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楊振寧遭遇冷處理：60年前中國人第一次獲諾獎 | 科學春秋

? 1957年李政道、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的照片。來源：http://nobelprize.org

撰文｜華新民 王作躍

責編｜李曉明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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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對中國人來說，在科學技術領域的一件大事，就是李政道和楊振寧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是中國人在獲獎者名單中零的突破。按中國人的傳統紀年法，今年恰逢這個事件發生一甲子，當然是回顧和紀念的好時機。

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獎時的身份問題

可是，當我們今天來紀念這一讓中國人感到與有榮焉的事件時，發現人們對於它還有一些認識上的誤區。比如，據我們的粗略調查，有一種觀點：李楊二人獲得諾貝爾物理獎，作為中國人有一定程度的自豪，但是他們畢竟是以美籍華人的身份去領獎的。許多居住在中國大陸或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在回答詢問時都有這樣的認識。中年人這樣認識，或許有其原因，因為自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開啟了中美交往的大門後，李楊以及其他留美科學家訪問中國時，都是以「美籍華人」的身份出現在中國大陸的媒體上，所以那些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入學的人，自小就把他們當作美籍華人並不奇怪。然而，我們調查發現，那些年屆古稀而且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也有不少人這樣認為。他們在1957年的時候都是具有記憶的中小學生，他們中大部分人對於1957年發生的這件事沒有留下記憶，後來慢慢知道了這件事，但對李楊身份的記憶竟然同年輕人差別不大，認為李楊同後來得獎的美籍華人丁肇中、朱棣文等人沒有什麼兩樣。

這樣的認識是有違歷史事實的。近年關於這個問題，網路和媒體是有澄清的，例如本文作者之一華新民在2000年10月的留學生網刊《華夏文摘》曾指出：

「李、楊在1957年得獎時，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不僅他們的血統是中國人，而且他們當時的國籍也是中國——不過他們拿的是中華民國的護照。把『中華民國』籍說成是外國籍，那不成『兩個中國』了嗎？李、楊在四十年代出國時，和後來成為『共和國』研製核彈的英雄人物鄧稼先等人一樣，都是拿『民國』護照的留學生。1949年以後，美國承認的還是『中華民國』，那些不願意回國報效的『民國』留學生中的大多數自然是繼續做他們的『中華民國』國民。李、楊就是以這樣的身份去領取中國人獲得的第一份諾貝爾獎的。」（見「『別有用心』的諾貝爾獎」，載《華夏文摘》cm0010d）

十年前，大陸學者劉明也就李楊被授予諾貝爾物理學獎評論道：

「這是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頒發給中國人（血統上加法律上的）的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次。（指到2007年為止——引者注）在諾貝爾獎的正式網站上，李政道、楊振寧護照的『國籍』欄中清楚地標明『China』，儘管他們當時持有的是中華民國護照。遵照一個中國的原則，從法律上講，他們當然是中國公民。」（見「李政道楊振寧發現與獲獎的科學文化意義——紀念中國科學家榮獲諾貝爾獎50周年」，《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杭州）2007年第1期 第111-121頁）

然而，這些澄清只是出現在海外的中文網站，或者在面向少量讀者的學術刊物上，加上十幾年前大部分中國民眾還未進入互聯網時代，這種澄清並不為大多數中國大陸的民眾知曉。有意思的是，這些年來，中國大陸主流媒體，政府出版的報刊、廣播和電視，也都保持沉默，任由這一類的誤解在國人之中謬種流傳，以至於有些貌似權威的出版物都人云亦云。例如，《中國大百科全書——物理學Ⅱ》關於《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的人名錄中，就將李楊注為「美籍華人」。這是中國科技發展史上這一划時代事件上空的一團迷霧。如今一個甲子已經過去了，應該是驅散這些迷霧的時候了。

為此，我們有必要首先回顧一下，李楊推翻宇稱守恆定律這樣一件重大的科學新聞是怎樣傳播的，尤其是，這個消息是怎樣在全球的華人人群中傳播的？對中國人的認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大相徑庭：60年前中國媒體這樣報道李楊獲獎

由於中國的新聞體制，全國各種報刊對重大事件的報道都是以《人民日報》馬首是瞻，自己採訪和報道的自由度很小。我們先看一看當時的《人民日報》是如何報道這件事的。

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獎人是在10月31日宣布的，這個消息最初出現在11月1日的《人民日報》第五版上不大起眼的右下方，標題是「我留美兩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金」，包括標點符號在內全文共225個字。（圖一，紅色框所示）

?圖一 195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第五版

第二天的第一版上有一條標題為「吳有訓周培源錢三強電賀李政道楊振寧」的消息：

「新華社1日訊　中國著名物理學家吳有訓、周培源和錢三強10月31日代表中國物理學會打電報給我國留美物理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祝賀他們由於對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論的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金。電文中說：『中國物理學家對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

全文除掉「新華社1日訊」幾個字，總字數包括標點符號共109個。這條消息雖然排在頭版，但是屬於頭版的最次要的位置：那天的第一版有11則新聞標題，李楊得獎的消息被排在右下角，由上到下的三條短訊中的第一條。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政府對李楊二人得獎並沒有表態，代之以學術團體「中國物理學會」的三位老科學家向李楊二人發了賀電，而賀電內容的報道也很「節約」，只報道了電文中的一句話。

作為對比，我們不妨看一看2015年10月6日的《人民日報》如何處理屠呦呦獲得當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的消息：屠呦呦獲獎是10月5日宣布的，《人民日報》在第二天刊登了這條消息，位於頭版頭條，（圖二）與屠獲獎的消息並立還刊登了李克強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總理的身份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的賀信，而且在第四版刊登了長篇報道，巨細靡遺地介紹了前一天瑞典卡羅琳醫學院宣布得獎者名單的盛況。中國政府處理這個事件和《人民日報》刊登這條消息的「規格」遠遠高於1957對於李楊獲得諾貝爾獎的處理和報道，個中差別一目了然。

