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鱷魚手記》：女同性戀身份探尋的動物寓言

邱妙津的同性愛情物語《鱷魚手記》告訴我們，我們每個人都是偽裝成「人」的鱷魚，在人類社會孤獨和受壓迫的命運中不斷尋求著身份認同，並用獨創的方式定義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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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ri Larissa Heinrich

翻譯：任靜

校對、編輯：xd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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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同性戀婚姻平權遊行在台北市爆發。遊行人群湧入城市主要街道，還將總統府圍堵了個水泄不通。台灣媒體十分賣力地報道了遊行狀況：通過明星訪談、電視辯論、直播等方式，鏡頭不斷展示著諸如彩虹旗盛典、親吻的同性伴侶、有愛的老年同性伴侶與面露自豪前來支持的父母的場景。筆者執筆時，台灣14名最高法院法官組成的陪審團正在聽審一樁民事案件，而這樁案件很可能促成台灣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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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台灣爭取同性婚姻的遊行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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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台灣社會及媒體對同性戀的認同過程並非一帆風順。三十年前，台灣經歷了一場重大的政治轉變：在經歷了連續的壓迫統治後，台灣於1987年解除戒嚴令，它在國際市場上的份額也不斷激增，這給島內的社會和文化生活帶來了巨大震撼。戒嚴令解除後的幾年間，台灣多元文化發展繁榮，有文化的城裡人，直接接觸到了來自日本、歐洲以及美國的種類空前繁多的文學與電影。大量關於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環保主義和原住民權益的新的文化辭彙也為人們所知。在這場文化爆炸中也凸顯出一種現象，即學者馬嘉蘭（Fran Martins）在其《定位性相：台灣小說、電影與公眾文化中的酷兒再現》中描述的 「越軌性向文學」 （the literature of transgressive sexuality）的興起。馬嘉蘭指出，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台灣，「黃金時段的電視新聞、新聞雜誌和綜藝節目最痴迷於報道這種聳人聽聞的恐同題材。」 以至於」同性戀的意象在90年代的台灣已經成為一種具有高娛樂價值的商品，它對於觀眾的吸引力是不證自明的，而且是高收視率的保證「。1993年的一場臭名昭著的媒體醜聞中，一名台視新聞記者潛入台北市一家女同酒吧，用隱藏式攝影機拍下了酒吧多名女客，畫面隨後在台視晚間新聞中播放。馬嘉蘭指出，「配上記者的恐同評論」，這些畫面的播放「使當中幾個女客向家人『被出櫃』，這給她們造成了重大災難。」台灣媒體對於越軌性取向場面的執迷便由此開始。

當時的台灣正處於文化生活大爆炸的頂峰，媒體對於越軌性取向的關注不斷升溫，正是在此時，26歲英年自戕的著名小說家邱妙津走入了公眾的視線。在她短暫卻令人難忘的寫作生涯中，台灣社會萌生了與今天相似的討論，這些討論推動了如今台灣強健的LGBTQ平權運動。邱妙津早期著有同性情愛作品《柏拉圖之發》，後期作品以其書信體自殺回憶錄《蒙馬特遺書》而告終。1994年出版的《鱷魚手記》是她的第二部作品（許博理翻譯的英譯版在2004年由《紐約評論叢書》出版）。不論從個人還是文學角度來看，《鱷魚手記》都具有歷史性的意義：中文中對女同性戀者的主要稱呼，便來自於小說主角的昵稱「拉子」（讀作la-za）；小說也包含了定義台灣女同身份政治的重要篇章。「我是一個會愛女人的女人」，講述者拉子這番告白自己性向的話語，標誌著台灣酷兒笛卡爾時刻（Cartesian moment）的到來。在未獲主流文學獎項之前，《鱷魚筆記》已為邱妙津帶來了台灣及世界其他中文地區地下酷兒團體的熱烈追捧。邱妙津的許多作品得到了譯介，對於英語國家的讀者而言，這是對她在當代酷兒文化與中文文化圈中重要地位的認可，也反駁了以西方白人（尤其是白人男性和英語母語者）普世價值主導的LGBTQ的解放故事。

