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清末同盟會領導或參與的革命在武昌起義前都在南方，同時又為什麼在南方總失敗，而在內陸地區一下成功?

01-27

實際上跟地點沒關係，而是和起義的方式。

首先看之前同盟會領導的幾場起義，包括最著名的是黃花崗起義，這些起義的特點是

規模小，參與起義的往往百餘人。
參與者多為進步青年，尤其以華僑居多，缺乏軍事訓練，資金也多來自華僑。
不受支持，往往起義如同武裝暴亂（非貶義），可以迅速被政府鎮壓，難成氣候。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武裝起義失敗也是情理之中，但是為什麼武昌起義就成功了呢？原因很簡單，武昌起義不是單純的武裝暴亂，而是政府軍的兵變！是軍隊的兵變！（重要的事情說2遍）。

清末新政，至1911年一共訓練了16個鎮（師）和18個混成協（獨立旅），其中第1、2、3、4、5、6鎮是袁世凱的鐵杆部隊也最精良，而第20、23鎮是北洋的分支（所以有北洋六鎮和北洋八鎮兩種說法）。那麼剩下的8個鎮，也就是8、9、10、17、19、21、25、26鎮，則毫無例外，全部起義了。我們可以看到，武昌起義之後，直接得到了近半數原政府軍的支持。之後，各省咨議局（預備立憲時設立的議會雛形）議員、各省漢族官員，也紛紛響應。這不再是和前一次一樣的小打小鬧了，半數政府軍起義，15個省宣布獨立，這已經完全超出了清王朝的控制能力了。

不過與其說是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組織的起義，不如說是同盟會種下的種子，意外的開花結果了。各省起義過程大同小異，基本上是 ① 下層官兵發動兵諫 ② 上層將領或主動，或被動宣布起義 ③官僚、議員見大勢所向，紛紛跟進。這樣的流程固然牆倒眾人推，看起來酣暢淋漓，但是革命隊伍成分過於雜亂，為以後埋下了禍根。當然，這是另一回事了。

我們應該通過現象看本質，還記得TG對我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評價嗎？那就是——不成氣候，有極大地軟弱性和妥協性，不能解救中國。

由於我國的資本主義是在帝國主義的刺激下才發展起來的，因此我國工人階級早於我國民族資產階級而誕生。又因為我國存在著買辦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民族資產階級往往在經濟上難以獨立。他們的父輩、平輩基本都是地主，在城市裡被跨國公司擠兌，受到官府威脅，因此在反帝反封建態度上不堅決不徹底；另一方面由於他們是剝削階級，也不敢真的發動勞苦大眾。

因此同盟會早期革命的辦法往往是脫離群眾的。一般套路就是國外募集資金，買槍招人偷偷回國，找一個官員多的地方，搞一次暗殺、暴動。根本沒有想過建立革命根據地，也沒有想過策動工農暴動。還是幻想著出現速勝的結果。

本來對於資產階級來說，資本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消滅地主。只有砸爛了農村的封建土地關係和宗族勢力，才能讓農村廣大的勞動力完全不受限制的流動，成為城市資本家的勞動力來源；也只有砸碎了地主階級，這樣社會上的資本就不會被限制在老財主的地窖里，農村的原材料才會更廣泛的參與到市場經濟中。說到底，「大土豪分田地」是赤裸裸的資產階級利益訴求和革命口號。

但由於我國民族資產階級誕生晚、實力小、到處受排擠、又生在「後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因此不可能認識到這個問題。也就具有了軟弱性。

因此三民主義也不可能真的落實。民族，根本沒實力驅除韃虜，構建民族國家也就是個噱頭，孫中山不得不趕忙承認「五族共和」，而不敢搞「漢族共和國」。民權和民生就更可笑了，革命勢力無力掌握農村，民族資產階級上層也不敢真的在農村進行土地革命。因為這要分他們父親、叔叔、舅舅的地，民族資產階級誕生之日就跟封建地主、買辦漢奸和帝國主義有著親戚關係。這是時代悲劇，所以也註定了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只能讓TG來完成。所以日後那些拿土改黑TG的，真該給他們發一個「最佳共產主義者」的獎狀。這反資產階級反到家了。

正式由於以上原因，和外國聯繫密切的東南沿海與中國政治中心——北京，一般是民族資產階級進行革命的主要候選地。

武昌起義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是滿清已經爛透了徹底被人民唾棄了；直接原因是滿清政府為了抵制四川人民的保路運動，調走了城內主力。這使得武昌主要駐軍成了支持或同情革命黨的新軍。經過革命組織的滲透、策動，終於爆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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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在哪沒關係。樓主可以先學習一下保路運動有關背景。

同意@陳子浩答主的看法，和地域沒關係，和方式有關係

自1895年廣州起義開始，雖然各種救國組織的軍事行動風起雲湧，孫文和他的革命黨在行動上依然沒有什麼進步，他們在思想上和組織上，與古代的大俠刺客並沒有什麼區別，他們滿腦子都是「太平天國」、「大刀會」這些民間江湖幫派的壯舉。

