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對經濟發展有影響嗎？
直接點的例子就是索尼移動。
每年靠著粉絲都能銷量幾千萬。如果把SONY的Logo去掉，我不信能賣這麼多YSL教建清真寺那是真的不計成本的。之前在外貿公司實習的時候，一聽說有清真寺項目大家都搶著跟單。。。
啊 作為一名垃圾本科生 上個學期剛學過這個方面我就來隨便說兩句吧。大概為了這門課 讀了60多篇論文
我暫時不加 引用了。有時間慢慢不上去。首先 我覺得 最起碼要搞清楚一個關係 那就是 到底是宗教導致了經濟的改變 還是經濟導致了宗教的變化.
這其實是一個蠻複雜的問題。比如說 Max Weber 覺得新教的誕生 人們有了領悟了新教的道德 所以導致了信仰新教的國家的經濟發展的更加迅速。實際上我們也可以說 信仰新教需要每個人識字。因為新教不需要神職解讀聖經了。識字這個技能導致了經濟增長。可是有人也可以爭論 是因為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受到了天主教的壓迫 所以才導致了新教的產生. 接受新教的地方本身就已經比別的地方經濟上更有優勢。那麼如果拋開這個大前提不談。我們只考慮 宗教與經濟的影響。現在主觀的觀點是兩個1.世俗化理論
2.宗教市場理論世俗化理論的大概是意思是 隨著科技與經濟的發展 人們終將拋棄宗教。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信仰宗教的人也就會越少。聽起來好像是很有道理。因為人們可以部分控制自然了。 不會再畏懼一些未知事情。但是在實際上的數據裡面其實會發現 這個理論只適應歐洲。
在美國根本不適用。因為美國經濟雖然根剛建國時期有著很大的增長。但是宗教信仰率其實沒有改變 甚至一度升高。於是第二種理論出現了 宗教市場理論。主要的意思是當市場上的宗教變多的時候 民眾 也可以說是消費者 可以更方便找到適合自己的宗教。打個比方 如果美國只有兩個宗教。是非常極端的兩個 一個非常保守 一個非常激進。假設這兩個宗教的教義不能隨便修改。那麼中庸的美國人就不會信仰任何宗教。可是這個時候建立了一個中庸的宗教。那麼這段沒有宗教信仰的人會加入這個宗教。也就導致了整體宗教信仰人數增加。其實還有一個主要的問題就是大部分經濟研究是基於人們是rational 也就是理性的。但是實際的調查中會發現。人們對於宗教問題上總是不理性的。甚至物質的補助會導致人們憤怒。一般來說人們會接受對方也在很嚴重的問題上讓步 才會接受交易。比如說讓對方放棄信仰 可能用自己也放棄信仰的條件來換 對方才比較容易接受。僅靠物質補助會激怒對方。另外因為宗教對於人來說是一個身份。區別 我們和他們的一個工具。所以utiltiy（快樂）的增加其實不光光是私人的 是整個宗教群體的。 所以它們可以接受更高的代價來完成某件事情 比如說恐怖襲擊。啊 這段很複雜。如果看的人多的話 我再補吧。留個空白順便說個段子吧。其實現在可能是世界信仰宗教人數最多的時期。因為大部分宗教是不鼓勵墮胎的。也就意味著有著宗教信仰的人 總體上 人口增長率會比較高。然而沒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會採取避孕或者墮胎等措施...
其實關於宗教與經濟結果的還有很多。我在這裡只談論了 幾篇論文的內容而已。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留言給我吧。我會耐心的看和回復的。會慢慢補上大家感興趣的內容有的人把一年來掙的錢全用來拜神修廟，「凈化心靈」，花完以後自己依然沒車沒房，家徒四壁，啃窩窩頭就鹹菜，他們掙的錢既不用於提高自己生活水平，也不用於各種長短期投資，既不用於幫助貧困山區孩子讀書，也不用於幫助別人度過人生難關（比如生病花錢，婚喪嫁娶，生意賠錢了等等）。然而國家每年還對這些人進行大力的財力補助，幫助他們「脫貧」，殊不知這種幫助完全沒什麼卵用，人家用你資助的錢去拜神，等錢花完了以後人家就又變成了「窮人」，你還得接著「扶貧」，這就是一個無底洞，你投多少錢進去都沒用。現在你跟我說宗教能促進經濟發展，呵呵，有這樣的人，有這樣的宗教，我想問問經濟到底該怎麼發展啊？
未世俗化的宗教會制約經濟增長
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主要表現在積極地為自己的經濟基礎服務。上層建築一經產生，便成為一種積極的能動的力量，促進自己經濟基礎的形成、鞏固和發展；同時向阻礙、威脅自己經濟基礎發展的其他經濟關係、政治勢力和意識形態進行鬥爭。政治上層建築運用強制手段，把人們的行為控制在一定秩序的範圍內。觀念上層建築則利用輿論工具，論證自己經濟、政治制度的合理性，規範和控制人們的思想與行動。統治階級憑藉整個上層建築維護和鞏固本階級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利益。
未世俗化的宗教脫胎於封建社會（廣義），為的是作為精神鴉片來維繫社會穩定。這種「穩定」意味著統治階級對提升生產力和變革生產關係的阻礙
佛教這種創教之初充滿理想化的宗教，也會為了迎合底層民眾而淪為「精神鴉片」，比如凈土宗，比較極端的有「羅教」、「白蓮教」亞伯拉罕一神教的歷史大家也有所耳聞，歷史上阻礙進步的事情不勝枚舉。世俗化不充分的綠教至今仍嚴重阻礙著經濟發展，這集中體現在對女性的禁錮上幾十年前的緬甸有個「佛教社會主義」很有意思，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宗教可以說是歷史遺留問題，現在生產力進步得還不夠，許多人仍然需要宗教的關懷，這意味著宗教仍會長期存在下去
