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宇：我在做「不一樣」的事

文 | 丁怡（《文匯報》記者）

在聖誕節的前一晚，謝宇從北京飛到上海，與家人相聚。因工作繁忙而缺少陪伴的時間，有點內疚的他正籌劃趁著元旦假期，帶全家去西安度假。「最近比較累，常常半夜後入睡」，回顧過去的日子，謝宇笑稱自己「全憑興趣念書，並沒有感受到常人下功夫之苦」，倒是近年來「不得不下苦功夫」。

隨著學術地位上升，他感受到更大的社會責任感，於是開始花時間在約稿、寫稿、幫學生聯繫工作等事務上。接受記者採訪，正是聖誕節下午，他應約在華東師大做演講的前一小時。這個講座幾乎吸引了上海高校所有的社會學系師生。

談起自己的工作，信奉職業主義的謝宇有些興奮：「只要有時間我就想工作，幾天不工作我就難受。」自1989年任職於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謝宇的研究範圍涵蓋社會分層、統計方法、人口學等眾多領域，二十年來與各類數據打交道。

2009年，他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以社會科學部唯一亞裔院士的身份在那本被美國科學界稱為「偉大的書」的簿子上籤下了自己的中英文名字，他說，「我不知道別人是否會簽上自己母語的名字，那瞬間，我覺得我應該簽。」

居美數十年，謝宇總記得高中時期毛澤東「反潮流」思潮對自己的影響，「我要做和別人不一樣的事」——小學、中學愛逃課愛看雜書；大學雖為冶金工程專業，卻對微積分與英語念念不忘；出國留學棄工學史，博士階段轉攻社會學；第一份工作回絕哈佛大學，選擇密歇根大學；2006年起將工作重心轉移至中國。多年後，他在微博中寫道：「我有時困惑，不理解。其實，答案就在我自己的（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個（基本）原理中。人具有差異性。」

少年時期的謝宇，用他自己的話形容，「又狂又不乖」。

1959年，謝宇出生於一個軍醫家庭。11歲前，他大部分時間是在江蘇省鎮江市度過的，為逃避文革武鬥，偶爾會去母親的老家上海。文革開始那年正值謝宇上小學一年級，毛主席語錄風靡全國。在「課少、讀書機會少」的客觀環境下，打牌下棋成為他兒時的愛好。四年級時由於父親受到政治衝擊，全家被下放至鎮江市揚中縣新壩公社醫院。農村的教育資源相對城市更差，民辦教育體制內往往很少看到「大學生」出身的教師。「幾乎就是初中生教初中生，高中生教高中生。」

如今備受繁雜事務困擾的謝宇，稱中小學的這段日子為「愉快的時光」——逃課、曠課、不做作業。常常老師在講台上授課，他在底下進入了雜書的世界。雖偏居農村，謝宇在中外文學作品中隱約看到了更大的天地。在「能有一本書便很珍貴」的年代裡，四大古典名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牛虻》等小說在一代人手中傳閱。回憶起艱苦歲月里的埋頭細讀，謝宇感慨：「文學很偉大，我頗受感染。」

高中畢業後一年，全國恢復高考，謝宇由一個本應下鄉的知青，成為「77屆考生」。儘管農村缺乏複習條件，但「一定能考上」的自信鼓舞著他最終考入上海機械學院（現上海大學）冶金工程專業。從鎮江東部江心，到上海延長路149號，謝宇的腳步第一次正式跨出了鎮江。2013年，江蘇國際頻道節目組赴美國密歇根大學拍攝謝宇的紀錄片，鏡頭掃至其辦公室，一幅同鄉人鄭板橋書寫的匾額拓本高掛於牆：「喫虧是福」。

大學裡覺得微積分和英語「很美」

謝宇在大學聽到的第一場講座由時任上海機械學院鍊鋼研究室助教的徐匡迪（後任上海市市長、中國工程院院長）主持。雖然謝宇對鋼鐵並無興趣，然而在「技術救國」的口號下，作為文革後第一批大學生，他也不免心生使命感。然而兩年多的專業學習後，枯燥的理工科課程讓謝宇再次愛上了看雜書。這一次他擁有整座圖書館。謝宇回憶道，「當時文史、時事等都看……因為中國落後不僅是缺少技術」。時至今日他始終堅持，「思想領先，技術在後，即使科學領域，思想，ideas，仍然是第一位」。

