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達姆的大屠殺，『』一戰『』後第一次針對人類的化學攻擊

01-27

按：「民族的神秘性似乎總是存在，彷彿是民族自身圖景的基本特徵。然而，民族的邊界讓這神秘性暴露無遺。」在這樣一條國界線上，一邊是土耳其，一邊是伊拉克，而「屬於」同一個民族的一群人卻居住在這條界線的兩邊，900萬在土耳其，300萬在伊拉克。他們就是庫爾德人。

庫爾德人的不幸在於，他們的家園位於現代世界最具攻擊性和擴張性的四種民族主義的交匯之處：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這些民族國家內部存在各種各樣的民族問題，彼此也會短兵相接，庫爾德平民則成了這些戰爭或屠殺的受害者。從杜胡克到巴爾贊，伊拉克薩達姆政權下的庫爾德人村莊大多遭到野蠻而血腥的屠戮，這給當地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集體記憶。

今天分享的書摘來自葉禮庭的《血緣與歸屬：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他在90年代走訪了伊拉克庫爾德人的村莊，從親歷者的言辭中重新拼貼起並不遙遠的大屠殺歷史。這個村莊的男人，到底被帶到了哪裡？

* 題圖：一位庫爾德「烈士」的葬禮。（《血緣與歸屬》內文插圖）

巴爾贊一定曾經是一個美麗的村莊，它從山谷底部大河邊的台地上升起，向上穿過山腳的隱蔽縫隙，穿過沖積平原，到達後面環抱的群山。田野里成堆的石頭，散布在低矮的台地上，由此你可以想見它曾經是多麼的寬廣。曾經支撐門楣和屋頂的鋼筋從這些石堆中穿刺而出，它們都是巴爾扎尼部落傳統家園的殘餘。

1975年穆拉穆斯塔法的反抗失敗後，薩達姆進行了迅速而殘忍的報復。在整個村莊，一座座房子被付之一炬，人們被遣送到埃爾比勒附近的庫斯特佩（Kushtepe）和迪亞納（Diyana）的集中營。在那裡，薩達姆的警察嚴密地看管他們。

庫爾德人聚居區域示意圖

然後，1983年7月，當巴爾扎尼一度與伊朗人結盟、在庫爾德山地提供情報和偵察支持、對抗薩達姆軍隊的時候，薩達姆嚴厲打擊巴爾扎尼部落。他的部隊包圍了庫斯特佩和迪亞納的集中營，強迫每一個男人戴上紅色頭巾巴爾扎尼部族成員的標誌。所有年齡在12歲到80歲的男性被裝上卡車，送往巴格達，此後再也沒有見到或聽到過他們的消息。他們的女人被留下來，必須自己謀生，她們從未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1991年3月的起義期間，巴爾扎尼的寡婦們逃到伊朗。從那以後到現在，她們終於回到了自己出生的村莊。瑞士慈善組織卡里塔斯（Caritas）正在幫助她們建設新家，她們第一次擁有自來水、混凝土地面和波紋鋼屋頂，但什麼都不能撫平那種不知道她們的男人到底怎麼樣了的傷痛。

巴爾扎尼寡婦們灰白的長髮飛散開來，不加修飾地披在她們黑色的喪服上。她們赤腳盤腿坐在她們空蕩蕩的房子門口，帶著倖存下來的女孩子，等待她們的男人歸來。她們痛苦地解釋，房子是空的，儲藏玉米和油罐的儲藏室也是空的，因為沒有男人供養她們。她們依靠外國人的施捨倖存下來。一個女人沒法生活。

她們用一種深陷於悲痛之中的獃滯的單調聲音說，伊拉克士兵是晚上來的，他們把男人從床上帶走，把孩子從小床上帶走。他們還把瘸子和盲人都帶走，所有巴爾扎尼的男人。沒有人知道他們被帶到了哪裡。有些人說有萬人坑，但還沒有發現任何確定的證據。惡魔之手已經將她們的男人從地球表面抹去了。她們的臉上是條條淚痕，任淚水流淌而不去擦拭。巴爾扎尼的寡婦們說，她們無法控制這種傷痛，因為它沒有盡頭。最糟糕的是，沒有什麼能抵抗那種帶有希望的痛苦，她們相信有一天，當抬起雙眼時，在穿過群山、蜿蜒通向村裡的塵土飛揚的羊腸小道上，會看到一列終於歸來的倖存者。

