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後，一位科大老校友對母校的回憶

文｜王家槐

前言

此文系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命科學院之邀， 為慶祝科大成立六十周年而就。本為命題之作，寫著寫著，勾起了我六十年前的許多鮮活回憶，動了感情，不能自已，竟至每晚修改不止。其間也採納了很多老同學的好意見。霍然想起也許這些「陳年往事」說不定會引起今天年輕朋友的興趣。得學校好心的同意，先送《知識分子》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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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

一九五八年九月初，從灰濛濛、霧茫茫的上海來到當時那藍天白雲，秋高氣爽的北京，聽著那悅耳又禮貌的京腔，看著那寬敞而漂亮的馬路，又是天安門，又是故宮，真是別提有多高興了。儘管那時候還沒有雄偉的人大禮堂和國家博物館（1959年國慶十周年時才建），可是還有現今已消失很久的、古色古香的牌樓呀！我從內心深處感到：上科大選對啦！

我來自上海一個在全市以數學競賽拔尖出名的格致中學，有一種「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豪情。孰不知，高二時一門「達爾文主義基礎」課，那位滿口紹興口音的老師讓我聽得如痴如醉：哇，這大千生物世界還那麼有意思哪！當時的高考是文理分科的，數理化是一類，生物農醫是二類，文科是三類，很難跨類報考。我當然喜歡數理化，但是這生物又那麼有意思，眼看報名日子快到了，真正難煞我了。

就在這時候，霍然看到報上登出一個新成立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招生廣告，其中有個十二系：生物物理系！這可是當時唯一一個屬於一類的生物學專業（另外一個沾點邊的是藥學）。嘿，還有比這更對口的嗎？我毫不猶豫地就把它選為第一志願。回想將近六十年前的那個夏天，我們心儀的科大那張招生廣告就這樣領我走上了一生的研究生命之迷的科研道路，我能不感謝科大嗎？

大家現在都知道，老校長郭沫若郭老以他個人的聲望，四處奔走，兩三個月就覓來了新的校址：北京西郊玉泉路的原馬列主義學院。當年從長安街一直往西，走到盡頭就是。北京的同學早就報到了，參加了熱火朝天的建校勞動。等我到學校，只見到處是年輕人的朝氣，熱情和歡樂。難怪，因為是新創建的學校，沒有高年級。

一千六百多學生，除了很少數來自工農速成中學的同學年齡稍大些外，絕大多數還都是高中剛畢業的呀！ 全校開大會，大操場上，全體都在太陽底下席地而坐。不定哪邊有人一喊，「5812，來一個！」我們（十二系五八級）就在班長賈志斌的指揮下，齊聲高歌一曲。剛剛唱罷，賈志斌馬上領我們大家也喊了起來，「5807， 來一個！」如此這般，此起彼伏。那是在一九五八年，新生的科大和全國一樣，到處都是熱氣騰騰的景象。

「大躍進」

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是很難想像那份狂熱的。入學沒多久，全國「大躍進」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席捲大學校園。還沒上幾天課，就要停課大鍊鋼鐵。我們就地在校門口砌起了小高爐，遍地搜羅「廢鋼爛鐵」作原料，其中少不得有北京同學從家裡悄悄弄來的「沒用」的鐵玩意兒。還得到處找煤炭木材作燃料，像模像樣地煉了起來。沒有人顧得上煉出來的疙瘩有沒有用。實際上也沒有人敢問一句的。

好在我們只搞了短短三個星期。科大讓我們永遠銘記在心的是，校領導在科學院指示下，堅持要把教學放在第一位。我至今記得，當時的黨委書記、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郁文在全校大會上明確指出，「我們科大還是要念書的。不然我們將來怎麼攀登科學高峰？」也是呀，郭老親自寫的校歌，第一句就是「迎接著永恆的東風，把紅旗高舉起來，插上科學的高峰！」科學院辦科大不就是主要為科學院培養攀登科學高峰的尖端人才嗎？不扎紮實實念點書，攀啥高峰！

後來鄰近學校都搞所謂的體育大躍進，突擊要求每人通過一定的體育指標（老實說，以本人那塊料，那非要我的命不可）。接著又是文藝大躍進，大家比賽寫詩歌。無非是「推開長江千層浪，踢倒攔路萬重山」，「春雷一聲震天響，千軍萬馬奔向前」之類的豪言壯語。動不動就停課了，要多荒唐有多荒唐。

唯有科大不搞那些，要搞也晚上搞，白天堅持上課。只聽校園裡總是書聲琅琅的。我想這也是科大建校幾十年來對學生一貫的嚴格要求。在那個年代，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呢！那時候不少同學來自農村，還有穿草鞋來上學的。也是郁文書記在大會上說，好好念書，上大學了，草鞋就別穿了。經濟困難，就申請補助唄。我深感幸運，能在科大的這種難得的氛圍內，五年里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真是受用一輩子！

