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與血的頌歌超級大炮的興衰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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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馬發出沉重的喘息，在鄉間道路上奮力前進。號令聲、叫罵聲和車軸聲匯成一片，在喧鬧中構成了一首奇怪的樂曲。在車隊中央，人們小心地保護著一根金屬管，就像在守護古老的聖物。對這種武器，士兵們努如何努力也沒有找到描述的辭彙：因為它是一頭真正的怪獸，有著黑色的身軀和驚人的重量。就像它曾顛覆過親歷者的認識一樣，接下來，它還將顛覆世界的歷史。

　　火炮起源於宋代中國，儘管許多細節尚不清楚，但按照當時的標準，其擴散可謂相當之快，到14世紀末，火炮工廠遍及了歐洲全境：硝石作坊興建起來，礦山開採銅和錫，鑄造工匠將手藝賣給最富有的主顧，試圖藉此獲得飛黃騰達的機會。

明初《火龍經》中描繪的飛雲霹靂炮，在軍事史上，中國充當了使用火器的前驅

　　在帶動技術發展的同時，火炮在戰場上的出現，還給了戰爭形式巨大改變。在克雷西戰役中，英王愛德華三世「以五六門火炮讓法軍陣腳大亂，這是他們第一次看見能發出雷鳴的機器。」早期的記載常常用地獄來描述火炮，因為這是人們唯一能聯想到的辭彙，而對騎士和教會來說，火炮更意味著一種「大逆不道」，火炮擊穿了城牆和鎧甲，打亂了自然秩序，違背了騎士道德，顛覆了戰場規則。唯一值得慶幸的是，最初，火炮的作用依舊是有限的，因為它們準備極端繁瑣，精度也相當低下——但到1400年之後，故事逐漸有了不同的結局。

1411年、神聖羅馬帝國製造的Pumhart von Steyr巨炮，重約8噸，長超過2.5米，口徑800毫米，彈重690公斤，射程僅為600米

　　差不多在這個時期，歐洲人對化學和冶金的認識大大加深了。從1420年之後，其火藥技術迎來了發展期。之前，各國的普遍做法是將火藥的原配料——硫磺、硝石和木炭裝在不同的桶內，到戰鬥前夕才將它們現場攪拌。如此生產的火藥不僅容易受潮，而且一旦攪拌不均，燃燒速度將非常緩慢。

　　和傳統方法不同，改良後的火藥會在生產階段將原料混合成糊狀，然後將其烘乾，做成餅型，需要時再從餅上取下相應的分量使用，此舉讓火藥的威力提高了30%。有了新式火藥的助推，重型炮彈就能以驚人的衝力發射，此時，長度超過4米，能夠拋射750磅炮彈的巨型攻城炮出現了。隨後幾十年，歐洲的火炮被鑄造得更堅固、更長，材料從生鐵變成了青銅。儘管鑄造銅炮的成本是鐵炮的三倍，但在巨型石彈的轟擊下，堡壘不得不直面它們的噩夢。

君士坦丁堡，1453

　　1412年，根特製造的「瘋女格麗特」（Dulle Griet）打垮了布爾日的城牆，標誌著攻城者首次獲得了戰場主動權，但如果戰爭史上真正有一個對火炮感到敬畏的時刻，那麼這個時刻一定是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之戰。頗為詭異的是，製造出最強大攻城火炮的，並非冉冉上升的歐洲諸國，而是遙遠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這個民族來說，重型火炮尤其迎合了他們的作戰信條——「攻城必須速戰速決」——之前，這一理論更像是紙上談兵，因為他們沒有適合的手段，但現在，在火炮出現之後，它終於可以付諸實踐了。

藝術畫：「瘋女格麗特」炮擊布爾日，由近代的畫家繪製，其外觀與歷史記載略有差異。格麗特是比利時童話中的人物，她試圖率領一支軍隊攻打地獄

　　於是，他們將目光投向了君士坦丁堡，作為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它被嚴密的城防工事保護著，並集基督教聖地和要塞建造的極限於一身。君士坦丁堡城防的關鍵是狄奧多西城牆——中世紀最固若金湯的防禦系統。它由間隔25米的三層城牆組成，由上百座塔樓加以護衛。對人類建築史來說，它集宏偉巍峨於一身；對拜占庭帝國乃至整個基督教世界，它是抵抗伊斯蘭入侵的壁壘，並賦予信徒驕傲和信心。而對15世紀的土耳其人，它的存在儼然如鯁在喉，彷彿無時無刻不在對他們的雄心予以嘲諷。毫不奇怪，假如火炮幫助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就等於幫助土耳其人奪取了古老帝國的威望，在接下來，將沒有什麼能阻擋他們問鼎世界霸權。

　　為了這個目標，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很早便致力將人才聚集到自己帳下，在他們中有匈牙利人烏爾班——歐洲最出色的鑄造大師。關於烏爾班的生平，歷史記載很少，但可以確定，他曾在1450年前後抵達了君士坦丁堡，希望找到一個飛黃騰達的機會。他曾向奧斯曼人的對手、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表示，願意鑄造一門「舉世無雙」的重炮，然而，當時的拜占庭帝國卻囊中羞澀。抗議無效之後，烏爾班離開了城市，並抵達了奧斯曼蘇丹的營帳。

君士坦丁堡城牆是中世紀工程技術的極致，它由多重城牆和塔樓組成，在1000多年中保護著君士坦丁堡及拜占庭帝國。直到攻城火炮出現，它才不像神話般無法攻破

　　1452年冬，有史以來最大的重炮開始動工。對這個艱苦繁雜的過程，希臘歷史學家克里托布洛斯寫道：「首先，工匠們用陶土混合被剁得很細的亞麻布，製造了與小山差不多高的模具，接下來，人們把燒制完畢的模具抬進一個坑，在外圍堆上泥土和石塊固定。」在向模具灌入銅水後，鑄炮流程開始變得險象環生。另一位見證者、土耳其旅行家艾弗利亞·切萊比後來寫道：