位於山地的巴爾贊村莊

民族主義試圖將死亡神聖化，以救贖個人的犧牲，並將其與定數和命運聯繫起來。在戰鬥中，孤獨而恐懼的持槍男孩死於十字路口，他死的時候不過是一個孤獨而恐懼的男孩。在民族主義的救贖語言中，他成為烈士之想像共同體的一員。在所有的庫爾德公路沿線，犧牲的「自由鬥士」的畫像在柱基上俯視著人們，那兒曾經掛著薩達姆的畫像。這些圖片都是民族主義的庫爾德民間藝術。在一幅畫像中，一位戰士站在高山雪地中；另一幅畫像則是在湖邊，有一隻鴴鳥在空中翱翔，彷彿希望的氣息。這些畫像描繪他們穿著制服，槍背在肩上，從死亡所在的安全之處凝視著現在，或是焦慮地回頭張望，似乎希望確定他們的犧牲不是毫無意義的。

從巴爾贊往東的道路沿著群山下行，經過蘇萊曼尼亞，進入一片廣大的種植小麥的山谷平地。我們經過曬得黝黑、正在為他們的牲口割草的人們，還有一群群蹲在路邊的村民，他們身邊是巨大的草捆，等待搭乘路過的卡車；後來，我們見到他們全都難以置信地擁擠在平板車上，興高采烈地從我們身邊揮著手呼嘯而過，只有戴面紗的老婦人憂鬱地坐在草捆上。我們駛過稻田，男人和女人都赤腳在田裡耕作，衣服卷到膝蓋上面，而皮膚像頭髮一樣呈褐色的孩子們在路邊賣藍色小包裝的葵花子。

在其最基本的層面，民族主義也許是對一個人所熱愛的某一片土地擁有政治主權的渴望。在最開始，必須對這片土地本身有一種強烈的依戀和一種別無他求、此地最美的感覺，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相比。庫爾德人說，群山是他們唯一的朋友，唯一從不背叛的那個朋友。但也是群山將他們維繫在一起，成為一個民族，將他們與其他人分隔，給予他們習性和家園，在他們中間一天天創造渴望：有一天這裡將真正屬於他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正如那晚在蘇萊曼尼亞，當我起來準備走的時候，穆耶丁在他的門廊說：「看，所有一切歸根於此。」他緊緊地握住拳頭，舉起來靠近他自己臉龐：「我們想要一樣東西，即使它很渺小，但沒有人可以把它從我們這裡奪走。」

道路轉向南，向東，穿過沙里佐富饒的平原，通向伊朗邊界。在離邊界只有5公里遠的地方，在三面光禿禿的圓頂山丘的環繞之中，現在被5月的熱浪晒成褐色的，就是哈拉布賈鎮。

1988年3月16日，正是庫爾德人的新年之際，庫爾德「自由鬥士」從伊拉克軍隊手中奪下這個城鎮還不到48小時，伊拉克飛機猛撲這個城鎮，扔下了成罐的芥子毒氣、神經毒氣和氰化物。幾個小時之中，有5000人死亡。

哈拉布賈毒氣屠殺死難者

伊朗攝影師在襲擊後的幾個小時拍下了影片。孩子們衣服的顏色仍然鮮艷，枯萎的草和葉子還是綠色的，一些人的臉上顏色如常，父親們躺在門口，他們的手臂圍繞著孩子們，母親們臉朝下倒在河裡，她們想要洗掉喉嚨里的灼熱。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針對人類的化學攻擊。攻擊結束後，伊拉克軍隊進入哈拉布賈，放火燒毀了整個鎮子。

