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與隔斷：誰是現代的狩獵採集者？

01-27

「考古學，通過追問人這一存在者的遠古緣源來充實自身，通過追問解剖學意義上的現代人的緣源，追問意識、語言、象徵和經濟關係的緣源來關懷自身。然而，人本身卻是現代的產物，是一個在十九世紀之前從未被追索過的東西」。

——朱利安·托馬斯：《考古學與現代性》

「考古學在現代性以及現代化中的雙重錨定意味著一切考古學知識的生產和再生產，以及一切有關考古學知識的經營活動，都必然擁有政治性」。

——佩德羅·庫爾托尼：《考古學與政治》

260萬年之前因打制石器而傳來的陣陣清脆，已經隨著時間長河的流逝而難以駐足；在此情況下，似乎任何企圖在遠古蠻荒的狩獵採集者與文明社會的地鐵通勤者之間建立聯繫的做法，都無異於是夢中囈語。然而，自考古學誕生以來，它就註定不可能是一門埋首書齋的學問：在對人的追索之中，考古學家逐漸發現，一切人的一切東西，早已被過去所事先給予了。我們可以說，考古學本身就意味著某種介入，這種介入不唯是複寫性的，而更是批判性的：通過讓古老的追問——那種對人本身的驚異——更加具備追問性，它擁有改造人本身的力量。

在柏拉圖著名的「洞穴之喻」中，洞穴是哲人必須首先克服的東西，因為它遮蔽了真理的陽光。曾幾何時，洞穴也是狩獵採集者的一個隱喻：洞穴內昏暗的光線象徵著狩獵採集者笨拙的大腦，洞穴內封閉的空間則象徵著狩獵採集者死水一般的文化。這種對狩獵採集者的靜態理解顯然難稱正確，但這種定見的流行卻說明，地鐵通勤者遇上狩獵採集者，就如同漫威漫畫中的「鋼鐵俠對壘滿大人」，充斥著各種想像的二元對立。

狩獵採集者當然不是整天躺在墓坑一般的洞穴中發獃的原始人，與此相反，他們的生活快速流動，非常具有生命力。賓福德（Binford）通過對努那繆提狩獵採集者的民族志研究發現，狩獵採集者的活動範圍可達三十萬平方公里，他們創造著各種各樣的遺址，包括在獵物遷徙道路上「守株待兔」的臨時狩獵營、為了將獵物追趕到特定地點所設置的驅趕線、用以避風和埋伏獵物的狩獵掩蔽所、用以登高觀察獵物行蹤的狩獵瞭望台，專門用以在狩獵成功後屠宰獵物的獵物屠宰場、靠近水、燃料和植物資源的中心營地，甚至還包括在冬季時專門為青年男女開闢的、用以「度蜜月」的情人狩獵營。

狩獵採集者之所以會有如此大的活動範圍，創造如此多類型的遺址，主要是因為他們必須通過流動才能獲取食物，以此才能保持生存的穩定。如果說非要從狩獵採集者中抽象出什麼概念來表示狩獵採集者的根本特質的話，這個概念就是流動性（Mobility）。簡單來說，流動性之如狩獵採集者，就如同水之如魚；倘若不理解流動性，我們就不可能擺脫有關狩獵採集者的「洞穴之喻」。

流動不只是狩獵採集者獲取食物資源的方式，而是狩獵採集者存在（Being）的基本方式。因流動性，狩獵採集者形成了一個流動的社會：他們通過流動的遷居移居構建配偶關係，通過流動的禮物交換構造社會網路；因流動性，狩獵採集者形成了一個流動的信息庫，他們通過流動捕捉信息，以此構成流動的知識網路，在必要的時候對其加以利用；因流動性，狩獵採集者形成了一個流動的認知系統，在狩獵採集思維中，我們看不見古希臘式的形而上學本體論的思維模式，與此相反，在他們的世界中，世間萬物都處於變動不居的狀態之中。如果法蘭克福學派的先哲們主要研究狩獵採集者的社會，他們的意識形態批判就絕不會以工具理性為核心，而一定會以流動性為核心，因為流動性不僅涉及到狩獵採集者的基本生計，還深入到狩獵採集者的社會關係和認知系統。