　　「大炮開工的日子，廠主、工頭和鑄造工人，還有官員和神職人員全部聚集起來，在「安拉偉大」的呼聲中，他們向火爐投入木柴。當熔爐燃燒了24小時之後，鑄造工和司爐工都脫得赤條條的，只穿著拖鞋和保護手臂的袖套，戴著一種露出眼睛的奇怪面罩——在燒了24小時後，爐邊高溫無法讓人接近，我想說，所謂的地獄烈火也不過如此。」

　　當火焰溫度到達頂點的時候，工人一步步靠近坩堝，他們需要迎著酷熱將銅塊放進爐中，然後用金屬勺去撈銅水表面的雜物。由於銅水會散發有毒氣體，冷熱不均會引發爐膛爆炸——毫不奇怪，鑄炮工人都變得非常迷信。在操作過程中，他們會高呼：「一切權力屬於安拉，安拉偉大！」——這種儀式將持續三天。

　　當銅水注入模具，並最終冷卻完畢時，呈現在眾人面前的是一頭透著邪惡光澤的怪獸。對當時的人們來說，「烏爾班大炮」的尺寸已超出了文字的描述範圍。它長9米，炮口足以供人手腳並用地鑽入，它的炮彈重半噸，可以擊穿10多米厚的城牆，將死亡投向城市的心臟地區。1453年1月，大炮進行了試射，一位作者描述道：「轟鳴在地平線盡頭清晰可聞。」而對君士坦丁堡人來說，這是一個痛苦的時刻，從此，「烏爾班大炮」的存在就像噩夢般揮之不去。

油畫：向君士坦丁堡城下集結的奧斯曼大軍，右側可見攻城重炮

　　在君士坦丁堡之戰中，大炮發揮了可怕的作用，城外的一名親歷者寫道：「火藥被點燃後，瞬間就發出了一聲駭人的巨響，腳下的大地猛烈顫動，然後是恐怖的、雷鳴般的爆炸聲，火焰炙烤著周邊的萬物，難以置信的力量驅使著炮彈呼嘯破膛而出……」城內的一名親歷者寫道：「炮聲如世界末日的恐怖號角，人們跑出自己的房屋，錘擊胸膛，畫十字架……在教堂，人們跪在最神聖的聖像前，持續不斷地發出祈禱：『主啊！不要將我們拋棄給敵人！』」但這是沒有用的，炮彈摧毀了民宅和教堂，將人們成片地活埋與殺死。

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奧斯曼炮兵正在進行發射準備，這些火炮發射的重型石彈震撼了君士坦丁堡的城牆，而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又充當了西歐文藝復興的誘因

　　儘管炮擊製造了無數個地獄，但有個問題始終困擾著烏爾班，據基督教方面的說法，在某次攻城時，炮膛無法承受火藥的衝擊力，發生了爆炸，炸死了炮手和設計者本人——儘管這則消息很可能來自臆造，但謠言背後的事實是：這門大炮超越了技術的極限，它的存在已然構成了一種風險。

當年烏爾班的巨炮如今蕩然無存，但從這門1464年、奧斯曼人製造的攻城中，我們依舊可以窺見其尺寸外觀和尺寸，其口徑達到了635毫米，而烏爾班大炮的口徑至少達到了745毫米

　　1453年5月29日星期二，君士坦丁堡最終在炮轟下陷落，但烏爾班巨炮的爆炸也讓鑄造師們反思：鑄炮技術是否存在某種極限？隨後，人們關注的是製造更可靠的火炮，而不是將其做得更為宏偉，如果有工匠試圖再現「烏爾班大炮」的奇蹟，唯一的方法是前往東歐之地。

沙皇的野望

　　在一個陰霾密布的清晨，「沙皇大炮」出現在克林姆林宮的高牆後，旁邊堆滿了殺傷人群用的葡萄彈。與這門大炮捆綁在一起的是一位沙皇：1557年出生的費奧多爾·伊萬諾維奇。對費奧多爾的生平，歷史上充斥著混亂的記載，其中流傳最廣的是，他成長在乃父伊凡雷帝（後者親手殺死了費奧多爾的長兄）的陰影下，對國家的熱愛遠不及去教堂敲鐘。同樣，「沙皇大炮」也同它的製造者一樣，充斥著思路錯亂和精神分裂。

沙皇費奧多爾·伊萬諾維奇，1584-1598年在位，他的軟弱統治誘發了長達10多年的大混亂

　　至少當它走向臣民時就是如此，在1586年一個晴朗的清晨，它在200匹馬的拖拽下來到了克里姆林宮外，由於火炮太重，人們不得不用圓木來幫助移動，「它是如此龐大，以致在俄羅斯和地球的其他地方都前所未有」，當時的編年史稱讚道，但它消滅的，僅僅是沙皇本人的不安全感而已：事實上，這門大炮並沒有達到鑄造的目的——保護沙皇。20世紀，人們在費奧多爾的遺骨上做了取樣，結果發現了大量的砷——這是一次投毒暗殺的證據。