《鱷魚手記》的敘事由兩條不同的螺旋線組成。主線沿拉子對大學生活的直覺軌跡展開，文位元組奏上讓人聯想到伊麗莎白·伍茲爾的《百憂解王國》（Prozac Nation）。敘事從拉子在著名的台灣國立大學的第一天開始，以她孑然一人參加畢業典禮結束，中間記敘了她縱酒、性實驗、以及對羞恥感、怪胎以及性向的黑暗沉思。這種第一人稱敘事穿插書信體片段的形式，帶領觀眾走近拉子與另一位女學生水伶洶湧湍急的愛戀，與一位比她稍稍年長的女性小凡的全部感情生涯，以及和一對男生（性情多變的夢生和夢生陰鬱的愛人楚狂）與一對女生（充滿活力的吞吞和吞吞時斷時續的愛人至柔）的深厚友誼。雖然小說還是不如白先勇的《台北人》更接近詹姆斯·喬伊斯的《都柏林人》，但它細微的人物刻畫和插敘結構，營造出一種近乎喬伊斯式的質感。邱妙津一定很熟悉白先勇的這部1971年的小說。（白先勇在1983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說《孽子》通常被廣泛認為是台灣的第一部男同性戀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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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妙津在巴黎 圖片來源：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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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邱妙津的大部分作品那樣，《鱷魚手記》的情節可能讓人覺得比較難讀。小說記敘了拉子的糾結與心事重重，青少年時期記日記的人，都會熟悉這份焦慮和自我關注。小說把讀者帶入到作者痛苦和誠懇的內省之中，同時也構成了這種體裁的危險之處。即便是半自傳式的作品，也需要一個「你」作為敘述的對象。在某一點，敘述者回憶起與水伶早期的友誼，認為那是「一種秘密約會, 但約會的對象並不知是約會。」這句話同樣可以被用來描述這部小說。告解的親密感與敘述者的單盲，可能讓你意識不到作為一名讀者，你已被構建為小說中的「人物」之一了。這種角色的反轉，讓你變成小說的親密客體，成為邱妙津應徵的告解對象。這本回憶錄中，這種溝通媒介中的情感的轉移（或者情感的誤置）可能讓人感到不適，但它卻是作者標誌性的文學成就之一。小說引用了大量文化典故，從電影《憂鬱貝蒂》、《娃娃谷》到小說《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再到作家安部公房、讓·惹內和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這是閱讀的又一重挑戰。讀者被她鼓點般密集的超文學素養敲擊，又意識到她的奇才與自我毀滅的慾望。也許把邱妙津稱為台灣的大衛·華萊士並不為過。

邱妙津被如此多的人熱愛，並被收入高中課本、搬上舞台、甚至被其他小說家虔誠地引用，自然有其原因。如果你懂得去發現，就會在所有邱妙津的作品中，找到一種濃密茂盛的美感。比如在《鱷魚手記》中，主人公感情傾注的真正對象並不是一位情人，而是台北這座城。如同《蒙馬特遺書》中的巴黎，小說中的台北也擁有一種電影般的質感。相比小說中對台北慷慨深情的描寫，它對人類愛慕對象的描寫就顯得斷簡殘篇。拉子承認自己「沒有能力來描寫」情人小凡，可她對台北的描繪，74路公交車行程中逐漸顯露的城市中那「輝煌的街景、夜晚扭動的人影，華麗而靜抑」，流露出她對台北的迷戀。同時，《鱷魚手記》中也傳達了對性別、性向的一種全新的可能性的難以抑制的興奮。這為小說增加了一種令人振奮的緊迫感。在當今社會，婚姻平權已成為LGBTQ解放運動的衡量標準。但在當時，這種性別與性向的可能性還未被固化為如今人們對婚姻平權的執迷（我這麼說，並非懷念過去，而是對異性戀中心價值標準大量出現在婚姻平權運動中的擔憂。我們不能用異性戀的正統價值觀來作為同志平權的標準。在國家的監控下，似乎人們情感生活的快樂僅僅來自於能否獲得政府的認可）。比如，在書中，拉子、夢生、楚狂三人一致同意性別二元存在缺陷，拉子解釋道：

兩個人類，互相吸引。因著什麼呢？[...]因著陰陽互生的兩性，或某種不可說的魔魅。但人們說是器官結構，陰莖對陰道，胸毛對乳房，鬍鬚對長發。陰莖加胸毛加鬍鬚規定等於陽，陰道加乳房加長發規定等於陰，陽插進陰開鎖，賓果生出孩子。只有賓果聲能蓋成棋盤格，之外的都去陰去陽視做無性，拋擲在「格線外」的滄浪，也是更廣被的「格線間」。

在論證了性別二元論可憎的不足之後，三個朋友的第一反應是給傳統性別區隔的公共衛生間畫上句號。「咱們三個去性化相處好不好？」夢生這個提議深得拉子的心，「畢竟三個人都被性別這頭箍得變形，每個人多少都會。[…] 嗯，我們可以組成『無性化共榮圈』，專營衛浴設備好了！」雖然三位朋友革命性的想法沒能立刻實現，但他們對於性別問題的討論異常精準地預示了當代的某些抗爭。

除此之外，小說中還有隻說起話來十分可愛的鱷魚。這有什麼讓人可不喜歡的呢？書中關於拉子的段落沉重陰鬱，但另一條敘事線則以相對輕快的筆調穿插描寫了一隻卡通式的、經常害羞的鱷魚的日常生活。它喜歡做夢，時而煩惱，愛吃點心和看電視。儘管大多數的鱷魚沒有天敵，但小說中的大眾媒體圈卻對鱷魚異常著迷，經常報道被發現的鱷魚，臆測隱藏在都市中的鱷魚都愛吃些什麼、如何生殖，以及辯論它們應該被保護起來還是被掃滅掉。小說里的同名鱷魚因為擔心暴露身份，靠「人裝」將自己隱藏起來。它生活在一間不起眼的地下室，為了不引起人懷疑，不敢在甜品店多買太多奶油泡芙（奶油泡芙自然是鱷魚最愛吃的點心）。書中以詼諧的語調描述了年輕的酷兒第一次參加「同志」活動時表現出的尷尬和恐懼。這隻隱居的鱷魚不認識其他同類，當看到秘密鱷魚舞會的傳單，竟興奮得睡不著。它鼓足勇氣走進舞會地點：

