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千年風雨（一）：衰世與星星之火

原創 2017-09-03 mooncatcher

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西羅馬的都是渣渣。

——某拜占庭不知名人士

前言

對於生活在公元4世紀初的普通羅馬人而言，無論是羅慕路斯與雷慕斯的建城故事，還是王政時代暴君替代暴君的遠古傳說，亦或是帝國的奠基者——英明而勇武的奧古斯都的傳奇身世，似乎已然漸漸消逝在遙遠的地平線上。古典世界的記憶猶存，但新的種子正如雨後春筍般在帝國的土地上萌芽。

誠然，從綠蔭環繞的埃伯雷肯到黃沙漫天的杜拉歐羅普斯，橫貫千年的史詩與傳說依舊在被不斷搬上舞台，埃斯庫羅斯的悲劇與阿里斯托芬的喜劇仍舊被人們津津樂道，荷馬的《伊利亞特》與維吉爾的《埃涅伊德》仍然在帝國全境的學校內被學生們齊聲朗讀著；羅馬，這座「永恆之城」，似乎也將永遠屹立在台伯河邊的七丘之上，恰如灶神廟裡那熊熊燃燒的永恆聖火一般依舊充滿著生機與活力。然而，潛藏在這一切安逸與祥和的外表下的，是一顆新世界的火種，它渾身上下充斥著不羈的野性；此時此刻，它還尚未蘇醒，但它體內的能量已經隱隱然在釋放。

元首制的沒落

自公元3世紀中葉開始，羅馬帝國便陷入了長期的內戰與紛爭。這個被稱為「3世紀危機」的歷史階段在某些方面可以和羅馬共和國晚期家常便飯般的內戰相提並論，因為兩者的目的里都包含著重建一個統一的權威。對於當年的馬略、龐培和凱撒而言，共和政體無疑是阻礙國家發展的一大絆腳石，因此無論是馬略與蘇拉持續數年的圍城戰還是凱撒對龐培和元老院的內戰，其核心目的之一都是為了解決由於共和國急速擴張而同時缺乏權力的集中而導致的各類社會問題 。果不其然，一個叫屋大維的人在公元前27年通過一系列高超的政治運作成功解決了這個問題，以元首製取代已持續了幾個世紀的共和政體，在鞏固第一公民（羅馬皇帝這一概念，其原初含義即是「第一公民」）的個人權力的同時成功的應對了共和體制下難以應對的無業游民問題。羅馬「帝國」這桿大旗總算是撐起來了，這一撐足足便撐了兩百五十多年 。那麼為什麼到了3世紀，帝國的政治權威又再次出現了裂痕甚至導致大規模內戰呢？只因為經過幾個世紀的擴張和發展後，帝國變得太過龐大了，中央政府對於邊疆地區的控制力呈現出逐年衰退的跡象；對於身處羅馬城的皇帝而言，無論是發生在色雷斯的一場暴亂還是爆發在昔蘭尼的一場瘟疫，他都愈發的無能為力。不論雄辯家們如何巧舌如簧地辯駁，羅馬和平（Pax Romana）悄無聲息的結束了。

212年，皇帝卡拉卡拉頒布《安東尼努斯敕令》，給予帝國境內所有出身自由的成年男子羅馬公民權。這一舉動自古以來即飽受爭議，一方面此舉迅速緩解了帝國稅收吃緊的狀況並為羅馬軍隊確保了更充足的兵源，但同時此舉無疑使得有野心的外省人對皇位蠢蠢欲動，為之後的內亂埋下了伏筆。235年，26歲的皇帝亞歷山大·塞維魯在出征期間被軍隊暗殺，此後的幾十年間羅馬皇位如同靈位，皇帝終日生活在被禁衛軍刺殺的恐懼陰影下，各地貴族豪強亦蜂起爭位，篡權者層出不窮，偌大的帝國分裂為高盧、羅馬、帕米拉三部；直至奧勒良（270~275年在位）登基後才經過四年的征戰短暫實現了統一，但奧勒良本人也在凱旋歸來之際被禁衛軍殺死。

三世紀危機對羅馬帝國產生的影響絕不僅僅是皇帝權威的動搖和傳統政治體制的崩塌，它對帝國已經延續了三個世紀的經濟體系亦是一次致命的打擊。自涅爾瓦－安敦尼王朝開始積累的財富轉瞬之間被消耗殆盡，而由戰爭和貨幣貶值導致的惡性通貨膨脹更是幾乎將羅馬的傳統貨幣制度完全摧毀；後來戴克里先接手這個爛攤子的時候，羅馬銀幣（即迪納厄斯）已經變得一文不值而被捨棄。更重要的是，連年的兵荒馬亂使從奧古斯都時代開始自然生長了幾百年的國內貿易網路發生崩壞。過去，萊茵河邊疆區的鐵礦，不列顛和西班牙的羊毛與牲畜，普羅旺斯與阿基坦的酒和橄欖油，安納托利亞的木材與石蠟，敘利亞的乾果，希臘的大理石，以及整個帝國賴以生存的埃及與多瑙河谷的糧食，都被源源不斷的輸入帝國貿易的有機系統內，從帝國的一隅迅速運輸至另一角；如今，隨著這一網路的崩壞，中心化的大規模貿易不復存在，本土化的小規模交易取而代之，西部的地主們由過去的進出口貿易切換到了自產自銷，大量的城市居民也被迫回到土地上為地主打工，放棄部分公民權利而成為半自由的佃農（colonus），這某種程度上也為中世紀經濟模式的到來開闢了道路。另一方面，中心化組織的崩潰必然帶來全國認同感的消退和地方主義的抬頭，這表現在從城市布局到政治義務等各個領域：過去那種大路朝天、矮牆連接著果園、露天劇場映襯著古典神廟的城市景觀逐漸被羊腸小道縱橫交錯、高牆聳立的中世紀堡壘所取代。

