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派對，打開電視，哭著睡著 ，你知道的現代孤獨與你不知道的安迪·沃霍爾｜象外聊大師

我討厭安迪·沃霍爾，

雖然我從未了解過他，

但我知道他被稱為一代波普教父，

他和他那些絲網印的罐頭、可樂、母牛、彩色的名人頭像：

他一度超過畢加索，成為美國藝術市場上拍賣成交額最高的人

在2013年拍出了1.05億美元的作品《銀色車禍（雙重災難）》：

該作品描摹了車禍現場傷者扭曲的身體從汽車殘骸中爬出的一幕

該作品描摹了車禍現場傷者扭曲的身體從汽車殘骸中爬出的一幕

他聲稱藝術要和商業結合

是當時美國著名的社交King

不管在哪出現，周圍總有一幫光彩奪目的「跟隨者」

頻頻在名流party和媒體中曝光

左二為安迪·沃霍爾

還發表了著名的15分鐘成名理論：

「在未來，每個人都可以成名十五分鐘。」

後來又改成

「在未來，誰都可以在十五分鐘後出名」

（雖然這個預言是很準確）

簡直是我們現在這個浮華虛名的現代世界的先驅哦？

但我厭惡浮華，

也厭惡他花花綠綠的那些作品，

所以我從未看過安迪·沃霍爾的展覽，

哪怕有一次經過某個正在展出他作品的美術館門口，我也抵制著不肯去看——

我不知道去看32個差不多的罐頭印刷畫除了讓我反感藝術圈還能激起我什麼樣的思考。

直到最近，

在一本名叫《孤獨的城市》的書里偶然看到安迪·沃霍爾的故事，

才發現實際上安迪·沃霍爾比我以為的要誠實、有趣多了。

實際上，他蒼白羞怯、不善言辭，恐懼身體接觸，

在大多數的社交場合都表現出一種溫順卻又隔絕的異己感。

——「你只是對一種常規製品進行了複製？」

——「是的。「

——」你為什麼那麼做？為什麼不創造出一些新的東西？」

——「因為這麼做更容易。」

答記者問時安迪的回答。相信我，如果你能看到視頻聽到他的聲音，你並不會懷疑他的回答是在挑釁，而是又老實又虛無。

（但我的網路等了一個小時也沒能上傳視頻= =）

這個英國作家在書里寫，

實際上安迪·沃霍爾是深諳在城市人群之中孤獨的人：

「在安迪·沃霍爾身上，這看似不可能，畢竟，他就是以自己旺盛的社交能力聞名的。他幾乎時刻被一群散發著光芒的隨從人員包圍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的作品強烈地關注著隔絕和依戀這兩個主題，這是他終其一生都在對抗的問題。安迪·沃霍爾的藝術著眼於人與人之間的空間，對近與遠、親與疏進行了一場宏大的哲學研究。和許多孤獨的人一樣，他有著根深蒂固的收集癖，創造出各式各樣的物品，再用它們把自己包圍起來，在自己和人類所需的親密感之間築起一道藩籬。他恐懼身體上的接觸，很少在沒有攝像機和錄音機的武裝下離開自己的寓所。他用這些東西去抵擋和緩衝與他人的交流：這一行為似乎也解釋了我們在這個所謂『互聯』時代里應用科技的方式。」

1928年8月6日，安迪降生在匹茲堡的一戶移民家庭，他們一家都是羅塞尼亞移民，來自當時的奧匈帝國——如今的斯洛伐克。

父親是煤礦工人，常年在外，安迪在母親的照料下長大，是不折不扣的媽寶男。

在7歲那年，他染上了風濕熱，在那之前還患上了聖維斯特舞蹈病——一種駭人的不協調症，癥狀是不自覺地手腳亂動。疾病留給他白得驚人的皮膚，星星點點的肝紅色斑點，同學們為此給他取了一個綽號——「斑點」。

卧床在家的日子，這個移居異國只會磕磕碰碰說幾個英文單詞的女人會用自己濃重的斯洛伐克口音竭盡所能地念書給安迪聽，「而我一定會在她念完狄克·崔西之後說：『媽，謝謝。』即便我一個字都沒聽懂。而每次我畫完一頁著色本，她就會給我一條赫爾希（Hershey）巧克力棒。」

古怪的外表，奇怪的肢體，和母親一樣說著同樣古怪口音的英語，gay里gay氣的沃霍爾，在1949年的夏天，憑藉著一點畫畫天賦離開了匹茲堡去到了紐約。他還能去哪呢？——用地下絲絨樂隊盧·里德（Lou Reed）為安迪寫的歌詞來說：「我恨透了在小鎮格格不入，如果他們要盯著我的話，讓他們到紐約去盯吧。」