　　接下來的動蕩歲月中，波蘭人進入了莫斯科，10個月後，他們扶植的傀儡沙皇被市民處決，其骨灰被填滿了沙皇炮，在隆隆聲中煙消雲散。這輪炮聲也標誌了一個時代的落幕，瀰漫了多年的大炮狂熱終於平息了下來。首先，這些武器的成本是相當昂貴的，另一個尷尬的問題是，操縱大炮需要非常複雜的工序。即使在理想狀態下，「烏爾班大炮」和「沙皇大炮」一天都不可能發射超過七次。在坑窪不平的地面，它們要固定在陣地上都很困難。巨大的射擊後坐力，會令炮管像犀牛般橫衝直撞，如果不加小心，操作者便有可能被炮管砸中，再加上炸膛和射偏的危險性，有時，這些武器對友軍要比敵人更加致命。

今天陳列在克林姆林宮牆外的「沙皇大炮」，該炮原本用來發射碎石製成的霰彈，炮架和鑄鐵炮彈是19世紀製造的純展示品

　　從1600到1850年的200多年中，這種危險幾乎沒有減少的跡象，然而，鑄造技術和操炮流程也在逐漸進步。作為19世紀最權威的軍事著作之一，法國人的《炮兵事典（Dictionnaire de lartillerie）》為我們展示了這種改變：從1600年到1800年，火炮的射程提高了2.5倍，重量大幅度減輕，炮架和炮車取代了發射平台；大約在1600年後，炮兵們開始使用定量裝填的火藥包，從而令發射速度大為加快，同時，工匠對威力的關注也逐漸讓位於機動性——因為新的趨勢是機動作戰。

克虜伯：鐵與血的頌歌

　　由於潮流演變，在1820年之前，超級大炮幾乎銷聲匿跡。當它們被軍鼓聲重新喚醒時，在工業領域，正發生著人類史上最深遠的革命：1810年，火車投入使用，作為結果，在1860年代的美國內戰中，列車炮從遠方徐徐駛來。與野戰炮相比，這些軌道上的攻城武器口徑更大，射程也更遠，當時的記錄寫道：「這些大炮口徑超過330毫米，安裝在特製的平板車上，能將218磅的炮彈發射到至少3000米遠，這使得修築任何工事都毫無意義。」

1880年代，義大利海軍鐵甲艦「杜里奧」號上的4門450毫米艦炮——當時威力最大的武器之一，製造它的是英國的阿姆斯特朗-埃爾斯維克工廠。值得一提的是，《銀魂》中的「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噴氣式阿姆斯特朗炮」正是得名於這家工廠

　　另一場交通革命發生在海上：蒸汽船在各個大洋劈波斬浪。在《論暴力》中，革命導師恩格斯曾留下了這樣的論斷：「我們已經有了25、35、80甚至10噸重的線膛炮，能把300、400、1700甚至2000磅的炮彈發射到前所未聞的距離，安裝它們的軍艦，是一種巨大的、螺旋推進的蒸汽裝甲艦，有8000-9000噸的排水量，有6000-8000匹馬力……堪稱工業革命的巔峰之作……一艘鐵甲艦的建造，需要所有產業部門的協作，是一個國家工業化水平最集中的體現。」

膛線的作用在於賦予彈頭旋轉的能力，使彈頭在出膛之後仍能保持既定的方向。雖然在15世紀就有使用膛線的紀錄，但是由於製造工藝的困難，直到19世紀才得以普及。

　　但對歷史學家來說，新型火炮引人矚目的不只有尺寸，還有複雜的新技術。在過去，炮彈發射鐵球和石球，只能殺傷落點附近的目標，但空心爆破彈的出現改變了一切：其內部填充的炸藥能嚴重破壞工事，爆炸和彈片能大範圍殺傷人群，同時引發大火蔓延。與此同時，火炮結構也出現了突破，其中最重要的是膛線和炮尾裝填。其中，前者確保了火炮的射程和穩定性；後者則極大縮短了裝填時間。

　　新型火炮在1850年前後登上了歷史舞台，它們要應對的不僅僅是傳統城牆，而是所謂的「縱深防禦系統」：主堡、外堡分離；側翼交叉火力覆蓋……這些名詞帶來了全新的挑戰。作為它們的剋星，英國的阿姆斯特朗、法國的施耐德……這些軍工廠的名字就像雷鳴般昭彰顯赫，但真正使重型火炮成為傳奇的是一個家族，這個家族就是德意志的克虜伯（Krupp）——魯爾河谷眾多高爐的主人。在德國西部、埃森市的一座廠房中，家族的兩位創始人——弗里德里希和阿爾弗雷德——曾通宵達旦地試驗，在30年的創業史中，他們曾不止一次被挫敗，但又在野心的驅動下堅持不懈。最終，在1867年的巴黎世博會上，人們看到了克虜伯技術的結晶：長6.6米、重50噸的重型攻城炮，這次展會不僅確立了克虜伯重炮的名聲，也標誌著德意志正式躋身工業強國之列。

「Krupp」，一個很簡單的單音節詞，本該用最平淡的兩個漢字「庫普」來代替。可最終，100年前的譯者們卻選了三個罕見的翻譯用字「克虜伯」，從而賦予了它一個攝人心魄的名字。其背後的動機，毫無疑問是耐人尋味的

　　克虜伯家族嘔心瀝血的成果，很快接受了戰爭的嚴酷檢驗：1870年8月6日，普法戰爭迎來了第一次重大戰役——沃斯會戰。由於射程和射速凌駕於法軍，克虜伯重炮將彈雨如冰雹射向敵人——不到一個月，在離沃斯不遠的色當，法蘭西大軍被德軍主力團團圍困。

　　9月初，決定性的戰役打響了，500門克虜伯大炮開始轟鳴。在馬斯河南岸一座綠樹成蔭的山丘上，身穿禮服的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首相俾斯麥與德意志各邦的諸侯們觀摩了戰役過程：透過望遠鏡，他們看到炮彈像「鐮刀收割麥子」一樣殲滅了敵人。黃昏時分，失敗者向勝利者遞交了投降聲明。