?圖二 2015年10月6日《人民日報》頭版

同是中國人獲得了諾貝爾獎這樣值得「喜大普奔」的事件，《人民日報》在前後相隔五十八年的報道如此厚此薄彼，反映出中國官方對這兩件事的熱情程度之懸殊。眾所周知，中國的媒體都是官方的喉舌，除了發布新聞的功能，還有向讀者傳遞輿論導向信息的功能。《人民日報》對於李楊獲諾獎消息報道之低調，反映了六十年前的中國官方希望通過報道消息的「規格」給中國大陸的民眾傳達消息以外的「言外之意」：對李楊獲得諾貝爾獎一事不要過分關注和熱情。這就部分解釋了上面陳述過的事實：在1957年已經有記憶的老人中，他們對於當年該事件要麼沒有記憶，要麼記憶模糊，因為他們的家長多數沒有注意到排在報紙角落裡的短訊，那些注意到這條消息的家長——多數是高級知識分子——則從報道的規格領會到官方的意思：這樣的事不宜津津樂道，只能在家中或熟人小圈子裡提起。《人民日報》在二則報道、總共三百多字的介紹中只是說了「中國物理學家對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沒有指出這是中國的國民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中國大陸的所有媒體也都在這一點上與中央保持一致。無怪乎今天上了年紀的人中只有少數人意識到這一點，以至於在2015年屠呦呦得獎之前，許多人都在發問「中國人何時能夠獲得諾貝爾獎？」直到今天（2017年10月），《中國新聞周刊》還把2015年當作中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獎的元年：「2017年諾貝爾獎正於這幾天陸續揭曉。今天發的是2012年的一篇舊文，當時距中國科學家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還有三年。」可見，李楊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時不是中國人這個誤區是何等普遍和根深蒂固。

細說從頭：大陸媒體的報道熱情緣何一落千丈

人們不免要問，1957年《人民日報》對李楊獲獎的報道如此簡約，是什麼原因呢？是不是中國操新聞報導決策權的當局對李、楊二人研究成果的意義缺乏認識、不夠重視呢？歷史的記載似乎不支持這樣簡單的判斷，而是顯示出它背後有著複雜的國際國內的政治背景。科學研究是超越國界的人類共同事業，但是一旦進入公眾領域，就不可避免有政治因素介入，尤其在1957年的中國，國內的反右鬥爭高潮、國共兩黨的隔海對峙、國際上兩大陣營的冷戰……都或深或淺地同一件原本屬於科學領域裡的事件糾結在一起。為了釐清其中的來龍去脈，有必要順著時間的脈絡對於這一段歷史細說從頭——

查當年歷史，導致李政道和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主要論文「質疑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守恆」首先發表於1956年的10 月1日出版的美國《物理評論》雜誌104卷第1期上，當時李政道的身份是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的教授，楊振寧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教授（當時楊在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訪問，所以論文上有他的兩個地址）。他們論文中對於弱相互作用下宇稱守恆定律的挑戰在1957年的1月份即得到三組科學家的實驗結果的證實。其中兩個實驗組的帶頭人分別是吳健雄和里昂·萊德曼，他們當時也都是哥倫比亞物理系的教授。吳健雄和萊德曼報告實驗結果的論文同時在2月15日的《物理評論》105卷第4期上發表，而且兩者都註明是1月15日收到。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在論文送抵《物理評論》的1月15日下午二點召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鄭重宣布現代物理學幾十年深信不疑的宇稱守恆定律被推翻，李政道、吳健雄和萊德曼等人出席了這次新聞發布會。於是，一項學術進展立刻成為轟動的大新聞，從學術界關心的課題變成了一個大眾媒體的話題。

科學研究在美國一般都處於社會焦點的邊緣，普通的百姓也不關心高深抽象的學術問題，所以美國的非學術報刊很少報道科學進展的消息。然而，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發布會的第二天，堪稱美國第一大報的《紐約時報》罕見地在頭版報道了發布會的消息，標題是「物理學的基本概念據稱被實驗推翻」，副標題是「核理論中的宇稱守恆定律遭到哥倫比亞和普林斯頓研究院科學家的挑戰」。《紐約時報》還刊登了哥倫比亞大學在會上發布的物理實驗報告。《紐約先驅論壇報》在同一天也登載了前一天哥倫比亞大學發布會的報道，標題為：「物理『原理』出錯，鏡像反射不真」，並且附了一張吳健雄的照片。（圖三）

?圖三 《紐約先驅論壇報》1957年1月16日

由於李楊二人是中國人，在紐約派駐記者的中文通訊社和媒體自然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應。例如有一家名為「泛亞社」的新聞機構在1月15日當天就發出了一條電訊，標題為「我國兩位青年科學家 對宇宙基本定律 指出三個系錯誤 重要性等於愛因斯坦相對論」。（見香港《工商日報》1957年1月17日第二版）（圖四）大概由於搶時間倉促報道，標題和內容多有明顯錯訛之處。報導說：「兩名青年中國核子物理學家（已入美國籍），彼等曾舉行試驗，有力表明至少有三個宇宙基本定律系屬錯誤，此兩科學家一為三十歲之哥倫比亞大學李教授；一為三十四歲之普林斯頓研究院之楊教授。」記者連李楊二人的中文名字都來不及弄清楚，國籍也弄錯了，而且記者顯然缺乏基本的科學知識，更沒有聽懂會上介紹的內容，寫出來的中文報道不知所云，還把吳健雄做的實驗按在李楊二人的頭上，在六十年後的讀者眼裡顯得十分可笑。

?圖四 香港《工商日報》1957年1月17日第二版

比較起來，台灣《中央日報》首次登載這方面的消息比「泛亞社」靠譜得多。它在１月１８日報道「中央社紐約１６日合眾電」，標題是：「對等性定律（指宇稱守恆定律，下同——引者注）被根本粉碎，哥倫比亞大學宣布我三科學家有貢獻」。接著在1月19日《中央日報》報道了「羅家倫向吳大猷祝賀」的消息，文章說：

「前中央、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氏，昨天專程到吳大猷博士寓所，向這位返國不久的原子科學家道喜，祝賀他的學生楊振寧、李政道，和另外一位中央大學畢業的女學生吳劍雄（指吳健雄——引者注），共同對原子物理學中的一條基本定律——對等性定律，有了新的發現和重要的修正。……吳博士這次由美來台的前幾天，楊振寧和李政道曾經和吳博士討論了幾天關於修正對等性定律這件事。」

1月27日，《中央日報》全文譯載了《紐約時報》1月16日發表的哥倫比亞大學在新聞發布會上發放的物理實驗報告。

顯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對於李、楊和吳在科學方面的最新成就反應迅速而且十分欣喜，以各種方式表示他們對於這些留美科學家的祝賀與重視。在這方面，他們有很多有利條件：他們有駐美國和聯合國的官方代表，而且，李政道和楊振寧當年出國的時候都是由國民政府派出，持有中華民國的護照，無論是政府官員同他們接觸，或者他們在台灣的親友與他們通信聯繫，渠道都十分順暢。

