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與金融孰主孰輔？「饒毅假設」引爆首場新知論壇

科學家企業家精彩碰撞引爆新知論壇

編者按：

11月5日下午，由「知識分子」和財新傳媒共同創辦的新知論壇在京拉開帷幕。首場新知論壇同時作為第六屆財新峰會主題分論壇之一，圍繞「科技創新與未來投資」展開。「知識分子」主編饒毅、魯白、謝宇三位教授，對話真格基金創始人徐小平、中國移動通信研究院前院長黃曉慶、北極光風險投資基金聯合創始人鄧鋒。

本場論壇討論的焦點集中於科技創新如何助力中國未來發展、科技創新如何與金融資本融合，以及未來科技創新的方向與趨勢等，來自學界、實業界和投資界的六位嘉賓跨界互動，以各自不同的視角奉上了一場精彩紛呈的思想盛宴。

《知識分子》為遺憾不能親臨現場的各位讀者獻上對話實錄，精彩不容錯過。

發言嘉賓：

饒毅：《知識分子》主編，北京大學教授

謝宇：《知識分子》主編，普林斯頓大學、北京大學教授

徐小平：真格基金創始人

鄧峰：北極光風險投資創始合伙人

黃曉慶：中國移動通信研究院前院長

主持人：

魯白：《知識分子》主編，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

• 引言

中國「搭便車」的後發優勢已經慢慢失去，想要成為世界強國，必須依靠自己的科技創新來引領。

魯白：《知識分子》主編，清華大學醫學院常務副院長

魯白（主持人）：我想先做一個基本的背景介紹，就是今天我們為什麼要討論「科技創新與未來投資」。大家知道，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行了35年，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個巨大的成就是怎麼來的？

每個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都不太一樣。我個人認為，大概有四個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紅利；二是大市場；三是中國與國際的價格差；四是「搭便車」，也就是說，中國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在發達國家已經開拓了一片市場之後跟上去的。而「搭便車」的後發優勢，我們也許慢慢就會失去了，中國要想憑藉自己的力量成為世界強國，必須要依靠自己的科技創新來引領。這就是我們今天這場論壇想要講的主題。

今天的討論，我們將從縱向和橫向兩個維度展開。縱向，就是依照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順序，探討科技體制、科技創新及其對投資界的影響；橫向，是希望各位從體制機制、教育、文化三個層面來考慮。

• 要點一：過去幾十年，中國創新的驅動力是什麼？

中國過去的科技發展有很大問題，叫做「科技就是實驗室」，最後都沒法產業化。不管是清華、北大還是科學院，真正的產業項目很少，為什麼？因為不是市場驅動。

魯白：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的科技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屠呦呦今年獲得了中國本土的第一個自然科學諾貝爾獎。而放眼全國，各個一流高校和研究院所也都作出了相當可觀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我們的高科技企業也有了很大成長。最值得稱道的是科技投入，目前已佔我國GDP總量的2.5％。可以說，我國科技投入的連年增長，是造就今天科技繁榮的一個重要原因。

各位嘉賓，你們各自從學術界、投資界或者創業界的角度來看，過去中國創新的驅動力，除了國家的投入之外還有哪些？究竟是什麼，使得中國的科技能夠取得長足進步？雖然，今天的狀況仍然不盡如人意。

饒毅：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沒有自己的回答，但我有另外一個想法。作為科學家，今天是我第一次來到與財經相關的會場，之前從未參加過類似會議。我覺得，我們今天把科學和財經關聯起來是有道理的。這個道理在於，很多中國人都在思考我們走過的道路與其他國家是否有所不同？但事實上，我相信我們的道路與外國有很多相同之處。

所以我在專門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想到了一個漸進的、可行的、不同的道路。但這裡有一個前提，就是要承認美國目前所走的道路是有問題的。

這個問題就是，近一百年來美國科技走上快速發展道路，特別是在這一個世紀時間中的前五六十年，科技起飛對美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有極大促進作用，大量優秀人才進入科技界。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之後，美國科技對經濟的主導作用是有限的，而學金融的人可能「篡奪」了對經濟的主導權，科技成為從屬，由此變成了金融為主、科技為輔的經濟。

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想提出一種假設——「饒毅假設」，就是我們國家不走美國這條路，而是讓原創科技作為主導，金融為輔助，把美國的金融和科技的主次關係顛倒過來，也許我們就可以走出新的道路，甚至是可以超過美國的一條道路。

