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最沉重的經濟學話題

12月1號是世界艾滋病日。在中國，艾滋病是重要社會議題。不過，雖然重要，也很抓眼球，這種令人聞之色變的疾病還很少出現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情況就不同了。部分國家高達10%的艾滋病感染率，讓它已經成了日常問題。每個人都要接受這個現實：自己身邊很可能就有艾滋病患者，或者自己哪天也會遭遇這種不幸。不管他是健康地度過一生，還是病魔纏身，這些殘酷的事實都會影響他的決策。個體會不會接受婚前性行為，會不會早婚，會不會交往多個性伴侶，會不會使用安全套。都直接受個體對艾滋病的信念的影響。如果已經感染了艾滋病，個體的立場也可能發生變化，有可能這會讓人變得更加利己，減少不安全的性行為，防止災禍殃及他人；也有可能促使個體更加放縱，因為看起來，他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了。現代醫學儘管已經能夠成功地控制艾滋病的發展，但還沒有能力完全治癒艾滋病。聯合療法所需的開支，對於非洲南部赤貧的家庭來說實在是太昂貴了。儘管有大量援助機構在非洲開展預防、檢測和藥物發放工作，但這些資源很難普及到每一個人。文化、風俗、宗教的影響，可能進一步削弱醫療援助的效果。即使付出了一大筆開銷，許多人還是因為艾滋而死去、死者中有許多年輕人，這是人力資本的浩劫。高發病率也會影響人們的心態，如果真的離彼岸很近，那諸如努力工作，儲蓄之類的，都不再那麼有吸引力了。艾滋病，是最沉重的經濟學話題。

我們首先從艾滋病對個體決策的影響入手。艾滋病的傳播途徑主要有三種：性傳播、輸血傳播、母嬰傳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異性性接觸是艾滋病傳播的最重要渠道，母嬰傳播也是大頭。這和其它國家有所不同，像美國，新增艾滋病患者就以男同性戀者居多。而根據最近的一些報道，我國新增艾滋病患者中男同性戀比例也明顯偏高。艾滋病主要通過異性性接觸，意味著它更生活化了，這不是小眾群體的疾病。如果我們希望抑制異性之間艾滋病的傳播，戴安全套性交已被證明有顯著作用。此外，行過割禮的男性在不安全性行為中患上艾滋的比例也會顯著降低。在馬拉維，包皮環切術已被納入全國防治艾滋病計劃中，作為政府工作計劃的一部分。這意味著南撒哈拉地區的穆斯林群體在不安全性交中，相對於其它群體更加安全。此外，在不安全的異性性接觸中，男性和女性的安全程度也是不對等的。相對而言，由於陰道本身的黏膜環境，女性被傳染的概率會較男性為高。以上是針對所有個體的。如果其中一方已經攜帶有艾滋病毒，攜帶者接受抗逆轉錄藥物治療會顯著提高性交伴侶的安全程度。目前通行的抗逆轉錄治療方案主要由以下三種功效不同的藥物搭配組成：反逆轉錄酶抑製劑負責遏制病毒DNA的合成；蛋白酶抑製劑來壓制病毒的組裝；融合抑製劑負責阻止病毒侵襲免疫細胞。目前，抗逆轉錄療法已經相當成熟，艾滋病毒攜帶者如果堅持按照醫囑服藥，是可以享有和普通人一致的生活質量的。接受了抗逆轉錄病毒治療的個體，體內病毒的傳染性也會大大下降。這在阻斷艾滋病的母嬰傳播中起了重要作用。出生檢測呈現HIV陽性嬰兒死亡率很高，大部分活不過四歲。通過對母親進行抗逆轉錄聯合藥物治療，同時控制母乳餵養，可以大大降低新生兒感染艾滋病毒的概率。現有技術也允許我們為新生兒施行聯合治療，延長生存周期。以上只是一個簡單的敘述，實際上，由於艾滋病毒的變異速度相當快，僅僅使用少數幾種藥物很快就會失去效果。現實中的抗逆轉錄治療針對當地情況，從一大群備選藥物中精心選擇的組合。在馬拉維、辛巴威、南非等國，許多社區周邊的衛生機構都能提供便於服用的治療藥物。