例如，《中央日報》在2月4日發表了一張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長葉公超宴請李政道、楊振寧和吳健雄丈夫袁家騮等人的照片，來顯示「政府佩慰之意」。當年大部分在美華人也大多認同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2月5日台灣的「中央社」發布紐約專電：華人組織「華美協進社」設宴招待楊振寧、李政道及吳健雄三位「最近因推翻對等性原理而飲譽全球的中國物理學家」。（楊振寧因另有約會，未出席。）宴會上由胡適致詞介紹，後由李吳兩人向聽眾致簡短演說。他們說，「他們的成就主要系受到胡適所指出的格言所鼓勵——即研究學問其成功之道，在於大膽的假設，再繼以小心的求證。」（見《中央日報》1957年2月7日）

相對於台灣而言，中國大陸政府當時同美國沒有外交關係，也幾乎沒有文化科技方面的接觸。李楊吳三位在大陸也有不少親屬師友，但是中美間無法直接通信，只能轉輾通過香港等地保持僅有的聯繫。中國的媒體只能通過國際通訊社發布的新聞了解在美國工作的李楊吳三人在物理學領域裡作出的最新貢獻。我們今天不知道，中國的科學家在何時、通過何種渠道得知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發布的消息。但是根據一份供高級幹部閱讀參考的內部刊物《宣教動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收藏），大致可以確定，李政道、楊振寧和吳健雄這些名字和他們的研究工作最晚在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的新聞發布會之後一個月已進入中國領導人的視野里。這份《宣教動態》（1957年2月17日）刊載了題為「美、蔣大力宣傳我留美科學家在原子核物理方面新發現」的一篇報道。這篇報道後附註了對「宇稱守恆」概念的一些通俗知識，十分準確，顯然該報道是由內行的物理學家或者諮詢過內行之後寫的。有理由推斷，中國的領導人對哥倫比亞大學發布的新聞開始是有點警惕的，不知道李楊吳三人的工作是否真的重要，以為是「美、蔣」的「宣傳」，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們知道這些宣傳不是虛言，開始重視這一科學領域裡的重大進展。而中國大陸公眾媒體對此事的報道發生在幾天後的2月23日，《人民日報》在當天頭版中心十分顯要的位置刊登了新華社22日的一則電訊，標題為「原子核物理學中的一個重大發現 我留美兩科學家證明宇稱守恆定律不是普遍的定律」，（圖五，紅色框所示）文章稱：

「我國留美物理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發現了原子核物理學中的一個重大問題。這個新發現引起我國科學界極大的重視和反應。中國科學院特於昨日在北京舉行了學術報告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理論物理學家朱洪元在會上介紹了這項被國際物理學界注意的發現。趙忠堯、錢三強、彭桓武、張文裕和朱洪元等物理學家都就這個問題作了熱烈發言。」

《人民日報》還在同一天的第七版上刊登了物理學家于敏的文章「宇稱守恆定律是怎樣被動搖的」，對李政道和楊振寧的理論和吳健雄的實驗驗證做了深入淺出的科普。

?圖五 《人民日報》1957年2月23日第一版

3月1日，《人民日報》又刊登了題為「李政道、楊振寧在原子核物理學中的重大發現　引起美國科學界很大震動」的報道，報道說

「新華社28日訊　紐約消息：中國留美青年物理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在原子核物理學中的重大發現已經震動了美國科學界，並且引起了世界物理學家們的重視。」

報道還引用了美國主要報刊以及科學家對於這項科學成果的讚揚和高度評價。此後，《人民日報》還在5月1日和5月8日兩次報道李楊二人獲得愛因斯坦獎金的消息。《光明日報》當時還是由民主黨派主辦的報紙，它除了跟隨《人民日報》登載同樣的消息以外，還在5月19日刊載了新華社的電訊，報道楊振寧受法國政府邀請，到法國高等師範學院作學術演講。可見，中國大陸方面在後來一段時間裡一直追蹤關注著他們的活動。報道雖然遲了一點，但是從大陸報刊對於此事跟蹤報道的來看，不能認為中國大陸的官方對於這項科學成就的重要性缺乏認識。

除了公開發行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外，只供縣級以上幹部閱讀的《參考消息》在1957年3月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紹了李政道、楊振寧的「重大發現」，綜述了前面提到的台灣《中央日報》和中央社對於李楊的物理學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最初報道。（圖六，紅色框所示）《參考消息》原本是專供高級幹部閱讀的刊登境外通訊社和報刊所載消息和評論的內部報紙，1957年3月1日擴大發行到縣級幹部。它在擴大發行的第二天就刊載了這樣的文章，說明李楊的科學研究工作確已受到中國領導人的關注。

?圖六 《參考消息》1957年3月2日

在世界各地中文媒體對於李楊吳三人科學研究成就的報道中，我們看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各方都聲稱李楊吳三人是中國科學家。如親國民黨的香港《工商日報》在最初的報道中，雖然誤以為李楊二人已經加入美國籍，仍然把他們稱為「兩名青年中國核子物理學家」。《中央日報》則把他們稱為「我三科學家」、「飲譽全球的中國物理學家」。中國大陸方面則同樣稱他們是「我國留美物理學家」、「中國留美青年物理學家」，《參考消息》報道的標題還說李楊二人是「蔣幫極力拉攏」的對象。可見，當時海峽兩岸的政府和媒體對於李楊二人的身份是沒有異議的，一致稱他們是中國的科學家。當然這裡「中國」的含義在兩岸是不一樣的，可以說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一種早期實踐。

1957年5月以後，李楊吳三人在科學界造成的的衝擊波過去以後，關於他們的消息從大眾媒體淡出。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半年以後的10月31日，瑞典的皇家科學院宣布，將當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給李政道和楊振寧二人，以表彰他們「對於所謂宇稱守恆定律的透徹研究，該研究導致了基本粒子領域的重大發現」。說這個消息出人意料，並不是說人們對他們的科學成就是否有資格獲獎有什麼保留，而是說，從他們發表質疑宇稱守恆定律的論文到獲得諾貝爾獎之間只有一年時間，速度之快是史無前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確是出乎許多人預料的。其實，諾貝爾本人在最初的遺囑里表達了這樣的願望：將獎金「分配給那些在前一年中為人類做出傑出貢獻的人」。這個願望至少到那時為止，並沒有真正實現，因為科學上的突破和創造發明，通常要經過較長時間的驗證和確認，一年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按照規定，每年諾貝爾獎的提名須在當年2月1日完成，儘管李楊的文章在1956年10月發表，而科學家從來都只相信實驗，很少有人會在實驗結果出來之前提名他們，而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的新聞發布會剛在1月15日開過，也就是說，對李楊的大量提名信是在半個月的時間裡寄到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像李楊那樣的科學突破，從提出假設，到多個獨立的實驗驗證僅僅經過幾個月的時間即告完成，而且獲得科學界一致推崇，至今在諾貝爾科學獎的歷史上都是罕見的。

