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與人工耳蝸兒童的日常交流

簡介：父母與佩戴人工耳蝸的孩子在交流方式上與正常聽力的孩子有什麼區別？這些區別對孩子的語言和認知發展是有益還是有害？造成的原因有哪些？這篇文章簡單地從語言交流的角度使用語篇分析來回答這個問題。試驗一致發現，人工耳蝸孩子與正常聽覺孩子的家長相比，交流過程中的語言和方式更為強勢和指令化。這些特徵有意無意地貫穿在孩子的各個年齡段，並且與他們的語言和個性發展都有重要聯繫。家長這種交流方式的形成不光與孩子客觀聽力狀況有關，也來源於父母「教育者」的自我定位。家長可以根據新的研究報告和康復師建議進一步做出角色調整。

上個星期有幸與一些佩戴人工耳蝸的孩子家長交流，發現對家長們來說，除了人工耳蝸設備和手術的狀況，最關心的就是術後要怎樣與孩子更好地交流。的確，除非是工作在器械和醫療第一線，否則對設備和手術難有控制和話語權。而術後，作為與孩子接觸最頻繁的家長，自然覺得有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加速孩子的聽力和語言康復。例如，一些家長提到會有意識地增加對孩子的語言輸入，多創造能讓孩子使用語言表達的機會。

作為研究人員，我思考的問題是，父母的這種有意或無意的言行的改變，對孩子的語言和認知發展是否真的有益。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觀測人工耳蝸兒童與（正常聽力）家長之間交流的實驗，尋找可能存在的共性。

這些試驗都一致發現，有聽力損傷或者佩戴人工耳蝸孩子的家庭中，父母與孩子的交流方式與正常聽覺的孩子有很多的不同。這些不同早在嬰兒期就已經出現，並且與孩子的語言和認知發展有重要的聯繫。

早在孩子會說話前，父母與孩子就已經開始了交流。媽媽對嬰兒的微笑，眼神，發出的聲音都會有即時的回應，而嬰兒同時也會感應到母親的回應。比如，Henning and Striano （2011）的實驗中，當媽媽對嬰兒笑聲的回應延遲了3秒時，嬰兒在接下來的實驗中會減少微笑的次數。此外，父母還會與嬰兒單向地說話。並為了更好地引起嬰兒的注意，使用的辭彙，句子長度，語調會與成人對話中有所不同。這些都是構建嬰兒語言和情感系統的基石。

而父母與使用人工耳蝸的嬰兒交流時，使用的語言結構和辭彙更為簡單，內容更有指導性和命令性。這種指導性(maternal directiveness)表現為：父母嚴明鼓勵或者禁止某種行為，強迫孩子給出指定的回應，控制對話的主題和方向 （Taylor et al. 2009）。

例如，Fagan et al. (2014)的實驗比較了兩對母親與她們正常聽覺和佩戴人工耳蝸嬰兒的日常交流。為了更好地比較有聽損的嬰兒在人工耳蝸手術前後母親與其交流方式的變化，實驗分兩次進行：一次在14個月左右人工耳蝸手術前，一次在24個月左右手術後。手術前兩對母嬰中，聽損孩子的母親與嬰兒說話的頻率和語言的複雜度與正常聽力孩子的母親沒有區別，但他們更多地使用指導性和命令行的言語，並且對嬰兒行為的回應並不同步。術後，母親行為上開始更即時地回應嬰兒，但是開始使用起對嬰兒年齡來說更簡單的語言，而且言語中的指導性和命令性內容仍然比正常聽力的嬰兒要多。

雖然母嬰交流發生在孩子『聽得懂話』和『懂事』前，但這些特徵在孩子長大後仍然存在，並對孩子的語言和認知發展都有很大的影響。比如，使用人工耳蝸的兒童在2-4歲時，父母對孩子的回應比正常聽力兒童更加積極，但對話時使用的語言仍然要比同齡正常聽力的兒童要簡單。同時，父母與聽力損傷的兒童交流的方式更直接，更具有控制性和甚至入侵性（比如，奪走玩具來引起孩子的注意，「去拿XX東西」，「現在我們來練習說XX」）。

