牌子沉默地遊走在午餐會上時，陳凱歌心裡的震撼與辛酸可以想像。而對他更震撼的是吳天明對他說的另一句話：「凱歌,咱們都是從『文革』中間過來的,我們得愛老百姓。」
1994年，陳凱歌終於拍出了那部《霸王別姬》，同為吳天明弟子的張藝謀則交出了《活著》。那年，吳天明已遠在美國。
有人說，如果不是吳天明當時改變了電影廠論資排輩的傳統，這些日後成為大導的第五代年輕人們，如果去經歷傳統電影廠從學徒到場記到副導演到聯合導演最後十年後才能執掌導桶的過程，那麼第五代導演何時出現，甚至能否出現，都是個未知數。
1979年黃建新從西北大學畢業進入西影廠，曾給吳天明做過場記。 1983年黃建新被西影廠送到北京電影學院進修一年，回到廠里吳天明就直接讓他獨立拍片子，這才有了《黑炮事件》一炮打響。 黃建新說：「在改革初，幾個東西要重合，他還沒有形成新的制度。現在的電影，是你有很好的基礎，投資人對你進行判斷，就給你了，當時不是，當時是不管你是誰，都要排隊都要熬。你哪怕是尖子，你要經過那個歷程。所以說，當時你能拿到這樣的機會，一定是那個時代、那個環境，還要有那個人。沒有那個人，你什麼也拿不到。」
《黑炮事件》當時在審查上遇到了諸多問題，影片拿不到中影的通過令，不僅無法上映拿不回效益，還影響到全廠員工發不下工資來。吳天明在會上說：「這個戲是我同意拍的。我到現在也覺得它是一部好電影，通不過跟他們（劇組）沒關，他們拍得很好，這個責任跟他們沒關，這個責任是我的，暫時發不出來錢，責任在我。是我對不起大家。」
只有黃建新自己最清楚，這些話從廠長口裡說出來，對他這樣一個處女作就險些被禁的年輕導演來說意味著什麼。也因此，黃建新一生都將吳天明視作自己的恩師，「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何平導演的《雙旗鎮刀客》是吳天明任西影廠廠長的最後一部作品，也被譽為是中國「西部電影」的最後一部作品。在調到西影廠之前，何平是北京科影的編導助理，沒有學歷，沒有機會。若不是吳天明將他挖掘到西影廠，或許中國電影史上就少了這麼一號人物。陌生的西安留給何平的回憶是這樣的：「我下了火車我才知道西影廠在什麼地方。西影廠有一個特別破的招待所，特別特別老，我一進招待所，就碰見田壯壯，在那兒籌備《盜馬賊》呢！過兩天我又看到藝謀、凱歌，包括夏鋼，很多很多年輕導演都在那兒……我一共在西安呆了8年，在西安過了6個春節，6個春節裡面可能有5個是在他們家（吳天明家）過的。因為他會把那些到了過年還在西影工作的外地的同事，都招到他家裡。在那吃年夜飯，所以就覺得特別親。」
在吳天明這張「僅此而已」的清單上，還有田壯壯、顧長衛、周曉文、蘆葦……一直到2012年，為了支持第六代導演張揚，吳天明還幫他主演了《飛越老人院》，說是玩票，其實未嘗不是站台。
翻閱著這些久遠的故事，那個在壯闊時代背後，爽朗笑著的西北漢子，他的形象在我心中漸漸清晰起來。
導演吳天明：背向商業面向人性
最後，想說說吳天明自己導演的電影。
作為在片場中自學成才的導演，吳天明並不高產，在影史上的地位或許不及他青出於藍的後輩們。但他拍電影和做人一樣，講良心，挖人性，一路拷問前行到底。
從獨立導演的第一部長片《沒有航標的河流》開始，吳天明的視角一直在關注著被時代裹脅前行的小人物們。他早期的電影更多取材於西北黃土高原群山大河之間的悲歡離合，明亮的黃土、鮮艷的紅衣、仰拍的空寂山峰是他電影中貫穿的元素。
根據路遙原著改編的《人生》是吳天明導演生涯的第一座高峰。高加林這個人物被譽為是「中國的於連」，而電影的母題，是探尋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不斷地離開土地又回歸土地，以及對自己人生的擁抱、逃離和回歸。影片因為貼近當時青年人的生活與思想，獲得了空前的關注。同為第四代導演的鄭洞天曾回憶道：1985年，在成都舉辦的第8屆大眾電影百花獎頒獎典禮上，忽然大雨傾盆，四川大學一萬兩千名師生把雨衣草帽送給電影人，自己淋著雨將頒獎典禮現場圍成里三層外三層，一個都不肯離去。「他們在等著看吳天明導演的《人生》。在瓢潑大雨里，一直看到天黑。」電影放完之後，學生們自發地高喊「《人生》萬歲」、「電影萬歲」，甚至有人喊「吳天明萬歲。」鄭洞天說：「這種關係與一天一個億票房的電影的區別，就是吳天明那代人跟如今這代人的區別。」