對於來得多少有點突然的榮譽，台灣官方迅速作出了反應，其外交部長葉公超、教育部長張其昀和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在當天即向李楊二人發了賀電。張其昀還在當天發表談話，稱「中央社從巴黎傳來最好消息，就是我國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二位博士已經榮膺本年度諾貝爾科學獎金。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不僅為中國學術界莫大的榮耀，亦為我全民族增加無限的光輝。」《中央日報》在11月1日頭版刊載了美聯社發自普林斯頓的長篇電訊和中央社發自巴黎的電訊報道這事件，所用的大標題是「楊振寧李政道兩氏殊榮 研究物理成就卓越 共同獲諾貝爾獎金」，副標題是「楊李兩教授合作研究推翻了『對等定律』 當代學者認為科學上一次革命」。該報在第一版共有四個大標題下的通訊對李楊二人的科學成就、經歷和家庭作了詳細的介紹，並刊登了李楊二人的照片。（圖七）《中央日報》在隨後的幾天都有跟李楊獲獎有關的消息報道，在11月2日的報道中《中央日報》提到：「楊、李二人都不是美國公民，但都已獲得在美的永久居留權。」而且引用中央社的話說：李楊二人「對於他們是第一次獲得諾貝爾獎的中國人一事不願多談。」11月3日的報道則是中國廣播公司通過長途電話對李楊二人的採訪內容，還全文轉載了李政道用上海話對她母親和哥哥的問候。

?圖七 1957年11月1日《中央日報》頭版

台灣的其他報紙也都把這件事視為全體中華民族的光榮。如11月1日的台北《新生報》登載了題為「不朽功業兩青年」的記者專訪，報道了對居住在台灣的李政道親屬的採訪，記載了母親和二哥對幼年和求學時期的李政道的許多生動的回憶。文章還提到李政道「出身蘇州名門」，其祖父做過很久的基督教會督，父親抗戰前在上海經營工廠。該文也報道了對楊振寧岳母的採訪，介紹了楊振寧夫人為「抗戰時名將杜聿明的長女公子」，曾在1952年回台灣探親返美時因簽證問題受阻，一年後得到普林斯頓研究院院長奧本海默和美國駐日本大使的幫助才得以回到丈夫身邊。……台灣各報對李楊二人的方方面面似乎有說不盡話題。

如本文開頭提到，中國大陸方面的反應是《人民日報》在11月1日第五版刊登的新華社巴黎訊，全文如下：

「斯德哥爾摩消息：我國留學美國的物理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宇共同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金。這是瑞典科學院31日發表的公報中宣布的。公報說，李政道和楊振宇獲得諾貝爾獎金，是由於他們對『宇稱守恆定律』作了精湛的研究，從而導致基本粒子方面的重要發現。我國的這兩位物理學家在去年夏天進行原子核和基本粒子理論研究的時候，提出了一個新的觀念，動搖了三十多年來一直被認為是微觀世界的一個基本物理定律——『宇稱守恆定律』，不久這個觀念就為我國另一位科學家吳健雄在實驗中證實。」

二百多個字里沒有任何感情色彩的辭彙，如果不是提到「我國的物理學家」，彷彿在報道一則關於外國科學家的新聞。第二天的吳有訓、周培源、錢三強電賀李政道楊振寧的消息出現在第一版，也只有一句稍帶感情色彩的話：「中國物理學家對這一可喜的事件感到自豪」。在《人民日報》的其他版面以及此後的一個多月內，沒有任何有關李楊得獎的消息，直到12月11日和12日，才登載了李楊二人到達斯德哥爾摩的消息以及關於頒獎典禮的報導。

從2、3月份到11月份，中國大陸媒體對於李楊獲得諾貝爾獎的報道力度和熱情似乎一落千丈。按說，年初的的消息只是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對新聞界發布的，但當時中國大陸媒體對於李楊吳三人的科學研究工作的報道雖說遲了一點，其它方面無可挑剔：報道的規格適中——放在第一版的中心位置，內容翔實——新華社訊加上編者注共850字，而且有于敏先生的圖文並茂的長篇科普文章，讓讀者感覺到當局對他們科學成就相當重視。與此相對照，10月3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授予李楊諾貝爾獎代表了全世界科學界對他們二人研究工作的肯定和最高獎勵，消息傳來，中國大陸媒體報道的規格顯然同它的份量極不相稱，而且用了平鋪直敘的文字來報道這個本應熱烈歡呼的事件。人們不禁要問：這究竟是為什麼呢？從年初到年底這大半年時間裡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使得中國大陸媒體對於這樣一件事前後有如此冰炭懸殊的態度？

政治考量：「在衛星的陰影下」

前述1957年2月17日的《宣教動態》所載的文章顯示，中國當局在如何報道李楊吳三人科學成就的問題上，政治考量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該文在簡要介紹了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發布會的內容後，立即轉入政治話題：

「雖然這是物理學中的一件重大事件，但美國和香港各報卻反常地、大張旗鼓地予以宣傳。據我們初步估計，這是有政治目的的。紐約時報一反科學界慣例，公開發表了哥倫比亞大學的宣傳性的實驗報告，紐約時代周刊以顯著地位報道了這一消息。香港真報二月六日、七日也以頭版頭條加以報道，並連續數日刊載了宣傳和介紹的文章，認為這一發現『震動了世界』、『等於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成就』、認為宇稱守恆定律過去與能量守恆定律具有同樣的重要意義。……香港真報在一篇短文中並將這一事件與錢學森回國對比而宣傳說：『大吹大擂而回到大陸去的錢學森博士如何呢？有若何科學上的巨大成就么？』並接著說：『周恩來以至中共的宣傳和特務人員一定是全力設法爭這三位科學家的！』台灣方面也極端注意這一事件，偽教育部已決定授與李、楊、吳三人以榮譽科學獎章，並邀請去台講學。偽外交部長葉公超在美也曾專門宴請了楊、李二人（吳未參加）。」

