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那為何科學家卻不拒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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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知識分子》主編、北京大學教授饒毅

前言：
2016年3月19日，在《知識分子》主辦的「科學+X」首期活動中，《知識分子》主編、北京大學教授饒毅在《知識分子》新書《辛酸與榮耀》出版之際，就科學家和榮譽做了主旨演講。
《辛酸與榮耀》一書從一個疾病、兩位英雄，一樣分離、兩味中藥，一流研究、兩種結局，一種文化、兩段歷史，謳歌中國學者的艱辛，記錄中國科學的進步，尋找中國傳統的遺產，直面中國文化的優劣，反映中國歷史的曲折（購買方式見文末）。
以下為演講實錄，略有修訂。

演講｜饒毅

整理｜陳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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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毅：也談科學家為何看重榮譽的歸屬

愛因斯坦在評價物理學家普朗克的時候，曾經將科學家分成三類：一類是他推崇的，但他說沒有單一答案；一類是用腦進行實用目的的工作，褒義翻譯是有應用價值、貶義翻譯是功利主義；另一類是用自己的特長進行競技以顯示自己智力高超作為愉悅。愛因斯坦不推崇的兩類是絕大多數科學家的實際情況，他們一般當然在乎榮譽。

絕大多數科學家都在乎科學榮譽、在乎社會的認可。否則，偉大的男性科學家如愛因斯坦，何必屈就自己去領諾貝爾獎？

女科學家居里夫人一家也對得獎樂此不疲。她與丈夫領了1903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她獨自領了1911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她的大女兒、大女婿領了1935年諾貝爾化學獎，二女兒的丈夫於1965年從美國駐希臘大使轉任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主席，碰巧得以代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領了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1911年那次化學諾獎委員會主席建議居里夫人因為做第三者的事情暴露而自願不去領獎，居里夫人駁回了其無理要求。居里一家不厭其煩6人次領獎，只有二女兒沒領過諾貝爾獎，活了102歲，2007年10月22日才去世。可以開玩笑，不領獎有時與長壽有關，如果你是居里家庭成員的話。

外國科學家如是，中國科學家也奇葩。如果大家讀3月19號《知識分子》微信公號介紹袁隆平先生的文章，會發現裡面的故事。記者問他，您最在乎哪一個榮譽？袁隆平說，中國工程院院士。（詳見《辭去政協職務的「85後」袁隆平幹什麼去了？｜多圖首發》）如果工程院院士們聽到這句話，他們會高興得不得了，因為袁隆平接受院士稱號是對院士榮譽的肯定，而非相反。

有人拒絕過諾貝爾獎。1958年，《日瓦戈醫生》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拒絕領諾貝爾文學獎，因為他受蘇聯政府威脅，如果去領獎有可能無法回國而被流放。1973年，代表越南參加巴黎和約談判的黎德壽，拒絕領取諾貝爾和平獎，其實要是換了其他西方自由主義人士也不會願意與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對印度支那人民犯罪的兇手之一，共同領任何獎。或許真的因為不要榮譽而不領諾獎的只有一位——讓·保羅·薩特拒絕了196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迄今沒有一個科學家拒絕過諾貝爾獎，雖然不乏聽到一些獲得諾貝爾或其他榮譽的科學家號稱不在意得獎。

在意得獎，與功勞的歸屬有關。對正常的人來說，當然在意功勞歸屬。不僅常人如此，偉大如牛頓，也不亦樂乎與人爭科學功勞。他與物理學家胡克多次爭論。在爭論萬有引力誰先提出的過程中，胡克寫信給牛頓說，我以前開創了這個工作，後生的你為它添磚加瓦完成了，挺好的。牛頓怒火萬丈，是啊，我做工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種極端惡毒的話被流傳為謙虛偉大的話，原因是很多人不知道這句話發生的上下文，也不知道胡克本人體型不佳。牛頓不止在私信中含沙射影，而且上任皇家學會會長後，抹掉胡克的記錄，現在沒人能找到胡克的畫像。牛頓跟胡克結冤還不止這一個。在光學方面，牛頓也與胡克爭論。牛頓決定等1703年胡克去世以後，才在1704年發表自己的光學書。很多人知道牛頓與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爭論微積分的發明權。牛頓當了英國皇家學會會長以後，組織一個皇家學會12人委員會，由他們來判定微積分是本國皇家學會的會長發明的、還是外國的萊布尼茨發明的，結論當然是可以預見的。後人重新看當時寫的過程，發現上面有會長的親自修改。

科學家之所以在乎榮譽，在乎功勞歸屬，原因也非常簡單，因為我們都是進化的產物，包括小動物都是是物競天擇。如果一個動物做了很多事情，卻吃不到東西、得不到交配權、沒有睡覺的地方，那麼很多動物，包括人都要不幹了。在乎功勞、在意榮譽，是人類文明發展後的延伸。否認這一點的人，不是精神病，就是虛偽。