鄧鋒：我完全反對饒毅的說法。

魯白：我也反對（笑）。我本來是想從過去、現在、未來這個順序展開，可是饒毅直接就說到了未來。先請鄧鋒做一個回應。

鄧鋒：首先，美國科技的領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它領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金融的支持。以風險投資為例，如果沒有風險投資，就沒有美國今天在世界科技界的龍頭地位。回頭看過去30～40年，美國進入世界500強的大企業，幾乎沒有一家不是由風險投資投出來的，蘋果、英特爾、Google、Facebook等等都是。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中國的科技行業需要很多風險投資的原因，而風險投資是金融業很大的一個支柱。

另外，美國的科技並沒有落在金融之後。今天，美國科技在世界的領先地位，可能比金融業在世界的領先地位還要強。美國國力之所以到現在還這麼強，我們可能有些忽視的一點是，很多風險投資對創新創業的支持，使得他們的科技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所以，今天的中國也需要科技與經濟的結合。

魯白：很長時間以來美國一直有風險投資，所以刺激了高科技的發展，是不是這麼回事？

徐小平：我們在呼籲政府重視和支持科技創新的同時，其實金融創新、融資創新也同樣重要，它支撐著今天我們所提倡的創業創新的運轉。事實上，多年以來，中國在金融和創新方面都遠遠落後於美國。

魯白：好，現在我們的討論回到了既定的順序，過去是怎樣的一種情況，我們請謝宇教授談談他的看法。

謝宇：世界的科技中心在歷史上發生過多次轉移，而且基本以80年作為一次更替周期。美國作為世界的科技中心，是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的，因此很多人認為，美國正在失去其對世界科技的領導地位，我想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科學本身在美國發生了幾個方面的改變。第一，以前的科學是小規模、個人的，現在是集體的、需要投資的，有規模化的實驗團隊，這種「大科學」是在美國首先實現的；第二，現在的科學研究有專業的隊伍，在美國產生了一批職業科學家，他們就是為了工作，可以說現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並不是「為了科學而科學」；第三，是科學有了政府的參與和支持，主要在基礎科學領域，而這些基礎科學的成就是世界性的，可能過幾十年在你想像不到的地方會對整個人類產生作用和效果；第四，是應用科學與企業的結合，像美國有很多很好的科技成果來自IBM、Google和Apple，已經形成傳統。

再來看中國的發展。中國原本就很少有個人的、小規模的科學研究，也鮮有為學術而學術的科學家，而是一下子就進入了這個世界格局，並且現在的科學都是世界性、國際化的科學，要靠資金、機構去發展。那麼中國人從事科學的動力在哪裡？一是很多得到高等教育的人需要職位去謀生，也有人是需要通過做科學去升官發財當幹部，獲得社會地位；二是很多基礎科學研究，只要有資金、有實驗室，從業者本身並不需要很聰明，通過勞動就可以產生結果；三是中國現在的國際合作很多，也就是魯白剛才講的「搭便車」，人家有想法，但是沒有錢、沒計划去做，那我們來給你做，這方面現在也有很好的環境。中國的科技發展，這三點是最重要的驅動因素。

饒毅：謝宇和鄧鋒都有一個核心觀點，就是美國現在的科學很好，領先世界。這句話是事實，但如果中國按照我剛才的「饒毅假設」發展，也許這就不是未來的情況。

這是什麼意思呢？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投入科學事業的青少年與日俱減，這也是一個事實。所以，如果我們繼續跟著美國走，也是投入科學的人與日俱減，我們去重複它的這條路，那麼也就是走上了一條永遠跟不上它的路。相反，如果我們採取具體措施，讓中國的科技創新增加，支持新科學和技術的發現和發明，那麼長遠來看我們有可能成為領先者。

魯白：科技投資最終要落實到產品和產業，所以我們還想聽聽來自產業界的黃曉慶對科技發展是怎麼看的。

黃曉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實際上技術和資本從來都是一對孿生的兄弟。美國從愛迪生、貝爾的時代開始，這些偉大技術發明家背後都有一個非常強大的支撐，就是華爾街。愛迪生的通用電氣、貝爾的AT&T如果沒有上市，那他們就不可能獲得投資發展科技，所以，金融的創新和科技的發展是密不可分的。

