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文化與唐帝國》摘錄

清流文化與唐帝國

陸揚 北大出版社2016.3

《序論》

1這些文章……可以說都是圍繞兩個在我看來非常重要也互為依託的歷史課題，一是唐後期皇帝權威的特殊性對唐代政治秩序的影響，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構成，所以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論文彙集，而是仍待完成的兩部專著的縮略版。這兩部專著一是討論8到10世紀權力結構的變化，一是從南北朝到五代的文與政治的關係，收入本書的文章呈現的是那兩部著作的部分主要觀點。

2孫國棟《唐宋史論叢》

2我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是想要解釋從8世紀晚期到9世紀前期，唐代的政治格局究竟發生了何種根本性的變化，所以精力大都花在探尋從朝廷到地方的官制、軍事和財政等方面變化的脈絡，尤其是唐憲宗元和時代的朝廷政治以及中央與藩鎮的關係。

3唐後期朝廷的政治生命力之強是個難以用史學界慣常接受的論述框架來解釋的現象。在這個問題上日野開三郎的論述對我最有啟發，他是唯一能能夠從積極角度去看待唐後期唐廷自我調節能力的史家，也是唯一能在陳寅恪之外提供一個唐後期由中興到最終崩潰的解釋框架的史家。

4在《西川和浙西事件與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之前，幾乎沒有史家從藩鎮領導層的認知和立場去看待藩鎮和朝廷的衝突，也沒有史家對這兩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做過分析。我的出發點不只是要說明元和初年的這兩個事件對憲宗建立起政治模式的關鍵性影響，還想提醒學界憲宗在處理這兩個事件中豎立起來的個人威望為元和時代朝廷日益佔據政治制高點帶來了無形的幫助。上世紀90年代以前，「勢」在古代政治中的作用甚少為研究者重視，我的看法間接受到羅志田分析民國北伐勝利的輿論因素的啟發。但我的最終目的，是要通過這兩個例子說明新的政治史不再只是關於人物和事件的歷史，更是關於行動中的人或群體對權威和合法性的不同認知的歷史，這種不同的認知以及導致的政治行為的錯位常常是衝突的根源所在，這一認識在史學上的意義要比解釋具體事件深遠得多。

5-6當時我已開始將自己定位成一個後現代的經驗主義歷史學者（A post-modern empiricist historian），乍聽起來這個定位充滿矛盾，其實我想做到的是在解讀唐代書寫時，除了對相關的史實做儘可能嚴格的考辨，還需不斷反省潛藏在這些書寫里的修辭意向和話外之音、書寫者與書寫之間的複雜關係以及我個人的史學立場，這樣才能儘可能避免盲目的實證主義傾向。

6在此前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中，我已注意並討論了唐代政治理念和運作中一個特有的現象，就是作為個人的皇帝和作為一種制度的皇帝之間的重要區別。……這種區分也被廣泛用於解釋唐後期政治體制的種種現象。這一認知最大的問題在於未能認識到制度化的皇帝權威的巨大象徵意義和積極作用，而這在我看來才是唐後期政治局面得以維持的秘訣之一。

8-9對於以往的唐史研究來說，唐後期的宦官制度化和宦官權力的膨脹似乎已經有了現成的解釋，也就是將之視作在皇權衰退時代政治紊亂的結果，這似乎和大家印象中宦官操縱皇帝人選等現象很容易聯繫在一起。但這些看法不僅常陷於史學邏輯上的自相矛盾，也缺乏歷史現場感，甚至和史料中的大量描述相違背。關鍵原因是缺乏歷史的想像力，未能將宦官機構的權力增長及其合法性和中晚唐體制化的皇帝權威對應起來考慮，同時簡單地將唐後期宦官權力的增長看作一個線性發展的過程。本人主張將唐後期宦官的政治權力的內涵作出更精確的界定，並將這種權力置於更為複雜的歷史境遇之中加以解釋。制度化的宦官系統造成了兩個結果，一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皇帝個人寵信而驟然掌控朝野大權的權閹現象，……二是在此過程中，作為皇帝權威的物質性體現的宦官機構，更加具有了政治的正當性，也逐漸產生出強烈的群體意識，進而與難以適應這種變化的皇帝產生衝突。