鱷魚 […] 低聲問他們：「大家都是鱷魚嗎？」服務生微微點點頭，鱷魚害羞得想鑽進簽名桌底下 […] 鱷魚最後感受到如家般的溫暖。鱷魚想，怎麼每個鱷魚都把「人裝」穿得緊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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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鱷魚手記》和它的英文版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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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對鱷魚存在的臆測的狂熱不斷升溫，直到鱷魚幾乎被哄騙上鉤，要在一群熱切的旁觀者面前褪去人裝。此時拉子介入，把鱷魚拖回了自己家的地下室避難。在這裡她跟鱷魚一起拍攝了一卷帶子，後來交給台視播出。小說的最後描述了片子的帷幕：鱷魚坐著燃燒的浴盆飄向大海，旁白則引自英國男同志導演德雷克·賈曼的電影《花園》：「我無話可說。」

文學史上描寫過很多諸如貓、螳螂這類會說話的動物，但《鱷魚筆記》則頗為新穎。一方面，它使用了大量動物隱喻來刻畫拉子的心理：在整部小說中，我們先後邂逅了獵豹、獅子、老虎、蜥蜴、臭鼬、野豬、蝸牛、水蛭、刺蝟、豬、雙殼類動物、甚至還有一隻半人馬。（朋友里最懂拉子的吞吞學的正是動物學，這並非偶然）但在這部心理描寫式的動物寓言中里，出現了一隻非常獨特的文學動物。讀者看到的不是一個性格陰鬱，在房間里日漸頹廢的格里高爾·薩姆莎（卡夫卡《變形記》中的主人公，後來變成了一隻甲蟲——譯者注），而是一隻機智可愛的鱷魚，喜歡在勞碌一天回到家後：

扭開電視機，看夜間新聞有關鱷魚的報導，邊坐在地下有滑輪的浴缸里用海綿塊洗澡。手從小茶几上拿一罐罐頭，把包住牙齒的牙罩整個拿下來，利用前門的尖牙在罐頭上鑽兩個洞。它的尖牙是小長貝螺形，光滑，摸著會有輕癢感。齒套罩上後，恢複復成排平整的正常樣式。鱷魚喜歡用前端削尖的吸管，插在罐頭裡吸食，在水裡玩一隻綠色的塑膠鱷魚，低頭用兩手擠鱷魚的肚子，「唧」一聲，水噴到鱷魚臉上。

小說中拉子被恥辱感吞噬時，鱷魚卻慢慢開始接受自己身份。當拉子認為自己是「拉格維斯特筆下醜惡畸形的侏儒，塞在頸口細窄的小瓶中，隔著玻璃變得誇張的五官，緊貼著瓶擠眉弄眼」時，鱷魚則開始培養著自己作為「天生的演員」的才華。早在視頻播客出現的幾十年之前，鱷魚就看到了它的潛力，它只允許拉子透過攝像機的取景器同自己說話。當拉子不在時，鱷魚也會錄下視頻消息，沉思道，「 [這算是一種] 溝通方式？我大概是歷史上發現這件事的第一個人。」拉子或許覺得自己的身份不由自己控制，但是鱷魚不斷增長的自信卻暗示著酷兒定義自己的一個更有力的媒介。作為拉子的第二自我，鱷魚運用自己的媒體洞察力，以自己獨創的方式來定義著自己。

在慶祝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全球報道同志權益的話語中，我們可能忘記了，對於許多酷兒來說，找到自己歸屬的社區、享有包括心理健康在內的醫療服務以及在恐同暴力發生時得到庇護依然十分重要；種族、經濟、文化與性的多重壓迫威脅著他們當中很多人的生命。對於一個身份即假扮（假扮異性戀，或假扮另一性別）的人，戴上一層層的面具只是一種求生手段。特別是在同志權益與國家利益捆綁在一起的今天，邱妙津看似黑暗的作品有力地挑戰著人們對同志權益狹隘的樂觀。《鱷魚手記》提醒我們，每個人身上都住著一隻鱷魚，互聯網就是當今鱷魚們首選的媒介。

Ari Larissa Heinrich 任教於洛杉磯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文學院。他翻譯的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在2015年由《紐約評論叢書》出版。他的下一部作品《Chinese Surplus: Biopolitical Aesthetics 》，從藝術角度探索了人類身體在生物科技的年代如何獲取社會價值。

原文鏈接：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consider-the-crocodile-qiu-miaojins-lesbian-best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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