饒毅教授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美國從上世紀80年代以後，最優秀的人去了華爾街。我覺得這是可以認同的。但是，這並沒有給美國帶來問題。相反恰恰因為如此，才使得大量的留學生可以去美國就讀其他專業，給美國帶來新鮮血液。

魯白：我們剛才講了很多過去，但針對中國的過去，可能講得還不夠多，最後給鄧鋒一次機會。

鄧鋒：從歷史看未來，中國現在正處於一個很好的時機，就是用金融刺激科技的發展。中國過去的科技發展有很大問題，叫做「科技就是實驗室」，最後都沒法產業化。不管是清華、北大還是科學院，真正的產業項目很少，為什麼？因為不是市場驅動。

而為什麼金融刺激的科技能夠有發展呢？因為資本是逐利的，要從市場上看哪些地方能夠賺錢。風險投資不是靠錢來賺錢，是靠能夠形成一個具有競爭壁壘的創新來掙錢，以此驅動科技發展。

我們現在處於這樣一種境況，就是通過資本的介入，讓科技創新由市場來導向。當然我不反對基礎科學還是要做，但很多應用科學的市場導向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金融資本給科技創新帶來的作用。

• 要點二：原始創新，我們做對了什麼，又做錯了什麼？

中國有一個危險的情況，就是既不靠同行，也不靠市場，而是靠國家，看誰的牌子大、誰和主管部門關係好、誰得到了領導的認可，用外行和國家機器來引導科技。

魯白：我們把眼光放得再遠一點。我們國家為什麼對科技有那麼大的投入？很大的原因是希望刺激中國出現自己的原始創新，變成新技術，然後某一天走上市場。那麼我們現在來看看，大學和研究院所這些最具原創力的機構，哪些事情做對了，目前還存在什麼問題？

饒毅：說一個具體的例子，與屠呦呦相對應的工作就是中藥研究，中藥公司的人將復方賣給大家，立馬可以得到高利潤回報，但屠呦呦做了這麼多年幾乎沒有賺錢。所以，儘管這樣一種原創研究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有極大貢獻，但它所得到的社會回報卻是不對等的。

徐小平：但是總的來說，國家和社會在強調對科技的投入、強調科技對推動社會發展所具有的價值，是有共識的。

謝宇：社會學研究科學家研究了大概60年，結論很簡單：科學家都是人。這很重要，既然都是人，他也有人的需要，有他的利益、恐懼、動力，有他柔軟和堅硬的地方，也一定有他的驅動力。

科學家的驅動力是什麼？一流的科學家，他追求原創，只要能作出原創工作，有沒有社會或經濟價值並不重要，在歷史上第一個作出偉大發現，這本身就是最大的回報；第二，社會中有競爭，那麼誰的原創作出得更早、更好都會有比較，大家都要搶，別人搶投資、搶產品，科學家搶原創。我也同意，競爭應該由市場來調節，這比沒有市場可能會更好。但是還有一種機制，科學家所處的市場就是學術領域本身，學術應該交由同行評價。

中國有一個危險的情況，就是既不靠同行，也不靠市場，而是靠國家，看誰的牌子大、誰和主管部門關係好、誰得到了領導的認可，用外行和國家機器來引導科技，這是很危險的。

所以，基礎科學研究的原創性就應該由同行評價，就是為了科學而科學，有用或者沒用都沒關係，由科學家來引導。而應用研究，則是市場引導會比國家引導效果更好。

魯白：我想請鄧鋒講講，目前的情況下，中美投資高科技的生態是什麼樣的？中國有哪些優勢？哪些地方做得不夠？

鄧鋒：我就講高科技投資，中國和美國的生態環境很不一樣。首先，美國大學和工業界的「看不見的圍牆」是很小，或者說現在基本不存在了，但在中國，校園內和校園外的隔閡還是很明顯。校園內的老師做研究，他不知道工業界發生了什麼，工業界也不知道校園裡有什麼新的創新。

美國經常有工業界的人，到大學裡面去講課，而大學裡的人，也有很多在學校放假時回到工業界去創業。這種環境就是剛才講的市場導向，如果工業界和大學之間有一道很厚的圍牆，科技創新就做不好。

另外一個需要拆除工業界和大學之間圍牆的原因在於，現在的很多研究需要大量的數據，而大數據本身是實時的、分散式的，需要成千上萬台計算機同時運算，但實驗室沒有這種規模，必須和工業界結合來做。