舉個基督教的例子，基督教至今仍如此興盛，是因為基督教為了生存而向世俗化妥協。就算這樣也阻礙不了歷史浪潮，歐美國家高學歷人群的信教比例遠低於平均水平；歐美國家人群中的信教比例又遠低於非洲窮國引用一段《臨高啟明》的話結束這個回答我們的工作不是引入一套新的鴉片以便於統治，而是作為舊社會轉化為新社會的催化劑，我們也不是要創立一套新瓶舊酒的貨色，用新神去取代舊神，而是以新神的手去逐步蠶食神權存在的根基。宗教世俗化簡易化是17世紀社會進步的表現，我們要引導這個新潮流，而不是在推翻了舊禮儀的基礎上再增加一套新的繁文縟節，更不是將自然拜物教變成機械拜物教這樣無聊而不知所謂的東西。
其實影響不是很大，因為說真的，宗教本來就是人民的精神麻醉劑，宗教作為一種文化，其實是經濟的次生產品——你以為是宗教影響了經濟，其實是經濟創造了宗教，什麼種類的經濟體創造什麼種類的文化體宗教體。宗教演進是社會經濟演進的附屬產品，哪裡發達了哪裡宗教也開明進化，哪裡落後了哪裡的宗教也煞筆保守。像新教的那些奮鬥啊勤勞之類的內容，本身就是上升的資產階級為了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而做出的解釋，倒退回中世紀的話，三大宗教很多教派的蠢相其實是不相上下而且諸多相似。對這類東西有興趣的，可以去研究宗教發展史。
所以單純作為精神論的宗教，只不過是經濟的附屬產品而已，如果說影響比較大的話，並不是信仰的內容，而是宗教法這種把宗教理論直接作為指導社會行為的法律規則的存在，實際上，教徒個人的三觀如何，面對一個社會體系的整體趨勢和需求，是非常微不足道的，歷史的車輪滾滾而來，不管你信啥的，該種地還得種地，該血汗工廠還得血汗工廠，活著是最大。但是宗教法就不是單純的信仰，而是作為一種社會的管理法則在運行，其力量遠遠大於個人信仰，會直接改變社會博弈的局面——比如說對特定人群和職業徵收額外賦稅——這就直接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了。而宗教法往往是基於某些一成不變的古書，根本無法適應不斷演進的現實，出問題是遲早的事情，所以把宗教趕出行政和立法領域是一個國家有效近代化的必須條件。
所以個人信什麼，其實幾乎無關緊要，一個國家裡宗教勢力的政治和法律影響力有多大，才是關鍵所在。就算是美國，如果現在讓他們按照基督教教義去制定一部教權法，很快也會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的。當然有影響，而且影響非常非常大。大部分舉例都是MSL和印度教，新教和佛教。
什麼是宗教：首先要有組織，其次要有信仰，再者要有規章制度。我黨是否是一個宗教，按照特性來看，應該是的，而且是最先進的。砸爛一切牛鬼蛇神，一切向錢看，才有我們的經濟奇蹟。
道教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和經濟無關吧，那是你太年輕
風水好的地段，房子也賣得貴些
竟然沒人提起社會學,經濟學早期教父級人物Max Weber 所寫的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
這本書以尋找驅動當今社會經濟的想法開頭。我們相信個人成功，最大化利潤，我們追求物質回報，我們認為人就該追求成功，不為別的，只是因為成功本身就是好的。這些資本主義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從什麼時候開始?
他在看數據時發現，早期從事商業跟being protestant 有很大的聯繫。於是一路分析，他把這個想法追溯到基督教里protestant calvinist教派的信仰。他們相信predestination (上帝已經選好誰會得救)，而他們也相信這個選擇的證實方法就是上帝會讓他選擇的人成功。如此一來，利潤和物資變成了被上帝看好的預兆。人們開始從以前的封建想法轉變，追逐利潤和物質，逐漸形成資本主義。
Weber表示資本主義形成是很多原因的集合，這是其中之一，一旦資本主義形成，這個宗教信仰將變得完全不重要，由於社會需求我們會自然而然的接受資本主義想法，然而在其形成過程中，這種宗教信仰的推動有很大的意義。Weber同時表示自己的想法並不完整，希望後世的學者繼續探索。
書並不長，感興趣的話可以自己去讀。我覺得一定會有中文譯本。我很久以前讀過，中文也一般，歡迎最近剛剛讀的人過來糾正。其實問題的答案是很明確的，宗教和經濟發展一定是有關係的。學問不夠，籠統聊幾句。
問題本身提到印度教看中輪迴來世不注重現世所以對經濟刺激不足，其實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印度教嚴格的等級制度，各階層之間的隔裂也限制了經濟的自由發展，市場經濟依靠價格信號來配置資源它本身是追求自由的，小範圍內做經濟註定難以做大，所以才有了國際貿易和全球化。同樣的道理，伊斯蘭教有經商傳統，所以中國各地都有穆斯林小商販，但另一方面伊教傳統上不允許借錢收利息，這也是現代金融在伊斯蘭教國家發展緩慢和需要不斷對教義進行新闡釋的一個原因。