我停在郊外一堆很特別的強化鋼筋和倒塌的屋頂旁邊，在那底下很快出來兩個興高采烈的小孩和一位警覺的母親，她正將洗好的衣物掛到一個懸空的屋頂和一個陽台之間形成的角上。走進去，在左邊大約有75米長的碎石廢墟，看不到一塊完好無損的混凝土磚，而往右邊走到主街上，是試圖放火焚燒店鋪的各種痕迹：倒塌的屋頂下面斷折的柱子，其他的柱子都不見了，只留下裸露的鋼筋支撐著屋頂；後牆上有巨大的炮彈殼大小的洞；街上是成堆的碎石，屋頂墜落其間。但在每一個地方，不管如何，都有一些家庭在廢墟中維繫生存。走上坑坑窪窪的街道，經過茶葉店和飼料店，我遇到一個男人在一個小圖書館裡畫畫，其中一幅畫的是一個穿紅色連衣裙的女人，拿著水罐站在一條小溪邊，旁邊是一棵高高的、正在開花的樹。房子在山腳下拔地而起，從山的輪廓我可以分辨出，這是已經消失的哈拉布賈的一幅圖景。在另一條小巷，我發現了幾個鞋匠，他們面無表情地轉動白色的紗錠，用來縫製「克拉什」完美的白色上半部分。在製鞋匠的隔壁是一個井然有序的管道商人，水龍頭、接頭、墊片一列列擺得整整齊齊；在他邊上是一個木匠，在木屑堆中的一個座位上放著一把左輪手槍。哈拉布賈的市場里滿是堆著黃豆和草莓的手推車。我看著他們，想知道他們的皮膚和細胞是否還保留有化學物質的任何記憶或痕迹。

一個小孩在毒氣大屠殺死難者墓園中

我遇到一個個子高高的、引人注目的老師，她在回家的路上，中午從她的小學回家吃午飯。我們並肩走過廢墟，她說，是的，他就是死在這裡；而那兒，在那堆東西下面，發現了她的屍體；還有那個地下室曾經是個茶室——她指著一堆廢墟中間的黑洞——「自由鬥士」在那裡發現了50具屍體。「其中一個是我的妹妹。」

下午繼續上課的時候，她帶我去她的小學。在襲擊中有多少孩子死去？她沒有回答，而是走到黑板前，寫下一個數字：198。

班上的孩子們從粗木板搭成的課桌上看著她：7歲大的孩子，辮子用頭繩紮起來，有黑色的眼睛，雙手捂臉咯咯地笑，熱辣辣的陽光斜斜地從帶柵欄的窗戶透進來，照亮了她們的臉。我問，關於哈拉布賈，你教給她們什麼呢？他們知道，他們知道，她說。

她拍了拍手，孩子們一窩蜂地湧出教室，在操場上和其他班級一起列隊，高唱庫爾德愛國歌曲，用他們最大的聲音歡迎外國訪問者，幼小而充滿朝氣的聲音回蕩在陽光下。他們圍住我，靠近我，滿滿一操場。

一個臨近ISIS勢力的庫爾德人村莊被毀。如今，庫爾德人成了抵抗ISIS恐怖組織的先鋒力量之一

《血緣與歸屬》

[三輝書系·葉禮庭作品]

副標題：探尋新民族主義之旅

[加拿大] 葉禮庭著

成起宏譯

三輝圖書/中央編譯出版社

ISBN : 978-7-5117-3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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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走訪全球六個國家和地區

勾勒「後冷戰」時代的民族主義地圖

當庫爾德工人黨的游擊隊女戰士瞄準敵人，魁北克的民眾正舉行另一次獨立遊行；當波黑婦女在戰爭死難者墳場哀悼親人，北愛爾蘭忠誠派正用鮮血寫下「絕不投降」；當統一後的德國經歷「兄弟複合」的陣痛期，韃靼人正試圖重新在故鄉克里米亞站穩腳跟。在全球化趨勢看似勢不可擋的今天，民族主義是否真的已無容身之所？

20世紀90年代初，為了理解當時全世界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葉禮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庫爾德斯坦、北愛爾蘭、烏克蘭、魁北克、重新統一的德國六個國家和地區。他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游擊隊內部，他與德國萊比錫的新納粹組織頭目見面，他還採訪了南斯拉夫國民議會議長、副總統米洛凡·吉拉斯……在戰爭、分裂、遊行和恐怖襲擊的背後，葉禮庭看到一波洶湧的種族民族主義浪潮席捲了世界舞台，血緣成為今天國際關係中的關鍵要素，而更符合社會現實的公民民族主義正遭受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