工業和大學之間關聯的環境不一樣，導致中國和美國的高科技投資就不一樣，這也是我們需要改善的很重要的一點。

當然，中國也有它自己好的一面，比如政府對高科技的大力支持，以及政府跟投資人從市場角度看問題等等。但是也還有很多的問題，比如教授想出來創立一個公司，那麼到底跟大學如何分配知識產權？還有，中國的科學家做公司，總希望成為公司的控制人，老想自己成為企業家，但實際上這種轉變會很難。

• 要點三：創業者在中國面臨哪些挑戰？投資人如何衡量創業者？

最重要的是你的價值系統、價值觀，你是什麼樣的人，可能決定了你這個公司能不能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魯白：鄧鋒從投資人的角度來看中美創業的環境，現在請黃曉慶這位從大公司出來重新創業的人（編者註：黃曉慶系中國移動通信研究院前院長、新近成立創業公司達闥科技），談談你所面臨的挑戰有哪些。

黃曉慶：魯白教授剛才問我一個問題，就是他的朋友跟他說，大公司出來的人「不能投」，意思是說他們創不了業，是不是這樣？實際上，根據我所觀察到的，是大公司的高管不敢出來創業，但是敢出來創業的就一定會成功。

中國創業和美國創業在今天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首先，我認為完全沒有本質的區別，所有的創業者都是一樣的心態，所有的投資者都是一樣的「壞」。我說的「壞」是打雙引號的，有時候父母對你「壞」其實是為你好。最大的差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府確實是對企業最好的政府。過去，政府對中央企業太好了，對大企業太好了，但是從這一屆政府開始，我們明顯感到對小企業、初創企業越來越好。中國的創業環境，有一個非常正面的因素就是政府的支持越來越好。

另外，我覺得第二點非常重要，就是對比美國和中國的創業，你發現中國很難找到特別優秀的領導者。這是我在中國和美國碰到的一個很大差異。中國想當領導的人非常多，但是具備很綜合的知識界面的，在管理、技術、人文等多個層面都比較擅長的人在中國很難找。對中國來說，特別是對中國的年輕人來說，你們都有機會成為創業領導者，應該加強人文方面的學習。

魯白：這屆政府提出一個口號，叫做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但這對投資人提出了一個巨大的挑戰，就是用什麼樣的眼光看創業者，符合怎樣的標準才可以投資？

徐小平：我是做天使投資的。天使投資的特點，是他有個想法，就給他一定的資金讓他去做，其他什麼都沒有。關於天使投資如何投、有什麼判斷方法，這個問題我回答過很多。總結一下，第一是要講誠信、有信用、懂感恩，品德是第一位的；第二，你要懂這個行業，當然你可以改行做任何東西，但你一定要有理由；第三，要看這個人有沒有管理或市場經驗。

鄧鋒：這些我都同意。但經驗可能沒有能力重要，經驗會將你束縛到一個框里；而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學習能力，因為你只要比公司成長得快一點，你就會成為偉大的企業家；第三個，最重要的，是你的價值系統、價值觀，你是什麼樣的人，可能決定了你這個公司能不能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徐小平說的我非常同意，投某個人其實不是看他講的這件事，而是投他這個人這一輩子走過的路。今天他不給你回報，他以後要給你回報的。

• 要點四：創新教育到底應該怎麼做？

我們需要沒有被提出來的問題、沒有被想到的想法。所以，文化的包容、人文的思想、尊重個人的創見和想法是我們教育應該提倡的，也是現在所沒有的。

魯白：說到價值觀，正好把我們下一個話題引進來。清華大學在做教學教育改革，一項關鍵的改革叫做「三位一體」，就是說大學不光教知識、能力，還要教價值觀。先請謝宇談談他對創新教育的看法。

謝宇：我不是投資人，但我覺得我要去做投資，也許也可以做得很好。因為你要回答的，其實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成功的是你而不是他？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各種各樣的人，你要成功，就應該具有別人沒有的東西。所有的競爭都有贏者，贏者一定有別人沒有的東西。我來投資，要問的就是你有的東西為什麼別人沒有？

