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與共產主義革命：東歐猶太人的激進史

作者：Jerry Z. Muller

反猶主義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內核。19世紀以前，歐洲的反猶主義本質上是宗教的，是基督教文明對內部異己分子的排斥；隨著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猶太人被視作資本主義剝削者和傳統社會價值的破壞者而受到攻擊，這個階段的反猶主義在19世紀的最後十年達到了最高峰；一戰後的革命浪潮給了反猶理論新的內容，猶太人和共產主義革命聯繫在了一起，托洛茨基、羅莎·盧森堡、庫恩·貝拉等人的形象成了猶太人新的註腳。

19世紀末的中東歐地區是世界上最大的猶太人聚居地，這裡的猶太人有著長久的被歧視的歷史。19世紀80年代後，帝俄境內的反猶浪潮愈發嚴重，猶太人遭到了持續的暴力迫害，催生了一大批猶太裔的革命者。這裡涉及到一個難題，就是哪些人應該被定義為猶太人和猶太革命者？一部分人，例如馬克思，儘管有猶太人血統，但從自己的父輩開始就改宗路德派基督教。這樣的人雖然明確否認了自己對猶太人和猶太教信仰的身份認同，卻依然被社會視為猶太人的同類；還有一部分人則有著更明確的猶太人身份認同。不管是對猶太人還是別人眼中的猶太人，共產主義的一個吸引力就在於可以讓他們逃離自己的民族身份。因為馬克思主義提倡普世主義，承諾消除一切宗教和民族上的偏見，給予所有人以平等，這對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少數族群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猶太人與共產主義的結合為反猶主義提供了新借口，因為這些革命動搖了原有的社會結構。在右翼反猶主義和猶太人的革命活動之間似乎形成了一個惡性互動——反猶主義導致了猶太人的革命傾向；而後者越革命，反而越刺激了反猶情緒的膨脹。

作者特別分析了蘇俄、德國和匈牙利三國的案例。在俄國，多數猶太人確實為沙皇統治的倒台而歡呼，因為這個政權是反猶的。它限制了猶太人的居住權和受教育權，縱容對猶太人定居點的暴力襲擊，甚至將俄軍在1914年的戰敗歸罪於猶太人等等。但官方的反猶主義並沒有讓多數猶太人變得激進。沙俄時代多數的猶太政治活動家都不是社會主義者，在第一屆杜馬中，多數猶太人屬於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社會主義者黨派中，影響最大的是「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中譯名簡稱「崩得」БУНД），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只佔少數。當時猶太人不支持布爾什維克的原因，一是它的無神論世界觀與猶太教信仰相衝突；二是它的公有化經濟政策威脅了很多猶太人商人和貿易者的利益。

直到國內戰爭期間，普通猶太民眾才開始真正傾向於布爾什維克，這更多是在內戰中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之下的一種自保手段。許多白軍派系都是狂熱的東正教徒，對猶太人採取了歧視政策。在當時的混亂局勢下，對猶太居民點的攻擊與其說是高層有意為之，不如說是農民的自發性行為，鄧尼金等人曾徒勞的試圖制止這些謀殺。這些迫害迫使許多猶太人加入到紅軍一方，認為自己的生命安全取決於是否能夠戰勝反革命勢力。

戰後的歲月里，猶太人在黨內一直是處於超比例代表地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猶太人受教育的比例更高、多居住在大城市，因此有更多的政治活動家。1917-1922年，大約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黨代會代表都是猶太人出身；整個二十年代，約有5%的黨員是猶太裔，是全蘇猶太人口比例的兩倍。很多受過教育的猶太人進入了新政府的行政機構。對於許多俄羅斯人來說，他們與新政府的第一次接觸就是與這些猶太公務人員打交道，這喚起了他們的反猶聯想，認為國家已經被猶太人控制了。在共產國際內部，由於猶太人的多語言能力，同樣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猶太人在蘇聯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中的地位在三十年代初達到了一個高峰。隨著大清洗的到來，猶太人成了被清洗的重要對象之一。然而大清洗的執行者也有很多是猶太人出身，例如秘密警察頭目雅戈達等等。從這以後，黨內猶太人出身的精英比例就開始急劇下降。二戰後，以1948年的猶太醫生案為代表，黨內的猶太裔精英基本上被徹底的清除了。

在德國，「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神話的流行與1918-1919年間的德國革命有很大聯繫。在1918年秋第二帝國倒台後，社會主義政黨在德國臨時政府中獲得了極大的影響力，德國共產黨也在這一時期成立，以羅莎·盧森堡為代表的猶太裔領導人扮演著重要角色。1918年11月，以庫爾特·艾斯納為代表的一批猶太裔社會主義者推翻了巴伐利亞的君主制，宣布建立共和國。巴伐利亞本是一個保守的、天主教的、農業的、具有反猶傳統的地區。當地的猶太人擔心遭到反猶主義的報復而給艾斯納寫信，要他為了迎合非猶太人的情緒而辭職。艾斯納卻答覆說，這個問題的根源只存在於那個已經被推翻的時代。艾斯納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激進的、缺乏連貫性的政策疏遠了很多黨派，最終在選舉中失敗並被謀殺。