19世紀70年代，在世博會上登場的克虜伯重型火炮

　　隨著普法戰爭結束，德意志宣告統一，在這首鐵與血的史詩中，克虜伯不斷壯大，成為歐洲最有權勢的工業集團，但從閃著寒光的炮管中，外人也察覺到了某種不祥的預兆，克虜伯重炮締造了這樣一個國家：它的統治堅如磐石，皇帝傲慢自大，年輕人盲目崇拜武器。「敵人越強，榮譽越大」，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家族第三代掌門古斯塔夫在黑色的筆記本上寫道，他的最強大武器，即將以一種可怕的方式投入前線。

　　在比利時東部，世界大戰的第一場關鍵戰役打響了：它的焦點就是列日要塞。列日要塞，1876年由比利時傾全國之力建造，在密不透風的交叉火力前，德軍部隊傷亡枕藉。

　　於是，這場戰鬥便少了裝腔作勢的豪言壯語，並且多了一些鮮血和屠殺。在軍官的尖叫聲中，「大伯莎」遲鈍而蹣跚地前進。這種火炮於1909年研製成功，發射420毫米的重型爆破彈。它作為攻城武器的特點是，運輸和轉移的流程非常繁瑣。工程師需要藉助鋪設的鐵軌，將其拆為兩部分，各由一輛火車頭拖運。由於後坐力巨大，它只能部署在水泥加固的陣地，否則一開火就會出現嚴重移位；為修建陣地，工人需要至少96個小時準備——直到1914年一戰爆發時，這個難題都沒有為克虜伯解決。

「大伯莎」的炮彈，攝於列日博物館

「長長的墓穴挖好了」

　　但對列日的總攻已經迫在眉睫。「大伯莎」晝夜兼程抵達郊區，面對這些史無前例的武器，一位目擊者想到了小說中的邪惡怪胎：「矮胖的炮管，加上贅瘤般的制退裝置，讓這些火炮看起來象鼓脹的蛆，它們笨拙且醜陋；那些碩大的、對準天空的炮口，看起來就像是蛞蝓類生物齷齪而噁心的口器。」

1914年，在列日要塞附近，進入陣地的「大伯莎」火炮

　　8月12日傍晚，「大伯莎」炮架設完畢，炮口對準蓬蒂斯堡壘——列日要塞的核心之一。6時30分，炮彈的巨響震撼了戰場。一位作者寫道：炮彈爆炸時塵土、碎片和硝煙升入1000英尺的高空，形成巨大的錐形。與此同時，炮兵觀察員從教堂尖頂或氣球上進行校正，使炮彈「逐步接近」目標。隨著彈著點不斷地得到逼近，守軍的恐怖也一陣高一陣：「……炮彈終於在他們頭頂爆炸了，震耳欲聾……彈雨陣陣，把人炸得粉身碎骨，天花板坍塌，坑道阻塞，地下室內到處是火焰和瓦斯，一片喊聲，在擔心下一發炮彈擊中的高度緊張狀態中，人們變得歇斯底里。」

　　在這些大炮開始轟擊之前，只有一座堡壘在敵軍的衝擊下失守。但在炮擊持續了24小時後，守軍的意志開始動搖。一個個堡壘灰飛煙滅的同時，德國人開始對列日發動總攻擊。

　　「大伯莎」緊隨其後。這些420毫米的大炮在當地人的圍觀下走進了視野。列日的下院議員塞勒斯坦·當布隆恰巧見證了「大伯莎」入城的一幕，頓時「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這個怪物分成兩部分，36匹馬拖著，人行道都震動了。民眾看見這件非凡的怪物，個個目瞪口呆。巨炮慢吞吞地穿過聖朗貝爾廣場，轉入劇院廣場，然後沿著蘇弗尼埃爾大街和阿夫魯瓦大街而去，在它慢吞吞地前行的時候，一批好奇的人緊跟著前進。伴隨巨炮的士兵，腳步挺直，氣氛肅穆，像在舉行莊重的宗教儀式……這真是魔鬼般的武器！」

滿目瘡痍的列日要塞

　　到8月16日，列日的12個堡壘中已有11個失守；在碩果僅存的一座堡壘——隆森要塞前，德方派出使者，要求守軍司令勒芒將軍投降，但遭到了拒絕。16日，一枚炮彈命中了隆森，在彈藥庫內爆炸。德軍進入時，在一堆破碎的裝甲炮塔和冒煙的水泥工事中，發現勒芒將軍壓在一大塊磚石下面，一名滿臉污垢的副官垂頭喪氣地說：「請對將軍尊重一點，他已經死了。」其實勒芒還活著，他在蘇醒後交出了指揮刀說：「我是在炮擊昏迷中被俘的。請你在戰報中務必說明這一點。」

　　為攻克列日，德軍有超過5000人陣亡和受傷，對征服一個孤懸後方的堡壘，這個代價致命且沉重。由於曠日持久，德軍回家過聖誕的夢想破滅了，前線形成了「戰壕對戰壕」的對峙，它從英吉利海峽一直延伸到阿爾卑斯山——長長的墓穴挖好了，它需要屍體來填充。

列日陷落後，德軍官兵在被「大伯莎」完全摧毀的要塞炮台前

　　拉鋸戰進行到1916年，德國人將目光投向了凡爾登，當時的德國總參謀部相信，佔領了它就等於打開了巴黎的門戶。當他們在1916年2月大舉進攻的時候，1200門大炮開始轟鳴，在這些重炮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13門「大伯莎」。這些火炮進行了特別的改裝，被拆解為172部分，並在數百輛貨車的運輸下沿公路徐徐前進。當炮手們忙於組裝時，步兵在周圍出神地看著炮彈，但他們很快被趕走了：因為一旦發射，如果不加保護，轟鳴將震破旁觀者的耳膜。