11以文學官僚家族為主要特徵的清流群體之所以會在中晚唐出現，是多種歷史條件交織發酵的結果。這些條件有的是長時段內形成的，比如中古社會心態里對「清」的觀念的重視和對等級性社會身份的普遍認可，雖然「清」的標準在南北朝晚期開始逐漸從門第轉為文學才能，「文」卻也因此被提升到一種崇高的地位，甚至趨於神秘化。當這些情況遇到唐朝特定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根本性的變化就產生了。唐帝國以政治地位決定身份的取向使做官成為廣大社會精英的生涯目標，同時因為對「文」的作用的社會想像的日益強大，造成「文」和以皇帝權威為核心的政治形態的高度結合。這就賦予了清流成員特殊的地位。以進士詞科為代表的科舉也從單純人才選拔（recruitment of talents）的機制轉化為對既有社會精英身份加以認可（affirmation of identity）的機制，使得清流家族的出現和延續成為可能。

13與此同時，我也日益認識到五代研究對了解唐後期歷史的重要性。一種歷史事物的潛在力量常常是在一個巨變的時代才爆發出來，包括清流文化在內的晚唐社會的很多現象只有到了五代才能讓人看到其最深刻的影響。……五代不僅僅是一個上承唐代、下連北宋的紛亂的過渡期，更是將唐代文化整合重組並建立新範式的時代，馮道就是這樣一種矛盾共同體的產物。他既是清流文化的真正受益者，也是促成這一文化轉變的代表性人物。他個人生涯的成功必須放在精確的文化坐標上加以說明。

14總的來說，最讓我受益的還是西方學術中的經典研究，比如上文提到的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等人對法國中古君主的研究，還有格爾茨（Clifford Geertz）關於權力的象徵化的分析，以及坎托羅維奇（Ernst H. Kantorowicz）的名著《國王的兩個身體：中古政治神學研究》（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我過去曾以「科舉的兩重身份」這一語彙，用以強調作為一種制度的唐代科舉，兼具兩種性質，既是選拔官僚人才的機制，也是認可社會精英身份的機制，承載的是中古特殊的社會意識。這使唐代科舉和宋代以後的科舉有本質的不同。

15清流文化涉及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語言與政治的關係，這是當下中國史研究中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反倒不像中古時代，語言被賦予了重要的角色，與政治權威之間也存在著更多的張力。對於這種關係，西方的學術研究反而更值得借鑒。比如埃里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論述歐洲晚期古典和中古時期拉丁文言與公眾的關係。自布克哈特以來對修辭學在文藝復興的社會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分析，與唐代對「文」的重視有高度的相似性，包括論辯中辭藻的華麗裝飾（ornatus）也和唐代王言相類似。……唐前後期對於政治文化權威的表述就有很大的不同，同樣是中書舍人或者中書侍郎，我們對照一下前後期這些職位的任命制書，就可以發現，用於描述委以這些職位的官員的素質和履歷的用詞有顯著的差異。

16就本書關注的課題而言，在所有來自西方學術的資源中，帶給我最深刻啟示的莫過於兩位人物的著作，一部是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納關於政治書寫的分析，……另一部就是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16如果史學工作者也可以分為狐狸和刺蝟兩個類型，本人無疑屬於後者，也就是說只能在一個縮得很小的範圍內進行聚焦式的工作。不過我讀到過一個立陶宛的創始傳說，裡面提到說上帝一開始曾把大地弄得比天宇還大，多虧一隻刺蝟的提醒，才把大地縮小到和天宇相稱。由此可見，在那隻刺蝟眼中，大地雖然被縮小了，卻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

《西川和浙西事件與元和政局的形成》

20唐史研究中一個較為普遍的誤解是把藩鎮對中央的不服從都視為叛亂之舉。這無疑假設藩鎮和朝廷總是處於完全了解對方的境地，採用的總是同一種政治遊戲規則。不服從的一方（即藩鎮）在採取和朝廷或皇帝說來是對抗的行動時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在和朝廷對立，尤其是和皇帝本人的權威對立。這樣研究者往往在不知不覺之中忘記了叛亂不是一個固定抽象的概念。其產生的後果之一就是當研究者面對一個政治行為的規範在發生轉變的時代，往往對這種細微變化缺乏敏感，從而對其所揭示的重大意義也就無從作精確的把握。事實上當朝廷決心建立新的政治價值觀和運作規則時，藩鎮並不一定能立刻了解這種變化的含義和強度。而新的政治規範也就在這種帶有誤解的雙方政治周旋之中得以確立。這一點可以說比較清楚地體現在元和初年西川和浙西的危機上。

《9世紀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領袖——以梁守謙和劉弘規為例》

87頁 9世紀初期是唐代宦官影響力空前擴展的關鍵年代，在這一時期中，宦官在中央和地方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了。