毫無疑問，基於廣大醫學工作者和醫務工作者的努力，人類在對抗艾滋病方面已經在技術上走了一大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赤貧的百姓們，也有機會享受到先進的醫學成果——這並不需要他們付出很多金錢。雖然覆蓋率不可能是100%，但是只要個體知道自己患病，自己願意治療，大部分時候他/她是有方法和途徑的。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高枕無憂。確實，抗逆轉錄治療可以保證個人的生存質量，可以大大降低對他人的感染力，但這有三個前提：個體知道自己感染病毒了；個體知道了，並且願意接受治療；個體願意控制與他人不安全的接觸。我們前面說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異性性接觸是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徑。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我們能夠發動所有人去做檢查，然後給他們發藥片，並且廉價，免費甚至倒貼錢把安全套送給他們，督促他們使用，然後在母嬰之間做感染隔斷，不是過上十幾年就大功告成了嗎？可惜，事實沒有這麼簡單。首先，我們要想辦法發動人們去做檢測。路途偏遠不是真正的大問題，我們有很多願意奉獻的醫務工作者，真正的問題在於人的激勵。我們不能指望人們主動上門來做檢測，他們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忙，要維持生活，要操持家計。即使人們覺得來檢查對他們是有利的，他們也要考慮周圍人的態度。南撒哈拉非洲社會中有大量關於艾滋病的說法，難聽點，叫歧視也沒錯。如果周圍的人都不來做檢查，這時候第一個來做檢查的毫無疑問會成為眾矢之的。即使他的檢測結果是陰性，也很難避免他人的指指點點。南非的艾滋病感染率相當高，但是要怎麼篩查患病群體呢？也許我們會想到，可以通過工作單位來組織篩查，但這也會引起人們的抗拒。檢查的結果總會被人看見，尤其是人力資源部的傢伙們。這樣簡單粗暴的方法，註定效果不會太好。即使我們在艾滋病是否屬於隱私一事上有不同看法，僅僅從功利的角度出發，我們也應該施行秘密檢查，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一個地區的感染情況。現有的技術水平允許我們進行多元化的檢查：既可以在診所取樣，也可以上門。診所本身是秘密的，尋求檢查的個體甚至不會與醫務人員有當面交流，也不會有任何視頻資料被保存。這樣的設計能夠相當完善地保護尋求檢查者的秘密。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證我們掌握的情況就是準確的。早年的數據有一個明顯問題：大部分樣本都來自於產前檢查。這意味著我們掌握的感染率情況主要局限在育齡已婚女性，這個估計很可能偏低。而近年來設立的這種門診服務又可能導致對感染率的高估，主動尋求檢查的，許多都是曾經有過不安全行為歷史的。因此，我們需要從多個角度檢查我們的數據。除了產前檢查數據和門診數據可以相互驗證外，我們還可以使用當地的死亡率來校正已有的數據。由於瘧疾等疾病的情況我們比較清楚，在艾滋病爆發的年代，它的變動相對也比較平穩，我們完全可以用當地死亡率的變動來反映當地艾滋病感染的情況。儘管這有一定滯後，但根據死亡率得到的數據和其它數據源比較相近，說明我們對各國艾滋病感染的態勢的估計不會有太大的錯誤。