講回到教育。我們的教育，在中國的文化和現在的科技發展中有一個矛盾，就是我們經常希望有乖學生，會考試、符合標準，誰答題答得好就是好學生，這是標準知識的傳播教育，而知識是已經系統化了的、成熟的。我們過分強調一個好學生能夠在考試中找到答案，但創新中絕大多數的事情是我們不知道的，是沒有答案的，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提出這個問題。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是那些沒有提出來的問題，要找出問題。那就需要有人文素養，需要有一些怪人。

我對中國的未來有些擔憂，一個擔憂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包容。包容為什麼重要？我有一個同事專門研究創新，還去了很多公司做調研，他的觀點我是同意的，他發現自古以來創新有一個特點：一次發現，反覆應用。比如一個地方出現了農業，馬上就可以東西向傳播，因為氣候是相近的。發明者，只要一次成功，大家就都會受益。

這種情況下，思想的異質性就很重要。大家背景不一樣、價值觀不一樣、生活習慣不一樣、工作環境不一樣，都對創新有好處，一百個人有一百個想法，只要一個人想對了就行，如果一百個人都是一個想法，就等同於一個人，其他都是重複的。

現在的中國文化不容忍不同的聲音，不容忍提意見。老師說了算，領導說了算，國家說了算，這是對創新最有害的情況，大家都一個喇叭筒說話，怎麼可能有創新？我們需要沒有被提出來的問題、沒有被想到的想法。所以，文化的包容、人文的思想、尊重個人的創見和想法是我們教育應該提倡的，也是現在所沒有的。

饒毅：我覺得謝宇說的很對，所以你們大家要容忍我的想法（笑）。我的想法再說清楚些，就是中國要走一條現代新知識為主，金融為輔的國家道路。

我所說的「饒毅假設」有三點：第一，我國是一個缺乏科學傳統的國家。我們的詩詞歌賦曾經有很高的創造性，所以我們是有創造性的傳統。但沒有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然的好奇，因此沒有真正的自然科學傳統。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外國打開我們的大門之後，我們意識到科技落後是個很大的問題。但是從1840年到1949年，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我們的經濟不夠支持現代科技的發展。而且我們中國人對賺錢和做官的熱情遠高於科學技術，所以那段時間投身科技的人很少。1949年後以前當官失去生命或進監獄、有錢的被剝奪財產，這些職業危險才間接地、陰差陽錯地讓我們中國很多人對科技感興趣。1949年到1999年，我們國家有了空前的對科學技術的興趣，但真正談得上科技穩定發展的也不過十幾年的歷史，大概是從2002年以後，中國的主要科技和教育機構才開始認真考慮要怎麼發展。所以我們應該考慮到實際上，中國科技的紅利還沒有實現，以前是低科技以及山寨科技為主、極少量高科技，現在正在高科技逐漸形成規模的階段，如果重視、鼓勵、提倡高科技引領，可能是未來的希望。

第二，我國應該有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但對不同模式也應該有不同的獎勵和回饋。商業模式的改進也要支持。但有的商業模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中國古代最有名的商業模式創新者是母夜叉孫二娘，她開酒店的時候就用前面顧客的肉體作為後面顧客的食品，這當然降低成本，還可以把前面顧客隨身攜帶的錢財全拿來，收入會提高。類似的商業模式中國人一直會有，但不能過分支持，要不然孫二娘會越來越多。我們可以支持各種模式但是要有選擇，真正要支持代表我國未來發展方向的經濟模式。科技為主的經濟是產出型，而不是分配型，是根本的發展，而不是左荷包到右荷包轉移過程中產生的虛偽GDP，所以毫無疑問應該首先支持。而其他有些，如商業模型改變，應該任其發展，無需特別支持。還有一些模式，比如靠房地產發財的恐怕需要課以重稅來限制，比如在國營金融機構工作的人收入，應該不能超過清華大學教授收入的100倍。這些國家可以調控，可以有政策。美國總統候選人的Bernie Sanders不避「社會主義者」的嫌疑要提高對一些富人的稅收，英美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應該以累進稅制對資本收入課以重稅。我是北歐型社會主義者，但我並非支持對所有富人同等課稅，而是支持對不含科技的賺錢、不代表未來的賺錢、不推動發展的賺錢、特別是不該賺錢而發財的富人，課以重稅。產出型經濟，而非再分配的經濟，才是國家長遠的正道。其中，科技可以起良性的引領作用。