戴克里先的改革

就在這一片衰敗與蕭條中，一個來自達爾馬提亞的，此前一直默默無聞的中年人坐上了羅馬帝國最高統治者的位置。如果在這個時候告訴任何羅馬精英這個人未來將會被作為一個改革者和制度創立者而被永載史冊，一定會被當成痴人說夢——對任何當時人而言，戴克里先無非是那一長串不得好死的皇帝名單里的下一個名字罷了。然而，戴克里先剛上台不久就展現出了超凡的政治手腕；他先是在285年的摩拉瓦河戰役中消滅了與他敵對的共治皇帝卡里努斯，又將自己的心腹馬克西米安提拔為凱撒（即副皇帝）並隨後將帝國二分以加強對地方之控制，同時在287年恢復了被薩珊帝國侵佔了三十多年的東亞美尼亞，一時間名聲大噪，被百姓稱讚為「帶來永恆和平之人」。

好像大家長得都差不多？

解決了當務之急的外患後，戴克里先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內憂上，作為一個有實幹精神的人，他立刻忙活了起來。戴克里先非常清楚的意識到，所有試圖從人的層面解決問題的嘗試都註定會失敗，即便雄才大略如奧勒良者還是死在近衛軍的刀下；因此只能從制度層面尋找新的解決方案。戴克里先想到的方法跟古今中外幾乎所有帝王的想法都一樣：加強皇權的中央集權。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戴克里先做了三件事。

此三件事非彼三件事。

——馬克·吐溫（霧）

他首先廢止了自奧古斯都時代沿用至今的對皇帝的「第一公民」（Princeps civitatis）的稱呼，改用「主上」（Dominus）一詞，從共和國時代延續至今的頭銜Primus inter pares（意為「同輩中之首席」）也被一併廢止，這一看似不起眼的改變實則宣告了羅馬元首制的終結和君主制的開端。從此羅馬皇帝便換了一幅面貌，從五賢帝時期溫情默默貼近底層的公民領袖逐漸變成了深居九重權威凜然的集權君主。

戴克里先做的第二件事便是從宗教中尋找支撐皇權的力量。自古以來，凡是缺乏對人民精神世界控制能力的世俗君主，其政權往往都搖搖欲墜，古羅馬也不會例外。戴克里先敏銳的察覺到這一點，並立刻開始圍繞自己進行一場轟轟烈烈的造神運動。此前幾個世紀的皇帝們最多對公民宣稱自己為朱庇特的代言人而承認自己為肉身凡胎，但戴克里先毫不客氣的表示：我即是神，我的意願即是神的意願，我可不需要什麼代言人替我傳達消息，全國的子民們應當直接向我獻祭和敬奉。若擱在一百多年前，戴克里先的這種做法不會受到太多的阻礙，然而此刻已經今非昔比，一個重要的變化已經悄然發生。三世紀的動蕩局勢對羅馬人的信仰產生了不小的衝擊，生活的苦難與艱辛使得很多人開始放棄傳統多神教的信仰而轉而尋找新的精神寄託，而此時此刻最具吸引力的無疑是基督教；基督教徒雖然在此前兩百年一直受到羅馬政府的各種程度的迫害，但這些迫害本身並不涉及到和某個皇帝的私人恩怨。可是戴克里先宣稱自己為神這一舉動無疑使得他與基督教的矛盾演化為了一場你死我活的生存較量——基督教的勝利必然意味著我的徹底毀滅，因而他毫不留情的開始了可能是羅馬帝國歷史上最後一場針對基督教的大規模鎮壓。

