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者】中國通史的讀法(下)|羽戈
「
一個時代的結束
並不意味著下一個時代的開始
而是時代與時代的夾縫
」
文 | 羽戈
青年學者
5000餘字,閱讀約需8.5分鐘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在前日的《中國通史的讀法(上)》中,作者介紹了他認為不同卷本中國通史的差略,旨在「開拓視界,理清脈絡」。作者隨後又根據講談社·中國歷史的不同篇章進行了簡評。
第一卷 宮本一夫著
《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夏王朝》
講談社中國史的叢書設計,除了缺乏導論,還有一大問題,即第一、二卷,都不好讀,非但不能吸引讀者繼續讀下去,反而可能會構成一種阻礙,導致一些讀者,讀到第二卷,便將叢書束之高閣或棄若敝屣。
具體說來,第一卷的問題是不好寫,第二卷的問題是沒寫好。為什麼不好寫?第一卷所書寫的三皇五帝的神話時代與夏朝,距今至少三千五百年,不消說文字,連物件都沒有遺留多少。譬如司馬遷《史記》裡面的《五帝本紀》《夏本紀》等,只能當神話來讀,至於《三皇本紀》,並非司馬遷的作品,而是綽號「小司馬」的唐朝人司馬貞的補筆,更加玄乎。
這些文字,對於研究神話時代,有時不僅不是工具,反成幻象。基於此,講談社為第一卷所物色的作者,並非出身歷史學界,而是考古學家宮本一夫。這一卷的寫法,相比歷史學,更偏向考古學與人類學,加上糟糕的翻譯,讀來艱難,正可想見。宮本一夫的觀點,與我長期關注的考古人許宏大抵屬於同道:神話時代虛無縹緲,無甚可說;關於夏王朝,作者認為二里頭文化遺址足以證明其存在,卻無法證明這是一個王朝或國家,只能稱之為「初期國家形成期或萌芽期」。
第二卷 平勢隆郎著
《從城市國家到中華:殷周、春秋戰國》
如果說第一卷的寫法太枯燥,那麼第二卷的寫法則太飄忽,有些章節與其說屬於史學,不如說接近文學。作者平勢隆郎,號稱兼得東京文獻學派與京都學派之所長,這兩派,都十分講究史料功夫,然而在這本書中,平勢隆郎給人的最大印象,卻在對傳統史料的解構與顛覆。
且舉最顯著的一例。一般認為,《左傳》是魯國左丘明的作品,作為《左傳》研究專家的平勢隆郎則判定《左傳》出自韓國,系韓國執政者建構政治合法性的作品。可惜,對此驚世駭俗的結論,書中缺乏充分論證,令人實在難以信從。
不過,要說這本書的價值,恰也在於對一些史事的辨析,譬如「共和執政」不是指周公與召公共同執政,而是一個叫共伯和的人在執政;烽火戲諸侯的故事系後世虛構(說到這裡,不由想起錢穆先生《國史大綱》之推論:「此委巷小人之談。諸侯並不能見烽同至,至而聞無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舉烽傳警,乃漢人備匈奴事耳。驪山一役,由幽王舉兵討申,更無需舉烽。」);蘇秦與蘇代的混淆等。此外,書名所云「城市國家」,意指城邦,只是稱商朝和西周為城邦制,只怕不無爭議,話說回來,平勢隆郎不肯使用「封建」之說,恰恰是為了避免爭議。
第三卷 鶴間和幸著
《始皇帝的遺產:秦漢帝國》
第三卷的精彩度顯然要超過前兩卷。作者鶴間和幸是日本歷史學界秦始皇研究的權威,不過這本書的命名倒也談不上徇私,秦始皇的確是帝制時代的開創者,如偉大領袖詩云:「祖龍魂死業猶在」「百代都行秦政法」。