安迪是美國著名搖滾樂隊地下絲絨樂隊早起的發掘者，也是他們第一張專輯的製作人，這張著名的香蕉封面就是出自他之手。

在安迪·沃霍爾意外去世後，1990年，原地下絲絨的盧·里德和約翰·卡萊在交惡多年後重新合作了紀念專輯《Songs For Drella》，用15首歌回顧了安迪·沃霍爾的一生（Drella是安迪·沃霍爾在朋友中的外號）。

所以一個總是被稱為「破爛的安迪」的人怎麼在紐約成為了後來的波普教父、社交名流，並擁有了一個傳奇人生？

這或許也一個美國夢。雖然安迪·沃霍爾自己也總會覺得自己活在一個夢中：

在我遭到槍擊之前，我一直覺得自己比較像是半夢半醒而非全然入世——我總懷疑自己正看著電視而非體驗人生。有時候，有些人會說電影里事情的經過不真實，但實際上，現實生活里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經過才不真實。電影使得那些情感如此強烈而真實，然而當事情真的發生在你身上，感覺就像在看電視一樣——你什麼感覺也沒有。

關於50年代，沃霍爾自己的回憶是：

「除了花在工作上的漫長時間外，我對那些日子記憶最為深刻的，就是蟑螂。我住過的每一間公寓都有一大堆的蟑螂。我永遠忘不了一次羞辱的經驗，我帶了作品集到卡梅爾·斯諾（CarmelSnow）在《哈潑時尚》雜誌的辦公室，拉開作品集拉鏈，不料一隻蟑螂爬出來沿著桌腳溜下去。她替我感到十分難過，所以給了我一份工作。」

不管怎樣，安迪成為了一名成功的商業插畫師：

他發明了一種塗印技巧，

拿著筆畫圖，用墨水描繪，在還沒幹透的時候將它印在另一張紙上，

這種獨創的「手工製作感」驚喜了美術編輯們：

直到現在，

你還能在各種現代設計中看到類似的設計

現代童書

在整個50年代，Andy接到了所有主流時尚雜誌的工作。他的插畫沒有界線：他設計唱片封面，書封套，報紙廣告，甚至電視上早新聞的天氣預報中的雨點、太陽和雲朵圖案。

不過，他最大的客戶是I. Miller，一個鞋業公司，帶給了他業內知名度和幾個藝術指導協會的獎項。從1955年開始，Warhol為I. Miller創作了令人驚艷的具有獨創性的皮鞋展示畫。

但這也是安迪「最孤獨卻最不想孤獨」的時期：

我不斷與不同的室友同住，心想我們會變成知心好友，分擔彼此的疑難雜症，但我總發現，他們有興趣的不過是找個人來分擔房租。一度，我跟十七個不同的人住在一〇三街與曼哈頓大道交叉口的一個地下室里，而這十七個人裡面，沒有一個人曾經跟我分擔過真正的疑難雜症。

早期的安迪·沃霍爾

他決定不再尋求了，不再在意他人的「疑難雜症」，也不再為時尚雜誌和百貨商店的廣告大戰繪製古怪的鞋子。開始創作平面的、商品化的、精確得怪異的作品，以那些更低劣的物品，那些在美國無人不曉的、每天都在使用的家居用品作為創作對象，在1962年發現了絲網印刷法後開始大量生產這些「藝術品」。

起先是一系列的可樂瓶：

很快他又把注意力移向了金寶湯罐頭、食品券：

這些東西都是他從母親的碗櫃里搜羅來的——醜陋的東西，不受歡迎的東西，不可能出現在畫廊里高貴的白色展廳里的東西。

他強調這些事物可被複制的「一致性」的魅力——「所有的可樂都是一樣的，所有的可樂都是好的」，但他又「通過大量地複製他的日常物品，突出那潛在的、令人不安的一面——一系列不同色調的重複影像，猶如一場自我繁殖般的轟炸」，《孤獨的城市》的作者在書里寫到。

他並不完全是後來迅速為人所知的「波普藝術」*的開創者，但他後來很快就成了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具魅力的倡導者。

*波普藝術：

一般認為，波普藝術是從1950年代中後期開始，首先在英國由一群自稱「獨立團體」（Independent Group）的藝術家、批評家和建築師引發，他們對於新興的都市大眾文化十分感興趣，以各種大眾消費品進行創作。