不過，如何取得榮譽是另一回事。

我們今天的《辛酸與榮耀》，寫的主要是兩位科學家，一位是1940年代從中藥中提取抗瘧分子常山鹼的張昌紹教授，一位是1970年代從黃蒿或青蒿中提取青蒿素的屠呦呦。從兩位做抗瘧葯過程中的研究工作可以推斷，他們當時不可能是為了榮譽，因為當時沒人可以想像他們能得到什麼榮譽。

張昌紹先生出生於小學老師的家庭，他在上海醫學院畢業以後留校不久到英國讀研究生，在倫敦獲得藥理學博士學位，短暫地在美國哈佛大學做過博士後，於1941年回到戰爭中的祖國。這時他不再繼續神經藥理研究，而是研究新的抗瘧葯。

我們國家大批人口從瘧疾低發區進入瘧疾高發的西南地區，瘧疾患病率增加，同時我國也有軍隊在瘧疾高發的緬甸參戰。當日本佔領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島以後，控制了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金雞納樹，也就控制了金雞納霜（奎寧）的來源，這樣我國和美國、英國等其他盟國的軍隊，飽受瘧疾肆虐而需要積極研發抗瘧葯。大家預期美國、英國研發出新型的抗瘧葯，而中國發現抗瘧葯是出乎意料，這應該歸功於張昌紹和他的學生、同事，以及當時中國大後方的其他一些科研工作者。

張昌紹課題組報道中藥常山單味葯有抗瘧作用，確定不需要復方，張昌紹課題組與化學家趙承嘏、高貽生等合作，從常山提取出化學分子常山鹼和常山新鹼，並證明單體化學分子可以有效地治療瘧疾，他們也確定了常山鹼、常山新鹼的分子式。他們第一篇中文文章發表的常山鹼的分子式是正確的，但是他們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們的第一篇英文文章，把常山鹼的分子式寫錯了兩個氫原子。

美國空軍曾運五百磅常山給大學和藥廠進行研究，加州理工學院的美國教授也拿到了常山鹼，但落後於中國。在中國第一篇英文寫錯了兩個氫原子情況下，他們的第一篇文章寫了正確的分子式。他們重新給常山鹼新的英文名稱。本來大家是合作競爭，而不是互相惡性競爭。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科學家居然很不大度，在自己的發現落後於中國的時候，還要改個新名字，爭搶歸屬有點過分。今天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所的研究人員還在研究常山鹼，藥物所的創始所長是常山鹼的先驅之一趙承嘏。可惜的是，藥物所的研究人員在英文論文里用的是美國人為常山鹼取的名，而不是張昌紹和趙承嘏取的名字。

張昌紹先生等為數不多的科學家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兢兢業業，做出了重要的發現。常山鹼、常山新鹼沒有被普遍用作抗瘧葯的原因在於其催吐的副作用。但是，張昌紹等從中藥找抗瘧葯的整套方法，在20世紀60年代、70年代被重複。

1967年12月20日，張昌紹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自盡。

1967年5月23日，在北京飯店，中國正式開啟的523計劃是要找到抗瘧的各種方法，包括找治療瘧疾的藥物。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新的科學家進入抗瘧的領域，包括比張昌紹低一輩的屠呦呦先生。屠呦呦在北京醫學院的導師樓之岑也是留英回國的博士，五十年代曾研究過常山。張昌紹、樓之岑那代人除研究外，還做了重要和紮實的教學工作，培養了屠呦呦等大學生。

1950年代的大學生，雖然研究背景少於當年留學獲博士的一輩，但他們也有一些人在有機會的時候拚命工作。屠呦呦先生認真、紮實、努力工作，是她這一代科學家的典型代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中國之所以要找抗瘧葯，與美國入侵越南有關。中國先後派了三十多萬軍人支援越南抗擊美國。中美雙方軍隊因為瘧疾減少的戰鬥力多於用槍炮殺傷對方的作用，所以雙方都有很強的動力找新的抗瘧方法。中國居然又在美國之前找到了新的抗瘧方法。當然，青蒿素來不及用於即將結束的越戰，但對全世界——特別是貧窮地區——治療瘧疾帶來了福音。

從張昌紹到屠呦呦，我國兩代科學家前赴後繼，做出了重要的工作，說明我們國家在比較艱苦的條件下，如果很努力、很認真、很紮實，也可以做出有利於我國人民的貢獻，也能造福人類。

張昌紹先生代表這本書的辛酸，他雖然對中國做了重要的貢獻，但最後含冤去世。

屠呦呦當時也不可能是為了榮譽。但工作做出以後，參與523以及青蒿素的很多人，長期對功勞歸屬有比較辛酸的爭論。2015年屠呦呦獲諾貝爾醫學獎，當然是對中國科學發明的肯定。是不是功勞歸屬到此就結束了，還是繼續會有爭論，在座的很多人還足夠年輕，以後可以觀察或見證。

我和黎潤紅、張大慶寫的這本書公正地記錄了核心科學家和核心科學工作。

我們希望，讀者認同這本以科學精神和歷史事實反映中國正能量的書，是中文書籍中最值得收藏的，沒有之一。

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李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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