88但這一情況隨著唐代金石資料特別是墓誌的大量出土和刊布而有了根本性的改觀，我們甚至可以說這是墓誌的利用在唐史研究上產生的革命性效應。

99元和時期的中樞政體有兩大特色，一是內廷機構處於平行發展和合作的狀態，兩者不斷根據實際政治和行政的需要來界定各自權威的界限，居於這兩個系統之上的憲宗則是最後的仲裁者。兩個系統之間的緊張關係甚至衝突自然不免，但基本上兩者的權威都在不斷增加，而並非如一般學界所理解的那樣，只是宦官力量惡性膨脹而侵蝕外廷權威的簡單過程，更非如陳寅恪先生所言，是內廷閹官主導，外廷士大夫附庸的狀態。第二個特點是憲宗確立起了真正以翰林學士為儲相的無形制度，並從它親自選拔的翰林學士中產生主持大政方針的宰相，輔之以元老重臣。

133唐後期的帝位繼承是唐代政治史中最容易誤解的現象之一。憲宗以來皇位的繼承為宦官所掌控成為多少世紀以來人們普遍接受的看法。

134李樹桐在其《唐代帝位繼承之研究》一文中就已經指出唐代前期帝位的繼承更不穩定，武力奪取繼承權的情況屬於常態，而唐後期只有在文宗之後才出現了不正規的地位繼承現象，在此之前，帝位均為按照傳統看最有資格的人選繼承，在穩定性上可以說超過了前期。

142敬宗的暴斃和文宗的即位是真正打破唐後期帝位繼承慣例的突發性事件。這一事件的影響波及大和時代朝政人事的各方面，但這一事件之所以最終導致9世紀後期帝位繼承的不穩定和宦官定策角色的性質轉換，原因主要還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唐文宗即位後的舉措及其引發的政治變化，特別是甘露之變所導致的宦官集團與皇帝關係的破裂，指出這一點有助於我們對文宗即位時宦官角色的準確把握。

《論馮道的生涯——兼談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邊緣與核心》

165自宋代起，馮道逐漸淪為士大夫筆下缺乏政治廉恥的典型，但希望能揣摩出他成功秘訣的仰慕者也比比皆是。

165王賡武和礪波護的研究之所能經受時間的考驗，關鍵是他們對唐五代的歷史有系統的研究和貫通的理解。

174以上討論旨在說明，9世紀中後期，唐廷倡導的以文為核心的主流文化已日益深入河北，而原先河北自身的文化傳承也沒有因藩鎮武人力量而中斷。這一傳統主要是以私人傳授和鄉校的方式得以延續，內容中儒學或經學所佔的比重應該較大，當然文字能力也沒遭到忽視。地方傳統與主流文化碰撞的結果使河北士人越來越頻繁地參與到以長安為中心的科舉和書寫文化的實踐中。

185後唐是馮道個人事業和聲望奠定的最重要的階段，尤其是在唐明宗的時代。細讀新舊《五代史》以及《冊府元龜》等提供的材料，記錄表彰馮道言論最多的君主也是唐明宗。

190-1作為五代政治文化精英的代表，馮道仕宦生涯的順利一是得益於晚唐以來的清流文化的影響。他的生涯軌跡和當時受重視的眾多文士並無區別，都是沿著晚唐以來文學官僚的典型仕途模式發展；二是得益於特殊的地緣政治的作用，河北尤其是幽州的文武人才被大量吸納入後唐政權之中。這兩種影響他仕途的因素也影響到他個人的社會關係網路。馮道的私人生活和官場交往都透露出明顯的地域傾向，這種傾向在五代的精英中是否很普遍尚有待深入考察，至少馮道是這方面的典型。

207關於馮道對宋初精英文化的影響，民國劉咸炘在《右書》中有精到的評論……

210如果說在晚唐，主流政治文化更多地體現出一種排他性，那麼在五代，同樣這種文化更多地體現出的是包融性和靈活性。

《唐代的清流文化》

213就研究方法的層面而言，筆者尤其不贊同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式的分析模式。這種模式將原來千頭萬緒的變化化約為一種線性的發展模式，許多現象間錯綜微妙的因果關係在這種線性模式中往往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甚至為了分析的便利而被淡化到隱然不見的地步，以至於把很多歷史上的「新」與「舊」的事務絕對化，使研究者對新舊之間的弔詭缺乏敏感。在筆者看來，唐五代的清流文化恰恰是這樣一種新舊相參、難以用內藤式框架把握的重要歷史現象，考察這一現象是進入唐後期與五代精神世界的一個關鍵。