重在基礎

因為是匆匆新建校，教師隊伍當然是從頭組建的，相當一部分來自各研究所，甚至也有極少「海歸」。那時有名的口號是「院辦校，所辦系」。郭院長當校長，各所所長當系主任，所長親自帶頭出馬上課，至今大家都聽說過，大科學家錢學森和華羅庚，無一例外。郭老也給作報告，他還請我們看他新創作的話劇，由北京人藝演的《蔡文姬》。

當然學校的主力還是年輕教師，大學剛畢業就要上崗，來不及備課，所以往往一門基礎課由好幾位老師分擔。第一年的數學課，好幾位好像都是北大數學系來的。幾乎一個月就換個老師，走馬燈似的，眼花繚亂。資格最老的就數華羅庚的弟子，龔升老師。他們人人都非常認真。

當年教過我們的，從科大成立第一天起就從復旦數學系來的史濟懷老師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科大號稱「爺爺級」 教授，也當過教務長和副校長。但是他五十多年從不下講台，七十多歲還在科大教基礎數學。人稱他講得「行雲流水」，讓聽者「欲罷不能」，真讓人肅然起敬！近六十年前，他在講台上講微積分的形象我至今未忘。

還有一位曾肯成老師，矮矮的個兒，低著頭，講起複變函數論來，在黑板前踱來踱去，極其投入，比一個大明星還要進入角色。他說，如果火星上有人來訪，地球人能給他們的最好禮物就是複變函數論！要是說我現在還有點基本的數學概念，那還是當年在科大留下來的。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生物系只有科大如此強調數理化基礎。我們上了兩年半高等數學，三年普通物理，四年里上遍各門化學。好幾門基礎課是和物理系和化學系一起上的。這並非我們系特有。整個科大重視基礎課是有名的。我在校時，科大就構想建一個00系，只上基礎課，不分專業。後來還真搞了起來。

對於科大重視基礎課一事，我的同班好友陸惠民曾有一文，他有很好的、仔細的描述，我完全同意他的評價。他畢業後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工作，先是從事儀器製作研究，近十幾年轉到仿生學研究，跨度不可謂不大。由於基礎打得好，他在兩個領域都能游刃自如，做出非常出色的成績。我和他從事的領域完全不同，我一直在結構生物學領域內工作了五十多年。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兩人在科大接受完全一樣的基礎教育，卻可以應用於如此不同的領域，有力地證明了科大重在基礎的教育方針多麼正確！我至今招學生，都要看看他的物理化學基礎，我要強調物理化學概念對於真正深入研究蛋白質結構，了解蛋白質如何發揮生物學功能的極端重要性。這都是科大留給我的教育思想。

貝時璋主任

一九五八年秋天，一個陽光燦爛的早晨，我們生物物理系七十名新生，端端正正坐在一間寬敞明亮的教室里，靜靜地等待著貝時璋系主任的到來。

「生物物理到底是干甚麽的呀？」我們這些高中剛畢業的年輕學生全都是一臉的迷茫，頂天真的想法就是生物加物理吧。多年以後，我到了生物物理所，還有一個近於調侃的說法：「生物物理就是用菜刀切牛肉」！

在系辦公室一位年輕女秘書陪同下，貝老笑容滿面地踏進了教室。他用生動的語言和形象的例子，熱情洋溢地講了一個上午。他的報告第一次讓我明白了，生物物理作為一門學科是用數理化的思想和方法來研究生物學，揭示生命現象的物理和物理化學本質。這麼多年過去了，那一天的情景至今還深深地印在我腦海里。

大家知道，近代科學始於二十世紀初物理學的一場大革命。半個世紀後，一直到1953年，DNA雙螺旋的發現，近代生物學才正式起步。僅僅在這幾年之後，貝老就在科大辦起了全世界都少有的生物物理系，其眼光和魄力，可謂無與倫比。在貝老的直接和間接的培養下，六十年來科大生物物理人才輩出。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貝老在1958年的報告里就明確指出，當我們在強調數理化滲透到生命科學領域時，我們不能只是注意分子水平的解剖，而是還要注意在細胞和更高水平的綜合研究。環顧今日的生物學，當我們看到用單分子技術追蹤生物大分子在細胞里的行為，用結構生物學技術解析核糖體和大批亞細胞器的結構，用近年剛興起的基因組編輯技術試圖除去整合在病人免疫細胞DNA里的HIV基因，從而達到徹底治癒艾滋病的目的，我們不得不佩服貝老六十年前的見解有多深刻。