張藝謀主演的《老井》則被譽為開創了中國西部片的時代。這部電影罕見地把演職員表放在了開場，因為在影片的結尾，字幕顯示的是一個古老村莊從清朝開始不斷打井的碑文。一代又一代山裡人，前赴後繼地打井，真的只為找水嗎？亦或是一種尋找希望的徒勞方式？呂麗萍在片中有一句台詞讓人動容：「就是真打不出水來，也甭賭氣說那要走的話，幾百年了，看誰走出去了？咱們這茬人不行，還有下一茬，總會打出水來的，老天爺，長著眼呢！」
就為這句台詞，每當有人說吳天明的電影太主旋律，我就讓他去看《老井》。對了，上面提到過吳天明拿的那個終身成就獎，獎金有10萬塊，他捐給了電影拍攝原型的老井村，說之前那口井又枯了，讓他們打一口新的去。
其實吳天明這些年來自己的生活一直都不富裕，辭任西影廠長之後，他在美國僑居了五年，用他自己的話說：「淪落成異鄉飄零客，朋友幫忙開了間錄像帶店養家糊口，苦苦掙扎……」1994年，吳天明回國之後，從零開始，拍了一部《變臉》，故事從西北換到了四川，從農村換到了城鎮，一口氣拿了30多個獎項。
《變臉》是影響了我一生的一部電影，我從那裡面學到世間百態，學到好人不一定有好報，學到有一個時代男孩女孩是非常不一樣的，學到有些事情是超越生命的，更重要的還是裡面一句台詞：「老師傅,雖世態炎涼，可人間還有真情在啊，要不然我們活著還有什麼滋味呢？」
直到吳天明導演的最後一部電影《百鳥朝鳳》，他仍然在關注著傳統的傳承、民族的精神、小人物在大時代中的奮力抗爭。這或許就是吳天明所說的他對電影的理解：「用良知去表現人生的理想。」
蘆葦曾說：「對於中國電影，吳天明是格外重要的一個人。他是文化價值和文化真相的守望者，是對中國最樸素的真善美文化的表達者。」
這種守望和表達，以及他電影中的「精神世界」，實際上和吳天明的言傳身教一起，成為了整個第五代導演的精神源頭。
吳天明從沒有趕上中國電影商業化的浪潮，在張藝謀陳凱歌們擁抱商業電影的這些年，褪下了西影廠長職務的導演吳天明，在藝術上的追求反而更加純粹。而直到他去世，第五代們才有機會回望自己的精神源頭：張藝謀曾經在幾年前對記者說過「文革已經過去多少年了，還要沉重到什麼時候？」吳天明看到報道之後，在接受採訪時沒點名地開炮說：「這都是我們大導演說的話。我覺得不對啊，任何時候都得關心現實。每個導演都應該關心你的時代，你的社會。如果說我們這些年不趕快把「文革」這些東西留下來，再傳下一代人，再過上二十年，以後誰來拍「文革」。真正反映「文革」，能夠最真切，最真實深刻反映的話，那只有我們這一代人可以承擔這個責任。」
我並沒有查到張藝謀對此事的回應，直到在吳天明逝世後，他才說：「我有一個願望一直沒有完成。其實，我後來拍的《歸來》，也是想把電影做好了，請『頭兒』看一眼，很希望從他嘴裡聽到對我的一些看法。我很在意他。」
《歸來》，張藝謀繼《活著》之後又一部直面那個年代的藝術電影作品，最近20年大陸上映的最為突破政治意識形態的電影。
2014年5月16日正式上映。
吳天明，2014年3月4日，因心梗逝世，享年75歲。
他還是沒有看到。
他所開創的那個時代，也已經消亡，或者融入了一個更加宏大複雜的時代之中。
吳頭兒。
世態炎涼啊。
可你看，百鳥朝鳳呢。
吳天明：因為我愛電影，我這一輩子只幹了這一件事情，所以我也愛電影的這些人，這些電影圈裡頭這些年輕的朋友們，我一心想支持這些年輕人，我們一起來給老百姓拍幾部好片子，那一段的生活，那一段的生命，我覺得那段奉獻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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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丨周祚
責編丨早樹
作者周祚丨一枚策劃，信仰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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