其遺產之一,乃是郡縣制。鶴間和幸由此寫到項羽。項羽稱霸於亂世,不僅憑藉武力,還有一套政治構想與建國計劃。秦始皇以帝王君臨天下,項羽則以霸主制天下,秦亡之後,立楚懷王之孫熊心為義帝,自封西楚霸王,將反秦有功的各路英雄分封為十八個諸侯王,如漢王劉邦、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等,這是封建制;至於基層,則繼承了秦朝的郡縣制。要言之,項羽所期待的新型國家,乃是封建制與郡縣制的結合體——這一政治創意,為劉邦建漢之時,直接抄襲。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針對長達千年的封建與郡縣之爭,試圖折中、調和,取二者之所長,以郡縣製為主體,封建製為補充,名曰「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項羽的思路,以及此後劉邦的思路,則以封建製為主體,郡縣製為補充,這可叫「寓郡縣之意於封建之中」。
可惜劉邦一面高估了血緣的作用,一面低估了權力的作用,景帝年間,七國之亂爆發,雖得平息,封建制就此名存實亡,此後漢朝漸漸回歸了郡縣制的懷抱,秦始皇的遺產大放光芒。除了始皇帝的遺產,鶴間和幸還畫出了一條線,大致可以歸結為:秦朝是法家的國度,西漢是儒法國家,經王莽這個儒家的腦殘粉過渡——作者對王莽的詮釋與對項羽的詮釋一樣別緻——東漢則成了儒教國家。
第四卷 金文京著
《三國志的世界:後漢、三國時代》
作為三國粉,我讀第四卷,最大受益,並非媒體鼓吹的拿古之三國(魏蜀吳)會通今之三國(中日韓),所謂「通古今之變」云云——恰恰相反,我以為這是此書最大敗筆,無論何時,中日韓之間從不曾構成三國關係,這半個世紀以來,唯一可比三國演義的當是中國、美國與蘇聯(俄羅斯)——反而是一些冰冷的數據。
譬如三國滅亡之時的人口統計:蜀國共28萬戶,94萬人;吳國共52.3萬戶,230萬人;魏國共66萬戶,443萬人。這一比,強弱分明,魏國相當於兩個吳國,五個蜀國。與人口相關的數據,則是士兵與官吏。蜀國94萬人中,士兵佔10.2萬,官吏佔4萬;吳國230萬人中,士兵佔23萬,官吏佔3.2萬;魏國的士兵則無明晰數目,金文京推測有40萬以上。這裡有一點需要注意:蜀國的人口雖然不足吳國一半,官吏人數卻超過吳國,可知其公務員隊伍之臃腫,行政效率與財政都將構成國家重負。此外,作者對三國軍隊性質的總結,非常到位:魏國軍權歸於中央,吳國軍隊則由各大豪族掌握,蜀國軍隊近似一個由流民聚合而成的武裝集團。與此相應,作者稱劉備為「浪子英雄」,令人捧腹。
第五卷 川本芳昭著
《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第五卷被指淺薄。我則以為,這一卷大概是這套書中最難寫的一本,堪比第一卷《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夏王朝》,後者難寫,因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前者難寫,則因歷史的迷亂:魏晉南北朝無疑是國史之上最混亂的一段時期。所以研究與書寫這段歷史,清晰是第一義,深入則是第二義。
講談社中國史旨在普及,為了理清關係而犧牲深度,談不上什麼過錯。況且,對川本芳昭這本書的評語,「淺顯」也許比「淺薄」更合適。書中不無洞見,譬如不稱「士族」而稱「豪族」,正可見作者暗藏的褒貶。另說一點,對於魏晉南北朝,日本歷史學家川勝義雄稱之為「華麗的黑暗時代」;此書腰封亦云:「一個絕非用『黑暗』可以概括的時代,一個文化上風流競逐、異彩紛呈的時代」。
我卻覺得,這四百年亂世,稱黑暗絕不為過,華麗在哪裡呢?誠然,這期間,有英雄,有雅士,有美人,不過時代的底色終究是鮮血與暴力,要說華麗,那也是一種血染的華麗。這個華麗的黑暗時代固然孕育了竹林七賢、陶淵明和王羲之,不過,如果他們能自由選擇,未必願意生在這樣的時代。他們的瀟洒背後,儘是恐懼與無奈。