在本科階段，謝宇對兩門課程情有獨鍾，一門是英文，另一門是微積分，「它們很美，很巧妙，很elegant，值得欣賞」。他的用詞讓記者很詫異。在上大學前，謝宇從未接觸過英語，和城市孩子相比，這個農村出來的孩子完全是零基礎。但謝宇憑著興趣從「ABC」字母開始，由最初的倒數第一追至全班前幾名的水平。

命運總是很神奇，當時從未想過「是否有用」的興趣，最後竟「全都有用」。1982年，謝宇考取教育部公派留學名額，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讀研。同校還有兩位一起考上的學生，分別赴美國和日本留學。他們繼續了本科時的專業，唯獨謝宇選擇從工科轉至科學史專業，雖然身邊無人支持這個冒險的行為。

謝宇坦言「我當時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但觀察到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後，他立志「要做自己滿意、與眾不同的事」，而棄工從史便是第一件。在華中工學院（現華中科技大學）培訓一年後，謝宇第一次坐上飛機。太平洋的另一端，一片全新的土地緩緩出現在眼前。

與社會學方法論「一見鍾情」

那年暑假，謝宇在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選修了一門本科生課程《社會學方法論》。由於中國1980年才在南開大學恢復社會學，文革後剛剛考入大學的學生鮮有接觸這一領域的機會。在課上，謝宇第一次了解到定量分析、統計推斷可以用於社會學研究，這種科學、實證的研究社會的方式深深地吸引了這位中國學子。大學時期學習英文和微積分時的「美」感再次迎面而來。

不甘於做一個旁觀的「欣賞者」，謝宇毅然決定同時修科學史和社會學碩士雙學位。研究生階段，他成績優異，幾乎門門得A，而《古代和中世紀的科學史》這門課醒目的「AB」（A的後一等）讓謝宇印象深刻：「那是一位很嚴格的老師，但我很感謝他。」這位西方老師眼中的謝宇，答題都對，但英文表達卻不夠完美。「我們的工作全部體現在文字的表達上，因此，你要表達得嫻熟優美。」

正因這場談話，之前在中國從未遇到類似狀況的謝宇接受到了學術生涯的第一堂課。直至現在身為人師，謝宇仍以「多讀，多想，多寫，多改」要求學生和自己，「寫作是一件具有挑戰性的事」。

如今謝宇已是知天命的年紀，想起年輕時的這些選擇，他覺得皆有可取之處，「人生不同經歷會有不同的烙印。科學史的學習給了我好的訓練，讓我體會到我們要在歷史情境中判斷事物，要有獨立公正的視角。但我最終關心的是當代的話題」。1989年，謝宇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在他眼中，社會學研究的範圍更廣，更關注當代的命題，而後者才是他感興趣的話題。

拒絕哈佛，紮根密歇根26年

2015年6月，謝宇發表《中國人為何迷信名牌大學？》，深入剖析了中國人「名校情結」背後凸顯的社會問題。26年前，哈佛大學與密歇根大學同時向博士畢業的他拋來橄欖枝，前者聞名於世，後者則是當時量化社會科學研究的大本營。

一番思索後，謝宇婉拒了哈佛的工作，開始在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擔任助理教授。「最好的工作是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應當根據自己的追求和需要做選擇，而非僅僅看名氣」，近三十年後面對當年「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難題，謝宇依然認為自己做出了最好的選擇。

與鄧肯院士的亦師亦友

在他進入密歇根大學的前一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以前在密歇根大學社會學系任教的奧迪斯·鄧肯教授剛剛退休。作為在社會學領域取得開創性成果的前輩，鄧肯既是謝宇導師的導師，也是他的朋友。對這位老先生格外尊重的謝宇，常常私下前去拜訪，互相探討學術。

1996年7月30日，鄧肯在一封寫給謝宇的信中提到：「這些日子，我回顧了一下自己曾有過的一些爭論，發現社會科學中還沒有解決的兩三個主要問題之一就是異質性問題……異質性的普遍性意味著，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用精算概率代替真正的個人概率，因此，我們得到的是描述上準確但毫無理論意義且毫無預測能力的、無用的統計數據。」

謝宇稱，當年收到此信，自己並未完全領會其中的真知灼見。2004年11月鄧肯去世後，他再次閱讀這封信件，謝宇開始意識到「如何處理總體異質性已經成為當代量化社會科學和統計學所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