從這段文字的口氣可見，中國的領導人在獲知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發布的新聞後，最初的反應是，懷疑美國和台港的報道有政治目的，從而懷疑這是否真是物理學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在觀察一段時間並諮詢國內的物理學家之後，他們判斷，一，這確實是重大的科學發現；但是，二，對美蔣的大力宣傳的政治目的需保持戒心。中國報刊後來對於這一事件的報道，是在這兩種判斷之間權衡後的結果。基於第一個判斷，這事應當及時報道；基於第二個判斷，報道這件事的時候，要注意分寸，避免產生不利的政治影響。一方面，從政治上考慮，對此進行報道不免會讓讀者聯想到：李楊吳三人的成就是在美國取得的，是接受美國培養的結果，而他們在赴美深造之前是由國民政府時代的教育體系所培養。畢竟當時中國同美國在朝鮮戰場上停戰才四年，國共內戰結束也不過八年，中國當局對於美國和國民黨這兩個對立面敵意甚深，當然不願意改善對方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中國當局也意識到這是一項重大的科學成就，而且主要歸功於中國留美科學家。這一事實對於鼓舞中國的科學家和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無疑有正面作用。1957年初的中國正處於相對安定、寬鬆的時期。前一年裡，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並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準而奮鬥」，從而在全國掀起了一波「向科學進軍」的熱潮。兩相權衡，當局還是作出了適當報道的決定，所以我們看到2月下旬到5月間中國大陸報刊對於李楊吳三人科學成就的一系列相當客觀的報道。

然而在隨後的幾個月中，國際上發生了一些事件，使得這種權衡的天平發生了嚴重的傾斜。其中最重大的事件要數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了。《人民日報》在10月6日以頭版頭條刊登了這條消息，第二天即以「為蘇聯的偉大科學成就歡呼」為題在頭版頭條發表社論。社論說：

「人造地球衛星和洲際導彈的成功，標誌著蘇聯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已超過了美國而躍居世界首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已經以自己的光輝的榜樣，表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社論斷言：「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比較，落後是命定的了。資本主義已經腐朽了，而社會主義則有如旭日東升。社會主義本身的優越性和它的無比旺盛的生命力，將把資本主義遠遠地拋在後面。」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將戰勝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基於其唯物史觀的基本信條，但是從這篇社論熱情洋溢的文字里可以看出，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來說，蘇聯人造衛星上天這一科學成就大大加強了他們對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念，讓他們覺得社會主義制度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刻已經提前來臨了。這種「制度自信」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東風壓倒西風」。事實上，這個論斷正是毛澤東在一個多月後首次公開發表的——11月17日在莫斯科接見中國留學生時，毛澤東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和蘇聯的兩顆人造衛星上了天，這兩件事標誌了兩大陣營力量對比的新的轉折點。……現在不是西風壓倒東風，而是東風壓倒西風。」

所以在毛澤東11月2日登上飛機前往莫斯科參加蘇聯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典前兩天——10月31日，傳來瑞典皇家科學院把當年諾貝爾獎授予李楊二人時，中國領導人的心情可能已經不同於年初了。因蘇聯衛星的發射成功而「制度自信」滿滿的中國高層領導對於李楊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一反應也許不是因為得獎人是中國科學家而欣喜，而是感到自己不容置疑的論斷受到了挑戰——按照《人民日報》在10月7日發表的那篇社論的邏輯，科學成就是社會制度優劣的指標，而諾貝爾得獎人竟然是在美國從事研究的科學家，豈不讓人覺得二十幾天前已被斷言「命定」落後腐朽的美國也能有先進的科學？尤其是，諾貝爾科學獎不同於其他獎項，是公認的對科學家的最高表彰，一個國家的諾獎獲得者數目是其科學水平的重要指標。世人顯然不會把李楊作為中國人獲獎歸功於他們出生地中國，只會給美國的科學增添新的榮耀。所以，對於那些堅信東風已經壓倒西風的人來說，這個消息顯得難以調和。

事實上美國確有輿論把李楊的諾獎當作平衡蘇聯衛星的成就而感到高興的——

「蘇衛一號把科學技術與對國家威望的追求如此緊密地連在了一起，從而觸動了已被冷戰搞得緊張不已的社會神經。因此，當10月31日從斯德哥爾摩傳來消息，當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兩位華人物理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李政道和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的楊振寧時，美國人既感到高興，又有些擔憂。當二人於12月份前往瑞典領獎時，美國官員們害怕中國可能會誘惑他們歸國或者把他們綁架走，所以『非常不安地關注著』他們，只有當他們兩個人領獎完畢迅速回到美國之後，聯邦調查局才鬆了一口氣。」（王作躍：《在衛星的陰影下》第94頁）

而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對於李楊獲獎的大事宣揚，在中國當局的領導人眼裡更加無異是給這種輿論戰火上澆油。國民黨政府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在10月31日發表的談話很有代表性，他說：

「現在中國科學家在原子科學上所具的領導地位，業為世界所公認。……（李楊的）重要論文，對近代物理學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貢獻，轟動一時，認為一個新的科學世紀行將開始。現在他們獲得了全世界無上的榮譽，真可謂實至名歸，誠非偶然。」張其昀在談話里拿蘇聯人造衛星同李楊的科學貢獻相比較，認為「……俄帝且已放射了第一個人造衛星。可是我們要知道，中國青年科學家所做的基本貢獻，使俄帝一些科學技術進步，相形見拙，黯然失色。因為李政道、楊振寧新的科學理論正是打擊共產主義最厲害的精神武器，而使共產主義的思想完全歸於消滅。」（《中央日報》1957年11月1日）

——李楊對於宇稱守恆定律的研究，揭示了自然規律在鏡像對稱下的破缺，不幸被政治人物扯進了論戰，用科學技術的成就來論證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在這方面，台灣海峽兩岸倒是具有高度的鏡像對稱性。

1957年5月後的另一件大事是發生在國內的反右運動。《人民日報》在5月1日刊發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黨外人士「鳴放」，鼓勵群眾給共產黨和政府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但是到6月上旬，中共領導開始把整風轉為反右運動。經過四個多月的反右鬥爭，《人民日報》在10月19日公布了反右的「前線總指揮」鄧小平對中共中央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報告說：