接下來考慮個體的決策。想像一個人決定要不要去做檢查。首先，這個人要比較在乎艾滋病，這一方面是知識的問題，一方面也是社會環境的問題。對艾滋病的危害估計不足有可能導致主動接受檢查的意願偏低。通過開展艾滋病知識相關教育，可以比較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此外，由於知識本身會在鄰里之間溢出，教育確是低成本的方法。後一個問題則更加嚴酷：如果這個國家的居民，本身平均壽命就很低，那怎麼能夠指望他們把艾滋病重視起來呢。畢竟，攜帶艾滋病毒正常生存5年以上的個體相當多，生存10年以上的個體也不少見。如果本身生活條件很惡劣，這意味著艾滋病根本就不是什麼大問題，無關痛癢。有研究把美國洛杉磯的男同性戀艾滋病患者（此處絕不涉及歧視，之所以選擇這個研究組群是因為這個群體有比較完備的資料庫）和馬拉維的艾滋病患者做了對比，發現美國的艾滋患者要更惜命。實際上，這更多地是個收入的問題：一個人預期自己活得越長，未來生活會越幸福，他/她才會重視艾滋病，才會願意接受檢查，才會認真接受治療。美國的同性戀群體整體來看也是收入更高的群體，他們會更珍惜生命，這一點也不奇怪。實際上，如果把馬拉維的相同收入群體（這是馬拉維前1%收入的人群）拿出來，我們會發現他們的決策是相同的。這意味著在鄉間抗擊艾滋病是更加困難的決定。除了施行教育，很可能還要給一筆小小的補貼。幸運的是，這不需要花費太多錢。一般來說，按照2006年的數據，每次檢測需要花費大概100美元，其中包含了耗材和勞動力的費用。相比之下，足以吸引馬拉維的普通民眾來接受檢查的錢，只是10美分——馬拉維普通人日收入的十分之一。所幸，研究顯示，艾滋抗體檢驗呈陽性的人們還是願意積極接受治療的。因為貧困，我們需要補貼很多事物來實現我們所希望的政策目標。安全套也必須是廉價的，太過昂貴的安全套是比不上縱情馳騁的快感的，無論這快感真實存在，還是純屬想像。

如果我們已經成功地吸引了人們來做檢查，我們同樣希望他們了解他們自己了解多少。我們希望了解他們是否了解艾滋病，我們也希望他們了解他們自己是否可能患病。最起碼，我們希望了解他們是否有過危險的性行為。但我們無法很順利地了解到這些，雖然擁有多個性伴侶可能不是什麼丟臉的事，但如果我們把這和艾滋病掛上關係，是沒有幾個人會坦然承認的。對艾滋病的了解程度，我們可以設計問捲來讓他們完成，這樣的問卷已經很完善，有相應的規範。我們可以通過支付一小筆金錢來讓個體認真填寫問卷，也可以把填寫問卷作為檢查，治療或者購買安全套的一部分。考察和教育並行也是目前政策設計的重要思路之一。為了了解後面的因素，我們需要去知曉個體的主觀概率。這永遠無法被直接觀測到，但有一個很聰明的變通方法。一個很著名的心理學例子是：如果自己懷孕了，會感覺周圍到處都是孕婦。實際上，有研究顯示，一個感覺，或者已經得知自己患上了艾滋病的個體會高估艾滋病傳染的概率，以及身邊人患上艾滋的比例。利用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問卷中放置幾個此類概率題，用李克特量表來衡量，就可以大體推知個體的主觀概率。結合前面關於個體對艾滋病的了解程度的信息，再加上個體的主觀概率，我們就可以更有針對性地設計政策。如果人群中風險偏好者偏多，我們也許就需要加大安全套的補貼力度；如果人們非常害怕風險，那麼防治工作也許就可以輕鬆那麼一點。