猶太人之所以控制金融命脈，與中世紀前猶太教差不多是唯一鼓勵現世成功允許放貸收息的宗教有關。還記得《威尼斯商人》吧。基督新教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促成，很大程度上就是新教鼓勵追求現世價值而不是買贖罪券，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講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中國為什麼沒有自然發展出現代經濟，現代金融市場的發展磕磕絆絆？陳志武教授的觀點我比較認同，大概與儒家（是不是宗教有爭議）傳統有莫大的關係，過於強調家庭家族觀念很難讓市場做大，而基督教世界裡在家族之外還有教友，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資源配置，經濟發展具備先天優勢。2017.11.25下午新增彼得·伯格論文，原題：faith and development
宗教信仰與經濟發展
彼得 L. 伯格
摘要：雖然西歐、中歐與知識分子三者體現了宗教世俗化的趨勢，但面對世界範圍內現代宗教運動的堅持與發展，學者們普遍達成了世俗化理論不能為這種現象提供解釋的共識。本文探討了新興宗教力量如何紮根於、塑造經濟發展的問題。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為這一現象提供了解釋。最後本文以現代社會中宗教信仰與經濟發展關係的五重表現結束全文。
關鍵詞：經濟發展，資本主義，五旬節派，宗教與現代性，世俗化，全球化
先師Alfred Schutz在主持博士生論文答辯時總以如下文化開場：「X先生/Y小姐，您能否簡述一下您的研究內容，並闡述一下您認為它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本文的主題是宗教信仰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我相信這兩個領域的專家都會對我的研究感興趣，至於原因，接下來我會慢慢闡明。
從宗教角度看，這個世界是什麼樣子的？一百多年前，尼采宣稱上帝已經死了。但他只是用一些詩化的語言來表達那些自啟蒙運動以來就在歐洲思想界或曰的共同假設——隨著現代文明的進步，宗教將會逐漸衰落並最終消亡。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分別作為核心人物塑造了19、20兩個世紀的思想面貌，並將上述假設發揚光大——在社會學領域，宗教是一種應對壓迫的虛假意識，在個人心理學領域，宗教則是嬰兒一廂情願的幻象。現代社會學的主要奠基人，埃米爾·塗爾乾和馬克斯·韋伯分別出於不同的原因和情感（作為無神論者，塗爾干對這一現象頗感興奮；作為不可知論者，韋伯則對這一趨勢相當拒斥）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上世紀50-60年代，多數宗教社會學家堅信現代性必然導致宗教的衰落，並將這一信念系統化為「世俗化理論」。
為充分披露我的觀點，我必須承認，在我作為宗教社會學家的學術生涯早期，我也曾堅持這一理論——事實上是促進了這一理論的發展。但逐漸地我改變了我的想法，不是因為某些哲學或理論上的轉變，而是因為經驗證據讓我再難以堅持這一理論。吾道不孤也，今天，除了少數孤膽英雄還在堅持世俗化理論外，大多數宗教社會學家都放棄了這一理論。
不久前我在美國看到一張貼紙，上面寫道：「親愛的尼采先生，您已經死了，而上帝依然活著。」這真是對當代宗教現象乾淨利索的總結。當代世界，除了世俗化不可能發生外，什麼都可能發生，而宗教信仰反而相當旺盛。目前，世界大部分地區都發生了諸主要宗教以這種或那種形式狂熱擴張的現象——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甚至儒教（如果你願意這麼叫的話，我是願意的）——許多地區還發生了一種甚至多種世界宗教與本土宗教的混合（例如African Initiated Religion，或曰AICs）。我顯然不能將所有這些發展都完整地呈現在你面前，但就「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富有宗教性的世界」這一論斷而言，我可以提供兩個例外。其一是地理空間上的西歐與中歐。大體上，這兩個地區是世俗化理論所依據的主要區域之一。因此，我認為歐洲現象是宗教社會學領域最應該關注的現象——不是因為歐洲多麼重要，而是因為歐洲有許多例外需要揭示。不過遺憾的是，我是不能在這裡進行解釋了。我能說的只是歐洲人通常認為，現代性與世俗性交融在一起使得他們成為了文化先鋒。 然後歐洲人又驚異於（通常以一種悲憫的方式）美國頑固的宗教性——這是美國「例外主義」的另一個案例。但是歐洲人錯了。美國在很多方面都可能是個例外（其中某些例外比其他例外更吸引人），但宗教並不是。美國像世界其他許多地方一樣具有宗教性，例外的是歐洲。順便說一句，如果有人認為現代性意味著世俗化的話，那麼美國現象就很難進行解釋——例如，很難證明美國比比利時還要「不現代」。
另外一個例子不是地理學的，而是社會學。國際知識分子確實都是高度世俗化的——我仍然不能對這些現象進行具體解釋，但這一現象與世俗化理論的長期和理性有很大聯繫——知識分子傾向於別的知識分子進行交流。來自不同國家的知識分子交流的時候簡直談笑風生，而且都設想他們的外國對話者能夠代表其國家的整體文化。當然，這是個巨大的誤會。斯德哥爾摩教師俱樂部可能是瑞典的代表，但德里大學教師俱樂部肯定不是印度的代表——哈佛大學教師俱樂部當然也不是美國的代表。這一切都與發展有什麼關係？