「右派分子活動的主要場所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如高等學校、某些國家機關、新聞出版機關、文藝團體、政法界、科學技術界、醫藥界等。……他們中間的許多人浸透了資產階級世界觀，……所以右派知識分子在這次進攻中特別猖狂。」

鄧小平在這裡把高等學校和科學技術界這兩個對國家科技發展貢獻最大的領域列為右派的主要活動場所。所以從6月份到10月份，科技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先後受到猛烈的批判。這些批判無法在這篇文章里詳述，這裡只舉全國性批判所圍繞的一份名為《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的文件為例，來看看當時科技領域裡反右運動的聲勢：這份文件原是屬於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的「科學規劃問題研究小組」的五位教授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周、錢偉長起草的給中共中央的意見書，但是被當作「反社會主義科學綱領」受到重點批判。在1957年6、7月間的20多天里，僅《人民日報》就發表了華羅庚的三篇檢討書。（王揚宗：「華羅庚在數學與政治的夾縫中」，《中國科學報》，2015年1月9日）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全國委員會在7月份開了四天大會來批判這些科學家和他們的意見書。主管科學技術的國務院副總理聶榮臻在會上說：

「右派分子的言論之所以必須反對，……是因為右派分子的這些言論包含了對社會主義的深厚的敵意，是因為他們企圖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領導，篡奪國家領導權。」（7月18日「新華社新聞稿」，見朱正：《反右鬥爭全史》）

這一時期批判文章的標題充滿了火藥味，例如：「在『反教條』旗幟的掩護下販賣資本主義私貨 錢偉長是章羅聯盟在科學界的掮客」、「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的主要設計人曾昭掄開始交代同章羅聯盟的關係」（《人民日報》1957年7月14日）。「民盟高教部支部舉行座談會 進一步揭露曾昭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面目」，「科學家們在反擊右派座談會上踴躍發言 警告曾昭掄錢偉長不要自絕於人民」（《光明日報》1957年7月17日）從這些領導人和報刊上的言辭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開展以後，他們對科學技術界的知識分子存有何等「深厚的」警戒心，以至於到了要提防他們「篡奪國家領導權」的地步。

這樣的心態看來改變了中國當局在處理如何報道李楊獲獎一事上的平衡點，政治上的憂慮佔了上風：除了深恐這個消息會挑戰領袖「東風壓倒西風」的光輝論斷，還因為李楊的得獎使得他們從傑出的科學家上升到世界級文化科學名人的地位，中國的公眾必然會希望對他們作全方位的了解，除了科學貢獻以外，希望了解他們的家庭、青少年時期在中國的成長經歷等其他方面。這就不免會連帶出一些事實，是政府希望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的：如楊振寧的岳父是正在服刑的國民黨戰犯杜聿明，李政道出生在一個有濃厚基督教傳統的家庭，他的曾祖父和祖父是上海、蘇州地區基督教會的重要神職人員；又如李政道最敬重的恩師之一束星北當時已是極右分子；科技界頭號右派曾昭掄、准右派華羅庚和台灣的吳大猷正是當年帶著李政道到美國去考察原子彈技術的三位教授，使得李政道得以進入芝加哥大學深造……。因此對於李楊的報道必須控制，以免人們聯想到反動派同得獎人李楊的關係，從而減弱對右派分子的攻勢。如果說在年初還有上海《文匯報》在2月份刊載了題為「訪楊武之教授　談楊振寧和他的成就」的採訪，那麼李楊獲獎後這類「花絮」「八卦」文章就完全絕跡了。這些因素影響到10月31日大陸對來自斯德哥爾摩的消息所作出的正式反應，從而出現本文前面已經敘述過的情況：報道規格降低到聊勝於無的水平，二百餘字的消息置於第五版邊緣，官方完全不表態，代之以在第一版的角落裡刊登三位老科學家電賀李楊二人的消息，字數一百餘，最後借他們的一句話略表作為中國人的心情：「可喜的事件」。

這種冷處理或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大陸當局爭取楊振寧回歸祖國的努力沒有成功。在李楊吳這三位科學明星中，楊振寧是回國傾向最強烈的，因為他父母都在中國大陸，而且父親多病，他一直希望有機會至少是回國看望父親和家人。上述1957年2月17日《宣教動態》的那篇文章中提到：

「去年蘇聯召開物理學高能粒子會議時，美國的兩個理論物理學家向我代表轉達楊振寧有回國之意，後由錢三強去信給楊，勸其回國並暗示杜聿明尚健在，無需顧慮。去年物理學家張文裕由美回國時，楊曾向張表示：已收到錢的信，很感謝，但回國仍有顧慮。後由杜聿明親筆寫給楊一信，已發出，但仍無迴音。」

不過這些事都發生在1957年1月之前，當時楊振寧雖然已經在物理學界嶄露頭角，還沒有成為新聞人物。到了1957年春天，楊振寧被邀請在夏天到瑞士日內瓦工作幾個月，於是給家中發了一封電報，希望父親能到日內瓦同自己和從未謀面的兒媳與孫子團聚。楊武之接到電報後上書周恩來表示願意趁會晤的機會爭取他回國工作。當時楊振寧雖未獲得諾貝爾獎，但是已經在國際上成為明星人物，因此很快得到了周恩來和聶榮臻批准。楊父於7月6日搭乘圖-104飛機經莫斯科去日內瓦與兒子一家會合，於8月23日返國，其間中國駐瑞士大使馮鉉及參贊趁機訪問了楊振寧夫婦，楊也到使館回訪，在使館觀看了反映中國建設的紀錄片《鷹廈鐵路》。據內部通報稱，楊對使館人員表示回國是早晚的事，但因研究工作尚需繼續進行，美國的條件和設備較國內為好，故暫時不擬回國。楊武之回國後對政府幫助他去瑞士與兒孫會晤深表感激，並交回一部分路費（楊振寧給了他一筆錢）。（「關於楊振寧的一些情況」，載《宣教動態》1957年11月19日）看來中國政府當初支付了他的路費，因為他申請去日內瓦時，對政府說的理由是爭取兒子回國，而實際上公事未成，這次旅行成了私人的家庭團聚，交回部分路費大概也包含無功不願受祿的意思。

