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穆旦的人跟詩呢？

昨天看到凡客誠品ceo對他評價很高，就想知道其他人對他的評價

大學舊作的一小段，當時是通過研究穆旦《春》的幾個版本，來考察穆旦的，刪了幾句，題主隨便看看。

1942年之前的穆旦，就常常展現出一種「參與」的熱情。具體的表現就是對於國家的關注。穆旦參加過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1938年的「三千里步行」。1941年穆旦又發表了兩篇重要的文學評論，並且提出了「新的抒情」。1942年穆旦所作的《春》中，依舊充滿著類似於「火焰捲曲」、「掙」、「燃燒」、「鮮紅」這樣熱烈的詞。

作完《春》後不久，穆旦便參加了赴緬遠征軍，在那裡詩人經歷了「野人山經歷」。這段經歷詩人其後並沒有過多的提及，但僅僅是「曾有一次七八日未食，又一次五日未食」這樣簡單的描述便足以說明過程之艱。後來穆旦曾經寫過《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但在這部作品中穆旦沒有寫對於日軍的仇恨，甚至沒有直接描寫戰爭。整篇詩歌除最後一節「祭歌」外，其餘都是「人」與「森林」的對歌。在這裡，在世界（森林）面前的人失去了所有身份，僅僅作為一個「人」。穆旦對於「人」進行了他之前未有的思考。當然，這首作於1945年的詩歌距離「野人山經歷」已經有了三年。而在這三年間，穆旦還經歷過動蕩的工作以及苦悶的生活，這段經歷對於穆旦從「人」的立場上思考問題也有一定影響。

於是穆旦便遭遇了矛盾：一方面他深愛著自己的祖國並有著強烈的參與熱情，另一方面他又會站在「人」的立場上來思考問題。然而當這兩種立場有了衝突的時候穆旦的內心必然產生矛盾。我們在穆旦作於1945年的《從昆明到長沙——還鄉記》中可以看出一些：「我們都嚷著對待日本俘虜太嫌寬大……我要報復、即使是一點點泄憤……可是，在長沙，你看見這些日本人……那種無所歸依的樣子，那種失去了人的體面的樣子……你不由得可憐，這種感情又似乎不對。因為我們自己的同胞就在沿江搭蓋草屋，胼手砥足，準備忍受過這個嚴冬……現在你看見他們，你真願意他們是無辜的。」在這文字之間，作者既有強烈的民族情感，同時也有著特殊的人文關懷。在這裡這兩種情感產生了衝突與矛盾。從本質看來，這其實就是穆旦從「人」與「國家」兩個角度去看待問題時產生的困惑。參與遠征也是因為「國家」，但遠征之後詩人不得不開始思考「人」。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穆旦在1946到1947年間創辦《新報》的經歷。在《新報》中，穆旦實踐著他關於國家的理想，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撰稿和報人的良心——為本報一年言論作總答覆》一文。因為種種原因，1947年8月《新報》遭遇查封。當月，《泥土》第4期發表了署名初犢的《文藝騙子沈從文和他的集團》一文，其中對穆旦的《時感》進行了批評。在9月處理完《新報》被封的善後事宜之後，10月穆旦便作詩《我想要走》，並表示渴望赴美留學。自己努力為國家建設做貢獻，卻因*河蟹詞*鬥爭原因被攻擊，不得不暫停。穆旦受到的挫折與傷害不可謂不深。

四十年代的穆旦經歷了太多，他的熱情受到了現實的阻礙，同時對於「人」的更深入的思考使他猶疑並且處於矛盾之中。通過這些經歷，我們不難發現，穆旦在《春》（1947版）中所展現的從「燃燒」到「緊閉」的轉變是自然的。

但《春》（1947版）結尾依舊延用了「等待伸入新的組合」，詩人依舊沒有完全的封閉自己。即便是被動的，他的緊閉的肉體不也是在燃燒么？正如他在《歲暮的武漢》中所說：「看看日本人，他們是忽然間遺落在我們後面了，我們還不該趕快圖強嗎？」這句話似乎可以解釋許多問題，包括詩人為何在美留學期間俄語成績優異，為何堅持回國並且那樣努力和痛苦地「改造自己」。因為穆旦始終有參與國家建設的願望與熱情。

穆旦不同於郭沫若等人，僅僅是一個鼓吹者或者說標語口號製造者；他也不是卞之琳，能夠理智到從容不迫地以旁觀者的姿態來觀察。穆旦是一個充滿熱情的參與者，但他又會站在「人」的角度思考，他是一個作為個人的參與者。因而，我們可以看到他之後的五十年代作品如《葬歌》，在這之中穆旦寫出了一個自我改造者在改造過程中的痛苦與掙扎，給我們呈現了一個參與者的心理路程，一種痛苦的自我否定和再否定的精神歷程。而這種心理轉變的呈現正是穆旦的可貴之處（所以黃燦然先生批評穆旦50年代的寫作一文，我認為他對於穆旦有誤解）。《春》的最後一句似乎是詩人一生的寫照：「痛苦著，等待伸入新的組合」。

我記起一個故事：一個青年在路上前行，他背著一個口袋，裡面裝著的是靈魂。我希望，從穆旦那裡，我能夠背上一口袋靈魂上路。

詩很棒，建議找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