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問題該如何啟齒?從王小波的拷問社會學說起

撰文 | 牛夫人

責編 | 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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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讀王小波的作品,尤其佩服他的想像力。可王小波似乎對問卷調查沒有好感,這讓常與調查數據打交道的我略感失望。想來,一個學者沒有必要把一位作家對學術的批評放在心上,但我覺得王小波的《拷問社會學》的確犀利地指出了問卷調查的兩大難關:

「其一是如何找到錢和得到政府機構的合作,其二是怎樣讓調查對象回答自己的問題。對一般的社會調查,前一個問題更大,對敏感問題,後一個問題更大。概括地說,前一個問題是如何得到一個科學的樣本,後一個問題是:如何使樣本里的人合作。」

王小波

在王小波看來,後一個問題在研究性行為等敏感議題上基本無法克服。因此,調查員不得不採取施加壓力來「逼供」:

「如果問卷涉及個人隱私,居委會的幹部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被抽中的人可能會拒絕回答。在這種情況下,血氣方剛的大學生會和面有慍色的被調查者吵起來,後者會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你憑什麼來問我?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前者答不出,就難免出言不遜。而居委會幹部可以及時出場,把後者帶到一邊,對他(或他)進行教育和說服。然後他(或她)就忍氣吞聲地回來,回答這些敏感的問題。必須強調指出,這種調查場面不是筆者的想像,我在社會學單位工作過,這些事我是知道的。我總覺得,假如有調查對象不情願的情形,填出來的問卷就沒有了科學性。」

若在沒有官方施壓的情況下,調查員就不得不採用「死磨」來勸說受訪者作答,而這樣鬧出來的笑話就更大:

「美國前不久進行了一次關於性行為的調查,前一個問題解決得極好,國會給社會學家撥了一筆巨款來做這項研究,政府把保密的社會保險號碼也對社會學家敞開了,因此他們就能得到極好的樣本,可以讓其他社會學家羨慕一百年。

但以後發生的事就不讓羨慕,那些被抽中的人中,很有一些人對自己進入這個樣本並不滿意——他們不肯說。如前所述,美國沒有居委會幹部,警察對這件事也不便插手。所以他們採用了另一個方法:死磨。我抽中了你,你不說,我就不斷地找你。最多的一位找了14次,讓你煩得要死。這樣做了以後,美國的性社會學家終於可以用蓋世太保的口吻得意洋洋地宣布說:大多數人都說了。

真正值得羞愧的是他們的研究報告:統計結果自相矛盾處甚多。試舉一例,美國男性說,自己一月有四五次性行為;女性則說,一月是兩三次。多出來的次數怎麼解釋?——美國男人中肯定沒有那麼多同性戀和獸奸者。

再舉一例,天主教徒中同性戀者少,無神論中同性戀者多。研究說明,不信教就會當同性戀。我恐怕羅馬教皇本人也不敢說這是真的,因為有一個解釋看起來更像是真的,宗教的威壓叫人不敢說實話。

最後研究的主持人也羞羞答答地承認,有些受調查人沒有說實話。比之其他社會學家,性社會學家做大規模調查的機會較少,遇到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會有點熱情過度,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我想告訴你什麼,我自會告訴你;我不想告訴你,你就是把我吊起來打,我也不會告訴你實話——何況你不敢把我吊起來打。」

王小波講到的這兩個事例倒是不假,但接著他就開始浮想聯翩:

「誠然,除了吊打之外,還有別的方法,比方說,盯住了選定的人,走到沒人的地方,把他一悶棍打暈,在他身上裝個竊聽器,這樣就能獲得他一段時間內性行為的可信情報……但這方法不能用,除了下手過重打死人不好交代之外,社會學家也必須是守法的公民,不能隨便打人悶棍。由此可以得到一種結論:社會學家的研究對象是人,不是實驗室里的耗子,對他們必須尊重;一切研究必須在被研究者自願的基礎上進行……」

最終,問卷調查在王小波筆下變得恐怖起來:

「問卷調查的方法、統計分析的方法,雖然是外國人的發明,但卻確實是科學的方法。使用這些方法,必須有政府的批准和合作,所以可以叫做官方社會學……在調查個人敏感問題時,官方社會學會遇到困難,在這些困難面前,社會學又有所發展,必須有新的名稱表示這種發展。比方說,美國性社會學家採用的那種苦苦逼問的方法,可以叫拷問社會學。再比方說,我們討論過的那種把人打暈,給他裝竊聽器的方法,又可以叫刑偵社會學。這樣發展下去,社會學就會帶上納粹的氣味,它的調查方法,帶有希姆萊的味道;他的研究結果,帶有戈培爾的味道……」

無論是「吊打」還是「拷問」,只怕是王小波的添油加醋。畢竟,當年他讀過的那些調查方法教材太陳舊,而他所嘲笑的美國性社會學家們所做的那次調查也較顯外行。其實,調查專家早已針對如何提高問卷調查中敏感問題的應答率做過專門研究,而從這些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指導性策略也已收錄到了當今的調查方法教材中。接下來,讓我們一起看看有哪些辦法可以改進採集敏感問題的問卷設計。

首先,什麼是敏感問題?敏感問題是指很有可能會讓一些受訪者感到被過分打擾或難為情的問卷題,比如王小波提到的性行為,再比如一般社會調查中常涉及的家庭收入和財產。通常,在接受問卷訪問中,受訪者傾向於拒答這類問題;若他們感到拒答也同樣難為情的時候,他們也許就會故意提供一個錯誤的答案。

儘管對敏感問題的問卷數據採集難度較大,但並不是說結構化問卷不能提問這些敏感問題,以下是美國調查方法教材中提供的一些指導性建議,為了讓大家更好地了解這些建議,我用William Parish主持的「中國人健康與家庭生活調查」(下簡稱CHFLS)中關於性生活的一些問卷題來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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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開放型而不是選項閉合型題型來提問敏感行為的頻率。一方面這樣不會損失測量的精度,另一方面不會給受訪人造成一種印象——選項構成了行為頻率分布的參照標準——他們若選擇高頻率或低頻率的選項會不會顯得不正常?比如,讓我們來比較以下兩種方案:

開放型題型:「您和您現在的愛人,第一次過性生活的時候,您自己是多少周歲?」[請連續按兩個數字]_______

閉合型題型:「您和您現在的愛人,第一次過性生活的時候,您自己的年齡屬於下列哪一組?」

(選項為A. 20歲以下 B. 20—24歲 C. 25—29歲 D. 30歲或以上)

在上述開放型題型中,我們採集到的是一個連續型變數,而在閉合型選項中,我們只能獲得一個四分類變數,後者精度不及前者。不過更重要的是,閉合型題型很可能會讓選A或選D的受訪者感到不自在,他們也許會想如果是20歲以下發生了性行為,會不會太早了?而30歲以上才發生性行為,會不會太遲了呢?

2. 使用長題干而不是短題干來表述題目,這樣會讓受訪者感覺沒那麼突兀,長題干中包含了更多的列舉也會幫助他們回憶答案。比如這道CHFLS的問卷題:

「有些人,在過性生活之前,總是首先愛撫對方,包括擁抱、親吻、撫摸等等。您覺得,您現在的愛人在這方面做得怎麼樣?」

(選項為A.很充分 B.不夠充分 C.一點沒有)

這樣表述是不是比「您現在的愛人在性生活之前對您愛撫得充分嗎」要更委婉?而你也會更明確哪些情況屬於「愛撫」?