在非社會學家看來，馬克斯·韋伯的代表作是其論文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論文集自20世紀初出版以來就飽受爭議。韋伯認為，促進現代資本主義產生的關鍵因素之一，是由新教——尤其是加爾文宗這一變體——（無意中）導致的特定道德。今天，韋伯關於文化先決條件的論斷依然具有重要意義——且不管其關於宗教改革及其後果論斷的正確與否。如果有人對韋伯所謂「新教倫理」諸元素進行仔細審查的話，那麼這種相關性就會變得更清楚——這種審查將會說明，這些元素並不僅限於發源於16世紀歐洲的特定宗教傳統。
此種倫理的核心特徵就是韋伯所謂的「入世禁欲主義」（韋伯認為，這種特徵主要體現在新教身上，在其他傳統宗教身上則付之闕如）。禁欲主義，即系統的自我抑制，在宗教史上隨處可見。但韋伯認為，新教禁欲主義的獨特特徵就在於其禁慾指向了現世活動，尤其體現在宗教性推動下追求經濟利得的現象中。新教禁欲主義與天主教修道院禁欲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的禁慾實踐是為了彼世的目標。韋伯的結論非常簡單明了：宗教改革廢除了修道院制度，但是卻把整個世界都變成了修道院。
這種「入世禁欲主義」對信徒日常行為意味著什麼？答案很簡單：受道德支配的工作倫理；一個高度理性化地參與此世活動的方法——即一種從巫術中脫身的方法；一個終其一生奉行的系統的、自治的訓令。這種幾率延伸到了生產與消費領域，並通過「延遲的滿足」這一心理學概念完美地表達出來——節儉，清醒地拒絕所有「不必要的」支出，並因此節約了很多成本。再加上信徒對大眾教育的積極態度（動機是為了每個人都能夠閱讀《聖經》這一信念），你會看到清教完美體現了韋伯的理論。因此，此種類型的新教在西方經濟與社會發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
但上述所有提及的行為特徵，都可以從這種特殊宗教環境中分離出來。因此，人們可以積極同意韋伯說的宗教倫理——無論何種宗教倫理——都可能創造某些在現代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發揮重要作用的態度與習慣。按照這些方式行事的人們就有成為企業家的潛質。給他們大約一代人的實踐，他們就可能掙脫貧窮的泥淖，躋身富裕的中產階級。如果給他們在社區或社會中足夠的擴張時間，你就可能看到資本主義「騰飛」了。顯然，在任何特定案例中都會有其他因素決定企業的成敗——宏觀經濟的（國內外的）、政治的、環境的。因此即使你是位標準的「清教徒」，但如果你在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地區創業、如果你唄一個剝削成性的暴君統治、如果你被斷絕了所有與外界的貿易，那麼你也不可能有任何成就。換句話說，「正確」的行為確實重要，但是其他因素則會強化或者弱化行為的影響效果。
（說明：當我說「正確的行為」時，並不意味著九個人而言積極的道德判斷。僅僅在社會經濟功能語境下使用「正確的」行為這一概念。我個人並不傾向於任何種類的清教行為，倒是喜歡放縱的生活方式更多一些——我可能是個糟糕的資本家。）
還是回到新教。且不論韋伯對世界諸宗教的研究其歷史正確性究竟如何，但至少將新教視為現代資本主義起源諸重要因素之一是正確的。換句話說，一直到現在，新教依然對資本主義具有促進作用。再次我想要簡述兩件事：一，給你留下新教在全球範圍內大規模發展的深刻印象；二，告訴你導致這種現象的原因，這種現象與韋伯的「新教倫理」驚人地相似。
整體而言，福音派新教（Evangelical Protestantism）是宗教改革傳統中最具動力的分支（相對於更穩重的路德宗、改革宗以及聖公會而言）。但五旬節派目前為止是在更廣泛的福音派社區中最具活力的元素。五旬節派的成長於當前分布範圍相當令人震撼。基督教歷史上曾經有過原初五旬節派——卡理斯瑪型領導人物、高度情緒化的崇拜、說方言、精神治癒——如果追溯到源頭，根據《使徒行傳》記載，在耶穌逝世五十天後，他的門徒聚集在耶路撒冷，聖靈降臨到了他們身上並有神奇的反應。
不過現代五旬節派大體上是要追溯到1906年的「亞蘇拉街復興運動（Azusa Street Revival）」的。一個具有高度卡理斯瑪氣質的美裔非洲浸信會牧師從德克薩斯州出發，開始在洛杉磯貧民窟傳教。他在很短時間內就聚集了數量可觀的各種族成員（這種壯舉在20世紀的加利福尼亞州可不是什麼簡單的事）。通過聯合其他地區類似信眾，傳教士從亞蘇拉街出發，成功地將這一運動傳播到美國各地。二戰之後，五旬節派開始了巨大擴張。首先從美國傳教士開始，現在幾乎已經在世界各地本土化了。
今天，五旬節派大量存在於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亞洲部分地區，同時也在其他地區狂飆突進開疆拓土（例如在歐洲吉普賽人與印度高山部落間）。這種現象難以精確量化——它太過於分散、自發，多數情況下又沒有組織。但五旬節派可能的存在範圍還是令人吃驚的。最保守估計全球字少有2.5億五旬節派教徒，更自由點的估計是4億。無論孰是孰非，它都是宗教史上增長最快的傳教運動。對某些熟悉五旬節派的人而言，我強烈建議閱讀David Martin的一系列書籍，他的開宗立派的作品便是出版於1990年的《天火燎原：拉丁美洲五旬節派的爆炸性增長（Fire from Heaven: The Explosion of Pentecostalism in Latin America）》（弱弱說一句，這本書是由我們在波士頓大學的研究中心支持的）。我的觀點很明確：這並不是當代宗教情景中的一個普通現象，而是目前為止最具爆炸性的現象。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這就相當於客廳中進來了一隻大象！
