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大燜鍋：AEJ 金錢能否影響學術研究？以蘇聯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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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yayoikusamamuseum.jp

論文鏈接：Saving Soviet Science: The Impact of Grants When Government R&D Funding Disapp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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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科學資助是推動科技創新，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要素(Brooks,1994; Romer,1990)。Ina Ganguli在她2017年發表在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的論文"Saving Soviet Science: The Impact of Grants When Government R&D Funding Disappears"中估計了蘇聯科研資助對科學產出和科學家決策的影響。蘇聯曾擁有龐大的科研人員數量和研發預算，但1991年的蘇聯解體及隨後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危機基本上中斷了政府給科技部門的公共資助並大大降低了科學家的薪水。為挽救蘇聯的科學事業，由國際科學基金會(ISF)主持並由金融家喬治索羅斯出資的大規模緊急資助蘇聯科學家的計劃於1993年開啟。兩個並行的自然實驗——政府研發資金的急劇下降和ISF在1993年的資助計劃，使得作者能夠估計在一個外部資助機會少且科學家供給彈性大的環境下科研基金的邊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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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很少有研究探索過科研基金與科學部門產出之間的因果關係，主要是因為科研基金並不是隨機分配的。篩選獲獎者通常要經過冗長的審查程序並且標準也是保密的，這就造成了選擇問題(selection problem)。本文通過採用准實驗方法，利用科研基金的外生變化克服了這個問題。ISF的計劃之所以說是一項「緊急」的資助計劃，是因為索羅斯認為在非常時期這些研究資金急需儘快分散到科學家那裡。因此ISF採用了一個最簡單的篩選標準——設一個論文出版數的最低限：即在1988年到1993年期間有不少於3篇論文發表在頂級期刊的研究人員才具有申請個人基金的資格。團隊基金則是通過比較申請者的3篇頂級期刊發表的影響因子，選影響因子最高的科學家為團隊基金獲得者。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篩選標準。

作者通過斷點回歸方法(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RD)比較那些差一點符合資格的科學家和那些正好入選的科學家，去估算科研資助的因果影響。在個人基金方面，她比較了那些同樣有三篇頂級期刊論文但符合要求的第一篇發表 (1st qualifying publication) 年份不同的兩組科學家——一組在1987年就發表了第一篇；另一組則在1988年發表的第一篇。以1988年為斷點的兩邊的科學家特徵和能力可能非常相似，區別僅在於一邊符合資助要求(eligible)而另一邊三篇論文不全是在1988-1993期間發表的因此沒有達到要求(non-eligible)。同理作者在隨後的雙重差分模型(DD)中也比較了這兩組人，看他們在1993年ISF計劃實施後的科研產出有何不同。團隊基金方面則以發表期刊的影響因子作為分組變數(running variable)，分出新的控制組和處理組。

作者使用了Thomson Reuter ISI Web of Science資料庫匹配了各科學家的論文發表情況和工作地點，建立了一個以科學家為單位的面板數據。進而通過RD和DD方法證明了兩種類型的基金對研究人員的發表數量都有積極的影響。個人基金的發放使退出科研的科學家數目減少並且使得研究人員的發表數目增加了一倍，同時減少了沒有退出科研但往富饒地區移民的情況。團隊基金也會增加團隊領導的科研產出並減少退出率，但相反促進了科研工作者向更富饒地區移民。分析表明經濟危機發生後，政府可以通過調動社會資源或提供資助等政策來防止科研隊伍的規模和生產力下降。有效防止「人才流失」能夠對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產生持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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