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克：關於馬基雅維利的三個觀察｜城與邦

01-27

譯者｜無明

簡介｜政治哲學愛好者

興趣｜政治哲學

校對｜黃麒瑄

編者志

　　捷克新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卡萊爾?科西克（Karel Kosík，1926-2003），代表作《具體的辯證法》（1963）。本文〈關於馬基雅維利的三個觀察〉（1969），是科西克在布拉格之春期間所做的宣傳短文，他主張藉由馬基雅維利，我們必須明了何謂政治家的本事，看穿政治與文化背後的真正的問題——政治應該依賴誰、以及依賴什麼樣的社會。

　　本文譯自Julianne Clarke英譯的〈Three Observations on Machiavelli〉，收錄於James H. Satterwhite編的卡萊爾?科西克論文集《現代性的危機》（The Crisis of Modernity）。

▲卡萊爾?科西克

一

　　馬基雅維利是一位解謎者，但是問題是在於當我們對其作品進行解釋之時，我們自己是否沒有受其迷惑。馬基雅維利已經得到過了最多樣化的閱讀和解釋，並被認定為一切可能性的先驅：民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直接民主制、多元主義民主、極權主義，等等。首先，我們必須自問，如果我們對以上這些術語的使用超出了它們各自的起源和有效性的界限，還能否保證這些術語不會被曲解和神秘化。比如說，根據馬基雅維利已預料到經驗上的民主是虛假意志的表現，我認為這概念化未能為它自身充分地闡明方法論，從而，阻礙（我們）接近過去的認知模式（understanding）的道路。

　　探究馬基雅維利出發點和最終目的，首要之務在於仔細探究集中體現其思想的基本概念，比如：virtù（德性），fortuna（機運），necessita（必然性），occasione（機會）。因此，每一種對馬基雅維利的考察必須，開始於這些概念以便澄清它們的脈絡（context）和意涵（significance），然後藉由當代的－歷史的（temporal-historical）、社會學的和哲學的分析來實現那些批判。只有經過了這個過程，當我們搞清了這些作品的基礎結構，我們才有可能進一步分別次要問題或者開展歷史學比較。

　　如果我們從virtù與fortuna之間的內在關聯開始分析，那麼我們幾乎無法為「馬基雅維利主張政治（只不過）是人的發明」的詮釋進行辯解。這樣一種解釋可能會受到，強調能動性、知覺、目的等諸如此類的推崇歷史思想和理論的激勵，但是，這一訴求使得我們自身陷於當世情景的羈絆，進而將自身的片面性遷移到其他時代。遵照馬基雅維利的觀點，政治包括自由創造和自發能動性兩個方面，同時還包括既定的環境、機運的逆轉和命運的轉變；所以政治在字詞的廣義上是一場瞬息萬變的博弈/遊戲（game）；一組玩家、其他組玩家與敵對玩家間的衝突事件，而非自由民的創造。作為一場遊戲的政治，不能被看作是一場提前預設規則，於其中一種策略對抗另一種策略的國際象棋；政治是一種這樣的事件，它的進程為遊戲規則提供了一個框架，其中變幻布局的是統一行動與情景、拼搏與命運、目標意志與運氣。

　　在《具體辯證法》中，我將馬基雅維利與培根聯繫在一起，因為兩者都實踐了現實的去神聖化（desanctification）。一人實現了自然的世俗化，從而為現代科學與技術的起源制定了準則，同時，另一人建立了人和統治者神秘外衣（demystification）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然後這些倡議使得現代政治的起源與浮現成為可能。但是，要證明某位獨特思想家的偉大同時意味著要提出問題，他作品中哪部分是歷久彌新的他的著作中哪些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enduring）、哪些是或可能過眼雲煙的（transitory）？馬基雅維利政治概念化的革命性一面與此同時也是一個挑戰：它是或不是一種政治可能的新的、或不同的概念，一種基於對人與世界、歷史與自然的新的理解之上的概念？