總體上看，人們還是厭惡風險的。有研究顯示，當地艾滋病感染程度越高的個體，在性行為方面愈加小心謹慎。不過，個體在風險態度方面異質性很強，而我們需要注意的恰恰是那少數比較偏好風險的個體，他們更可能擁有更多的性伴侶，也更可能接受不安全的性行為。更加困難的一點是：接受教育、進行檢查本身就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我們可能覺得接受艾滋病教育一般來說都是有積極作用的，但就是如此板上釘釘的道理也會有例外。有對照隨機實驗顯示，接受教育，了解了逆轉錄療法的好處的個體進行不安全性交的次數增多了。當然，我們肯定無法觀察到這些人實際的性交次數，但我們也有很聰明的辦法來間接推斷。在非洲，與不安全性行為相伴的不僅有艾滋病，還有許多其它性接觸傳染病，最主要的是以下三種：梅毒、淋病和衣原體感染。無論是單獨的梅毒檢查，還是淋病和衣原體聯合檢查，都是反映個體性行為態度的良好指標。如果一個人在檢查時被發現HIV呈陽性但沒有檢出衣原體，而在第二次檢查時檢出，這就能以很大概率說明期間他實施了不安全性行為。傳統的研究一般採用安全套銷量這個指標來反映安全性行為變數，但這其實沒有提供任何信息。檢出陽性的個體購買更多的安全套，他也未必會用；他購買更少的安全套也未必說明他會接受不安全性交，也許他乾脆就禁慾了。因此，除HIV之外的性接觸疾病是一個更好的代理變數。現在我們就可以考慮接受檢查對人們的影響了。如果檢查結果沒有偏離個體的主觀預期，理論上來說個體的行為不會有變化。但是，如果檢查概率和個人原先的想法不一致，決策就可能受到很大的影響。我們在第一段提到過，一個原以為自己沒有患病卻檢出陽性的個體，可能會有下面幾種考慮：如果他的利他主義足夠強，他也許會禁慾，也許會在性交中堅持使用安全套；如果他認為無所謂，反正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可失去了，那也許他根本就不會改變行為，甚至有可能他會進行更多的危險性行為。早期的研究顯示人們有比較強的利他主義傾向。不過，近年來更加精確的隨機對照試驗顯示：Nothing to lose的態度才是主流。並且，男性當中危險性行為的上升幅度較女性要大。這意味著普遍實施檢查可能會引發意想不到的效果：許多意外地檢出陽性的個體也許會更加耽於享樂，從而更可能把病毒傳給他人。傳播對象也許本身就是高危人群，也許是貧窮的性工作者。相應的參數模擬顯示，增加檢測覆蓋面積完全有可能引發艾滋病感染率的上升。此外，成本效益分析也顯示：相比於廣泛發放免費安全套，建立檢測點也許並不划算；但是，如果檢測點已經建立起來了，那麼廣泛做檢測是更划算的。理想的政策，在實際中執行，要面臨無窮無盡的問題。即使最新的研究成立，如果沒有眾多門診數據的貢獻，我們根本無從開展實驗。無從了解廣泛非洲細節處的情況，很多想法也許純粹就是空想。

雖然爭議很多，但已有的研究確實為個體的行為方式勾勒出了大致圖樣。那麼，採取什麼樣的政策，能夠最有效地讓事態朝著我們期待的方向發展呢？針對不同群體採取的方法可能具體操作有所不同，但本土化是其中重要一環。以青少年為例，在肯亞，針對8年級學生（初中二年級，不過由於貝南學生整體上學較晚，8年級學生平均年齡為15歲）的調查顯示，48%的男孩和21%的女孩都曾有性經歷。艾滋病可能從以下兩個途徑侵襲他們：對男生而言，健康狀況不明、收費低廉的性工作者是艾滋病的高發群體，而一部分偷嘗禁果的男生很可能會咽下苦果；對女孩來說，來自年長男性的誘很難抵禦的。畢竟，肯亞的大部分家庭還在溫飽線上掙扎，老男人只需要一點點金錢，就可以讓學校里的女孩感受到難以抗拒的誘惑。但是，愈年長的男性，艾滋病感染率也愈高。選擇與年長男性發生性關係的女孩，同樣成了艾滋病當前的高危群體。怎麼才能解決這個問題？調查發現，學生們對艾滋病的了解不夠，只有22%的女孩兒明白年長男性攜帶艾滋病毒的概率更高。如果在學校的課程里增加相應的內容，則早孕概率會下降28%，不安全性行為數量也會相應下降。光喊口號是沒有用的，實際上，肯亞政府之前已經在中學教育中大力推行禁欲主義，但這無助於改變個體的激勵。如果搭配經濟扶助，比如說為學生免費提供校服，或者給一小筆現金，也可以顯著降低早孕比率。