　　對遭受炮擊的守軍來說，情況更加可怕，一位凡爾登戰役的倖存者認為，420毫米炮的轟擊如同地獄：「一發超重型炮彈穿透了6英尺厚的泥土、10英尺厚的混凝土，和30英寸的牆……讓安全感蕩然無存。許多人被炸死或窒息身亡，但真正可怕的是那些精神崩潰的人，他們揮舞著步槍和刺刀在通道中到處遊盪。在將失控的部下鎖進炮台之後，要塞指揮官衝出要塞，跑進森林，之後沒人見過他。當炮擊結束後，人們發現他坐在一個樹樁上，一邊傻笑一邊痛哭失聲。」

一戰德國宣傳畫：法軍在「大伯莎」的炮擊中潰不成軍，炮彈上的德語是「一份德國人的問候」「來自埃森」「42厘米」

　　面對這份描述，克虜伯有理由感到驕傲，但作為工程師，「大貝莎」只是榮耀的承載者之一，1918年登場的「巴黎大炮」才是真正的傑作。這一年的3月23日，法國首都的人們被爆炸聲驚醒，這是「巴黎大炮」的第一次試射。驚慌失措的市民不知道，這發在市中心爆炸的炮彈飛行了130公里，並超過了音速，代表著人類技術的極限。

「巴黎大炮」在克虜伯的武器試驗場，左側可見負責接收的德國海軍軍官

　　在1914年，「巴黎大炮」雛形開始設計時，克虜伯的設計師們接到的指標是，這門大炮必須將炮彈送入大氣層。為這門火炮，工程師們從1915年開始進行測試。這門火炮在誕生後被交給了海軍——因為只有海軍的炮術軍官能進行縝密的演算；同時，也只有海軍炮兵，才能夠對「巴黎大炮」進行繁瑣細緻的維護。

　　事實上，僅從發射程序來說，「巴黎大炮」就超過了任何一種武器：在發射前，每發炮彈需要在掩體中預熱，每發射一次，其炮管就必須放下，交由專業的工程人員拉直和校正。但即使最瑣碎的維護也改變不了物理規律：大炮每次發射都會令炮膛燒蝕一點：為此，所有炮彈都獲得了編號，每一枚尺寸要比前一枚更大；在發射65次之後，面目全非的炮管就必須進行更換。

發射陣地中的「巴黎大炮」，拍攝時間不明

　　「巴黎大炮」的發射流程由一名叫馬克斯·羅格（Max Rogger）的海軍中將負責，也正是因此，士兵們又將其稱為「長馬克斯」。讓一名將軍負責一門大炮，這聽上去幾乎不可理喻，但羅格負責的，實際是一支上千人組成的大軍。「巴黎大炮」的陣地修建需要數百人；每發炮彈出膛前，受過高等數學訓練的參謀們負責彈道演算；由於沒有人能看到130公里外，炮彈的落點需要在巴黎的諜報網詳細通報；40架戰鬥機和30門大炮時刻在周邊待命——只有這樣，才能攔截入侵的敵軍轟炸機，並迷惑對方的炮兵偵察分隊。

　　得益於上述支持，大多數「巴黎大炮」炮彈都順利從數萬米高空砸向了巴黎。3月29日，其中一枚擊中了聖日爾萬教堂，當場炸死了91名信徒。但諷刺的是，這次事件並不能證明「巴黎大炮」的價值：因為許多炮彈都擊中了郊區，而每發射一發炮彈，德軍就要支出35000馬克的成本。

作者：最後的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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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目的是什麼、使用何種口徑的彈藥，炮擊-步兵進攻-炮擊，這種程序都成了一戰的象徵：一頂頂鋼盔在烈日下閃耀，一排排炮管指向天空，但是，這種詩意的描繪無法掩蓋一個事實：老歐洲已經精疲力盡。就在這時，美國人走了進來，他們以逸待勞，躍出戰壕，儘管「大伯莎」轟鳴依舊，但面對物質優勢，血腥的戰爭還是走向了結束。

　　當硝煙散去後，巴黎大炮被拆毀，「大伯莎」被雪藏，和平協議被擺上了談判桌，戰勝國的首腦們滿意地相互告別了，因為這些條約不僅規定了新世界的疆界，還試圖削弱戰後的武器，從而奠定一個「和平的基礎」：《凡爾賽條約》規定了德軍的規模，限制了克虜伯重炮的生產；《華盛頓海軍條約》莊嚴地宣布，主力艦的火炮口徑不能超過16英寸——從理論上說，這些都能避免「重蹈一戰的覆轍」，然而，人們似乎忘記了，決定戰爭的不是武器，而是戰爭是否是一個有利可圖的選項，不到15年，上述協議就被接二連三撕成了碎紙。

最後的堡壘毀滅者

　　事實上，自一戰結束後，工程師從未放棄改良超級火炮的努力，加入這場競賽的，不只有老牌強國英國和法國，還有後起之秀——美國與日本。1920年之前，美國已經掌握了406毫米艦炮的生產工藝，而在太平洋另一面，日本人早在1920年代便開始為460甚至是480毫米的重炮工作。其最終成果是戰列艦「大和」號，當1944年，其9門主炮帶著巨大的轟鳴聲、在3.3萬米的距離開火時，這一輪鋼鐵咆哮幾乎激發了一個國家的恐懼，當1945年，「大和」號最後一次出海時，儘管戰列艦隊的優勢超過了6：1，但美軍還是放棄了正面較量，而是將最後一擊交給了航空母艦。

