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馬爾克斯遇見海明威

1957年的加西亞·馬爾克斯還是一個無甚名聲的年輕記者，雖然出過一本書，得過一個文學獎，但按照他自己的描述，那時的他懵懂迷茫，不知人生應當去向何處，在巴黎漫無目的的飄蕩。對於寫作他充滿興趣但不得要領，只得在兩位北美文學巨擘的作品中反覆搜尋進階的路徑，一位是福克納，一位是海明威。在他的眼中這二人風格迥異甚至稱得上南轅北轍，但是作為一個貪心的年輕人，卻捨不得拋棄其中任何一種。

但這種自相矛盾的閱讀偏好在一個春天的下午偶然地終止了，原因是年輕的馬爾克斯在巴黎街頭偶然遇到了兩位偶像中的一位。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迷弟碰見了idol。馬爾克斯事後回憶這一場景時覺得自己被分成了兩個角色，他拿不準應該表現得更像一個記者還是更像一個粉絲。慌亂之中他像人猿泰山一般將雙手圈在嘴巴前，用蹩腳的英語向街對面的海明威大喊「大——大——大師！」而海明威則嫻熟地表現出文學偶像應有的姿態，向馬爾克斯喊了一聲「再見，朋友！」

這是兩位20世紀文學巨匠的第一次相遇，也是最後一次，四年後，海明威用獵槍自殺身亡。這次偶然的相遇就此徹底改變了馬爾克斯的文學生涯，他從此放棄效仿福克納「發人深省、熱情和瘋狂」的感性寫作風格，開始傾心於海明威嚴謹規律高度重視技術訓練的寫作習慣。1981年，在海明威逝世20周年之際，馬爾克斯以那次偶然相遇為開頭，在紐約時報撰文紀念自己畢生的偶像。

對於海明威而言，這無疑是一份意外而珍貴的禮物。一個無心的舉動卻影響了另外一個人的一生，這種人生體驗無疑是令人感慨而羨慕的，也難怪這個故事成為無數青年的談資。不過，很難說在這次偶然相遇中，海明威和馬爾克斯誰才是更幸運的那一個——海明威意外地收穫了一個能夠發現他最珍貴動人之處的人，而馬爾克斯是否能夠遇到這樣一個人，卻是另外一回事了。

《談海明威》

文 | 加西亞·馬爾克斯

我一眼就把他認出來了，那是1957年巴黎一個春雨的日子，他和妻子瑪麗·威爾許經過聖米榭勒大道。他在對街往盧森堡公園的方向走，穿著破舊的牛仔褲、格子襯衫，戴一頂棒球帽。惟一看起來跟他不搭調的是一副小圓金屬框眼鏡，彷彿很年輕就當上祖父似的。他已經59歲了，體格壯碩，想不看見都不行，他無疑想表現出粗獷的味道，可惜沒有給人這種感覺，他的臀部很窄，粗糙的伐木靴上方是一雙略顯瘦削的腿。在舊書攤和索邦大學出來的大批學子當中，他顯得生氣蓬勃，想不到四年後他就去世了。

好像總是這樣，在一剎那間，我發現自己被分成了兩個角色，而且在相互競爭。我不知道該上前去請他接受訪問，還是過街去向他表達我對他無限的景仰。但不管怎麼做對我來說都很不容易。當時我和現在一樣，說得一口幼稚園英語，也不清楚他的鬥牛士西班牙語說得怎麼樣。為了不要破壞這一刻，我兩樣都沒做，只像人猿泰山那樣用雙手圈在嘴巴外面，向對街的人行道大喊：「大——大——大師！」海明威明白在眾多學生中不會有第二個大師，就轉過頭來，舉起手用卡斯蒂亞語像小孩子似地對我大叫：「再見，朋友！」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他。

當時我28歲，是報社從業人員，在哥倫比亞出版過一本小說，得了一個文學獎，可是仍在巴黎漫無目的地飄蕩著。我景仰的大師是兩位極為不同的北美洲小說家。當年他們的作品只要出版過的我一律沒放過，但我不是把他們當作互補性的讀物，而是兩種南轅北轍截然不同的文學創作形式。一位是威廉·福克納，我一直無緣見到他，只能想像他是卡爾迪埃·布勒松拍的那張著名肖像中的模樣，在兩隻白狗旁邊，穿著襯衫在手臂上抓癢的農夫。另一位就是在對街和我說再見，立刻又消失在人群中的人，留給我一種感覺，曾經有什麼已經出現在我的生命里，而且從來沒有消失過。

不知道是誰說過，小說家讀其他人的小說，只是為了揣摩人家是怎麼寫的。我相信此言不假。我們不滿意書頁上暴露出來的秘訣：甚至把書翻過來檢查它的接縫。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把書拆到不能再拆，直到我們了解作者個人的寫作模式，再裝回去。但這樣分析福克納的小說，就未免令人氣餒，他似乎沒有一個有機的寫作模式，反而是在他的聖經世界裡瞎闖，彷彿在一個擺滿水晶的店裡放開一群山羊。分解他的作品，感覺就像一堆剩下的彈簧和螺絲，根本不可能再組合成原來的樣子。對比之下，海明威雖然比不上福克納的發人深省、熱情和瘋狂，卻嚴謹過人，零件就像貨車的螺絲一樣看得清清楚楚。也許就因為這樣，福克納啟發了我的靈魂，海明威卻是對我的寫作技巧影響最大的人——不僅是他的著作，還有他對寫作方法與技巧的驚人知識。《巴黎評論》登的那篇他和喬治·普林頓歷史性的訪談中，他揭示了一套和浪漫時期創作理念相反的說法：經濟的不虞匱乏和健康的身體對寫作有幫助；最大難題就是把文字配置妥當；當你覺得下筆不如過去容易，應該重讀自己的作品，好記起寫作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要沒有訪客和電話，哪裡都可以寫作；常有人說新聞會扼殺一個作家，其實正好相反，只要能趕快把新聞那一套丟開，倒可以成就一個作家。他說：「一旦寫作上了癮，成為最大的樂趣，不到死的那天是不會停筆的。」最後他的經驗發現，除非知道第二天要從哪裡接下去，否則不能中斷每天的工作。我認為這是對寫作最有用的忠告。作家最可怕的夢魘就是早上面對空白稿紙的痛苦，他這番話無異於一貼萬靈丹。