另一個可行的本土化方式是從學生中選拔培訓者，而非讓西方醫務工作者或當地官員來傳授知識，後面兩類人距離當地青少年可能太遠了。另一項在塞內加爾實行的隨機對照實驗顯示：如果讓經過培訓的學生來為大家講授艾滋病的相關知識，不安全性行為同樣會有顯著的減少。這和前面提到的知識在村莊中的溢出效應是一致的：讓關於艾滋病的正確觀念在當地人中口口相傳，很可能比簡單的外界灌輸效果要好。當然，下這個論斷的前提是，我們已經考慮清楚了這些變化會怎麼改變當地人的激勵。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不平等。首先，女性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弱勢群體。研究顯示，女性感染艾滋病的幾率顯著高於男性，即使在控制了抽樣中可能存在的偏誤後仍是如此。居於弱勢地位的女性更可能被強迫去做不願意的事。如果家庭實在太窮，年輕的女孩可能會被賣掉或者強迫賣淫。如果一個年長的男性能夠出足夠高的價錢（雖然這筆錢在我們看來常常微不足道。比如說，20美元？），他也可以把這個女孩帶走。而這些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途徑。女性在性愛方面的意願也更少得到尊重。撒哈拉以南的許多國家強姦犯罪率很高，如果我們考慮到許多不願意聲張的受害者——還記得《恥》這部小說嗎——這個比率會更高。攻擊女性、侵犯女性的暴徒同樣是艾滋病的高發群體。即使是她的合法配偶，或者是男友，也可能不會尊重她的意願。研究顯示，在性交中是否使用安全套更多地取決於男性的意願。如果女性有更高的收入，或者掌管家庭支出，她可能會有大一些的話語權，但總體來看，決定權是握在男方手上的。其它的弱勢群體，比如有色人種，比如低收入群體，也是艾滋病的高發群體。他們得到更少的保護，也更缺乏未來。如果今天就吃不飽，為什麼要在乎十年以後才來的死神呢？另一項令人感覺悲憫的研究，發現這可能構成了一個悲慘的循環。低收入群體更可能染病，然而這正印證了社會對他們的歧視和壓力，這又導致他們更缺乏機會，感染率進一步上升。如果沒有外界的強力干預，很難想像不幸落入這貧困深淵的個體該如何掙脫。

艾滋病對個體行為的影響可能比我們想的還要複雜得多。雖然早孕常常意味著艾滋病發病率的增加，早婚卻未必。研究顯示，在部分地區，伴隨著艾滋病感染率上升的，是早婚比例的增加。其中的機理是：與其允許女兒進行安全程度不明的婚前性行為，還不如早早讓她嫁給一個確定安全可靠的男人。不僅婚姻決策會受到艾滋病傳播的影響，生育決策也會。生育決策的變化根據國別不同，呈現出下面兩種樣式。在部分艾滋病高發地區，人們選擇生育更多的孩子，但每個孩子只能得到更少的資源。這和經典的質量—數量權衡理論是一致的。在這些國家，我們可以觀察到更高的出生率和更低的資格考試通過率。人口數量增加了，但人口質量，平均而言，卻下降了。不過，也有一部分國家的出生率有明顯下降。如果一個國家的艾滋病感染率已經超過了20%，意味著許多配偶其中的一方可能是艾滋病患者。如果聯合療法+阻斷措施不夠普及，許多孩子生下來就會攜帶艾滋病毒，而這樣的孩子一般在4歲就會走完人生旅程，最大的也很難活過10歲。在許多國家，殘疾的孩子會被直接拋棄，但艾滋病不是肉眼可見的殘疾，剛剛生下來的攜帶艾滋病毒的嬰兒，完全可能和健康嬰兒別無二致。家庭會把希望寄托在他/她身上，然後把資源配置給他/她，最後換來一個早夭的結局。而10歲以前的孩子，是沒有辦法為家庭創造足夠的貢獻的。這樣殘忍的激勵，會降低整個國家的生育率。總體來看，那些艾滋病高發的國家，人均生育率是降低了，即使在控制了其它變數之後依然如此。如果說這些影響還算比較直接，有些意外的改變我們可能事前根本無法預期到。