追求的是密謀策劃、奮勇突擊、想要靠少數人的武力，搏殺滿清督撫大臣，下可奪城獨立，上可一呼百應，直入皇庭，流血五步，天下縞素。孫文的偶像是洪秀全，而革命黨的行為和從前博浪沙的張良沒有什麼區別。因為前面有一些成功或者即將成功的案例，激勵了孫文和他的同行們。

比如1813年，天理教領袖林清，僅僅率領140人，就直接殺入紫禁城，攻佔皇帝寢宮，若不是道光帝熱河避暑，幾乎就成了大功。而40年後，1853年，小刀會領袖劉麗川，借著太平軍的聲勢，僅用7人就攻佔了上海縣城。其實，這些都是「特種作戰」，自身人員精銳，敵方有著公務員、軍官、太監之類的內應，突然發難，變生肘腋，清廷措手不及，所以才能接近成功。孫文對這種「特種作戰」的模式極為推崇，他早期所有的起義，幾乎都是少數人的突然襲擊。

他一向認為革命黨人貴精而不貴多，只須敢死隊一百人，就能成功。1895年廣州起義，楊衢雲率領衝擊總督府衙的，只有三百餘人，然而未及發難，就被興中會會員朱淇的哥哥朱湘舉報，槍械被查封，敢死隊束手就擒，陸浩東被捕，受盡釘插手足、鐵鎚鑿齒等酷刑折磨，不屈而死。楊衢雲事後被清廷密探暗殺。

其實，早期革命黨失敗的方式，大抵都是如此，準備階段爭吵不休，各方勢力勾心鬥角，臨危之時無人決斷，不是走漏消息坐以待斃，就是幫派黨徒提前鳥獸散，真正的精英徒然送死。1900年前後，興中會謀算無數，惠州起義依舊失敗；自立軍十萬之眾風起雲湧，轉眼土崩瓦解，革命黨、保皇派、江湖幫會，每一次歃血為盟的時候總是一呼百應，總有時來天地皆同力的錯覺，但每一次失敗總是那麼的迅速而徹底。

原因看起來千奇百怪，說到底，一是沒錢，二是沒人。沒錢的意思不是真沒錢，而是太執著於花錢辦事，以至於關鍵時刻遷延拖沓，毫無效率。沒人的意思也不是真沒人，而是所用非人，組織內部各種妥協，魚龍混雜，革命黨曲高和寡，沒有喚起眾人。

所以，儘管反清之勢風起雲湧，但依舊只能前赴後繼，大好男兒，時代精英，一個個白白送死。

當時雖然各種失敗，孫中山先生卻看到了希望，甚至有一絲幸災樂禍的欣慰，他說：「當初次之失敗也（指1895年的『乙未廣州起義』）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咀謾罵之聲，不絕於耳。吾人足跡所到，凡認識者，幾視為毒蛇猛獸，而莫敢與吾人交遊也。惟庚子失敗之後（指1900年『惠州起義』），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狀……」

意思是——想當初我鼓吹革命的時候，天下沒人理我，甚至害怕我如毒蛇猛獸，都與我為敵，現在庚子年幾場大亂之後，大家終於清醒了，開始同情我們，並且惋惜我們的大事未成了，我們開始得民心了，這種感覺，快活得無法用語言形容。

孫文先生說得很有道理，自從唐才常自立軍失敗之後，很多青年人遭到了清政府屠殺，張之洞本人愛才，唐才常是他兩湖書院的得意門生，而大通起義的領袖吳祿貞是他親手批送日本留學的士官生，也正因為此，他不殺不行，不殺不足以洗脫他和革命黨、維新派之間的曖昧和嫌疑。

張之洞這一頓殺，殺了五十多名湖南青年，徹底激怒了湖南人。在自立軍失敗的前夕，湖南寶慶人蔡鍔從日本回到了中國，他曾是時務學堂的學生，聽過唐先生的課，視譚嗣同、唐才常為偶像，這一次回國，他被一位軍閥老鄉黃鐘浩軟禁，未曾參加自立軍起義，僥倖逃過一死。

得知唐才常死後，蔡鍔大慟，寫詩紀念：

前後譚唐殉公義，國民終古哭瀏陽。

湖湘人傑銷沉未，敢諭吾華尚足匡。

蔡松坡這首詩很直白，直指清政府——你惹上湖南人了，然而在庚子前後，作死的大清何止惹上了湖南人，他們惹上了天下人。

這些青年才俊沒有白死，他們的血讓更多的人痛苦、絕望、憤怒，在清廷舉起屠刀的那一刻，無論革命黨、保皇黨、立憲派都憤怒了，哪怕什麼都不懂的迂腐書生、江湖幫派、販夫走卒都憤怒了。

所以，雖然當時革命黨的手段頗為低效，但一次次的失敗，也終於幫他們獲得了民心和社會各界的同情。

內陸? 南方?

建議題主複習一下中學地理和語文

因為武昌有高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