第三，我希望每個人特別是青少年要尊重自己，選擇一個對國家有意義的職業。不以個人收入為職業選擇的唯一目標。如果只是收入高，在當代中國靠騙人也可能得到，靠忽悠也可能得到，但人生意義何在？青少年還要考慮對自己智力的尊重。一個量子力學學的很好的北大學生，如果投身金融，需要想想是否尊重了自己的智力。如果數學傑出的教授沉迷股票恐怕也與青少年沉迷遊戲、晚清中國人沉迷鴉片沒有非常顯著的差別。是選擇只謀求高收入，滿足「豬欄的理想」，還是在人類知識的基礎上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是每一個經過現代教育後的青少年需要思考的問題。

鄧鋒：2011年，我們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的時候，談到下一個世紀清華的戰略是什麼。我當時提了兩點：應該從過去的能力教育、知識教育，變成價值系統和價值觀的教育。最重要的，一個叫領導力，一個叫創新力。

領導力是說你如何成為各行各業的領軍人物，或者說如何能夠成為做出大貢獻的人的這種能力，而創新力就是怎麼做創新。可能全世界的大學都要在這一點上下功夫。

領導力和創新力教育怎麼落地？最好的一個方法就是培養企業家精神。但是，企業家精神怎麼落地？教起來並不是很容易，而實踐其實是很好的方法。所以，我認為要在實踐中培養。

過去的人才培養是先上四年大學，然後再出去工作，或者上完研究生再出去工作，他對外面的世界可能根本不了解。今天，外面的世界變化非常快，在大學學完的東西，可能出了大學就沒用了。所以，學生需要在社會和大學中來回交替，在干中學、學中干。在當今科技變化很快、世界變化很快的情況下，要打破所謂實踐和學習的界限，創新教育一定要把實踐和創新創業結合起來。

謝宇：實際上，我們反過來看也會達到同樣的效果。國內對這方面的教育不太理解——幾乎所有的「大家」，其背景都是人文教育。人文教育為什麼重要？美國最好的大學，學的最重要的精華就是人文。人文教育的精華在哪裡？從古希臘開始，它的精華就是懷疑，懷疑權威、懷疑他人、懷疑現在的東西，所以他才有創見。在我們國家目前的教育體系下，總是要我們服從，我覺得這就沒有創新性，這跟創新是相悖的。

• 要點五：未來五年的重大科技突破都在哪兒？

預計以後的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是相當困難的事情。但生物醫藥、人工智慧、新材料、大數據、個性化服務等，仍然是最被看好的未來投資方向。

魯白：看來投資人也可以教大家怎麼做教育，而不僅僅是教育者教大家如何做投資。最後一個問題，從投資的角度或者科學研究的角度來看，未來五年最有可能發生的重大科技突破都在哪些領域？或者說是大家願意投資的？

鄧鋒：從最值得投資、最有可能突破的科技領域來看，第一個是以人工智慧為代表的IT科技，包括智能硬體、大數據、雲計算等。第二個是生命科學和健康醫療。大家可能知道，基因測序的方法在過去若干年成本有了很大降低，應用有了很大拓展，我相信在未來的5～10年里，基因測序可能落到實際的應用中，在癌症和病毒的診斷治療，以及精準醫療方面都會有新的突破。第三個是以新材料為主，包括能源、環保等相關領域的突破。

謝宇：從社會學角度講，有一個方向是大家可以考慮的，因為有了大數據等等，將來的社會可能走向什麼情況呢？我們要準備好，將來所有的服務都將是個性化的服務，從教育、醫療到餐飲、社交、媒體……所有東西都應該是個性化的，我們應該重視個人。

饒毅：其實，預計以後的科學技術和產業發展是相當困難的事情。我所知道的大部分中國投資家，主要的做法是看中國和美國有什麼差別，美國發展了很久但中國還沒有發展的領域，他就會去投資，這是一部分人的經驗。

我也套用這種經驗。美國的生物醫藥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現代化，我覺得中國目前的生物製藥實際上還很弱，就算是山寨，也是很小的規模。所以，生物醫藥將來不僅有發展，而且在中國目前是很薄弱的行業。支持生物醫藥，將有可能成就另外完全不同的一批人。這不是已經有很多人在競爭的IT行業，而是一個很大的空白，並且是美國已經證明成功的空白。我想強調生物醫藥這塊市場更有前景。

（本文由郝俊根據論壇實錄整理，未經發言人審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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