216白馬驛事件本身是朱溫取唐而代之的重要政治步驟，但其中也透露了中晚唐以來朝野政治文化風氣所造成的權力和觀念衝突。

224自開元時代以來，這一觀念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起到了類似南北朝門閥時代以出身劃定精英群體的作用，只不過新的政治文化格局使有資格加入這一「清流」群體的士人在中晚唐已不再限於原來的「舊門」。這一機制也具有製造新成員的活力，也就造成陳寅恪注意到的那種涵蓋舊門和新門的現象，張九齡本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224張九齡這類人物的登場，說明唐代的政治文化出現了明確的轉向，這一轉向的核心是認為「文」的才能應該凌駕於所有其他才能之上，因為「文」才是傳達道德政治的理念和朝廷意志的終極手段。這是一種以朝廷或者更確切地說以君主為核心的政治文化觀，其實質是要凸顯皇帝的權威和個人魅力。這種政治文化觀體現的並不僅僅是中華帝國形成以來就出現的文治傳統，或者像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在他的著作里強調的，從先秦到秦漢間產生的書寫與權威之間對應關係，而是中古以來特殊的政治權威觀念及其表達方式。這一意識形態隨著武后到玄宗這一時期君主獨裁體制的強化而加強，並在張說、徐堅等前期代表性人物的鼓吹闡發和實踐之下，漸漸佔據了輿論的上風，最後成為擇取政治精英的新準繩。

233對唐後期黨派分野的形成，最著名的假說莫過於陳寅恪的新興階級與山東舊族的對立說……

240王建《宮詞》這短短二十八字的詩句中，為我們指出了三個攸關中晚唐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成分：以大明宮為中心的文化想像，以代朝廷立言為最高目標的文學實踐和以翰林學士等詞臣為重要身份象徵的政治文化精英，即清流成員。這三者構成了一種必須通過大明宮這一神聖政治空間來展現的權威。再加上進士詞科及其相關禮儀，就構成了中晚唐清流文化的四大要素。這四個要素對中晚唐新型的政治文化精英群體的產生，對確立銓衡群體成員身份的標準，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從9世紀初到10世紀末，這一政治文化及其所產生的代表性群體從根本上支配了文化和政治的話語權。

241這個群體，即當時人眼中的所謂清流，有兩大特徵：一是這一群體以某些地位特出的文官家族為中心，其子弟憑藉其父祖的文學聲望和履歷或本人的文學能力，在以強調文學才能為主的進士科和制舉等考試中，不斷獲取成功。……242二是在此前提之下，這些家族的子弟得以長期壟斷某些被當時社會認為是最需要文辭能力的朝廷職位，特別是知制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貢舉等等，最終登廊廟而成為宰相。中堂以後，這一政治文化機制不僅使清流家族成員能夠複製其成功，又能不斷催生新的家族。……這個群體通過科舉、援引、仕宦以及婚姻建立了密切的網路，進入這一圈子的成員相互之間產生極強的身份認同。

242-3這樣一個群體及其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何以在唐後期具有如此的霸權。要充分解釋這一個問題，需要進一步了解中古以來的核心統治理念是什麼，特別是皇帝的權威是以何種方式來展現，文辭在維繫唐帝國統治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為何一個在文化種族上罕見多元的古代社會會接受這樣一種高度禮儀化和文學化的書寫模式，並以之作為政治溝通的最核心方式。……這裡先扼要說明筆者的總體看法：中古以來，尤其是唐代社會，皇帝作為一種制度，本身體現出高度個人化的傾向，而這種個人權威的展現，以及社會對此種權威的接受，從武后、玄宗時代開始，越來越依賴既程式化又能通過用典來表達細微個人立場的文辭上，隨著這種文辭地位的日益上升，它具有了一種近乎抽象意義上的禮的維繫作用，被認為具有調燮陰陽、衡定天下的功能。掌握這種能力的人也以成功傳遞高度個人化的君主意旨為最高文學目的，用宋人的話來說，就是「須是能宣道陛下之意」，「北門之職，非但尚辭藻記問而已，人君心術系焉」。

244唐代清流文化語境中的「文」有其更為特殊的指涉，這種指涉一方面顯得頗為狹隘，另一方面卻又被賦予宏大的角色。在當時的社會現象中，只有通過代朝廷立言的方式，這種狹隘意義上的「文」的功用才能充分體現，「文章」才具有了「體國經野」的化成力量（transformative power）。

246簡而言之，長期被中古社會用來形容門閥特徵的「清」的觀念，其內涵在唐代以後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曾決定這種「清」的身份的門第血緣等因素逐漸被文才所超越甚至取代。