大量實驗都發現，父母話語中含有過多的指導性和命令性的內容對人工耳蝸孩子的口語和辭彙發展都非常不利。而當研究人員讓家長多使用鼓勵性的語言，而非命令式的語言後（比如「我們現在要出門了，我們該先把什麼準備好呢「，而不是」把鞋穿上「），不光孩子接觸到辭彙和表達會無形中增減，以後出現語言障礙的概率也會降低。同時，這種強勢的語言交流方式還可能會引起孩子缺少安全感，注意力維持困難和交流障礙。

例如，Quittner et al. (2013)跟蹤4年調查了188個人工耳蝸兒童家庭，紀錄父母與兒童在自由玩耍，解謎遊戲和交流互動時的對話，並從三個方面測評父母交流的質量。第一個方面是父母對孩子的個性和情緒的關照：是否提供孩子情感上的支持，是否尊重孩子的個性和觀點，是否對孩子表達正面的情緒（比如讚揚孩子的進步，給予孩子的足夠的關注，不遷怒於孩子等）；第二個方面是父母對孩子的認知刺激：是否提供並參與有利於孩子認知發展的遊戲（比如解謎拼圖遊戲）；第三個方面是父母對孩子的聽力和語言刺激：是否提供足夠的聽力素材，是否提供足夠的語境讓孩子使用語言表達自己。 其中，第三個測評方面體現在：不問過於寬泛的問題「這是什麼」「你聽的到XX嗎」，不過於局限於孤立的聲音「XX和XY你聽上去是一樣嗎」「電梯在往上，跟我說，上上上」「（一堆玩具中）找到小狗，哪個是小狗」； 而是問具體的不能用簡單的是或否類問題「你今天想玩那個玩具」「今天誰會來跟我們玩」，鼓勵與孩子的雙向對話而不是單純地提問題。

結果發現，提供更多個性和情緒關照，和積极參与遊戲的家庭里，孩子的語言發展更好；而單純地給孩子聽力和語言的刺激並沒有幫助孩子的語言發展，只有當父母同時關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的同時，為孩子提供良好的聽力和語言環境才會真正有幫助。

因此，要幫助孩子實現更好的康復，父母最有效的角色是溫暖的港灣，而不是語言和認知康復師。對人工耳蝸孩子家長的採訪進行語篇分析發現，家長的壓力來源於擔任學習者和教學者兩個角色：一方面家長覺得有必要學習新知識，了解孩子的聽力和心理狀況；另一方面需要不斷給孩子提供聽力和語言素材輔導孩子的康復。大部分聽損孩子的父母都之前沒有與聽損人群相處的經驗，因此多學習相關知識會幫助更好地理解孩子；積极參与孩子的成長也整體對孩子非常有益。然而，家長原本善意的出發點可能會帶來相反的效果。

Bruin (2017) 紀錄了1-14歲人工耳蝸兒童的父母對孩子的語言發展，醫療康復和心理發展的主觀看法。這14位父母的共同特徵是把自己在孩子的教育中放在了一個決策者的位置，忽視了自己作為參與者的重要性。

家長對孩子語言水平的關注點更多地在於是否與其他同齡孩子相一致（比如在採訪中一些家長提到：「他的語法程度與別的年紀的孩子相比要低」，「他還有許多生活常用字聽不懂」），認為孩子語言水平的進步來自於系統的認真的學習（「你得下功夫才能有結果」，「孩子需要經常練習發音，聽力和語法」），並且擔任起安排和敦促孩子學習的責任（「術後的四個月我覺得自己更是一個老師而不是母親」）。這些家長們最擔心的是孩子由於聽力狀況而在社交中被排斥，無法應對複雜的聲音環境（「我對他心理健康很關心，我時時刻刻都注意這個環境是否適合孩子，是否聽的舒服」，「出門和聚會的時候對我來說壓力很大，因為無法預計孩子在這些地方聽得清楚嗎」，「家庭聚會時，我會刻意引導話題，方便孩子跟的上我們的對話」，「孩子跟朋友打電話的時候我會在旁邊，如果他有聽不見的我會幫忙」）。