戴克里先所做的最後一件大事則是對經濟體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自奧勒良開始的每一代羅馬君主都面臨著來自惡性通貨膨脹的巨大壓力，每一代君主也都結合各自情況嘗試摸著石頭過河，但鮮有成功之先例。戴克里先起初信心滿滿，他發行了數種新貨幣以替代半死不活的迪納厄斯，並大量收繳公民手中的貴金屬以彌補鑄造新錢的差價；然而貨幣面值與鑄幣成本之間的漏洞很快變得難以填補，他不得不開始加稅，卻反而導致了更嚴重的通貨膨脹。戴克里先又不得不開始通過行政手段管控物價，然而頒佈於301年的《限價法令》很快就被證明是一張廢紙，不僅無法解決問題反而激起各地的反抗。焦頭爛額的戴克里先尚未能喘上一口氣，就得知了另一個壞消息：他在帝國東部發動的對基督教的鎮壓不僅未達效果，反而導致大量人口對基督教心生憐憫而紛紛伸出援手，甚至主動加入。在尼祿的時代，羅馬政府尚能通過散布各類關於基督徒的謠言（比如基督教徒生吃人肉，生喝人血）以達到抑制其發展壯大的目的；然而經過了兩百年，這些謠言再無任何效力，反而成為帝國政府殘暴不仁的象徵。戴克里先望著他偌大的帝國，彷彿能夠聽見大理石神殿崩塌的巨響，如同喪鐘般為朱庇特送行；他明白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折騰，他終究還是輸了，而且輸的如此徹底——基督教的烈焰席捲整個地中海世界，經濟危機的泥潭繼續困擾每一個普通羅馬人，而不遠處的地平線上野蠻人正虎視眈眈。或許他唯一能聊以自慰的是他留下的這套政治制度，四帝共治的偉大創舉，終結了從亞歷山大·塞維魯開始的政治動蕩，打造出了一套新的皇權系統，使帝國重歸統一；有此功績，他也能含笑九泉了吧。

可惜，古典時代晚期是一個大變局的時代，動蕩的時局總是給每一個人帶來意外，戴克里先也不例外。公元305年（這一年在中國正值八王之亂尾聲，東海王司馬越起兵西征，華北戰亂紛飛），已經年過六旬的戴克里先宣布退位，回達爾馬提亞老家種捲心菜去也，也預示著羅馬帝國最後一次系統性壓制基督教嘗試的失敗。戴克里先原本以為這一套制度天衣無縫，卻漏算了一個重要節點：繼承人問題。在四帝共治體系下，東西羅馬帝國各有一個正皇帝（奧古斯都）和一個副皇帝（凱撒），而唯有正皇帝亡故或退位時，副皇帝才能繼位，且任何登基為正皇帝的人都必須先在副皇帝的位置上積攢執政經驗。不得不說這套制度頗具現代憲政國家的一些思想特點，在那個講究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時代里是具有先知意義的存在；但也正因為這套制度的超前性，它必然無法適應它所處的時代而迅速走向滅亡。對於沒有兒子的戴克里先而言，他大可以大公無私的從全體貴族和將領中選擇他看重的繼承人，但是他的同僚馬克西米安和君士坦提烏斯都是拖家帶口的人，他們的兒子絕對無法接受這種荒唐安排：我爹是皇帝，我就理應在我爹百年之後繼承皇位，憑什麼去外面找個職業經理人來給我們公司看攤？他算哪根蔥？好巧不巧，這兩個人的兒子還都很爭氣：君士坦提烏斯的兒子君士坦丁在隨父出征的過程中收穫了軍隊的支持，在他父親死後不久即在不列顛被推上了皇位；馬克西米安的兒子馬克森提烏斯則在羅馬城被一群不滿現狀的官員推上了皇位，並且成功在亞平寧半島站住了腳跟。一瞬間，帝國境內竟出現了六個皇帝，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曉得，一場血腥的內戰已經不可避免，好不容易恢復了統一喘息了二十年的羅馬帝國又將被捲入內亂的暴風雨中。

戴克里先的遺產

儘管戴克里先的改革大多失敗，他長達二十一年的統治依舊給羅馬帝國留下了一大筆遺產。作為一個從三世紀危機的廢墟里走出來的皇帝，戴克里先對軍隊和貴族始終充滿了猜疑和排斥，因此他在統治期間幾乎不在羅馬城做任何停留；他將自己的宮廷設在尼科米底亞（今土耳其伊茲密特），並頻繁往來於阿爾勒、米蘭、塞薩洛尼基和安條克等城市間，使得這些城市的政治地位上升並成為新的帝國政治中心，進一步孤立和邊緣化在羅馬的元老院貴族和禁衛軍集團。而在整體上，戴克里先時代的羅馬帝國已經顯現出西弱東強的大趨勢，帝國西部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蹂躪已然是殘破不堪，大量的農田被荒蕪，鄉村蕭條；而在東部，一批新的市鎮湧現出來，市場活力得以恢復，古典的希臘文化開始迎來一輪復興。戴克里先在應對物價飆升時曾頒布法令限制社會階層與行業間的自由流動，規定務農者世代務農，手工業者世代做工；這一法令雖然在帝國全境同時推開，但在西部產生的影響尤其深遠，本質上為之後在歐洲延續上千年的封建世襲體系開了理論先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戴克里先在強化皇權統治的過程中也向東方世界借鑒了許多方法，比如大規模的蓄養宦官就是自他而始。從此宦官在羅馬帝國，乃至之後的拜占庭帝國歷史上都將上演精彩的表演，這當然是後話，不在此篇里多做討論。

下一回，我將重點談到君士坦丁一世的崛起、君士坦丁堡的奠基、以及基督教的悶聲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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