248從8世紀中葉開始形成的清流文化，經過德、憲兩朝君主的有意識推動，至9世紀中葉以後，儼然已經成為唐代政治文化的主旋律，特別是在宣宗和懿宗等朝達到巔峰。

249頁 9世紀期間，經由唐憲宗到宣宗等幾代君主的努力，除河北以外的絕大多數藩鎮已逐漸為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節度使或觀察使所支配，這種情況從大中初到咸通末尤為明顯。

253以往研究者往往依據宋代的儒家輿論，強調晚唐五代是個以武力為霸權的時代，而北宋的統治精英有意識地在價值觀上遠離五代的政權意識。這種強調忽略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唐末五代固然是個紛亂的時代，普通士人受到的待遇的確不如晚唐承平時代，然而在這一表象之下，晚唐清流文化的力量並未有實質性的減弱，相反，這一價值系統及其所依託的制度、人員以及社會想像都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沉著而有序地在五代十國的政權中成長，至少確保了在社會的最上層文武兩種力量的某種均衡，為奠定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格局起了關鍵作用。

261作為一種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模式，清流文化究竟何時才明顯不再處於歷史舞台的中央了呢？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不過也已經超出了本文既定的研究範圍和筆者的學識。但基於非常初步的考察，……清流文化與北宋新政治規範的建立之間恐怕存在著相當深刻的聯繫，這一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徵在北宋的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依然清晰可見，無論朝廷對文臣的選擇還是重要文臣的仕進模式、文化旨趣和社會網路的構成都提供了很多證據……

《上官婉兒和她的製作者》

264唐帝國的統治理念和權力來源從7世紀的最後二十年到8世紀最初十多年裡出現了一個深刻的轉型，這個轉型的催化劑自然是武周革命，這幾乎是學界的一個共識。……武后之善於利用和發掘信仰和文化等意識形態資源來塑造政權形象和建立政治認同感，史所罕見。

281儘管武則天以來的政治鬥爭劇烈而錯綜，期間的代表人物，無論是武后，還是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在看中「文」的政治力量這點上恐怕都是一致的，也就是無論誰主宰政權，都有可能通過制度和用人在宏揚以「文」為核心的新統治模式上走得更遠。當然這是一種以宮廷為核心的文化政治模式。在張說這樣的統治精英眼裡，這種模式只有通過與帝王的直接聯繫才能有正當性和產生最大效應。

281上官婉兒代表的這種文治模式到了開元時期便以更為制度化的方式積澱下來並進一步轉型，從而產生出既依賴於皇權又相對獨立的政治文化精英，張說就是完成那一轉型的關鍵人物，這一點筆者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個現象的概述》等文中有更具體的分析，這裡就不再衍伸。

《論唐五代社會與政治中的詞臣與詞臣家族》

283唐代是將「文」的價值日益提升為社會和政治精英的核心素質的時代。這一提升對日後中國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強調「文」的功用從早期中華帝國開始就已經相當明顯，但為何到了唐代，「文」才真正成為政治才能的一種主要衡量標準呢，這種「文」的具體內涵外延又如何把握？這些問題看似容易解答，實則非常複雜，涉及對唐代統治理念、政治組織和社會心態的全盤理解。

284唐代中期以後，詞臣才成為政治文化的核心價值的代言人和化身，也是帝國官僚系統中最受尊敬和矚目的成員。

《從墓誌的史料分析走向墓誌的史學分析》

323如果我們要擺脫將墓誌的研究僅僅看作補史的一種途徑，而使墓誌本身成為史學分析的一種對象，那麼我們無論如何應該對墓誌所出現的歷史階段的精英階層的價值取向和書寫習慣等方面的性質和演變作深入的推究。

324作為文體的一種，墓誌的出現和廣泛應用是中古時代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現象。學界對南北朝墓誌的物質層面如形制變化以及和墓葬的關係等多有探討，但對墓誌的書寫演變的關心比較少。從東漢到隋唐，墓誌作為一種書寫方式，其規範和文風的變化最能體現時代風氣的轉變和社會各階層各族裔的人士尋求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的過程。所以墓誌既是在「蓋棺論定」，同時也是在「洗心革面」。

327從體裁的角度而言，同樣是墓誌文字，神道碑和墓志銘在寫作上的聯繫和差別也很值得推敲。

327雖然受到書寫習慣的制約，墓誌的製作至少在北朝社會成了一種社會上層普遍注重的文化活動，所以墓誌終究是了解這一時期精英階層中「關鍵的多數」（criticalmass）的社會意識、文化心態和自我期許標準的一個比較直接的風向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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