波普藝術在1960年代來反抗當時的權威文化和架上藝術，不但具有對傳統學院派的反抗，也同時具有否定現代主義藝術的成分，虛無主義、無政府主義是波普藝術的精神核心。

波普藝術特殊的地方在於它對於流行時尚有相當特別而且長久的影響力。不少服裝設計，平面設計師都直接或間接地從波普藝術中取得靈感。

安迪·沃霍爾不再「孤獨」了，在他下定決定當個獨行俠以後。

1964年，他的朋友，Factory的常住客（以及緋聞男友）Billy Name，將他租的廠房全部塗成了銀色，並且從街上撿回了一張紅色絲絨沙發。他的被他稱作「工廠」的工作室誕生了，並逐漸成為了後來紐約最炙手可熱的地下文化策源地——

這裡洋溢著安非他命的味道，沒有人不想參加安迪·沃霍爾的「工廠派對"。

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和伊迪·塞奇威克（Edie Sedgwick）

這裡永遠聚集了各類客人——

來幫忙的，來消磨時間的，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的，或是打電話聊天的。地下絲絨樂隊曾在這排練，杜魯門·卡波特坐在紅沙發上說出第一個需要消音的單詞，數不清的男孩女孩賴在地板上喝酒直到天亮……

鮑勃·迪蘭（Bob Dylan）、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和傑拉德·馬蘭加（Gerard Malanga）

沃霍爾、Nico和地下絲絨 （Velvet Underground）

而安迪常常只是在某個角落裡工作著，製作他的瑪麗蓮或奶牛的壁紙，「當時我已經發表我的「波普藝術」（PopArt）宣言，因此我有一大堆工作要做，一大堆畫布要撐起來。通常，我從早上十點工作到晚上十點，回家去睡覺，然後早上再回來，但是早上我到工作室的時候，我前一天晚上離開時留在那裡的人依然在裡面，依然精神奕奕，依然伴著卡拉斯與鏡子。」

「我並不真的覺得所有這些每天在』工廠』里圍繞著我的人只是在我身邊閑晃，反而更像是我在『他們』身邊閑晃……我感覺，在這兒，在『工廠』里，我們處於一種真空狀態，這棒極了。我喜歡處於真空中，它給我留出了獨自一人工作的空間。」

這種真空感，大概和他喜歡被電視環繞的感覺一樣。

攝影師史蒂芬·邵爾回憶過，在20世紀60年代，當他發現電視機在沃霍爾的生活中竟然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時嚇了一跳——安迪·沃霍爾剛從某個持續了整晚的派對或好幾個派對上回來，打開電視機，看著一部普瑞絲西拉·蘭恩的電影，哭著睡著了，而他的母親走進來關掉了電視。「這令人震驚又心酸」，他說。

50年代末，安迪買了第一台電視，從此「開始了與電視機的一段戀情」，有時候他會在卧室里一次讓四台電視開著。

他曾說理想的妻子是有很多錢，把錢全都帶回家裡來，還附帶一台電視機。

如果你好奇安迪·沃霍爾的性向，我只能回答不知道，有人說他是雙性戀，有人說他是無性戀，這或許不重要，電視更重要。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熟悉開著電視睡著的現代性孤獨，安迪·沃霍爾在這段時期創作的影像作品特別打動我——某種程度上，他的影像作品是反電視的。

他總是用固定鏡頭，用最簡單的態度去凝視事物，

卻因此具有某種特別的衝擊力

在早期的電影《帝國大廈》中用單個固定機位對著紐約的帝國大廈拍攝長達6個多小時，然後改成16幀播放，將影片延長到8個多小時。

關於這部影片有個曠世疑問是：「有誰將整部電影看完了？」

看似膚淺的安迪·沃霍爾在電影中流露出他對人性最深的觀察：

他拍那些簡單的事物：

吃、睡、吻、fu*k，

帶著某種人類學觀察的意味。

拍詩人John Giorno睡覺，睡了六小時。

「我就是希望人們能看到時間流動的樣子」。

——安迪·沃霍爾

下面的作品《吻》本來想上傳視頻，不過由於某些鏡頭可能無法通過審核。

接吻怎麼就色情了？

《吻》是一系列拍攝於1963年8月到1964年底的接吻短片的合集，在每部短片中，演員的表演皆為接吻三分鐘。這部電影的拍攝嘲諷了美國的海斯法令（這條法令禁止演員接吻超過三秒鐘）。

鏡頭像一個鏡框，冷靜地「裝裱」著兩人面部接觸、相互吮吸，裸露著彼此想要相互吞沒的慾望——嗯，如果色情的判定是會引起生理快感的話，它的確可以判定為色情，但如果色情的判定是滿足生理快感的話，它則是無辜的，它只會讓你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觀看，以及自己與畫面中那種親密關係的隔絕，你是旁觀的局外人——一如鏡頭外的安迪·沃霍爾。