楊武之爭取兒子歸國之行正是國內反右運動高潮時期，楊振寧大概也從新聞中了解到若干熟悉的師長如曾昭掄、錢偉長和華羅庚受到運動衝擊的情況。另一方面，他在美國學術界的地位也非一年前可比，這大概是他對回國一事更為猶豫的原因。楊振寧對使館人員「暫不回國」的表態估計是父子商談後得出的結論。對於中國當局來說，反右運動中暴露出來的科技界知識分子對共產黨的種種不滿和批評已經加深了這樣的印象：不僅是人文、政法界的知識分子，科技界的知識分子也一樣有不少人同黨離心離德。楊武之勸說兒子回國失利，為這種印象增添了一個新的例證。

中國政府代表為何缺席當年諾獎頒獎典禮？

到了12月份，李政道和楊振寧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中國大陸方面的報道仍然保持了低調的「冷處理」方式。《人民日報》12月11日在第6版的右手邊緣刊登了一條短訊，標題為「李政道和楊振寧到達斯德哥爾摩　我國駐瑞典使館人員去機場歡迎」，全文如下：

「新華社10日訊　斯德哥爾摩消息：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獲得者、中國兩位物理學家李政道、楊振寧於8日下午偕夫人抵達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獎金。我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參贊徐中夫，瑞典外交部、瑞典科學院及諾貝爾獎金委員會代表均赴機場歡迎。」

字數仍然是109，是這一版字數最少的一則消息。有意思的是，同一版上還以幾倍的篇幅刊登了題為「蘇聯科學家介紹李政道楊振寧等人的工作 確定宇稱並不守恆是重大科學成果 蘇聯蘭道院士的『複合反演論』解釋了同類現象」的文章（圖八），標題和內容給人的印象是，李楊吳的工作「是重大科學成果」，得到了蘇聯科學家的「確定」，而蘇聯蘭道（也譯為朗道）院士的「複合反演論」似乎也不亞於李楊的理論。應該說，朗道是傑出的物理學大師，他讀了李楊論文的預印本之後先是反對，到了1956年10月改變了態度，基於宇稱不守恆也做了中微子二分量理論的開創性工作。（趙天池：《天之語物之道》246頁）但是畢竟李楊理論在先，朗道理論在後，世所公認。

?圖八 《人民日報》1957年12月11日第6版

而12月10日的正式頒獎儀式的報道則出現在《人民日報》12月12日的第五版左下角，這個報道更加「惜字如金」——標題是「李政道楊振寧接受諾貝爾獎金」，全文是：

「新華社11日訊　斯德哥爾摩消息：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獲得者、中國的兩位物理學家李政道和楊振寧，10日在斯德哥爾摩音樂大廳舉行的儀式上接受了獎金和金質獎章。」

這篇短到不能再短的電訊只有一句話共60個字，外加一張照片，照片說明是：「12月10日，中國物理學家李政道（左）、楊振寧（中）在斯德哥爾摩接受了195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爾夫（右）向他們致賀。」

從此以後，李楊的名字和他們的研究工作就在中國的公眾媒體上幾乎完全消失，只是在普及科學知識和報道外國專家訪華時偶爾提到過。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十幾年，到1970年代初才有所改觀。

《人民日報》12月12日的報道除了極短，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沒有提到中國的官方是否出席了頒獎儀式。這一點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當時中國和瑞典已經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在斯德哥爾摩駐有大使。《人民日報》前一天報道李楊抵達斯德哥爾摩的時候，還提到「我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參贊徐中夫」也在赴機場歡迎的人群之中。可是到了正式授獎的儀式上，中國官方的代表反而在《人民日報》的報道中不見了。顯然，這不是記者的錯失，唯一的解釋是：這個重要的儀式上確實沒有中國的大使或其他代表在場。實際上，這個蹊蹺的缺席在當時就有少數人——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注意到了，只是在反右開展後的肅殺政治氛圍下，沒有人公開說出來而已。不能公開說，各種傳言就流傳開來，有的說是因為台灣的國民黨政府派員出席了授獎儀式，中國大陸的政府代表拒絕出席以示抗議；也有的說，因為李政道、楊振寧在受獎演說中表示了對美國的感謝之意，中國大使當即退場。總之，結果是《人民日報》完全不提中國的大使是否在場，只用了一句話打發了這個全體中國人本應該感到光榮的里程碑事件。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中國的大使為何不像其他獲獎者祖國的大使那樣，光榮地坐在頒獎儀式的大廳里？六十年來，這個疑團沒有人澄清過，成為1957年李楊獲得諾貝爾獎事件中的一大盲點。本文作者希望能在這裡儘可能如實地還原當年《人民日報》用幾句話帶過的那些事背後所發生的一切。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10月31日宣布物理學諾貝爾獎得主的時候，可能沒有想到，它給自己的政府出了一道難題：這兩個得獎人來自美國，可是他們不是美國的公民，而是中國的公民，持有「中華民國」的護照，而這是一個同瑞典沒有外交關係的中國，同瑞典有正式外交關係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情況可能是瑞典政府從來沒有遇到過的，為了防範意外的發生，當局採取了異乎尋常的安全措施。《紐約時報》12月9日刊登了一篇報道，題為「瑞典保護兩位諾獎獲得者」。文章說：

「瑞典當局對兩位由美國抵達的諾貝爾獎物理學家，採取了二戰結束以來未曾有過的安全措施。……只有兩名記者知道他們飛機降落的時間」為什麼這麼做？該文章說：「中共大使館的三位官員等待在機場迎接，以便提供一切可能的途徑，讓兩位持『中華民國』護照的獲獎者儘快返回中國。兩位乘坐的SAS航空公司飛機先後降落後，等在跑道邊上的迎賓轎車立即分別接上，送往城裡的賓館。……官方表示，李楊停留期間瑞典將阻止中共試圖與他們接觸的任何行動」。

前文已經提到美國當局對於「中國可能會誘惑他們歸國或者把他們綁架走」的擔心，這種如臨大敵的安全措施顯然是美國同瑞典政府商定的。

美國和瑞典政府的這種措施實際上是無限誇大敵情的冷戰思維。中國當局其實沒有這種意圖。同一篇《紐約時報》報道說，當時有記者問中國使館去機場接機的文化參贊徐中夫，中國政府是否打算促使這兩位科學家回國，參贊的回答是「這要由他們決定。」楊武之在八月份從瑞士帶回楊振寧「暫時不擬回國」的信息，使得中國當局知道爭取他們回國需要從長計議，現在他們得了諾貝爾獎，爭取他們近期回國就變得幾乎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的任務）」了。