恩師沈淑敏

前排左五為沈淑敏老師， 約攝於一九六零年。

我在科大五年，以及我畢業以後相當一段時間裡，已故沈淑敏先生一直是科大生物物理系副主任。作為貝老的親密助手，她是實際上負責系裡教學和科研的領導。她是我真正的恩師。

沈淑敏先生是傳統生物學出身，她忠實地執行了貝老的方針。她要力排系裡眾多生物系出身的老師的意見，堅持科大的生物物理系與全國其它所有的生物系都不一樣，要以打好數理化基礎為主。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上了和科大其它物理和化學系很接近的數理化課以外，我們甚至還上了機械製圖和電工課。

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沈先生把人家生物系要上3、4年的各種生物課大大壓縮在一年裡上完。她強調，科大生物物理系的學生只要對生物學各科有一個大致的概念即可。話是這麼說，她從科學院各所請來的老師可都是名家。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當年動物所來的葉毓芬老師。

葉老師是著名生物學家童弟周先生的夫人，國內數一數二的胚胎學家。她是沈先生好友，受沈先生之邀，來講胚胎學。一個學期的課要在四堂課內講完。葉先生莊重雅緻，一口寧波口音，用手勢比劃著，把胚胎髮育如何像大管套小管一樣的過程，講得極其生動。給我留下了畢生的記憶。我畢業以後沈先生還常常找我，因為我當時是學習班長，她要我收集同班同學的意見反饋給她，看看從我們畢業後的工作來看，科大學的課還有那些要改進，加些什麼，減些什麼，課上得如何。她要為低年級教學的改進作參考，其認真和謙慎無不令人動容。

1962年，諾貝爾獎頒給了世界上最早測定兩個蛋白質結構的工作。就在那一年，秉承貝老的意見，沈先生決定讓我師從生物物理所年輕的林政炯老師，準備將來用晶體學方法研究蛋白質結構。那時候科大是不允許跨系選課的，沈先生為了讓我能在物理繫上晶體學課程，還專門找學校的教務長批准。我得以從那時國內最好的老師之一、物理所的梁棟材先生和范海福先生那兒學到了很多基礎知識。

文革後期，國內恢復研究生制度，沈先生又專門找我，一定讓我要安心跟林老師學蛋白質晶體學，千萬不要僅僅為了考啥研究生而離開現在所從事的結構生物學領域。她還特別告訴我，她自己是傳統生物學出身的，但是她真心希望她的學生一輩要跟上近代生物學的潮流，否則我們辦生物物理系幹嗎呢？貝老和恩師沈先生對我的的良苦用心和培養是一輩子都難忘的。

沈先生1964年在山西農村得了乳腺癌，後來手術很成功。她以難得的積極心態對付疾病，還一直活躍在科研和教學第一線三十年。她的先生是我國國防科研領域內大名鼎鼎的陳芳允院士，我國「863計劃」四位發起人之一。他們兩位對我國科研和教學事業的傑出貢獻永遠值得我們紀念。

學風

也許由於一方面有國內頂尖大科學家領軍，另一方面又是大批年輕教師作為骨幹，科大從五八年起始終有非常好的學風，既刻苦努力，又不保守，更可貴的是有活潑自由的學術空氣，人才的成長相對不易受到壓制。

前面提到，大躍進時，科大不浮躁，讀書不放鬆，力學系的同學在五九年就放了小火箭！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科大學生不一定吃得很飽，也照樣以刻苦學習為榮。難得的是，相對而言，在科學院的領導下，科大在政治上是不太「左」的。

我在校五年期間，任何時候，學校對學生的第一位的要求，整個學校的風氣，就是好好念書，以便將來攀登科學高峰！我畢業後，科大經歷了文革，南遷，真正是傷筋動骨。但是，令我肅然起敬的是，我後來多次回母校，科大那優良學風一點沒變。反而是「遠離鬧市」，安居合肥，一心做學問。既不搞大擴招，也不受向錢看影響，以優良學風始終贏得國內外尊敬。科大的畢業生一向是國內外科研機構首選之才。

1977年，我到科大進修英語，在我們進修班的「老頭」邊上住的是科大第一批少年班的二十幾個孩子。他們還有系著紅領巾，帶了滾鐵圈來上大學的呢。我清楚記得當年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大熱天給少年班送荔枝，以示慰問和鼓勵。可饞壞了「老頭」們。在當時，那可是花錢也買不來的呀！

科大少年班的成功絕對是科大的又一個驕傲。這很好地反映了科大一心要培養優秀人才的好學風！現在少年班已經出了幾位哈佛大學最年輕的名教授、世界著名公司的高層領導。在出成果方面，近年來科大不但屢屢在國內得大獎，還常常上國際頂尖雜誌的年度「光榮榜」，名列全國各高等學校前茅。我作為科大第一屆的畢業生，常常是無比的自豪。

六十年對於一所大學來講，還是一個小青年呢！在此慶祝母校生日之際，我和其他校友一樣，衷心期待母校能堅持好傳統，培養出更多優秀人才，出更多能震驚世界的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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