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就文革的道歉信

紅衛兵領袖宋彬彬就文革的道歉信

宋彬彬的道歉

今天我特別激動，很早就盼望有這樣一個見面會了，但沒想到會這麼快。我還不到70歲，在座的老師都比我年長，許多老師年高體弱，如朱學西老師都近90高齡了，還冒著嚴寒來參加會議，我非常感動。謝謝老師們，給我這樣一個機會和老師同學們見面，謝謝你們能聽我在四十多年後說的一些心裡話。

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我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不僅破壞了學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並傷害了許多老師。所以，我首先要向當時在校的所有老師和同學們道歉。

我是工作組進校後任命的學生代表會負責人之一，在工作組撤走一周後，校園裡發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長的8-5事件。我和劉進曾兩次去大操場和後院阻止，看到圍觀的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當時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組犯了錯誤，我們也跟著犯了錯誤，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斗黑幫」，所以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二是 我們欠缺基本的憲法常識和法律意識，不知道公民享有被憲法保護的權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對人權、生命的集體漠視，釀成了卞校長遇難的悲劇。

請允許我在此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為沒有保護好胡志濤、劉致平、梅樹民、汪玉冰等校領導，向他們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這是我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文革是一場大災難，對此我也有切膚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主席獻了紅袖章。毛問我：「你叫什麼名字啊？」我說叫宋彬彬。「是文質彬彬的彬嗎？」我說：「是。」毛又說：「要武嘛。」事後光明日報記者來學校採訪，要我寫文章，我說就那幾句話，沒什麼可寫的，當時還有別的同學在場。

沒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報》轉載此文，立即家喻戶曉。短短几天內，暴力橫掃全國，不但造成無數的家破人亡、生靈塗炭，還帶來了國家精神、文化、經濟上的慘重損失。而真實的歷史是我從來沒有改名叫宋要武，我們學校也從來沒有改名叫「紅色要武中學」。

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了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我想藉此機會，在了解我的老師們面前再說一句，我在文革初期沒有組織、參與過任何暴力活動，包括抄家、打人、故意傷害老師和同學。

我是2003年回國的。回來後，參與了劉進、葉維麗等對學校文革初期事件的調查。在這十年中，見到和拜訪過梅樹民老師、劉秀瑩老師、李松文老師，我的班主任趙克義老師和多位文革時在校的老師和同學們。這個過程促進了我對文革的反思。

我們曾在不同場合對老師和校領導表達了道歉，而老師們的寬容體諒又讓我深深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迫害的朱學西老師，曾對我們說：「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沒有做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麼負擔，否則我們一輩子受害，你們一輩子也受害了。」李松文老師在8-5當晚，為了讓醫院儘快搶救卞校長，帶頭簽名作保，四十多年後，為了澄清事實，再次作證。劉秀瑩、梅樹民二位老師對我們既有嚴厲的批評，也有真心的愛護，對於我們的調查文章逐字逐句審核批改，這份關愛一直持續到他們生命的盡頭。如果他們能參加這個見面會，該會有多高興啊。我希望九泉之下的老師，也能聽到我們真心的道歉和感謝。

我是1960年考進女附中的，從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關鍵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過的，老師和母校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回憶。這六年中，老師們循循善誘的教導，樹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線。文革之後，母校堅守原則證明了我的清白，老師們更是鼓勵我要實事求是，正直坦蕩地度過晚年。反思我的一生，雖然坎坷曲折，有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可以負責任的告慰老師告慰母校：我沒有辜負你們的教導，一生都恪守「認認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則。

今天，我能面對當年的老師和他們的家人說出多年來我一直想說而又沒有說的話，是因為我覺得，我個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麼，重要的是，一個國家走向怎樣的未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如何面對自己的過去。如果忘記了過去的悲劇，忘記了過去的錯誤，悲劇還可能重演，錯誤還可能再犯。沒有真相就沒有反思。同樣，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

我要再次說聲，對不起！

再次說聲，謝謝老師們，謝謝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