第六卷 氣賀澤保規著
《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
第六卷無疑代表了講談社中國史的最高水準。作者氣賀澤保規,曾擔任日本唐代史研究會會長。他寫隋唐史,有些一反常態,一般而言,隋唐並稱,隋之於唐,有如鋪墊或修飾,這本書卻大加抬舉隋朝,無論對隋朝的制度建設,還是對隋文帝楊堅、隋煬帝楊廣父子,皆不吝褒詞。相反,作者對唐太宗李世民反而不以為然,他認為「貞觀之治」出自政治美化,李世民生前便有意篡改歷史,粉飾自己的同時,不忘貶斥政敵,如楊廣。
關於隋煬帝與唐太宗的對比,結論堪稱驚世駭俗:「……從作為皇帝的資質來看,冷靜地比較兩者,就會發現無論在把握未來的構想能力和行動能力方面,還是在學問以及文學素養等方面,隋煬帝都要高出一籌;作為一位統治者來說,唐太宗並沒有任何方面超過隋煬帝。」可惜其論證過於簡略。
除了對隋朝的重估,此書還有一大可觀之處,即對唐朝政治體制的探析: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安祿山縱橫北方,攻入長安,整個大唐為之撼動,然而這場叛亂,雖然導致帝國的大廈一度搖搖欲墜,卻未衝垮其主體結構,在重重危機之中,唐朝重新啟程,繼續維持了一個半世紀的統治,對此,不得不感慨這個政權的開放性與柔韌性。
第七卷 小島毅著
《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
講談社中國史,秦漢合寫,隋唐並論,唯有宋朝獨佔一卷,這與國力無關,而關乎宋朝的獨特性。雖然習慣說「唐宋」,實則這兩個朝代之間的斷裂大於承繼(按照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論」,唐朝是中世的終結,宋朝是近世的開端),至於「宋明」,則隔了一個有如天塹的大元帝國。
不過,小島毅寫這一卷,對宋朝之獨特性的闡述,僅限於朱熹和朱子學——他宣稱朱熹是書中最重要的人,並用了整整三章的篇幅,探析以朱子學為核心的「中國思想與宗教的奔流」——這則有些令人大跌眼鏡。就宋史而言,此書平鋪直敘,娓娓道來,倒也不乏看頭,如考證陳橋兵變,黃袍加身,趙匡胤並非醉卧營帳,毫不知情,反而是這齣戲的總導演;對比趙匡胤與趙匡義兄弟,稱前者是英雄豪傑,後者是政治家……
需要注意的是,這本書將宋朝滅亡的時間定於1276年臨安淪陷,而非1279年崖山海戰,其實這兩個說法,都有其道理。竊以為,若將宋朝視作一個政權,不妨遵從前者;若將宋朝視作一種文明,不妨遵從後者,所謂「崖山之後無中國」,這個中國,更多指向中華文明。
第八卷 杉山正明著
《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
恕我孤陋,在閱讀講談社中國史之前,這十位作者,我只聽過三人:氣賀澤保規、小島毅、杉山正明。這三位學者,之於我的耳朵,應以杉山正明名頭最響。他的蒙元史研究享譽學界,其代表作《忽必烈的挑戰》譯入中國,比講談社中國史還要早一點。當然學界對他,不儘是讚譽,有些論調,也許爭議更多。
譬如這本《疾馳的草原征服者》,寫遼、西夏、金、元四大草原民族政權,其立論與《忽必烈的挑戰》《游牧民的世界史》等一脈相承,要言之,無非是破除漢族中心觀與中華中心觀,以草原民族為本位,書寫中國的中世史。撥亂反正自有必要,矯枉過正卻無意義。杉山正明對契丹人與蒙古人,尤其對忽必烈所建構的元朝的讚美,不止過度,有時讀來竟覺得肉麻,直教人懷疑作者的血統是不是這些草原民族有關呢,