舾裝中的「大和」號，近景處可見巨大的三聯裝炮塔，該火炮也是人類建造的最大口徑艦炮之一

　　在德國，1933年1月，納粹政權建立，「重新武裝」計劃讓克虜伯起死回生。作為一戰時期的步兵下士，阿道夫·希特勒清楚重型火炮的意義，不僅如此，德軍也需要用一種強大的武器征服馬奇諾防線。後者於1929年由法國國防部批准動工，擁有現代化的地堡和炮台。但頗為諷刺的是，這條防禦帶在「超級火炮」建成之前便淪陷了——1940年，在「閃電戰」的打擊下，它幾乎是不戰而降。也正是因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三個年頭，雪藏的德國重炮才真正投入前線，而充當目標的，則是蘇聯最堅固的要塞——塞瓦斯托波爾。

從空中俯瞰塞瓦斯托波爾要塞，1941年底由德國空軍拍攝

　　塞瓦斯托波爾，由沙俄將領亞歷山大·蘇沃洛夫下令建造，先後經歷了兩次圍城。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中，英法聯軍試圖兵不血刃征服這座堡壘，但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守城部隊拿起武器堅決抵抗，戰鬥了總共進行了300多天。1942年春，德國國防軍兵臨塞瓦斯托波爾城下，作為其指揮官，馮·曼施坦因將軍知道：俄國人一定會像88年前那樣，繼續頑強地守衛這座要塞。他不得不進行空前的炮火準備。在投入的武器中，有三種大傢伙被記載在歷史上——「伽瑪」（Gamma）「卡爾」（Karl）和「多拉」（Dora）。這三種火炮是德國工業的精華：「伽瑪」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大伯莎」的復活。它的炮彈與一輛汽車等重，操縱需要235名炮兵，但與綽號「卡爾」或「雷神」的600毫米巨炮相比，「伽瑪」只能自慚形穢。「卡爾」是對付混凝土堡壘的特殊武器，發射的穿甲彈重達2.2噸，重量相當於一輛裝甲車，可以擊穿最厚的混凝土屋頂。其短粗的炮管略長於5.5米，再配以巨大的履帶底盤，使其看上去像個移動要塞，但就連「卡爾」，也算不上德國火炮的頂尖作品。

正如本文題頭展示的那樣，「卡爾」火炮可以通過底盤進行機動，這裡展示的是口徑為540毫米的版本

　　真正的怪物被布置在貝克奇薩萊（Bakhchisaray），這種大炮被稱為「多拉」，偶爾也被叫做「重型古斯塔夫」，其口徑達到了800毫米，32.6米的炮管可將4800公斤（重量相當於一輛輕型坦克）的炮彈發射到45公里外，每發炮彈都需要20分鐘裝填。

第三帝國的超級大炮「多拉」，塞瓦斯托波爾戰役是它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場

　　在運輸和開火時，「多拉」重炮都停放在兩道鐵軌上，兩個高射炮營負責保護。這種火炮的操作、保護和維修需要4120人，整個發射流程需要一名少將、一名少校和1500名士兵操作和指揮。自然而然，人們可能對這些武器的作用提出質疑，但正是「多拉」，只用一發炮彈便摧毀了守軍的彈藥庫，後來又用一發炮彈擊沉了港內的一艘貨船。

淪陷後的塞瓦斯托波爾，照片中央的要塞艦炮炮塔系被俯衝轟炸機和「卡爾」臼炮聯合摧毀

　　從6月底，這些超重型大炮夜以繼日地開火射擊——每天24小時，一直持續五天。7月3日，一切塵埃落定時，曼施坦因發回電報：塞瓦斯托波爾已淪陷！在1000多部火炮和坦克的殘骸間，散布著數以萬計的陣亡者屍體。但當時的德國人並不知道，這次戰役只充當了第三帝國的迴光返照而已。

　　1942到1945年，從高加索山脈到北極圈，恢復了元氣的蘇軍像潮水般進攻，戰爭的最後階段，「卡爾」和「多拉」開出了停放場，在德國東部的密林中被自行炸毀。因為它們將要見證的，是第三帝國灰飛煙滅的時刻。1945年4月16日凌晨3點，蘇軍火炮在奧得河前線展開火力急襲，超過4萬門火炮平行排開，與此同時，在德國西部，數百萬德國部隊正在英美兩國的衝擊下潰不成軍。

　　「超級火炮」的黃昏也隨之而來：這些武器目標巨大，並隨時暴露在精確打擊之下。儘管1945年後，其身影仍頻頻出鏡，但它們的本質，大多是冷戰狂想下的邪惡結晶。

在內華達沙漠進行試射的「原子安妮」，這種武器的恐怖之處是，其操作者都可能受到輻射的傷害

　　其中的集大成者莫過於「原子大炮」，它們專門為毀滅蘇聯的裝甲洪流而生。1953年5月，第一門「原子大炮」在內華達州進行了試射，它就是臭名昭著的「原子安妮」。和前輩不同，這種火炮發射280毫米的核炮彈，威力相當於15000噸TNT爆炸——其僅存就是是危險的，但在冷戰中，還是有6門「原子安妮」被運出本土，並被部署到人口稠密的西歐地區。

1957年紅場閱兵式上的「奧卡河」，其口徑達到了420毫米

　　1953年，第一門「原子安妮」出現在了華盛頓的閱兵式中，引起了蘇聯方面的緊張。後者很快行動起來，生產了420毫米的自行火炮「奧卡河」和406毫米的「聚光器」——它們的炮管來自未竣工的戰列艦。但諷刺的是，這些「原子大炮」卻很少被考慮使用，因為它們會隨時招來炮火反擊——也正是這些原因，1960年代，所有超級火炮項目都被取消。然而，在遙遠的加拿大，一名叫吉拉德·布爾的科學家對此表示不屑。