3. 使用熟悉的詞語來描述敏感行為,理由同2。試想你向已婚人士提問性生活的問題,你可以這樣提問:「在過去12個月之內,您與現在的愛人,平均多長時間過一次性生活?」或者,如果調查的對象只有在婚人群,你也可以含蓄地用「夫妻生活」來替代「性生活」,但如果你若問:「您與現在的配偶一個月交配幾次?」面對這樣的表述,受訪人多半會覺得你沒把他當人看。

4. 題干中使用一些表現「寬容」姿態或情景的引導語來減輕受訪人作答的心理負擔。常用的引導情景包括以下四種:

「人人都一樣[everybody-does-it]」,例如「現在社會上,有許多人在戀愛中跟對象發生了性關係,但是兩個人後來又真的結婚了。請問您是否在與現在的配偶結婚前也是同樣的經歷呢?」

「假定行為已發生[assume-the-behavior]」,例如「與您有性關係,一直持續到現在,而且已經超過六個月以上的人,一共有幾人?」這裡,就識趣地避開了一些尷尬的前提性問題:「到現在為止,您有沒有與人維持性關係超過六個月以上?」以及「您是否與多個人維持過超過六個月以上的性關係?」

「權威認可[authorities-recommend-it]」,例如「中國有句古話,叫『勞色傷身』,就是說男人過性生活的次數很多,就會損害他的身體健康,您覺得,男人真的會『勞色傷身』嗎?」常用的同類情景還有 「專家認為…」或「心理學家發現…」等。

「情有可原[reason-for-doing-it]」,例如「有些人自己不想過性生活,但是為了滿足對方,只好比較勉強地過性生活。在過去12個月之內,您自己有過這種情況嗎?」

5. 盡量提問更長一段時間(比如一生)的行為或很久以前發生的行為,而非近期行為。畢竟,人們在承認很久以前的行為時的難為情程度要更低。不妨想想,好些名人會在公眾面前主動提起年少輕狂的荒唐事,卻怕被狗仔隊抓到昨夜的去向。比如,下面這道題對時間的處理就很巧妙:

「您自己上一次做人工流產,是在多長時間以前?」

(選項為A.一年之內;B.二年之內;C. 超過二年之前;4. 沒有做過人工流產)

6. 把一個你關注的敏感問題與一個(些)更敏感的問題放在一起,讓你關注的那道題在相互比較之下,顯得沒那麼敏感。人們對敏感程度的判斷會受到情景的影響。這裡請容許我編造一個場景,假如你要問受訪人「有沒有約過炮」,你可以先問其「有沒有賣過淫或嫖過娼」。

7. 如果你既要提問概要又要詢問具體細節,先提問概要性的題目,再提問具體的細節題。

8. 考慮利用日曆或記賬法來採集敏感信息,比如建議受訪人自己對這些行為做記錄。國家統計局的城鄉收入調查就是採用了記賬法,他們培訓受訪人把每日家庭開銷和收入都記錄下來。

9. 盡量採用受訪人自填問卷[self-administrated questionnaire]來採集敏感信息。讓受訪人將自填問卷放入密封信封,或採用計算機化調查的隨機回答技術[ran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讓訪員不知道受訪人的填答。在CHFLS的調查中,在進入性生活問卷模塊時,都是由受訪人自己使用電腦來回答,訪員是無法知道受訪人的填答。有時候,讓受訪人最尷尬的是訪問互動,而不是答案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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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即便是改進了問卷設計和採用保護受訪人隱私的調查手段,我們仍然不能保證受訪人都能願意並且如實回答這些敏感問題,但是在上述的問卷設計中,我們既沒有「拷問」,也沒有「吊打」。社會調查不是嚴刑逼供,而只是採集代表性樣本數據的有效手段。儘管問卷調查是不是採集能反映敏感行為總體分布信息的最優手段尚存爭議,如有關消費或網路行為的大數據可以實現在不知不覺中記錄某些群體的敏感行為信息,但調查卻仍然是目前階段一般研究者獲取代表性數據的最常用手段。

王小波知道社會調查有時不靠譜,但他不知道的是,真正做社會調查的人知道問什麼是不靠譜、怎麼問才會更靠譜。

參考文獻:

Groves, R. et. al. (2004) Survey Methodology.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 Inc.

Sudman, S., Bardburn, N. (1982) Asking Questions: A Practical Guide to Questionnaire Desig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王小波,2012,《拷問社會學》,《一隻特立獨行的豬》(72-76頁),北京: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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