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佛教在西方比印度教傳播更廣？

1.印度教是印度的宗教，目標對象都是印度人，從來就沒有想要往外傳播，也沒有吸收外籍信徒的意思。而佛教發展到大乘期就開始注意傳播輸出，這點是印度教不具備的。

2.印度教的等級制度幾乎是印度教教義的基礎，所以僅就這點來說是無法相容於西方社會的。但印度一直就有等級制度存在的土壤，說以，印度教只能在印度活。而佛教開宗明義說眾生平等，那是何等氣魄，可巧也符合現代的觀念，所以從兩教在西方的生存土壤上說，佛教優於印度教。

3.印度教並非是想基督教、佛教這樣教義明確而單一，印度的印度教派別林立，派與派之間的差異甚至大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差異、大於南北傳佛教的差異，這個特點使得印度教向外傳播能力極弱。佛教雖然分了三乘，然而核心信仰幾乎相同（滅苦求解脫），雖然在實現路徑、方法和某些理解上有差異，但總體說還是挺一致的。

4.不過對印度教來說，他們通常認為佛教只是印度教的一個異端，或者說異端過分了點，因為佛陀也會被崇拜至尊人格神奎師那的信徒視為奎師那的一個化身——當然佛教徒是根本不信這個的。

5.我大致查看了一下，傳播奎師那信仰的印度教在海外還是有一定市場的，比如國際奎師那意識協會這類的組織，好壞不論啊。

《韓國人為什麼去阿富汗傳播基督教？》

當地時間5月23日晚，22歲的美國加州大學學生艾略特·羅傑在宿舍用刀刺殺三名華裔同學，又上街肆意開槍，造成三人死亡，最後在與警察對峙時飲彈自殺。

兇手羅傑是個白人與華裔混血兒，但卻對非白人有著病態的歧視與仇恨。羅傑自稱青少年時期曾遭遇種族歧視，不過這並未讓他由此對被歧視者有同理心，反而讓他不斷強調自己「白人」的一面，比絕大多數白人有更強烈的種族思想。

羅傑的悲劇有多方面原因，但身為一名混血兒，為何他卻表現得比一般白人更偏激極端？

圖：加州大學學生紀念死難者

【狂熱的傳教者】

其實，新人或出身不那麼根紅苗正的人，對其自我認同的體系比正統成員更狂熱、極端，是種常見現象。

表現得最明顯地莫過於宗教信徒，英語中就有「皈依者的狂熱（Zeal of the converts）」的說法。孫中山在少年時代皈依基督教後，一度熱衷於破壞家鄉的各種神廟，認為這些神廟是「偶像崇拜」的禍源，其狂熱程度超越了很多西方傳教士。

無獨有偶，在塔利班炸毀巴米楊大佛後，不少伊斯蘭國家都聲言譴責，但中國卻有一位皈依伊斯蘭的漢族史姓學人大加讚賞塔利班的毀佛行動，認為這種「偶像崇拜」的落後垃圾就該清除。

論及皈依者狂熱，近年被提到最多的例子當屬韓國的基督教狂熱。基督教進入朝鮮半島不過只有五百年左右時間，二戰結束前仍是少數人信仰的邊緣宗教，真正被主流社會接納也就半個世紀多時間。其基督教根基和傳統遠遜於西歐和北美，是不折不扣的新皈依者，但韓國教徒的狂熱程度為傳統基督教國家望塵莫及。

佛教原為韓國傳統宗教，但基督教興盛後，韓國居然發生了多起基督徒攻擊佛教寺院事件，其情形猶如塔利班炸毀巴米揚大佛。韓國基督教化後，變成了世界上最熱衷於對外傳教的國家，各教派向國外派出了兩萬多名傳教士，其人數僅次於美國。

與歐美傳教士傾向於向「未開化」之地傳教不同的是，韓國傳教團的足跡不但遍及全球各地，甚至滲透到了阿富汗、伊拉克、葉門、約旦這種全民伊斯蘭教國家。近年發生了多起韓國傳教士在阿富汗或伊拉克被武裝分子綁架案，依然擋不住韓國傳教士的腳步。

歷史上，各種教派的發展都可見到這種皈依者的狂熱。基督教有著名的西班牙，它被從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光復後，立即變成最狂熱的對外傳教國，在迫害異端、打擊新教徒上來得比其他國家更為積極。在伊斯蘭教，則有阿拉伯帝國的武力擴張結束後，以新皈依的突厥人、波斯人為主的蘇菲派傳教士，以苦修者形象深入草原戈壁傳教，其熱情遠非早期的阿拉伯人可比。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下屬的宗教信仰與公共生活論壇曾經進行過一次宗教虔誠度的調查。研究結果顯示，在所有指標上，後來皈依的教眾都比生於信教家庭的教眾更加虔誠。這項研究調查了各基督教派的信徒，結果顯示，皈依者虔誠度比原有教眾更高的現象在幾乎所有教派都有程度不等的反映（以循道宗為最），說明皈依者的狂熱乃是普遍現象。

皮尤研究中心資料

唯一的例外是摩門教，摩門教中原有教徒在兩項指標上（「是否至少每周參加一次禮拜儀式」和「是否認為自己的信仰是唯一真正的信仰」）比皈依者更加虔誠。這種現象可能和美國摩門教社區比較保守，原有信眾虔誠度就很高，新皈依者虔誠度超過原信眾的難度更大有關。