但這並非我在此處舉這個例子的原因，原因毋寧是，在我看來，五旬節派精準地體現了對現代經濟發展具有實用作用的「新教倫理」的特徵。可以肯定的是，五旬節派信徒並非清教徒，但他們比清教徒還有有過之，（從說方言開始，）他們身上的特徵將會令清教徒感到吃驚。但他們確實符合前述「入世禁欲主義」諸元素的特徵——勤勞、節約、「延遲的滿足」等等。基於此，我大膽地提出下述簡單但深遠的命題：五旬節派是促進現代經濟發展的積極動力。
我已經論述了關於五旬節派的很多方面。稍微思考一下就會看到，並非所有的宗教傳統都對經濟發展具有同等作用。事實上，在出版《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後，韋伯耗費了其剩餘學術生涯大量時間去研究其他的宗教傳統，尤其是印度與中國的宗教，並且得出它們都缺乏與韋伯所謂「入世禁欲主義」特徵的結合的結論（無論對錯，某些結論顯然是錯誤的）：韋伯認為，某些宗教類型是禁慾的，但不是入世的；另一些則是入世的，但不是禁慾的。
再次強調一下，我絕不從道德或神學價值意義上判斷宗教傳統對經濟發揮的正功能或負功能。人們可能熱切地委身於特定信仰，而且承認它並不與現代經濟十分匹配。畢竟經濟並不是任何宗教的主要關懷。相反，承認某宗教的社會-經濟功能並不意味著其真實狀態或道德價值。
此後，韋伯一起其他許多學者，都將「新教倫理」與天主教道德對立起來。當人們看到當代拉丁美洲五旬節派爆炸性的發展時，這種對立就更能立得住腳了。五旬節派帶來的文化革命，即對拉丁美洲根深蒂固的文化特質——諸如關注婦女地位、兒童教育、工作習慣、休閑習慣、享樂主義等——進行的轉向。這些特質並不必然與天主教信仰相關，當長時間內都是嵌入在伊比利亞天主教特定文化中的，這不利於現代企業經濟的發展。因此，在這樣一個底蘊深厚的天主教社會裡——西班牙，沒有更恰當的例子了——研究（所謂）「韋伯式文化命題（Weberian cultural package）」興起的案例就更具啟發性了。這個案例便是主業會（Opus Dei）。它崛起於上世紀20年代，是一個堅定的保守天主教運動。它創造了一個由由神職人員與俗人組成的半修道院式的秩序，但是俗人階層是主業會獨特且有影響力的部分。這個秩序特意指向精英個體（elite individual）——政府、商業、媒體、知識分子——並希望這些精英個體用天主教精神充滿主業會，當然，很大程度上他們確實做到了。這是個崇高（vociferously）的天主教機構，它真切地展現了韋伯描述的「入世禁欲主義」特徵。在佛朗哥統治時期，主業會欣欣向榮，其成員開始佔領政府中有影響力的位置。在佛朗哥統治晚期，主業會秩序認為西班牙急需一個現代市場經濟。它影響佛朗哥政權的親市場傾向，並且還創立了第一家西班牙商學院。這些全都是在並未減少任何天主教色彩的情況下做到的。因此後佛朗哥時期的西班牙的「經濟神話」，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惠於主業會的影響。因此，如果你願意的話，一個人可以既非常「天主教神義論」又「准新教經濟」——就像如果你願意咬狗一口一樣（rather a case of man-bites-dog）。我非常懷疑主業會是否在這個進程一開始就已經意識到，經濟市場化將會帶來政治系統的民主化。但這就涉及到韋伯法律社會學中「意想不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經典貢獻了！
與當代飛速發展的社會相比，看起來伊斯蘭教正在它統治的區域開歷史的倒車。穆斯林社會的很多社會特徵都會證明這種印象——尤其是婦女地位、保守性教育、很多不願與宗教分離的社會機構（包括國家與經濟）。很多穆斯林思想家爭論道這些特徵並非伊斯蘭教固有的，而是早於伊斯蘭文明而存在、或者被隨意引入到伊斯蘭文化中的。儘管這些解釋有理有據令人信服，但事實仍然是伊斯蘭教合法化了很多這些特徵，並因此阻礙了（社會或經濟的）發展。與五旬節派形成鮮明對比的婦女低下的地位就是個極好的例證——五旬節派運動可以被看成婦女解放運動（例如反拉丁美洲男子氣概）。如果占人口半數的人都積極反對高等教育，並因此被排除在現代勞動力範疇之外的話，那麼這就對發展產生了負功能。尤其當人們看到我們時代的另一個宗教爆炸現象，即伊斯蘭教復興運動影響了從大西洋到中國海的無數群眾——跟五旬節派幾乎差不多的地理範疇——時，這種對比就顯得尤為重要了。但提出上述觀點的時候，人們必須保持審慎，因為就像五旬節派一樣，伊斯蘭教復興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一個因素。
伊斯蘭教確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印度尼西亞（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國家，因此極具代表意義）穆斯林就證明了這種可能性。跟其他穆斯林國家一樣，印度尼西亞也建立了很多伊斯蘭學校，在本地叫做pesantren。必須承認，某些學校開設了許多傳統保守課程，這為其畢業生進入現代社會做了極少準備。但也有很多pesantren學校，在Nudhatul Ulama運動（一個擁有數百萬成員的運動）的庇護下，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這些學校既開設了傳統宗教教育課程，也開設了包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內的現代課程。而且，與伊斯蘭教對現代銀行的傳統禁令相違背，這些學校為年輕穆斯林設立了鼓勵其在銀行（很多都是非穆斯林的華族的產業）中接受訓練的獎學金。這些學校也涉足公民教育，提倡婦女權利、多元主義、民主主義。總的來說，這是個伊斯蘭制度為現代態度與現代性為立法的案例（與主業會自己證明自己有一定的相似性）。