帶著這層距離感再去看安迪·沃霍爾的那些「膚淺」的彩色「人物海報」，我突然感覺到了不一樣的東西……

我突然發現我之前對它們的厭惡可能是因為：我覺得我貶低的事物可能真正在被崇拜。而我厭惡這種感覺。

而現在我突然在這些花花綠綠的夢露頭像里感覺到了一種傷感，當崇拜或者貶低，這兩種衝突的情感都消逝後的傷感，一如夢露最後在印刷物里逐漸消褪的樣子。

「some say images have no feeling, I think there』s a deep meaning」

有人說圖像沒有情感，我認為其中有深意。

——《Songs For Drella》里《image》的歌詞

像電視里的夢露會消逝一樣，時代也會結束，對安迪·沃霍爾來說，60年代可能結束在1968年6月3日。

這天，他「死」了一分半鐘——他被槍擊了，人們說那是個女演員，她發表聲明說自己是作家，無論如何，安迪被所有聚集在他身邊的藝術家裡最受忽視的那一個「奪去」了一分半鐘的性命。

「就在我遭到槍擊的時候，而且從那一刻起，我明白了我正看著電視。頻道會轉檯，但一切只是電視。」

風起雲湧的60年代結束了，雖然沃霍爾只是疏離地說它吵吵鬧鬧：

「在60年代，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都感到興味盎然。在70年代，每一個人開始拋棄每一個人。

60年代吵吵嚷嚷。

70年代空空蕩蕩。」

槍擊事件發生後，工廠加強了保安措施，但槍擊事件對安迪的影響——無論是在生理上還是心理上——都顯而易見。他將電影事業交給了保羅·莫里森打理，雖然依然打著沃霍爾品牌，但電影逐漸趨向敘事主導的主流B級電影。

他的口才越來越流利，成為後來大家熟知的那個安迪·沃霍爾形象——說「最好的藝術是商業」，比起藝術家，更像個企業家那樣打點自己的生意：辦雜誌、拍廣告，做節目，頻繁出現在各類媒體和社交場合，為富商和名人畫像，把他們都做成瑪麗蓮·夢露那樣花花綠綠的頭像。

他總是名言迭出，又讓人摸不透真正想法：

「你看鏡子里的自己嗎？」

「不，很難去面對鏡子。裡面什麼都沒有。」

1987年，在他死於手術意外前，他接受了人生最後的採訪，依舊用嬉笑的樣子調戲採訪他的年輕男記者，但我覺得他這幾句回答是認真的——

「如果你重新開始一切，你會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做事嗎？」

「我不知道，我只是努力工作，所有的事情都是幻象。」

「生活是幻象？」

「對，是的。」

「什麼是真實？」

.

END

.

本文參考資料：

書名：孤獨的城市

作者： (英) 奧利維婭·萊恩

叢書名：未讀·文藝家

裝幀: 精裝

出版日期: 2017年8月

定價：55元

備受讚譽的英國非虛構作家奧利維婭·萊恩新作。

一本源於失敗的愛情的隨筆集：作家為了一個承諾漂洋過海，一個人來到紐約與「真愛」相會，卻被無情拋棄。失去愛情的她，隻身遊盪在紐約這座迷宮一樣的城市之中，開始深入、真切地體會這種孤獨的滋味，並追尋孤獨的本質：孤獨意味著什麼？

倘若我們不與另一個人緊密纏繞，我們該如何生活？要是我們無法輕鬆地開口交談，我們該如何與他人發生聯繫？如果我們的性取向不被承認或不曾獲得美貌，如何從孤獨中擺脫出來？科技能讓我們更靠近彼此嗎？還是將我們禁錮在屏幕背後？

她開始關注同樣這座城市生活過的藝術家們——愛德華·霍珀、安迪·沃霍爾、亨利·達戈、大衛·沃納洛維奇，以及包括南·戈爾丁、希區柯克、克勞斯·諾米、比莉·哈樂黛等著名的攝影師、電影導演與歌手——他們也曾陷入孤獨與痛苦中，經歷過難以言喻的精神燒灼，但他們都試圖用自己的方式展現「孤獨」這一主題，用創作與他人產生連接。那些與孤獨有關、被大眾熟知的藝術作品和影像的背後，正是他們勇於面對孤獨的勇氣果實。

「在孤獨中成形的事物，往往也能被用來救贖孤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