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名字是可汗》有關穆斯林的妄想，我並不想知道什麼。

網路亞文化的魅力在於匿名化，在網路中任何信息都不過是總有一天會失效的匿名信，匿名默認是失語狀態，所以網路的幽默不過是一種大家共同扮演的啞劇，是去儀式化的秘密契約，這種契約是對一切政治正確的否定，或者說用犬儒的方式去否定現實。

所以大多數人在面對很多無法公開和解決的抱怨，都會在網上以匿名的形式進行控訴以尋求同樣匿名的共謀者，比方說一個與世俗對立的穆斯林形象。

但即使網路用匿名的表情包對穆斯林或者伊斯蘭進行各種花樣百出的消遣，也不會修正現實的維度，這一切本質不過是民間的匿名演義。

既然是演義，那內核就不是本真的，匿名的幽默或諷刺不過是解構符號之後重建的行為，穆斯林的舊形象被抹除，取而代之得是充滿戲虐色彩的卡通形象。

匿名信總有失效的時候，總有一天有關穆斯林的消遣形象會消失在網路世俗中。

所以在這熱潮退去前，嚴肅得想想，我們真得該害怕穆斯林嗎？或者說該害怕那個以穆斯林為形象代表的一個可怕妄想嗎？

我們又該害怕什麼？

2010印度拍攝了一部穆斯林主旋律的電影《我的名字叫可汗》，可汗出生的時候就是一名穆斯林，他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症，這樣設定無非是通過生理缺陷，把充滿爭議的穆斯林置於一個悲劇的維度。觀眾會對穆斯林等等形象指指點，但對悲劇不會。

我們尊重悲劇或敬畏悲劇所引發的巨大的命運漣漪，這是電影故事寫作的技巧，能讓我們移情的無非都是被煽動的非理性感受。

電影的故事很簡單，一個善良的穆斯林可汗移民去了美國，不顧教義娶了一個信仰印度教的女子，一家人和西方鄰居過著有愛團結的生活。然後9.11發生了，美國發生了排穆運動，可汗的兒子被當做仇視對象被白人誤殺，一家子瞬間分崩離析。妻子認為孩子的慘死是他和他的父親一樣，都擁有穆斯林的姓氏——罕。

可汗為了證明自己不是恐怖分子，為了和總統說一句「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分子。」 於是他就踏上了覲見總統之路。

這部電影常被當做一部可怕的為穆斯林主旋律背書的電影，一個穆斯林阿甘的故事，其現實意義卻根本不值一提。

但電影有個地方十分有趣，可汗這個穆斯林最終想對美國總統說得話是「我的名字叫可汗，我不是恐怖份子。」而不是「我是穆斯林，但我不是恐怖分子。」

所以這真得是部穆斯林的主旋律電影嗎？可汗是為了自己辨明，而不是為了安拉。可汗自認是個虔誠的穆斯林，但他卻娶了一個異教徒，然後移民去了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然後他在美國說英語，享用現代的資本設備。然後在排穆運動後，在自己孩子只是因為姓氏被殺後，他沒有選擇通過司法程序為自己辯護，而是選擇親自去見總統為自己辨明，彷彿美國總統成了真主。

古蘭經中，真主安拉為了考驗易卜拉欣，命令他殺子獻祭，易卜拉欣完全服從(易卜拉欣就是摩西五經中的亞伯拉罕），可汗因為歧視失去了孩子，然後他不去找真主，竟然去找了美國總統，儼然把自己當做美國人，他似乎把失子當做是美國對他身份一個的考驗。

可汗在反駁極端極端穆斯林的時候，說安拉不是真得要易卜拉欣殺子，易卜拉欣也知道安拉不會讓他殺子，他知道安拉是仁愛慈悲。易卜拉欣即使受陌生人蠱惑煽動，他也確信安拉不會真得讓他的子孫流血。

那個蠱惑易卜拉欣的人是誰，是誰在污衊安拉的慈悲，可汗說那個人是魔鬼撒旦。他的意思是，殺我孩子的人不是白人，不是反穆的極端分子，不是美國，真正要我這個穆斯林無立足之道的，是那虛無的魔鬼。

可汗，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實際上是在為美國背書，當然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在為真正的穆斯林做善意的翻譯，本拉登不是穆斯林，是魔鬼。發動911恐怖襲擊的不是穆斯林，是魔鬼。