謝氏社會科學三原理

從事社會學研究多年，謝宇時常為實證研究的理性、嚴謹之「美」所打動。不同於自然科學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性，社會科學本身沒有普適性的定理。

無數實證案例證明，「社會科學的異質性很強，研究的結論是暫時的，個體不一定適用」，謝宇以「撥不開的皮」形容這種特性。他舉例，如「讀大學是否會帶來收益提高」的問題，組間差異來自「讀大學」與「不讀大學」，組內差異的來源便無窮無盡，如家庭背景、戶口、年齡等等，這些看不見的差異造成社會現象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也使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產生本質的區別。

早在1984年，鄧肯便說：「社會學不像物理學」，社會科學不能模仿自然科學。在幾乎每個重要的講座中，謝宇都不忘講解柏拉圖的「類型邏輯思維」和達爾文的「總體邏輯思維」的區別，在他看來，達爾文強調變異的重要性，高爾頓（Francis Galton）將其引入社會學，是對近兩千年柏拉圖強調的、以「本質的世界」（world of being)為研究宗旨的類型思維的一個突破。

在前人思想基礎與多年的實證研究經驗下，謝宇提出了社會科學研究的三個基本原理：變異性原理（variability principle）、社會分組原理（social grouping principle）、社會情境原理（social context principle），為定量的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方法論基礎。他始終強調面對異質性需要辯證看待：「不是說知道異質性就不去做，一部分差異性有被測量的空間」，而這也是社會科學「美」的另一種體現。

問題導向、跨越學科、跨越方法論

在提倡職業主義的謝宇眼中，社會科學不限制學科領域，而是跨學科的，以具體、現實的社會問題為導向，如「在中國城市裡面，到底是女兒給父母的錢多，還是兒子給父母的錢多」等此類問題。「社會科學家的研究並非空談，我們研究的問題總是來源於社會現象」，雖以「美」為自己做學術的動力，謝宇進行學術研究時，總感覺任重而道遠。

2004年，密歇根大學授予謝宇教授一職，在選擇冠名稱謂時，他上門探望鄧肯，詢問其是否願意以其之名冠以褒獎，鄧肯點頭答應。不久，鄧肯教授去世，謝宇成了密歇根大學首位「鄧肯講席教授」。

在密大工作的二十多年裡，謝宇出版了《分類數據分析的統計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科學界的女性》（Women in Science: Career Processes and Outcomes）、《美國亞裔的人口統計描述》（A Demographic Portrait of Asian Americans）、《婚姻與同居》（Marriage and Cohabitation）、《美國科學在衰弱嗎？》（Is American Science in Decline?）等著作。

這位國際社會科學界公認的領軍人物談到自己的心得時說：「所有研究都是藉助於這種方式（即在鄧肯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三個基本原理，承認總體異質性的同時抓住組間層面的規律）。」

「鄧肯他所想、所做的也是我所想、所做的」，在《奧迪斯·鄧肯的學術成就：社會科學中用於定量推理的人口學方法》的文末，謝宇寫道：「對於我和其他人來說，鄧肯是劃時代的最傑出的量化社會學家……他在社會學方法論方面的工作，影響了整個一代量化社會學家。」

「對你影響最大的人？」「我見過的人中是鄧肯，沒見過的人中是柏拉圖。」這簡單的一句話背後，是西方學界從柏拉圖到鄧肯兩千多年方法論的演進；而謝宇從一位社會科學領域的欣賞者變為了共同的推進者。

採訪當天恰好是聖誕節，下午的講座結束後，謝宇的行程安排是陪家人一起吃一頓晚飯。「我昨天還游泳了」，他用「體力好，心情好」形容自己相對同齡人的幸運和特別。從出生於中國三年自然災害時期而順利長大，到高中畢業趕上恢復高考，再到在美國留學，做學術、做教授，從事自己喜歡的職業，謝宇一直為自己的「好運氣」感恩。

北大CFPS資料庫，打算做一輩子

2006年起，謝宇開始將大量精力投入到推動中國實證研究的發展上。在他闊別多年之後，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場「過去沒有，將來也不可能在其他社會情境中重現」的社會變遷，人口、經濟、社會分層、家庭和價值觀念都在迅速地發生變化。

「中國可做的題目太多了，可很多事又沒人做」，謝宇舉例如中國的同居情況已達到30%，可這個領域卻從未有專業性研究。他試圖在社會分層、社會人口領域，以跨學科的方法貫穿研究，在考慮異質性的同時把握普遍性規律，解決理論性問題，實現該領域內中國研究與國際研究的接軌。