一項在貝南和布吉納法索進行的研究顯示：一場不利的自然衝擊，比如大旱災，可能增加不安全性行為的比率，從而增加艾滋病的傳染率。一場中等強度的旱災，就足以讓不安全性行為的數量增加10%。為什麼？研究發現，不安全性行為主要發生在非農業工人群體中。在遭遇旱災的年代，他們的工資不會受顯著影響，但那些本就貧困的農業家庭則會陷入十分悲慘的境地。來自這些家庭的女性，會提供更多的性服務，而本來就在市場上的性工作者，也會降低他們的價格。而非農業工人發現他們風流一場的價碼下降了，自然就會增加消費。而這間接促進了艾滋病的傳播。很多因素都會傳導給看起來和艾滋病毫無干係的人群。另一項隨機對照實驗顯示：如果在馬拉維的某個地區加大對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宣傳，這會增加那些非艾滋病毒攜帶者的勞動供給量，且效果十分顯著。很多人不願意和艾滋病毒攜帶者呆在一起，即使是危險係數比較低的工作接觸也不願意。地方社會中可能有很多風俗，或者信條，而他們相信的這些，可能和真正的艾滋病相去甚遠。對抗逆轉錄療法的宣傳讓人們明白了，接受治療的這些傢伙，他們傳染給我們的可能實在是微乎其微。這改變了他們的觀念，也讓他們更願意與攜帶者一起工作。馬拉維是世界上艾滋病毒攜帶者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工作場所難免有攜帶者。如果增加一點點宣傳，可以為社會帶來如此多的效益，這自然是我們樂意看見的。

這涉及到社會資本層面了。前面我們介紹了大量微觀層面研究成果，接著是宏觀層面分析。艾滋病會從那些方面影響宏觀經濟？從現有的研究看，艾滋病對物質資本存量影響比較小，但艾滋病對人力資本的破壞是非常顯著的。艾滋病讓許多勞動力在本該辛勤工作的年代離去。他們本應辛勤勞作，努力生產，但一旦患上艾滋病，國家和援助機構反而需要大量資源來援救他們。艾滋病不僅影響當下人力資本的存量，也會影響未來人力資本的增量。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在婚姻決策方面，艾滋病可能導致女孩更早地結婚。在教育方面，艾滋病可能導致更低的生育率，或者更龐大的中低教育群體。那些逝去的人們許多會留下孤兒，而培養和教育這部分孩子也是難題。如果不給予積極的干預，他們在標準化考試中的表現明顯低於同齡的其他孩子。與之類似的是單親家庭，父母中有任何一方死於艾滋病都會為孩子的成績帶來顯著的不利影響。艾滋病還會影響人們投資自身的願望。如果一個社會內部的艾滋病感染率實在太高，那麼為十幾二十年後的未來投資是顯得比較傻的。健康飲食，接受培訓，還有更奢侈的健身都顯得不合時宜，這同樣抑制了人力資本的增加。悲觀的預期實際上也會影響儲蓄，進而影響物質資本存量，單但相對於人力資本，這方面的破壞相對較小。此外，艾滋病的肆虐還可能會破壞社會資本。一方面，在那些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甚至超過了30%的國家，許多現存的社會組織和制度都會被艾滋病摧毀。如果一個村子裡大部分人都死了，那這個村的風俗、團體就都不存在了。在撒哈拉以南的許多國家，葬禮固然悲傷，但這是嚴肅的風俗，是村落培育信任，塑造文化共同體的良好時機。如果不是艾滋病，大辦葬禮其實也承擔了風險分擔的功能。但是，太多的死者摧毀了這一切。太多的葬禮很快就讓當地村民無力承擔，古老的風俗也很難抵禦這種程度的浩劫。即使死亡率沒有那麼高，艾滋病的廣泛傳播也會破壞活人之間的信任，廣為流傳的教條和民間知識常常誇大艾滋病的破壞力，從而導致不必要的疏離。我們前面提到過在馬拉維進行的研究，恰當的宣傳可以扭轉這一趨勢，但這絕非一朝一夕之功。更多的研究顯示，艾滋病的廣泛蔓延還可能導致社會各階層間的疏離，應對更多的暴力犯罪的是更深的隔閡，更徹底的居住隔離和社交隔離，以及更深的不信任。儘管艾滋病對物質資本的破壞可能沒那麼明顯，但它對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造成的損失是實實在在的。最後，新的研究還發現，艾滋病的傳播路徑與國家外貿依存度高度相關。商品的流動伴隨著人的流動，最終把艾滋病帶到撒哈拉以南的各國。政府關於艾滋病的考量，會影響到該國開放與否的決策，而這也會進一步影響經濟增長。