HARP工程：加拿大人的致命狂想

　　22年前，布爾拖著和自己一樣高的皮箱進入了多倫多大學，羞怯地低下了頭。作為10歲的孩子，他發現自己無法融入新的環境。「人們把他當成外星生物，而不是一個正常的同學。」布爾的傳記作者後來寫道：「於是，他只能像打劫一樣，將全部的精力用於研究和學習。」

布爾博士，20世紀最後的超級火炮狂人

　　作為校園中成績最好，也最特立獨行的成員，布爾22歲便獲得了工程學博士學位。事實上，始終有一種激情在驅動著他。從很小的時候，他便開始閱讀科幻和歷史小說，並沉迷於研究各種戰爭機器。從中誕生了他最初的成果：一門特別的大炮——用來發射空氣動力學模型。由於取代了成本昂貴的風洞——這門大炮令他聲名鵲起。

　　之後，布爾的事業迅速起步。在美蘇太空競賽愈演愈烈之際，科幻小說《從地球到月球》為他賦予了新靈感，由此誕生了「HARP」計劃，其核心是用火炮向太空發射衛星。對買不起火箭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極具誘惑的選項。加拿大政府第一個跳出來為項目撥款。

1960年代，布爾博士（左）和一名加拿大官員在用於衛星試驗的巨型火炮前

　　1964年，一根炮管被豎立在中美洲小國巴貝多，這根炮管由兩門艦炮首尾相連而成，口徑達到了406毫米。之後的幾年，許多傳說在當地不脛而走，其中最荒誕的一個是：一群「瘋子科學家」正在「向外星人發射炮彈」。同時，一個團隊陸續聚集在布爾周圍，其中有HARP的另一位英雄——唐納德·莫德爾。在政界、報刊和研究機構，莫德爾用自身的影響力展開遊說。他告訴媒體和政府官員，如果項目被取消，加拿大、美國，乃至整個西方陣營，都將失去在太空競賽中領先的機會。

　　無數個夜晚和白天，「HARP」的炮管反覆將炮彈拋向空中。為進一步增加射程，布爾設計了火箭助推彈。1966年11月，HARP以垂直角度，將炮彈發射到180千米的近地軌道。歷史學家理查德·格拉夫說：「如果布爾再獲得一筆5000萬美元的資金，今天，太空中將隨處可見落後國家的軌道實驗艙和通訊衛星。」

　　然而，布爾博士並不知道，他的工程正遭遇批評和質疑。更不幸的是，1966年後，奉行自由主義的加拿大政府已不願再為HARP買單。布爾不得不關閉所有試驗場，許多同事離他而去。接下來，他被迫在為生計奔波，並創辦了「國際空間研究公司」，試圖向世界推廣HARP項目與衍生技術。其中一個成果是彈底排氣——通過改變炮彈的構造，布爾令傳統重炮的射程突破了40公里，然而，其中最令人矚目的依舊是「HARP」計劃的改進版，其口徑接近1米，長度為300米，能將500千克的衛星送入太空，而建造這樣的一門火炮只需要1000萬美元。國際空間研究公司的宣傳口號是：「HARP是一種全新的、具劃時代意義的裝備。」

在投資撤銷後，棄置在巴貝多的HARP工程炮管

　　然而，對許多技術人員來說，布爾的概念並不陌生：它源於二戰德國的V-3計劃，兩者在原理上驚人地一致。和傳統炮彈不同，V-3的彈頭需要在數百米長的炮管內由點火數十次，每一次點火，都將提升炮彈的速度和射程。1943年9月，在30米的花崗岩之下，5000名奴隸勞工開始在法國北部建造5門V-3，每個炮管長127米，上方是厚3米的混凝土保護層。根據設想，這5門火炮在竣工後，每天可以向倫敦發射10000枚炮彈。

　　然而，這樣龐大的工程存在一個問題——它很容易被發現。1944年的一次轟炸中，三枚炸彈擊穿了V-3掩體，施工被迫完全停止。1944年末，德國工程人員又建造了一門更小的V-3火炮，它向盟軍發射了183發炮彈，儘管這次炮擊影響有限，但對布爾來說，上述事實已經給了HARP計劃足夠的啟示。

V-3的尺寸及發射原理示意圖，和傳統火炮不同，該火炮的彈頭是由安置在炮管兩側的藥包陸續點火推動

　　對軍火推銷員來說，最理想的目標必定是戰亂中的國家，而在上世紀80年代，這個目標就是薩達姆統治下的伊拉克。利用「伊斯蘭革命」後的混亂，薩達姆在1980年9月進攻了鄰國伊朗；同時，作為一位野心勃勃的統治者，薩達姆一直在考慮為伊拉克建立自給自足的軍事工業。「與布爾交談的前兩分鐘，我認為他個有想法的人；前10分鐘，我開始相信他是個天才，前20分鐘，你一定覺得他是個瘋子！」薩達姆的一位幕僚如是說，但薩達姆卻從這個人身上發現了某種價值。

　　作為結果，布爾幫助伊拉克建造了200門大威力榴彈炮，這些火炮立刻被投入了戰爭中；同時，他將靈感傾注到了伊拉克開發的、210毫米「法奧」自行火炮上，後者也是中東國家製造的、最重型的炮兵武器。