5月28日山東招遠某麥當勞餐廳發生邪教教徒傳教被拒，將一名婦女殘忍毆打殺害的惡性事件。雖然這類邪教不宜與正常宗教相比，但它亦從側面展現了新皈依宗教者的狂熱可怕。

【文化的信徒】

對皈依者來說，文化征服與宗教征服的效果相同。

英國的餐桌禮儀來自法國，但英國人對餐桌禮儀的固執狂熱程度遠遠勝過法國人。譬如英國女王宴請擺放餐具時要用遊標卡尺精確測量位置。在法國人看來，英國人不去鑽研怎樣提升自己的烹飪水平，卻把精力耗費在琢磨餐具擺放位置無疑是捨本逐末的可笑行為。

中國的茶道、禪宗，到了日本後，在形式感和儀式性上被不斷推往極限，而在中國本土，則是以一種更隨意和不刻意求工的態度自然演進。歐風東漸之後，日本追慕西洋文明的態度亦是如此。

圖：日本茶道表演

同樣，朝鮮在近代之前對儒家教條（至少是他們理解的版本）的拘泥達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特別在中國元清兩次被北方少數民族統治後，朝鮮更是自我感覺良好，自詡東國正統。

而滿清入關後，很快以儒家正統自居，對待外來的基督教、伊斯蘭教，較之漢族建立的明王朝，態度就嚴厲得多。而且是愈到後來，其態度就越為嚴厲。

今天，外來不同時期的各種思潮一起湧入中國，這些理論的中國追慕信奉者，在公共言論空間中，其狂熱和固執程度，遠遠超過這些觀念的國外發明或倡導者。無論是國奧（奧地利經濟學派愛好者）、黃納（納粹崇拜者）、黃俄（蘇聯崇拜者）還是鷹派科普，他們的亢奮多少帶有某種類似信徒的特徵。

當然，他們當中最令人驚異的是一批蘇聯緬懷者——今天在俄羅斯還懷念蘇聯的只是一些生活不如意的退休老人，而一批中國的年輕人，卻建立了一個蘇聯主義網，他們從組織架構到語言、行為模式，都讓人感覺蘇聯並沒有滅亡，只是遷到了中國的網上。

雖然今天不少中國人是蘇聯和俄國的追慕者，但俄國當年曾深受法國文化影響，上層社會不但說法語，追逐法國文化，甚至在與西方人談及俄國社會的落後一面時，會自然而不屑地用「這些野蠻的俄國人」，輕巧地把自己從俄國人中划了出來。

【焦慮與自覺】

各種類型的皈依者狂熱，多少帶有急於抹去過去文化印記的動機。由於不是那麼根紅苗正，迫切需要證明自己對新身份的忠誠，而通過傷害舊身份來顯示已經和其脫離關係正是一種常用的策略。

美國槍擊案兇手羅傑的仇恨亞洲人，就是這種心態的極端體現。而滿清剃髮令的例子亦可與之相比。清朝入關之初並未強迫全體漢人剃髮，但漢人孫之獬上疏：「陛下平定中國，萬里鼎新，而衣冠束髮之制，獨存漢舊，此乃陛下從中國，非中國從陛下也。」清廷遂採取「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極端政策，滿足了孫之獬的夙願。

圖：滿清強制剃髮

猶太人的情形與之類似。歐洲的反猶浪潮中，許多積極反猶者本身就是一兩代人之前改宗的猶太人，急於抹去自己的猶太特性，表現得比非猶太人更反猶。而西方學術思想界，整體表現得最為反資本主義的，恰恰也是猶太人知識分子——而公眾印象中，猶太人總是被當成貪婪資本的化身。

類似的還有斯大林，斯大林是喬治亞人，是蘇聯歷屆領導人中斯拉夫血統最少的一個，但他卻是蘇聯歷史上大俄羅斯主義傾向最強烈的一個。而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原本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在接受法西斯主義後，堅定不移地反對社會主義，並非常熱衷迫害自己的前同志們。

近年西方有不少政治家從左派轉成右派，這些曾經是左派的政治家們一旦在觀念上轉為右派，往往也會演變成為極右派。

類似的例子簡直不勝枚舉。離我們最近的歷史記憶，是文革時代越是出身不好的人，往往越會在「自我改造」中表現得狂熱偏執，甚至不惜與父母反目成仇。以決絕姿態告別過去以獲得新身份，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文化投名狀」。

但是，皈依者的狂熱並不完全能從有意識的實用主義來解釋。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採取匿名制，皈依者並不需要為了表現而偽裝。其實，無論是韓國傳教士還是某種價值的追隨者，其行為未必是下意識的產物。他們表現出的狂熱和虔誠，某種程度上是在皈依過程中，與環境掙扎時無意中習得的。

對文化性的信徒來說，教徒身份是與生俱來的，這種未經思考和選擇而獲得的身份認同，自然不會在日常行為中體現出特殊性。而經過思考和選擇的皈依者，在皈依過程中，必然會經歷一番習俗、觀念甚至理性的自我衝突——這個不斷自我暗示的努力和掙扎，會使得他和具有與生俱來身份的人相比，有著更為堅韌和狂熱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