在宏觀層面，我們需要綜合以上因素的研究來告訴我們，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關於這個問題，幾乎所有研究都基於經典的索羅模型。未來也許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雖然凄慘，但卻是所有凄慘的結果中看起來最正面的一個。艾滋病可能起到像黑死病一樣的功用。儘管大量個體因為瘟疫死去，但因為物質資本受到的削弱較少，剩餘個體人均持有的資本量反而上升。這會讓政府擁有更多的預算來對抗疾病，考慮到同期科技的進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完全有可能在遭受這場浩劫後重新走上增長的道路。第二種可能則是疾病傳播失控，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損失殆盡，導致國家完全失去發展的動力，最後走向衰亡。從1990年代開始，經濟學家就開始嘗試用各種手段，評估艾滋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從目前的結果看來，在艾滋病爆發的初期，主要是1980年代，艾滋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比較微弱的。一般做非洲的經濟增長，在做索洛模型的實證的時候都會把另一種危害巨大的傳染病——瘧疾放進去一同回歸。在這一階段，控制其它所有因素後，艾滋病對經濟發展的殺傷還沒有瘧疾大。不過，越來越高的艾滋病感染率逐漸開始拖累經濟增長。21世紀初有大量文獻用類似方法，結合面板數據估計了艾滋病傳播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幅度，結果幾乎一致為顯著負，具體大小從每年降低0.6個百分點至2.5個不等。如果我們取中值，也就是1.5個百分點，這也已經是很明顯的增長率差距了。曾經撰文批評東亞奇蹟的發展經濟學家Young的兩篇論文可能是這方面最細緻、最全面的研究，他的觀點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在考慮了我們前面提到的幾乎所有因素之後，他認為非洲將走上第一條道路。艾滋病不會失控。儘管出生率整體在下降，死亡率高企，但更多的人均資本會為未來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動力。勞動力的稀缺也會改善女性的處境，因為她們的勞動力更值錢了。政府手上更充沛的資源會為對抗疾病注入更多的動力。他沒有脫離索洛模型的軌道，而是通過對各個因素事無巨細的討論來得到各類衝擊的幅度，最後得到經濟路徑。承他吉言，我真的希望事情往這個方向發展。即使從最樸素的角度來說，這場災難里死的人和因此受苦的人，也已經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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