從流動性的角度來看，進城務工人員就是典型的「現代狩獵採集者」。進城務工人員的極端代表就是「三和大神」，他們從事臨時性極強的日結工作，終日流動於不同的工作地點與固定的網吧之間，有著貌似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對自己「狩獵採集式」的生活方式，一位三和大神曾經評論道：「你看王健林一天七點上班八點下班，有錢還這麼慘；我們一天玩到晚，有吃有喝，舒服！」，這種被我們誤認為是「阿Q精神」的東西，實際上頗似絕大多數狩獵採集者對從事農業的農民的看法。一位記者曾經詢問一位「三和大神」：「如果一個人連身份證都沒了，算不算三和大神」？這位三和大神微微一笑，從記者的煙盒中抽出一根煙，點上，慢悠悠地說：「這只是第一步而已」。身份證是現代科層制度的重要象徵，對身份證的拋棄，就等同於對身份固定性的徹底回絕：而這種回絕，正是「三和大神」得以可能的首要前提。自然環境對狩獵採集者的流動性的限制造就了採食者（Forager）與集食者（Collector）的分野，前者是人四處去採食來獲取食物，也即人去遷就食物；後者是人將四處採食所獲得的食物帶到固定地點消費，也即食物來遷就人。集食者的不斷發展造就了迄今為止對人類影響最大的生計方式——農業，這極大地改變了以流動性為核心的存在方式，形成了以固定性為核心的存在方式。在以固定性為核心的農業社會中，個人流動受到嚴格限制；工業文明產生之後，城鄉結構與農工結構的二元對立，使得人類流動性失而復得：不同的是，這種流動性開始帶有典型的階級屬性，流動性的高漲明顯反映在高階層和低階層之中，這使得高流動性駐足於社會階層光譜的兩端，成為衡量社會階級的重要標準。

對狩獵採集者而言，流動意味著存在的展開；而對工業文明中的進城務工者而言，流動則意味著現代性的獲取。「進城務工者」這個稱謂本身就是一種流動，通過流動，他們獲得現代的生計、社會關係和尊嚴——一如舊石器時代的狩獵採集者通過流動來獲得舊石器時代的生計、社會關係和認知系統一般。

對「進城務工者」而言，流動性展開的過程就是現代性光顧的過程，但現代性本身就存在著雙重結構：它的一邊是理性的秩序，象徵著工業文明的發展和進步；它的另一邊則是徹底的無序，象徵著工業文明的倒退和混亂。進城務工者流動性的獲取時刻反映著現代性雙重結構在進城務工者身上的錨定，這種錨定深刻地體現在他們的居所，也即所謂的「隔斷」之中。一方面，隔斷象徵著發展和進步，在宏觀上，它以理性的效率最大化原則統攝著空間，顯示出井井有條的空間秩序，隱喻一個廣闊而充滿機遇的工業世界；另一方面，隔斷象徵著倒退和混亂，在微觀上，它以極端雜亂的物品堆放為基本特點，顯示出擁擠不堪的空間秩序，暗示工業文明的效率圖式對低階層者的根本回絕。在隔斷的辯證法中，空間結構揭示出了現代性的基本悖謬：它是一項尚未完成的工程，至少在目前，現代性的承諾仍是一個徹底的烏托邦。

「專項整治」們對隔斷的消滅，不可能抹煞「現代狩獵採集者」的流動性，但這種消滅中卻隱含著工業意識形態向低階層者的運作——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對流動性進行的「無力控制的控制」，致力於掩蓋烏托邦所固有的烏托邦性。從舊石器時代到現代社會，人類能動性與自然的辯證法強迫自然將它對流動性的牽制讓渡給了人類自身，形成了人類對人類自身的全權監控。在這種全權監控下，隔斷的消滅並不僅僅在於消滅隔斷，它宣示著一個場所，暗示著一個齊澤克所謂「抽水馬桶背後的世界」：現代性光明的一面就宛如抽水馬桶之外的光鮮，而對隔斷的破壞則標誌著現代性黑暗的一面從下水道中沿著抽水馬桶上涌，這種恐怖使得我們看到了那些「本不應屬於我們的東西」。沿著狩獵採集者從歷史中向下張望，在流動性與這種恐怖的照面中，所有的憤怒都已經被事先給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