在韋伯另一部著名的論文集中，韋伯論證了儒教（非入世禁欲主義的典型案例）對現代經濟/企業的抵觸作用。韋伯逝世於1920年，但如果他被續了80年，他一定會對當代的新加坡、香港以及（稍晚的）上海大感驚訝。韋伯的論證可能適用於儒家官吏與帝制中國（韋伯稱之為「士大夫」）。但韋伯的論證並不包括海外華人華僑，而他們是當代世界經濟最為成功的群體之一（雖然他們的成功被複制到了現代中國的本土）。海外華人是所謂「後儒家命題（post-Confucian hypothesis）」——儒家價值有助於東亞的「經濟神話」——的對象。但這並不是帝制中國的儒教，而是羅伯特·貝拉所謂的「資產階級儒教」。所有這一切是否都應歸功於儒家思想，或者是否應該考慮到中國民間宗教與家庭精神（family ethos）——這是儒家道德所不曾擁有的——都是值得商榷的。不管實際情況怎樣，這都是個清楚體現了「韋伯式命題（Weberian package）」的價值系統，但顯然並不包含新教的宗教內容。在此我想再次推薦由我們的研究中心支持出版的一本書，Gordon Redding的《中國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在我看來，對任何一種關於發展的一般理論、尤其是對宗教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理解而言，日本是個具有關鍵重要性的案例。日本是第一個成功現代化了的非西方國家，而且日本現代化得如此迅速。1854年黑船事件後日本才打開了國際貿易的大門——由於日本領導階層（正確地）認為與外國的廣泛交流會削弱其傳統方式，因此過去幾個世紀以來都將自己小心翼翼地孤立於外界，黑船事件對於這樣的國家來說不啻雷霆震動。日本朝野對這個震動的反應也很顯著。1868年發生了所謂的明治維新（用詞不當——這是個將明治天皇當做傀儡的政變）。新政權的寡頭們在沒有放棄其傳統特徵的基礎上，設定了將日本社會現代化的系統化目標。為了決定日本最應該模仿哪種制度，使者們被派往歐美各國參觀學習，這是一個必將載入史冊的進程。封建制度被廢除了，以前主要的封建領主群體成為了工業企業家與商業企業家。隨著封建特權的逐漸廢止，所有的日本公民都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皇室制定了針對男孩的普及教育。在僅僅一代人時間內，社會的主要制度——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教育的——都徹底現代化了。這種狂飆突進的現代化進程在1905年被證明成功，當時日本分別在海戰與陸戰中戰勝了俄羅斯——歐洲諸強之一。
現在，通過社會革命，日本傳統文化的核心特徵得以保存——在家庭中、在性別關係與代際關係中、在地位與尊重的傳統中、在美學的儀式中。最後，最重要的是，在宗教中。不僅如此，宗教還為現代轉型提供了合法性證明。長期以來，日本宗教就是三種非一神論宗教的混合——神道教，佛教，儒教。所有這三者都是武士——封建制中佔主導地位的古老的戰士種姓——精神中的重要部分，他們也恰恰是新的資本主義領頭羊出現的階層。這裡發生的是昔日軍事/封建倫理的非凡現代化、民主化轉型。尊重權威、忠於群體、個人自律、簡樸——所有都根植於傳統文化——成為了對現代經濟表現具有高度正功能的特徵。事實上，人們在此可能觀察到的是我所謂的「韋伯式文化命題」的忠實再現。事實上，人們在此可能觀察到的是我所謂的「韋伯式命題」的忠實再現。現代化轉型的本質非常有趣：曾經精英群體的倫理現在成了所有日本人的倫理（通過民主化）。對封建領主的忠誠也變成了對公司的忠誠——導致了直到最近也依然存在的日本商業的特有特徵——僱員以「群體主義」的團結著稱、「終生僱傭制」、甚至對質量控制的痴迷（從謹小慎微的茶道轉到工廠中的）。順便王婆賣瓜自賣自誇一下，我們建立在波士頓大學的文化、宗教與世界事務研究所（the Institute on Culture, Religion and World Affairs，縮寫CURA），二十多年來，一直在世界各處研究宗教信仰與經濟發展的關係。我已經在五旬節派與中國商人倫理部分提到了這些研究；我還可以提供更多的研究（順便說一下，其中就有對主業會的研究）。我們從來沒有建立一個關於宗教與社會-經濟變革關係的成熟的理論。就這個野心而言，我們的方向還是實證研究多一點。不過，我們研究中心依然得出了一些與本話題相關的結論：
1.宗教傳統是可變的（malleable）。——與很多神學家的觀點相反，任何宗教傳統對現實的認知與規範定義都不是百世不移的。換句話說，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傳統是個惰性實體。可以肯定的是，傳統有一個信仰核心和/或實踐，這些確實從一代人傳到另一代人；某個瑞典宗教學派將對這種現象的研究稱作「主題研究（motif-research）」。但即使這些核心主題——更不用說傳統中的其他外緣對象了——都會遭到闡釋與再闡釋。這也適用於具有社會-經濟後果的傳統因素。因此，說出下面論斷是不明智的：「傳統X對發展具有正功能，傳統Y則具有反功能」——因為傳統X能夠以失去其正功能的方式上被進行再闡釋，而傳統Y也可以在相反方向上得以再闡釋。我們對天主教與伊斯蘭教的簡單討論就證明了這一點。但這並不改變下列事實，即在歷史的任何特定時刻，在面對發展時，傳統X的信徒可能比傳統Y的信徒擁有比較優勢。