同一年，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ISSS）開始籌備「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 CFPS）」項目。從2010年到2014年，CFPS已完成三輪全國調查。

這是謝宇十分驕傲的一件事，身為主要負責人，他在2013年寫道：「至今，動用了22萬份問卷，花了4百萬分鐘訪問時間。這樣的調查，現在想想也可怕，但竟也做了。」向下一代和全世界提供中國最好的歷史數據，成為了這位社會科學家樸實而偉大的夢想，「我打算做一輩子」。

研究生就是合作者，從影響下一代開始

謝宇在國內高校（如北大、人大、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也在積極地培養著自己的學生。他的一位得意門生Alexandra Killewald在哈佛教書，如今已是社會學界的一顆新星。2015年4月她在推特上寫：「Conferences are great time to remember wise words of my adviser Yu Xie: don』t worry too much, you』re not that important.」

對於學生，謝宇把他們看作「合作者」，他認為研究生不是讀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李汪洋是他在北京大學帶的第二個博士生，在謝宇給李汪洋的郵件中，第一句話總是「Good job」，這句話每次都能給李汪洋很大的鼓舞。「和謝老師一起，學到了很多，他總是在鼓勵中給你提出十分具體的建議。」每逢重大的採訪和講座，謝宇也總是請幾個學生和助手一起看過後，自己再定稿。

更大意義上的「學生」是下一代。2015年9月，謝宇再次和饒毅、魯白合創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他要求自己至少每月寫一篇稿件，還要多參與線下活動。謝宇希望，藉助中國自然科學界相對良好的風氣和學術力量來影響年輕一代，讓他們有機會彰顯個體的聲音。

三種思維習慣的自我訓練

謝宇說自己此生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北大CFPS資料庫的積累；二是培養海內外學生；三是用量化方法做中國課題，並使之與國際接軌。

雖然他已經做了外人眼中看來的大量工作，但謝宇也時常自省「每個人能做的事其實很少」，比如社會科學無法成為嚴謹的科學，一個學者不僅要知曉其學術結果具有局限性，同時也應該知道自身的局限性。「我一生羨慕愚人……我以前的確什麼也不知道。現在我進步了，我已經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在可為與不可為中，謝宇定義自己的「度假」就是「工作」。乘車時、聊天時、看書時，似乎所有場合隨時都可以滿足他工作的條件，他稱這種「特異功能」為思維的習慣性：聽別人的講座時進入狀態變成作者思維；課題交談時靈光一現、毫無約束的創造性思維；作文章所需要的系統性和邏輯性思維。

謝宇也常常在授課時，將零散而獨具一格的想法分享給學生，並給予他們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將其系統化。「三種思維交替，不會累」，工作於謝宇，不是負擔，而是享受。

養成對自己負責的習慣

謝宇認為，自主性的思考習慣也來源於他從小的獨立。由於父母工作繁忙，「所有重大決定都要自己做，自己對自己負責」的意識兒時便已養成。

對比當年窮困又缺乏資源的年代，謝宇覺得，身處當代既是年輕人的幸運，也是他們的不幸：「今天的年輕人和我們這一代人的一個重要差別在於他們有更多的選擇，而我們當時卻沒有。因為有選擇，他們更幸運。因為有選擇，他們也更茫然。」對待正在上大學的兒子和女兒，謝宇把自己描述為一名支持者：「我尊重他們的個人選擇，相信他們有個人能力，我給予充分的自由，但自己要學會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2015年8月，謝宇離開了工作26年的密歇根大學，轉職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和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擔任教授和主任。在私立大學優越的資源條件下，他希望能教授更多的國際學生，培養下一代學者。在微博中，他自語：「真正的tenure（終身教職）是實在的、永久的、無約束的……我真的要走了」。

9月，他在《知識分子》創刊詞中寫道：「知識分子應該以追求知識、追求獨立思想、追求創造性思想為職業。」回望自1989年在密大擔任助理教授開始，這個理念從未改變。

從美國到中國，從密大到普大，再到參與創辦《知識分子》——正如謝宇的一條微博：一杯咖啡，一隻裝滿數字與信息的智能手機，一句「On my way again」，社會就在腳下。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號「文匯講堂」（ID：wenhuijiangtang），《知識分子》獲授權轉載，略有修訂。1月9日，謝宇將做客第97期文匯講堂，主講《中國社會的特色到底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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