從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資料來看，中國當局只希望同他們保持一定的聯繫渠道，以便作長期的工作。而這一任務落到了物理學家張文裕先生的身上，這是因為張先生一年前剛從美國回到中國，回國時還帶回了李楊在1956年10月1日發表的那篇文章的預印本（1956年6月22日發布）。張先生跟李楊二人在西南聯大時期有師生之誼，在美國時，又因為從事同一領域裡的研究，跟李楊二人有很多交往。此時他正被派往莫斯科郊外的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那裡是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核子研究中心。從莫斯科到斯德哥爾摩去也十分方便。

據楊振寧先生2011年在清華大學接受本文作者之一王作躍訪談時透露，張文裕去瑞典時還帶了一封楊振寧岳父杜聿明給楊夫婦的信，但張在機場迎接楊振寧夫婦受到瑞典政府阻擋讓楊很不高興。他特意告訴瑞典方面他希望張文裕能參加諾獎授獎典禮和晚宴。但授獎典禮當天因為知道有一位台灣中央社記者洪珊將出席，中國大使館臨時決定抵制授獎典禮，從而導致了中國大使韓念龍和張文裕缺席。美國《新聞周刊》雜誌（1957年12月23日號）在一篇題為「這些中國人的選擇」文章里特意提到，在授獎儀式上中國大使的椅子「是整個大廳里唯一空著的」。張文裕缺席典禮讓李楊非常失望。他們在典禮結束後打電話力邀張參加當天的晚宴。到了晚宴時，可能是由於張文裕的堅持，中國大使館終於同意張文裕參加。而等到張到場時，晚宴已經進行了一半。據《新聞周刊》上述報道，中美兩國大使都沒有被邀請參加當天的晚宴。

楊振寧先生這一段回憶同《紐約時報》關於瑞典當局的超常安保措施的報道是一致的。也同台灣的《中央日報》12月10日的報道一致，該報道說：

「瑞典當局曾採取一切可能措施，以免這兩位中國物理學家受共黨分子的煩擾。關於他們的到達時間，新聞全被封鎖。」「匪偽『大使館』的『文化隨員』曾率領另二人在機場佇候終日。」「當李楊兩博士下機後，匪共人員趨前向他們說：『我們向兩位祝賀』時，這幾名匪共人員即被瑞典外交部代表推開。」

從楊振寧先生的回憶和各方報道來看，瑞典方面確實按照慣例，為授獎典禮邀請了獲獎人祖國的使節，也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儘管得獎人的國籍是「中華民國」，仍把請柬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貴賓的椅子都為他準備好了。韓念龍大使也確實已經做好出席典禮的準備，結果卻因為在最後時刻發現有台灣「中央社記者」的出席而作罷。由此，中國的官方代表缺席李楊授獎典禮的原因真相大白：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不願意同「中央社」記者同時出現在這個全球中國人應該共同歡慶的場合，致使授獎典禮上為中國政府代表留的椅子一直引人注目地空著。

事後來看，這個決定應該說是失策的。「中央社」雖然是台灣當局的官方通訊社，它的記者到場採訪，國際上沒有人認為有代表政府的意義，當年韓大使顯然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張文裕本人很可能是不同意抵制授獎典禮的。他後來「單刀赴晚宴」起了一點亡羊補牢的作用，但不能挽回大使缺席造成的損失，那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了一個宣示自己是這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祖國的歷史機遇。

另外，還可以猜測，授獎典禮上中國大使的缺席，使得李楊在這個國際矚目的場合成為沒有祖國代表前來慶賀的「海外孤兒」，從而給李楊的心理蒙上一點陰影，疏遠了他們對這個政權的感情。他們會覺得這個初次近距離接觸的「祖國」，有點「天威難測」，因為一個台灣記者的出現，竟可以拒絕出席他們的慶典。或許，這種心理陰影對李楊在1960年代初先後作出加入美國籍的決定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我們確切知道的是，楊武之和張文裕的努力並沒有說服李楊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之後儘快回國訪問或定居工作。他們也確實在當時沒有去台灣，但是對於回大陸，他們顯然顧慮更多。當時中國和美國處於敵對狀態，連基本的民間直接通郵都沒有。從工作條件來說，穩定而良好的研究環境，同行之間以及理論和實驗之間的迅速通暢的交流，回中國後這一切都勢必變得十分困難，他們的研究要想保持在國際水平的最前列，恐怕很難做到。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也許還有更深層次的思考：李楊大概一開始就知道，自己的思想同中國大陸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李政道在1951年送芝加哥大學的校友巫寧坤歸國時就說過自己不回國是因為「不願讓人洗腦子」的話。（巫寧坤：《燕京末日》）楊振寧在授獎當日晚宴上的簡短演說中也說了一番可能會引起中國當局「誤會」的話，據美聯社報道，他「追述了1900年中國義和團所發動的驅逐外國的起義，外國聯軍平息了這次起義, 向中國索取了賠款。楊振寧說: 美國立即歸還了它所獲得的一份賠款，供教育學生之用。這種措施足以說明美國是怎樣的國家。我就是這種措施的一個直接的受惠者, 所以我把自己奉獻給淵源於西方的科學。」（見《參考消息》1957年12月13日）

除了思考，還有憂慮：據「關於楊振寧的一些情況」一文（載《宣教動態》1957年11月19日）記載，陪同楊武之先生前往瑞士的張象昺說，楊振寧「對於思想改造很反感」，而且「認為中國目前是太平的，但是十年二十年目前這一批老的領導人員過去以後，會不會再亂起來，是很難說的，希望給自己的孩子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認為美國不會內亂。楊一見到張沒有五分鐘就提出這個問題，張並沒有說服他。」這些文字應是張象昺先生回國後的彙報（張的兒子張守廉是楊振寧在西南聯大的好友，也滯留美國未歸），如果他沒有歪曲楊振寧的原意的話，顯示了楊先生對於中國政治穩定的深深憂慮。歷史後來的發展被他不幸而言中：1966—1976年間，中國果然發生了一場大動亂——「文化大革命」。假如他當年回國的話將會有什麼樣的遭遇，我們無法猜測，但有一點大體可以肯定：他的孩子將不會有「一個安靜的地方」，而極可能象許多五十年代海歸的子女那樣，成為千萬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的一員。今天我們回顧這一段小小的歷史插曲的時候，不能不佩服楊振寧先生對歷史的洞見和深謀遠慮。

作者介紹：

華新民，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物理學博士，美國宇航局退休科學家。

王作躍，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歷史學博士，留美華人科學史家，加州州立理工大學普莫娜分校歷史系教授。

製版編輯： 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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