2.一個宗教傳統社會-經濟潛力可能潛伏很長一段時間，直到被某些新的環境所觸發。——儒教就是這樣的例子。當在帝制中國的時候，儒教傳統意味著無盡的皓首窮經與終日埋首於在絲綢上綉神龍等技巧，而並不鼓勵有利於現代經濟活動的態度與習慣。但傳統的潛力卻被移民巨大地激發了：從母國的家庭與法律禁忌中逃出來之後，印度尼西亞或菲律賓的漢族移民發展了一種致力於激發名副其實的現代企業爆炸性的「後儒家」倫理。共產黨治下的中國，像帝制中國一樣，抑制了這一潛力。但是最近幾十年的經濟改革已經創造了他們自己的激發效應。今天，就像曾經在馬尼拉一樣，一個「後儒家」倫理在上海隨處可見。Gordon Redding的「中國資本主義精神」現在已經在紅色旗幟下欣欣向榮了（儘管看起來不怎麼協調）。
3.一個宗教傳統的社會-經濟效應肯定有個休止之期。換句話說，這些效應可能不僅只是潛在的，一旦它們得以展示之後，還可能是容易消逝的。日本經濟倫理很可能就是這樣的例子。我們剛剛討論的倫理特徵，顯然在日本工業資本主義騰飛與成熟期發揮了高度正功能。但是，隨著日本經濟日益後工業化與知識驅動型，它的這種功能性是否能繼續堅持，這很值得懷疑。隨著有經濟需要的人們現在更加個體化、消費導向型、甚至混亂的（dreamy），「群體主義」和所有這一切，現在都可能發揮徹頭徹尾的反功能。相似地，五旬節派的「新教倫理」在人們邁步走向現代經濟的第一步時顯然發揮了正功能，就像韋伯曾經描述的歐洲與美洲的新教徒的案例一樣。當這些人在社會流動性方面取得成功，以及當他們所處的社會進入到後工業化階段之後，這些倫理還會繼續發揮作用嗎？可能不會。事實上人們可以這麼總結：「入世禁欲主義」在現代經濟發展早期階段發揮作用；而在其晚期，則可有可無，甚至發揮負功能。在後者，社會生產率變得極高，因此禁欲主義變得不再具有那麼重要，而且所有的非生產性的或者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已經為人們所接受。我曾經不止一次遇到這種情況：一個能夠養活我的社會必須非常富裕，因此就我個人而言就不需要做什麼經濟生產上的貢獻！
4.經濟發展通常由先行者啟發。——對於發展而言，整個社會的人口都接受了「入世禁欲主義」沒有什麼必要。通常是個相對小的團體首先表現出此種方式的。如果這個群體成功了，它將會擴大其規模，並且最終整個社會（或者絕大部分）都將因此受益。無需多言，先行者將會先於其他人而受益。這可能成為嫉妒與怨恨的源頭。如果先行者在宗教上或者在種族上與多數人口不同，這種怨恨便可能成為政治力量。多數人口可能傾向於歧視他們、剝奪他們、流放她們，甚至最極端情況下，摧毀他們。除了道德考慮之外，這無異於殺死一隻會下金蛋的鵝。因此，就像東南亞一再發生的反華運動，以及烏干達驅逐印度中產階級一樣，東歐由於迫害猶太人而遭到了經濟報應。迫害資本家是可能的。但剝奪「資本主義精神」卻絕無可能！
5.現代性可以有不同的形式。——195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傾向於認為現代性是一個無縫的箱子（seamless package）。毫不奇怪，這個箱子看起來很像這些理論家所處的西方社會。我曾經將這稱為「發展的電動牙刷理論（electric toothbrush theory of development）」：將一個電動牙刷扔在森林中，過了一代人的時間，這個地方將會看起來像克利夫蘭（按：美國俄亥俄州城市，歷史上由於運河和鐵路交匯，成為了製造業中心。）（或者杜塞爾多夫[按：歐洲人口最稠密、經濟最發達地區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首府，是德國廣告，服裝，展覽業和通訊業的重要城市，歐洲物流中心城市。]）但這個理論錯了。現代性並不僅只以一種版本出現。不過這一理論有一個真理內核：如果沒有某些確定的態度與習慣的話，現代性就不能出現或堅持多久。往大了說，這就是理性的心態與行為模式，沒有這些，科學、技術與官僚行政就不能存在。而且它們在世界各地都大同小異，但西方是它們的起源。我將之稱為現代性的內在特徵（intrinsic feature）。不過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這些大量的內在特徵可能有很大差異。
簡單做個類比：對個體而言必要的態度與行為，就像噴氣式客機的飛行員一樣，到處都一樣。除非他們良性運行（prevail）了，否則客機將墜落，但這隻與駕駛艙發生的情況有關。客艙的裝飾、PA系統播放的音樂、空乘的服裝與舉止等，都可以根據不同的文化品味自由切換各種狀態。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飛行員，當他在駕駛艙的時候，他必須表現得嚴格遵守「西方」方式。但是當他下班回家之後，就沒有理由不讓他恢復到本土方式了，雖然這一點兒也不「西方」。將這個類比擴大到整個社會就是：這就是Shmuel Eisenstadt所謂的「多元現代性」。日本在這裡依然是一個最令人信服的例子：它是個現代社會（某些方面比所有西方國家都現代！），但卻有自己的獨特文化。當然這種文化正在改變。例如，它正在變得更加不「群體」，更加個體化。但是在未來的任何時間裡，京都都不會看起來像克利夫蘭（或者杜塞爾多夫）。