海明威的作品全都顯現了他如曇花一現般燦爛的精神。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對技巧那種嚴格的掌控所建構出的內在張力，在長篇小說廣泛而冒險的範圍中無法維繫下去。這是他出類拔萃的特質，也是他不該企圖逾越的局限。就因為如此，海明威的余文贅語比其他作家的更顯眼，他的小說就像是寫過了頭、比例不相稱的短篇小說。對比之下，他的短篇小說最大的優點就是讓你覺得少了什麼，這也正是其神秘優美之所在。當代大作家博爾赫斯也有同樣的局限，但他懂得不要貿然逾越。

弗朗西斯·麥康伯一槍射死獅子，可以說給讀者上了一堂打獵課，但也正是寫作方法的總結。海明威在一篇短篇小說中描寫一頭來自里瑞亞的公牛，從鬥牛士胸前擦過，又像「轉角的貓」似地快速跑回來。容我斗膽一言，我相信這樣的觀察，就是那種最偉大的作家才會冒出來的傻氣小靈感。海明威的作品充滿了這種簡單而令人目眩的發現，顯示此時他已經調整了他對文學寫作的定義：文學創作猶如冰山，有八分之七的體積在下面支撐，才會紮實。

對技巧的自覺無疑是海明威無法以長篇小說著稱、而以較工整的短篇小說揚名立萬的理由。談到《喪鐘為誰而鳴》，他說並沒預先計劃好故事架構，而是每天邊寫邊想。這用不著他說，看也看得出來。對比之下，他那些即興創作的短篇小說卻無懈可擊。就像某個5月天因為暴風雪，使得聖伊西德羅慶典的鬥牛表演被迫取消，那天下午他在馬德里的自助式公寓寫了三個短篇小說，據他自己跟喬治·普林頓說，這三篇分別是《殺人者》、《十個印第安人》和《今天是星期五》，全都非常嚴謹。照這樣說來，我個人覺得他的功力最施展不開的作品是短篇小說《雨中的貓》。

雖然這對他的命運似乎是一大嘲諷，我倒覺得他最迷人最人性的作品就是他最不成功的長篇小說：《過河入林》。就像他本人透露的，這原本是一篇短篇小說，不料誤打誤撞成了長篇小說，很難理解以他如此卓越的技巧，會出現這麼多結構上的缺失和方法上的錯誤，極不自然，甚至矯揉造作的對話，竟然出自文學史上的巨匠之一。此書在1950年出版，遭到嚴厲批評，但這些書評是錯誤的。海明威深感傷痛，從哈瓦那發了一封措詞激烈的電報來為自己辯護，像他這種地位的作家，這麼做似乎有損顏面。這不只是他最好的作品，也是最具個人色彩的長篇小說。他在某一秋天的黎明寫下此書，對過往那些一去不回的歲月帶著強烈的懷念，也強烈地預感到自己沒幾年好活了。他過去的作品儘管美麗而溫柔，卻沒有注入多少個人色彩，或清晰傳達他作品和人生最根本的情懷：勝利之無用。書中主角的死亡表面上平靜而自然，其實變相預示了海明威後來以自殺終結自己的一生。

長年閱讀一位作家的作品，對他又如此熱愛，會讓人分不清小說和現實。曾有許多日子，我在聖米榭勒廣場的咖啡廳看上老久的書，覺得這裡愉快、溫暖、友善、適合寫作，我總希望能再度發現那個漂亮清新，頭髮像烏鴉翅膀一樣斜過臉龐的女孩，海明威用文筆中的那種無情的佔有力量，為她寫道：「你屬於我，巴黎屬於我。」他所描寫的一切，他曾擁有的每一刻都永遠屬於他。每回經過歐德翁大道12號，就會看到他和西爾維亞·畢奇在一家現在早就變了樣的書店聊天消磨時間，直到傍晚6點，詹姆斯·喬伊斯可能正好經過。在肯亞平原，才看了一次，那些水牛和獅子還有最秘密的打獵秘訣就歸他所有了，鬥牛士、拳擊手、藝術家和槍手，一出現就納入他的麾下。義大利、西班牙、古巴，大半個地球的地方，只要提過，就給他侵佔了。哈瓦那附近的小村子寇吉馬是《老人與海》那個孤獨漁夫的家，村裡有塊紀念老漁夫英勇事迹的匾額，伴隨著海明威的箔金半身像。費加德拉維吉亞是海明威在古巴的避難所，他死前沒多久還在那兒住過，陰涼樹下的房子還保持原狀，裡面有他各式各樣的藏書、打獵的戰利品、寫作台、他巨大的肖像剪影，還有他周遊列國收集來的小飾品，這些都是屬於他的，但凡曾被他擁有的，就讓他賦予了靈魂，在他死後，帶著這種靈魂，單獨活在世上。

幾年前，我有緣坐上了卡斯特羅的車，他是一個孜孜不倦的文學讀者，我在座位上看到一本紅皮小書。卡斯特羅告訴我：「這是我景仰的大師海明威。」真的，海明威在死後20年依然在最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現，就像那個早晨一樣永恆不滅然而又曇花一現，那應該是個5月天，他隔著聖米榭勒大道對我說：「再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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