不難看出，家長的這些觀點並不完全符合科學研究結果和專業康復師的治療計劃，有的甚至直接干預孩子的自由和社交生活。比如，聽損孩子通常由於語音輸入量有限和其他認知問題會有語言發展的延遲，但這並不表示他們不在進步。以正常聽力兒童做為比較對象，認為語言發展是個線性的增長過程，只會帶來無意義的攀比和消極心態。雖然通過家長的積極學習可以不斷縮小這樣的知識差，但是要在孩子成長的幾年內獲得語言學心理學認知學聽力學等博士學位和康復師執照基本無法實現。實驗中的家長表示，他們從康復師的輔導中受益良多，並且逐漸指導自己的教育方式（「康復師告訴了我什麼能做，我哪些做得對」）。Ketelaar et al. (2017)的實驗也發現，設計針對父母的『康復』項目，讓家長理解自己的行為對孩子語言和情緒發展的影響，有效地改變了上文提到的強勢的消極的交流方式。在孩子人工耳蝸手術前後參與了家長「康復」項目的家庭，在教育方法和交流方式上與正常聽力兒童家庭沒有區別。此外，家長的這些觀點主要來源於教育體系對家長的期待，認為家長有責任幫助孩子學習，需要不斷完善自己的育子知識。因此當孩子的康復結果不如意時，家長會自責沒有盡到為人父母的責任，更加倍增壓力。而研究發現，父母的壓力往往與孩子的語言遲緩和行為問題有負面的聯繫。更重要的是，過於關注和規劃孩子的語言素材和社交環境，必然會擠占本身作為父母的角色：給予孩子感情的支持，幫助樹立孩子的信心和情緒管理等。因此，人工耳蝸兒童的家長也得適時「減減壓」，給孩子和自己更多的空間和耐心，積極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把自己的目標從變成更好的教育者改為更好的父母。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些實驗本身的性質，我們無法判斷家長在與人工耳蝸孩子交流時表現出的強勢是來源於有意為之的教育理念，還是為了適應人工耳蝸孩子的聽力狀況。比如，當孩子對父母的提問不予回應時，由於懷疑孩子沒有聽清聽懂或是沒有注意，父母可能就會換用更簡單但同時也更直接更命令性的語言（「你能幫我把杯子拿過來嗎」－「杯子拿過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對話習慣。也有可能父母為了『試探』孩子是否真的聽得到或者理解了，而去指引，干涉和打斷對話的內容（「我剛剛說的XX你重複一遍」）。也有可能一些家長為了多給孩子提供聽力素材，經常開著電視和廣播，但最近的一項實驗顯示電視的背景聲音即使對正常聽力的兒童也更多地是干擾他們與父母語言交流的質量而不利於新辭彙的學習。這些由於人工耳蝸孩子的聽力狀況而出現的問題在正常聽力孩子的家庭里可能不會出現，因此，斷定人工耳蝸孩子的父母這種交流方法一定有害可能過於草率。但是考慮到大量的觀測正常聽力和人工耳蝸兒童的實驗都一致發現父母使用強勢的交流方式與孩子的語言和性格發展都是負面的影響，家長可以關注下與孩子的交流方法和語言，避免使用單向的，命令式的，過於簡單的語言，尊重孩子的個性和尊嚴，鼓勵孩子發起對話並積极參与能與孩子對話的遊戲活動。

另外，這些實驗中除了父母之外對孩子的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工耳蝸的植入年齡和（歐美）家庭的收入教育水平。因此，人工耳蝸植入的效果仍然決定著孩子的語言和認知狀況。這些問題雖然暫屬本文討論的的範圍之外，但提醒家長要具體結合每個家庭和孩子的具體狀況來選擇最適合自己與孩子的交流方式。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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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elaar, L., Wiefferink, C. H., Frijns, J. H., & Rieffe, C. (2017). Children With Cochlear Implants and Their Parents: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Style and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Functioning. Ear and hearing, 38(3), 32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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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ttner, A. L., Barker, D. H., Cruz, I., Snell, C., Grimley, M. E., Botteri, M., & CDaCI Investigative Team. (2010). Parenting stress among parents of deaf and hearing children: associations with language delays and behavior problems.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10(2), 136-155.

圖片來源：Healthy tips for parenting- Bring your child close to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