於我而言,《疾馳的草原征服者》的最大價值,不是寫四大草原民族,而是寫與契丹生死搏擊的沙陀,寫契丹人耶律阿保機的一生之敵:沙陀人李克用與李存勖父子。嚴遂成《三垂岡》詠李克用,有「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之名句,奇兒便指李存勖。這個人及其悲劇,非常適合寫成小說。
第九卷 上田信著
《海與帝國:明清時代》
從書名《海與帝國》,可知這一卷的主題,共計兩個關鍵詞,一是海洋,二是帝國。不同於一般的明清史寫作,上田信以海洋為視角,來寫這五百年歷史(從1351年劉福通所發動的紅巾軍起義,到1851年洪秀全所發動的金田起義),著實叫人耳目一新。
明清兩朝皇帝對海洋的態度,其實是內政的一種延伸,譬如朱元璋為什麼要推行海禁?因為他的政治藍圖,乃是一個密不透風的專制國家,海洋象徵著開放,與專制八字不合,所以必然被禁止。話說中國的君主專制,巔峰時刻,恰在明朝,此前如漢朝、唐朝、宋朝,君主的權力都會受到一定製約,制衡的力量或者來自天道,或者來自豪族,或者來自士大夫。
再如清朝初期的海禁,則為對付鄭成功,延續了二十三年的遷海令(遷界令)之嚴酷,並不亞於薤發令。不妨說,對待海洋,開放還是封禁,不僅考量一個國家的心態,還關乎其未來的命運。清朝最終被來自西方的海洋帝國所摧毀,正暗示了文明的進程。
此外,書中有一觀點,令人深思:明清兩朝的政治制度,並非繼承自宋朝,而是元朝,用作者的話講,明清這兩個王朝不是傳統的中華帝國,而是在蒙古帝國開拓的歐亞世界當中誕生的世界帝國,「明朝雖然從蒙古繼承了許多遺產,表面上依然裝扮成傳統中華帝國的模樣,但是清朝已經表現出作為世界帝國的基因(DNA)。」就此而言,稱「崖山之後無中國」,並非誇大其詞。
第十卷 菊池秀明著
《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
近代史這一塊,我最熟悉,故而最為關注,結果最是失望。《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的許多論調,不由讓我想起中學歷史教科書。從火燒圓明園到刺殺宋教仁,作者沿襲的都是早已被證偽、至少已經動搖的舊說。我實在無法理解,日本歷史學界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人才濟濟,碩果累累,為什麼要找菊池秀明來寫這一卷。
從簡介來看,菊池秀明的專長是太平天國史,然而此書第一章寫天平天國,並無幾多高明之處,其水平恐怕還不如史景遷《太平天國》。至於後面的內容,其實作者無須原創,只要有一定綜述能力,把濱下武志的晚清財政研究、狹間直樹的梁啟超研究、佐藤公彥的義和團研究、野澤豐的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研究、石川禎浩的中共研究、安井三吉的盧溝橋事件研究等糅合一處,大抵便是一本好書。
當然,這本書並非一無是處,作者的文筆或譯筆之佳,整本書讀來之通暢,不亞於氣賀澤保規《絢爛的世界帝國:隋唐時代》,簡直可為叢書之冠;此外,書中所列舉的一些源自日本史料的數據,以及歷史敘事之外的抒情,都有其可觀之處,譬如寫到清朝滅亡,作者感慨道:「然而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著下一個時代的開始,而是處於時代與時代的夾縫之間,黑暗不見天日,看不到出路。」
——我們至今依然處於時代的夾縫之中。
作者:羽戈
研究政治學與中國近代史。新著包括《帝王學的迷津:楊度與近代中國》、《鵝城人物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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