1919年4月，另一批以猶太裔為重要骨幹的左翼力量在慕尼黑宣布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很快被德國政府鎮壓。希特勒經歷了這段歷史，後來形成了他反猶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所謂「猶太-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陰謀」。大部分德國猶太人對於這些革命持謹慎態度，擔心這會給他們的民族帶來災難。慕尼黑的猶太人報紙警告那些猶太裔革命領導人，認為他們的顯赫地位可能會刺激右派的反猶情緒。艾斯納被刺殺後，德國保守勢力評價他「是那些最近幾個月在德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地位的猶太人中最邪惡的代表之一，他混合了自己種族的兩個特徵：一是從歷史上就有的國際主義，艾斯納從出身上講就是一個外來者；二是他們種族所固有的虛妄的幻想性，這與德國人的現實精神是相悖的」。事實上，這些猶太裔革命者都是世俗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對猶太教和猶太人身份缺乏認同，然而正是他們影響了德國人對普通猶太人的看法。在德國右翼的眼裡，這些不同黨派中的猶太人都是一丘之貉。

匈牙利的情況更為典型。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是一場被遺忘的革命，它開始於1919年3月，持續了133天，由於內部分裂和羅馬尼亞軍隊的干預而垮台。在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49名委員中，有31人具有猶太血統，包括庫恩·貝拉等主要領導人。最奇特的是，匈牙利猶太人比東歐猶太人普遍更加富有、社會地位更高，他們是這個傳統的農業貴族國家裡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力。儘管在戰前只有5%的人口，卻佔了全國幾乎半數的醫生、律師和記者。匈牙利的馬扎爾上層歡迎猶太人融入到匈牙利文化中來，猶太人可以通過與貴族通婚來獲得更高地位，在戰前的匈牙利政府中有6-8名猶太裔部長。然而在匈牙利，猶太人要想獲得更高社會和政治地位，改宗到基督教依然是一個必要的前提，這對許多受過教育的猶太中產階級子弟的社會上升道路製造了障礙。因此，倡導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對這些世俗化的匈牙利猶太知識分子有著天然吸引力，因為它強調普世觀念而非宗教或民族特性。

對於這些猶太左翼來說，猶太人自身的傳統甚至也成了攻擊對象，因為它的封閉和保守特性與普世主義格格不入。在革命前匈牙利的激進主義文獻中，很多都是在攻擊猶太教和猶太民族主義，且作者常常是猶太裔。在革命爆發後，不僅匈牙利國王和民族英雄的雕像被推倒、民族象徵物被禁止，猶太的傳統也成了革命恐怖的攻擊對象。一些激進者被派到鄉村，攻擊家族制度、強迫把教堂改成劇院、採取激進的公有制和平均主義措施，造成了嚴重的經濟政治危機。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很快集中到了猶太人身上，很多年輕的猶太革命者被派到農村去管理公有化農莊，他們的冒失和無能加劇了農民的反猶情緒。基督教教士們認為這場革命實質上是一場反基督教的猶太革命，還有流言說革命者在褻瀆主的聖物。在匈牙利的農村地區，反對蘇維埃政權、保衛教會和反猶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

庫恩·貝拉的政權倒台後，之後的反革命恐怖不僅針對紅色政權的同情者，還把猶太社群作為攻擊目標。當地的馬扎爾統治階級在戰前原本是不允許這樣過火的反猶行為的，此時卻默許了這種恐怖。之後匈牙利的歷屆政府一直都處於右翼反猶力量的壓力之下。反猶主義和猶太人的左翼革命活動之間的惡性互動在東歐國家表現得也非常顯著。

在蘇波戰爭期間，蘇聯人扶持下的波蘭臨時革命委員會的四名成員中有兩名猶太人。二戰前，蘇聯佔領了波蘭東部相當大一片領土，很多波蘭人認為是國內的猶太共產主義者幫助蘇聯人確立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在一戰後新獨立的東歐國家中，猶太人一直是被懷疑的對象，被認為同德國、俄羅斯和匈牙利人有聯繫，不忠於自己的新國家身份。

二戰後，猶太人一度在東歐新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中東山再起，出現了許多猶太裔領導人。在新控制的東歐國家，蘇維埃政權在當地人中缺乏可靠的支持者，往往倚仗於那些從蘇聯回國的猶太人。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領導人拉科西·馬加什，他曾參加過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後流亡國外，從1940年起在蘇聯生活。他將自己稱作是「斯大林最好的學生」，1945年返回匈牙利在當地推行斯大林體制。許多東歐猶太人因在戰爭中受到迫害，將蘇維埃政權視作是自己的解放者和保護者，還有一些年輕人想藉機向那些在二戰中幫助德國人屠殺自己親人的匈牙利人復仇，從而成為新政權的盟友。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匈牙利的法西斯主義和官方反猶主義十分盛行，許多屠殺不僅要歸罪於德國佔領軍，還要歸罪於匈牙利的合作者們。因此猶太人迅速成為新政權最為倚仗的群體之一，這又加強了那個關於猶太人與共產主義的聯繫的古老說法。

僅從數據統計看，事實上只有少部分猶太活動家是共產主義者，大部分共產主義者也都不是猶太人。在二戰前的東歐，儘管各國共產黨中的猶太人比例都超過了猶太人口的比例，但在全體共產黨員中依然不是主流。此外，猶太革命者多來自被主流文化同化程度相當高的群體，且以世俗主義者和普世主義者自居，對自己的民族宗教身份不屑一顧，因此很難說這些革命被打上了猶太人和猶太文化的烙印。但反猶主義的存在刺激了猶太人的革命，這確是不爭的事實。猶太人與左翼革命的聯繫確實存在，但若說這些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建立猶太人統治，就是神話而非現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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