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哪，我竟然也「罵」了病人
他剛住進來的時候，每天，被一群或老練而咄咄逼人、或稚拙而小心翼翼的醫生團團圍住——他們手裡拿著黑灰色質硬的CT影像片，睜大眼睛分辨著異常；或是反覆翻看標有範圍和數值的化驗單，視線停留在標有箭頭的地方。這些白大褂的神情或驚疑或困惑或不屑，他們時而激烈爭論時而苦苦思索時而似乎茅塞頓開......可現在，老練的醫生看到他時，跟下面的人只有簡單的一句話：「就這樣吧。」小醫生也很少來了，除了他喊痛的時候。於是，他從炙手可熱而新奇的「研究對象」逐漸轉變為處理不掉而惱人的「累贅」，醫生們為他傷透了腦筋，卻束手無策。「他好作！檢查都是好的，該用的葯也用上了，不應該痛了！」又一次的病例討論後，再次翻看過小山般的檢查報告和病史後，醫生和護士得出了一致的結論。
每天交班，總能聽到值班醫生抱怨半夜裡被他莫名的腹痛叫醒。「這麼多檢查結果都不能解釋他的疼痛，他一定是裝出來的！」一個醫生說。每當此時，大家都紛紛地贊同，那些曾被他「折磨」過的醫生也連忙接過話頭，傾訴一番。而我總是保持沉默，心想：他一定是真有不舒服，他一定也在苦惱。我還是會耐心而溫柔地安慰他。
可是，沒多久，這棵荷花莖折葉落，碎入淤泥。這天，我值班。夜查房之後，處理好病人，我帶著白天忙碌後的疲倦，沉沉地睡了下去。突然，刺耳的護士鈴聲響起：「值班醫生，20床病人又痛了，讓你去看他。」頓時，心兒亂跳。我努力睜開眼，沒等緩過神，披上白大褂，便匆匆地走進病房。
他焦慮地坐在床上，摸著肚子，直勾勾地看著我：「醫生，我又有點痛了。」我只覺頭重腳輕，莫名驚醒的血液不斷地衝擊著我的頭腦，我想起了之前同事的抱怨和提醒，此刻竟然能感同身受！一股厭煩迅速地從我口中脫出：「你不能忍忍嗎？給你講過了，對你的毛病，我們已經儘力了。」他似乎沒聽明白，依舊抱怨著疼痛。一番漫長而無奈的安慰後，我默默地走出了病房。看到窗外寧靜而深邃的夜幕，我清醒了。突然，我一驚，想到之前對病人的一番言辭——我怎麼能這樣跟病人說話？
理智與情感的天平，無法抗拒地歪斜了。即使對病人再好的醫生，偶爾也會對病人說出不理智的話。除了現實的壓力，這種醫生對患者產生的情感疏離，是長期醫學訓練所導致的，因此很難抗拒。
我想起了在醫學院讀書的情景。醫學知識太廣泛太深奧了！同學們都在努力發現最經濟有效的學習方法，猜測老師會希望自己掌握些什麼，為考試準備哪些材料。苦讀五年醫書，每天超過8小時地疲於記憶繁瑣的醫學術語、概念、標準。再鮮活的人體臟器不過是一段從定義、結構、功能的描述，再真實的一個病人不過是以診斷、檢查、治療為標準框架的病例分析。
即使是進入醫院實習階段，當接觸病人時，同學們也只是關注於是否能分辨出心臟雜音、能否規範合格地完成腹部觸診、是否能順利地引出病人的神經病理征......很少有人去關注能否與病人很好地相處，是否真的為病人的健康產生了深遠有利的影響。
甚至當成為了醫生時，大多數的人繼續沿用習慣性的思維模式——把病人當做那一紙該解決的問題或研究標本。有人說，經驗越多，醫生反而越像機器人。醫學知識教給他們，把疾病和死亡看做冷冰冰的醫學問題，而不是有溫度的情感事務。醫學訓練迫使他們，更多地關注於技術規程，而不是把病人當做人來對待。
Robert Coombs 發現，在怎樣管理病人方面，除了作為情感控制的示範和公事公辦的舉止，教師並沒有給予多少人文性的指導。他為此辯解，採取非人性化的方式對待病人，以便專註於學習更重要的醫學知識。再說，巨大的接診量下，誰有時間做到對病人和藹可親呢？
Becker 指出，作為醫學教育的結果，醫學生變得玩世不恭。記得高考填報志願的時候，醫學生們大多都是理想主義的。可是，在繁重的學業壓力和應試教育下，他們的理想主義就被對「通過」的關注代替了。其中一部分人成為醫生後，現實主義願景不斷增長，犬儒主義表現得更加明顯。他們只強調技術，卻對病人麻木不仁，這使得專業權力失去了信任的基礎，導致了一些醫療事故。Becker也為此辯護，這看似有害的冷漠其實適宜於醫生保持一種對健康和疾病採取可觀看法的角色，有助於更好地提高醫療技術。
醫生始終面臨著一種尷尬的局面：怎樣在對病人的情感態度和理智之間保持平衡？難道我們有時真的需要切斷自己的情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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