可汗所做的事就是把失去孩子，把穆斯林身份，把這些創傷當做一個重新評估自己，解除穆斯林這個符號委任的機會，他不想當易卜拉欣。

在某種參照下，可汗倒是更像一個美國人，就像是西方民主善於運作的那一套，是什麼引起我們國家的不安，是什麼在入侵我們的文化，然後在「不明所以」之下，把所有的問題都丟給一個簡單的認知，德國人說問題是猶太人，台灣人說問題是大陸人，911後美國人說問題是穆斯林。

解決所有問題方式只有一個，就是構建一個敵人，這樣所有的難以描述的困惑就都解決了。然後美國人就變成了實際份子入侵了阿富汗，他們把難得的創傷當做了一個入侵的機遇。

可汗想不想當穆斯林，想。但他又不願意捨棄美國人的身份，於是給自己虛構了敵人，那就是撒旦，把穆斯林一切的不幸都歸於撒旦。

撒旦彷彿在發問 「可汗，你是穆斯林，還是美國人？」

因這個虛構的可怕的發問者，可汗才需要美國總統，他實際想對總統說，我是穆斯林也是美國人，他選擇了心理層面的自殺，抹除了符號委任與身份支撐，所以他才說，「我叫可汗，但我不是恐怖分子」，而不是，「我是穆斯林，但我不是恐怖分子」。

穆斯林不可怕，可怕的那個發問者，那個撒旦。他自有他的打算，他讓你可以是誰，也可以讓你誰也不是，這才是真正的恐怖主義。

網上流傳過這樣一段視頻採訪，一位英國女主持採訪一位英籍穆斯林，問他認為自己是英國人嗎？那位虔誠的穆斯林教徒直接了當的說，自己不是英國人，自己是穆斯林，是一位恰巧出生在英國的穆斯林。此外他還給予這個說法的依據。

人並不會因為出生在馬廄就成為了馬，不會因為出生在德國納粹就成為了納粹。這種看似危險的詭辯邏輯讓人恐慌，但其實我們恐慌不是這話，只是這話出自何人之口，我們害怕其實只是穆斯林這個形象符號。

我們就和911後的美國人一樣，為了解決複雜的社會困局，於是就相信了一個虛構的簡單陰謀，我們開始建構虛擬的敵人，一個可怕的妄想。

但如果換個角度想想，我們摒棄所謂的政治正確，忽略發言人的形象，只考慮這段話本身的意義。

這位穆斯林其實不過是描述了「我是誰」這類問題的一個終極的單純比喻——我們究竟是意識形態操縱下被召喚出的可以確認的形象？還是我就是我本身，不受任何意識形態符號委任的局外人？

我即是穆斯林也是英國人，我們或許需要的是這樣一個世俗且皆大歡喜的答案，就像電影中的可汗一樣，用親力親為為自己即是穆斯林又是美國人提供依據。

但現實情況是，我們所委仍的符號形象是單一的，我們只能帶一張面具示人，只能有一個道德立場。

如果我是英國人，那我如何當一個原教旨主義者，如果我是原教旨主義者，那怎麼可能是英國人呢？如果我們無法給自己確立一個鏡像的形象，那怎麼才能在別人口中的聲稱中認出自己呢？

所以其實是不是穆斯林，是不是英國人並不重要，這兩個選擇，總有一個需要負責符號委任，一個需要充當局外人，兩者都是便把自己置於神聖人（被驅逐出人類社會，不受法律保護，任何人都可以殺死他而不構成犯罪，但同時又被視為神聖的，不能用來作為人祭的祭品的人）的危險境界。

我不害怕穆斯林的這個回答，反而是恐懼這種發問——這類等等關於符號委任的危險發問的誘惑在於，他讓發問者佔據了神的位置，從而只想聽到跟得上他思維的答案——各種形象符號的混合體。

所以我單純理解那位穆斯林的言辭，他只是不想把自己置於「無」，不想缺席對立的道德立場從而丟失了主體性罷了。即是穆斯林也是英國人這種標準答案反而是最變態的，它等同於你誰也不是，只是以依附於發問者的主體形象。

一個佔據神位的發問的意圖是創造一個和諧的混合符號的答案，讓它儘可能符合當下表象秩序。但相比有關穆斯林那個可怕的妄想，我更害怕那個發問者。

所以在面對符號委任等等的危險發問，我們應該保持人類的天然態度——就像拉康說的「我並不想知道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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