▲《具體辯證法》平裝本

二

　　一些古老且獨立於馬基雅維利的東西常常與他的名字聯繫在一起：欺詐、變節、背叛與謀殺。

　　任何參與政治的人必須意識到他自己正要去往何處以及身處何處。他進入了一個他可能受到背叛、侵犯、欺騙、拉攏及諸如此類的境域之中，但是作為一位政治家他必須對此有充分估計。政治是一場遊戲，謀殺、陰謀和背叛時常出現，作為相敵對的參與群體中的一員，他必須行動高效且成功。一個人可能持有如下倫理準則進入政界，自欺說，我敢於不做一名罪犯、一名敵對者（enemy occupier）或者一名叛徒；但是，只有我在政治上明了了這些現象及知道如何對付它們的時候，我才會這樣做。通常，政治與道德的關係被這樣的一種方式加以解釋：一位在政治中有道德的人必定同時會被認定為天真、迂腐、輕信等等。但是，如果我們對倫理與政治的關係進行分析，認定這種精神氣質（ethos）只有在邦國（polis）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政治中道德的出現和重申實際上就是遠見卓識、鑒別力、批評的能力、眼界等等。馬薩里克[1]著名的論斷指出：如果說馬基雅維利主義不適合弱小民族（nations），那麼僅僅意味著弱小的民族不能達到充足的精明/狡猾。這位精明/狡猾之人必須不能再是一位聖賢（sage）。在這一方式中，糊塗和易受騙定不會被看作智慧。換句話說，在傳統理解的政治中的道德會被視作軟弱或者是軟弱的表徵。然而，政治中的道德應該高於所有對洞察力、遠見卓識、智慧以及批評精神的掌控。

　　政治家必須有能力去觀察和識別，而不是受到意識形態幻象的迷惑。受到意識形態幻象的迷惑意味著看不穿以及受到自欺欺人的框架的操控。儘管大軍在國境線集結，但是統治者因受到意識形態幻覺的深刻束縛和蒙蔽，這樣集中的軍力仍不能使他將其看對是對民族主權的威脅，那麼，因此，不能以一種適當的模式採取行動。只有免疫了神秘化的危害的政治家，也就是看穿敵對玩家的意圖與意識形態的政治家才能達到他所處時代的最高水平。

▲哈維里切克

三

　　哈維里切克（Havlí?ek）[2]是我們當中第一位對馬基雅維利表達關注的人。這一事實並非巧合。真正的現代捷克政治開啟於哈維里切克和帕拉斯基（Palacky）[3]。哈維里切克——就像為人所知的——實現了非神秘化，遵循現實並毫不感情用事（sentimentality）。他不僅是那知名論斷的作者——我們必須創造「誠實的政治」——這一聲明在當時展現了道德主義，在那個時代深刻地洞悉了真實的社會力量而且叩問為了實現誠實，政治應該依賴誰、以及依賴什麼樣的社會區域。

　　次要的評論：作為中歐政治人民議題的「捷克問題」包含一系列的政治、文化、公共生活、教育等複雜關係，除此之外民族生活的整體顯著特徵表現為極端的孱弱。

　　到目前為止，的確，發達的文化與欠發展的政治、文化發展與政治的滯後之間相牴牾仍沒有得到解決——因此政治沒有達到它所處時代的最高水平且沒有能力支撐起這個民族的脊樑。

譯註

當指Tomá? Garrigue Masaryk (1850–1937)，捷克的奧匈帝國和捷克斯洛伐克時期的政治家、社會學家、哲學家以及捷克斯洛伐克首位總統和奠基人。
卡雷爾·哈維里切克（Karel Havlí?ek）是一位活躍於十九世紀中葉的捷克媒體人，1846年起擔任「布拉格新聞」的編輯，致力於宣揚自由和捷克政治認同。
Franti?ek Palacky（1798–1876) 是捷克歷史學家和政治家，是捷克民族覺醒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被尊為捷克的「國父」/「民族之父」（Father of the Nation）。作為捷克十九世紀最為傑出的政治人物弗蘭基謝克·帕拉茨基，曾為了抵抗「普世的俄羅斯君主國」，在一封著名寫給法蘭克福革命議會的信件中為哈布斯堡王朝的長期存在做辯解，他認為這是抵擋俄國的唯一屏障，抵擋「一股如今已然成為龐然大物的力量，這股力量已非任何西方國家所能匹敵。」帕拉茨基就俄羅斯的帝國野心做出警示，它渴望成為一個「普世的君主國家」，這就意味它試圖支配全世界。「一個普世的俄羅斯君主國，」帕拉茨基寫道，「將會成為一場巨大的且難以盡述的災難，一場無法估量的無盡災難。」（引自米蘭·昆德拉：《中歐的悲劇》（陳通造/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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