布爾為伊拉克陸軍開發的「法奧」自行火炮，口徑210毫米，射程55公里，公路最大行駛速度超過70千米

　　得益於同伊拉克的合作，國際空間研究公司的收入節節攀升，但對布爾本人來說，最激動人心的依然是「HARP」工程的重啟。布爾博士的計劃是為伊拉克製造三門火炮：一門是較小的試驗炮，另外兩門是口徑1000毫米的正式版。它們是真正的怪獸。在發射重型炮彈時，只要一天，它們就能摧毀一座城市，而訂購這些巨炮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為鼓舞人民，薩達姆需要向太空發射一顆衛星。

　　眾多合同讓布爾成了伊拉克的御用顧問。他知道HARP的危險性，但又由衷期待著一次自我證明。因為自從10歲走進多倫多大學的時刻，畢生的努力就幾乎沒有得到理解，在生命的最後幾年，有人看到他走進一戰公墓，「獨自與死者談話」，越來越多的朋友和家人離他而去。

現今存放在英國的「巴比倫大炮」部件，其規模由此可見一斑

　　1988年，在布爾進入生活低谷的時候，伊拉克以「建造輸油管道」為名，向海外訂購了HARP的部件：在合同中，訂購方對零件的精度做了苛刻要求，這令整個項目幾乎無法保密。對伊拉克的周邊各國，尤其是以色列來說，這種大炮如同利劍懸在空中，在國際空間研究公司的總部布魯塞爾，特工機構正在醞釀一個陰謀。

　　布爾對此幾乎全然無知。他的兒子米歇爾評論說：「在布魯塞爾，他白天四處奔走，在社交場合拋頭露面，晚上定時回到住所，去閱讀歷史書籍和公司文件——這是很容易被掌握的規律。」1990年初，布爾發現自己的寓所被破門而入。

儘管「巴比倫工程」無果而終，但在此期間，伊拉克人還是建造了一門小口徑的試驗炮，這門火炮在海灣戰爭結束後，被聯合國武器核查機構發現，並強制將其銷毀

　　這是一個嚴厲的警告：布爾必須終止超級大炮計劃，但薩達姆要求和布爾感到的是：為避免夜長夢多，應在有限的時間內把HARP完成。首批部件運到了伊拉克之後，另一個秘密計劃也有條不紊地進行：1990年3月，一組特工抵達布爾在布魯塞爾的寓所。當他開門之後，立刻倒在了血泊中，一名殺手還拍了死者的特寫照片。隨後，以色列情報部門把照片翻印，附上字條寄給了為伊拉克工作的歐洲僱員。字條上寫道：「如果不想得到同樣的命運，明天就別去工作。」同時，所有未交付的炮管也相繼被歐洲國家起獲。

　　歷史曾經證明過，每個爭議人物的死亡都有許多值得慶幸和令人同情的細節，不少國家和城市因此被拯救了，但喜劇背後的悲劇是：布爾的死完全是理想主義的悲劇。熱情和事業奪去了布爾的生命，讓他和家人彼此疏遠，因為布爾的事業中只有不被人理解的、製造超級武器的藝術，當他用赤誠的心換不到的時候，便改用向強權兜售靈魂去實現。甚至可以說，當年幼的布爾翻開書本，並被烏爾班、克虜伯和世界大戰的暴力之美所吸引時，死亡的召喚便傳來了。

超級武器的輓歌

　　從人類的進化史看，殺戮是有益和必要的：它的最大好處是，通過將多餘和無能的男性暴露在危險下，稀有資源將不再短缺。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一邊倒的大屠殺也從不是新名詞：《聖經》充斥著對暴力的歌頌，在偉大帝國前進的腳步聲中，也從來不乏鮮血淋漓的頌歌和史詩。

　　於是，為實現這個目標，武器的效率應當最大化，但從這種動機看，超級火炮卻成了某種荒謬的產品：彰顯國家力量，獲得戰鬥勝利，獲得虛假的安全感，這些都是空洞的說辭——與實際表現相比，它們的回報往往是如此慘淡。

　　HARP工程和「巴比倫大炮」無果而終，「多拉」和「巴黎大炮」只進行了屈指可數的發射，烏爾班的大炮在君士坦丁堡城下爆炸，但在500年中，人們依舊對此痴迷，從這種角度說，如果要在歷史尋找某種諷刺，恐怕沒有比超級火炮更加適合的對象了，它們有著最荒誕的外殼，也有著最豐富的內核，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人類的歷史，恰恰是在狂想下不斷推進。

建造「超級火炮」的根本動機，恰恰在於人類對權威與力量的崇拜

　　與這種妄想相互糾結的，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事實上，從建造之初，這些武器的價值便超過了殺人機器本身，它們是武器，是暴力的圖騰，是權威的傳聲筒，甚至是一針安慰劑，其價值在於，無論領袖還是平民，都能從中感受到某種不凡，而這一點，將彌補資源濫用帶來的所有遺憾。正如阿道夫·希特勒所說：「宏偉之物是消除自卑感的一劑良藥……如果一個政權想得到鞏固，那麼，它必須能建造一些能鼓舞民眾的東西，它們必須可以見證和觸摸，這並不是在炫耀，而是給一個國家以尊嚴，為了這個目標，完全可以不計成本。」

1939年，德國《國防軍》雜誌上的宣傳畫，超級武器本身就是政治宣傳的理想工具

　　於是，它們像突然爆發的火山一樣出現，在歷史上留下厚重一筆，然而，當事過境遷回顧它們時，那些荒誕的前因後果又好像這座山的兩邊山腳，最後獨自淹沒在了風景畫裡面。如今，一切狂想都消失在了1453年、1918年、1945年、1990年，那些「超級大炮」炮管被埋藏，進而被歷史淹沒的瞬間。但是，在同一時刻，另一群身影也從黑暗中冉冉升起，因為人們仍在開發新的武器——它們更致命也更無用，這一切，像一個開始，一個結束，更像是一個輪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