我認為上述結論對這些從事發展政策研究，從而去思考他們所處社會的替代現代性（alternate modernity），能夠或者應該看起來是什麼樣子的那些人而言是有用的。自明治時代以來，日本一直在深入思考這個問題。對今日的中國而言，將要上演的反思/思考將會很有意思。今天應該問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伊斯蘭教現代性能夠或者應該呈現出什麼樣子（這個問題不僅對穆斯林而言極其重要，甚至對全球而言都如此）。思考是個冷靜的事情，不需要懷舊或浪漫的意識形態。我認為這些對非洲來說也是個有用的經驗。獨具特色的非洲現代性能夠或者應該是什麼樣子的？不過點到為止吧。但是我對一件事情是明白無誤的：無論一個人怎樣回答這個問題，他只有將宗教元素——尤其是五旬節派——考慮進去的時候才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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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個月剛去世的彼得·伯格有篇論文《宗教信仰與經濟發展》，我給翻譯出來了，有空貼上來。
從「寺院經濟」講起
錢穆講過，南北朝時，佛教對中國經濟社會影響很大，北朝尤甚。北朝寺院經濟興盛，僧人甚至與西域各國通商。有的寺院僧房多達千間，可藏軍火，加上擁有土地園林，經濟防衛足可自立。寺院還不時侵掠民眾田宅，或與官吏勾連，從官府那裡獲贈不少地產。
北魏寺院佔地既廣，至齊、周各代續有發展，此種寺院土地私有制使僧眾成為典型食利者階層。寺院引來大批流民歸附，與寺廟形成人身依附關係。寺院日益擴大生產規模，所產除供奉王室和自享外，余均運市場銷售。貧民歸附於寺院，亦可逃避官府的力役兵役。一時期，寺院僧尼達400萬眾，其中附戶達200餘萬人，甚至最終造成僧尼多於民眾現象。政府和王室稅收銳減，財政虧空，寺院竟成了可與皇權共同瓜分全社會生產剩餘的一支「政治力量」；加上寺院擁有佛教的「話語光環」，甚至可以與皇權爭奪「受眾」。經濟權、話語霸權，甚至軍事權一應俱全，這就造成了王權或統治者的恐慌，於是魏、周兩國不得不開始它們的「打擊寺院運動」。
無獨有偶，寺院制度在中世紀前的埃及、希臘，以及中世紀的西歐也得到特別的發展。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的時候，羅馬帝國有15所寺院；527年，當查士丁尼登基的時候有90所寺院；到了8世紀，各地村落變得人煙稀少，原因是許多人都出家去了。寺院經濟在與大地主和小農的激烈競爭中勝出，大地主還能苟延殘喘，小農則只有破產，反過來成了寺院的虔誠信眾，寺院因此成了世俗王權的競爭者和挑戰者。這種寺院制度傳之西歐，在那裡開花結果，寺院和教會竟成了中世紀歐洲的最具實力的「特別莊主」，一直是決定西歐政治版圖的決定性力量。
很難說食利者階層毫無生產性，正如歷史上中國和西方均出現過的寺院制度，它自己也生產經營，也創造財富，但這不影響其食利者的本質。食利階層以自己的慾望和要求為終極目的，它要攫取社會財富，它還希望它賴以存在和不斷地擴充影響的政治經濟制度亘古不變。
觀點不一，有人認為，清教徒顯然對美國經濟繁榮有重大的推動作用。有人認為，宗教和資本主義的物質至上原則相違背，是不利於經濟發展的。個人認為，清教徒的教義鼓勵勤勞工作，發展教育等等，不管是短期看來還是長期，都是有好處的。
當然有啊，有的教告訴你一切都是啥啥給的，你還想幹活嗎，經濟當然好不了啊
有。中東一些國家的人民因為信仰不敢撒謊，不敢承諾，甚至做決定前要問問真主。和這樣的人做生意簡直悲劇
肯定有 大家都側重宗教思想對經濟的影響 為什麼不談談宗教本身對經濟的影響
歐洲中世紀羅馬教皇抽什一稅 這不是經濟影響 ？
在說中國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台煙雨中 蓋這麼多寺不要花錢 ？ 僧人不納稅的 僧人多了 國家財政沒有損失？ 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寺院經濟？ 寺廟是有國家給的土地的？ 僧人也是變相的地主？在說西藏 什麼狗屁凈土 西藏寺廟裡那些金碧輝煌的佛祖 那些金子不得問信徒要（自願給）？ 為什麼有的宗教能統治國家？沒稅權沒土地行嗎？？
古代印度為什麼最高等的是婆羅門（錯誤請糾正） 為什麼能凌駕世俗皇權之上 ？沒錢沒人（信徒）行嗎？
那些以為宗教就是傳播信仰的人實在是太naive了 你把它作為一個經濟體考察就知道怎麼回事了經濟學問題在於偏好，偏好源於文化，而宗教對文化影響很大。不同的宗教的來世效用不同，因此不同宗教會不同程度地影響經濟。信仰是一種文化，文化具有穩定性，是一種不可觀測的特徵。由於宗教信仰需要一個強大的環境支持，但是中國由於種種歷史原因，信教畢竟少數，因此普遍會對中國人新增信教會有疑問。有學者認為，中國的「信一代」是因為社保不足，每次一次重大的社保改革和完善會一定程度上減少新增信教。宗教怎麼影響經濟發展了，可能捐贈經濟（世俗捐贈和宗教捐贈）也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種，具體如何影響經濟發展，可能還得從行為金融出發。
馬克思韋伯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