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北大演講，終於反超張維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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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6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林毅夫教授在北大博雅講壇發表了題為「下一站非洲，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戰和機遇」的演講。演講中，林毅夫提到，中國不斷提高收入水平、技術水平、資本密集程度，那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將要逐漸轉移出去，這對非洲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窗口機遇期。

北大博雅講壇林毅夫的演講全文：

女士們、先生們，中國有句話講「最難風雨故人來」，今天下午下著大雨，大家到中關村文津酒店參加下午的博雅講壇第100期，代表著各位對知識的追求，當然也代表著對我個人和我的合作夥伴塞勒斯汀·孟加博士的支持，今天我想講的題目是「下一站非洲：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戰和機遇」。

非洲搞不好，會引發更多的人類悲劇

我們知道，非洲是現在世界上最貧窮的大陸，它有11億人口。根據世界銀行2015年公布的數字，43%的非洲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最低貧困線之下。非洲的貧困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非洲人民就不能夠擺脫貧困、實現跟其他國家和地區一樣的現代化夢想，還可能導致非洲國家、非洲大陸社會政治的不穩定。

目前，非洲的人口非常年輕，11億非洲人口，70%在30歲或者30歲以下，50%在20歲以下。這些人年輕力壯，但如果經濟發展不起來，他們沒有就業機會、沒有美好的未來，他們就會對國家和社會有很多抱怨，從而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政治的不穩定。到了那時候，非洲社會、政治不穩定影響的肯定不只非洲。

中國有一句古話，「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若非洲的貧困問題不能解決，地中海對岸的歐洲發達國家定會受到影響。在這種狀況下，很多非洲的年輕人就會冒著生命危險，跨過地中海，去歐洲尋求更好的生活。想要跨過地中海，這些人又不是有錢人，可以買得起飛機票或者船票，他們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坐一些非常破的船，迎著驚濤駭浪渡到對面的歐洲大陸去。

這個現象在非洲有些地方非常普遍，村子裡的年輕人基本都走光了，想要到歐洲去。但真正能去到歐洲的人數，也不是那麼多。很多人在渡去地中海的時候，遭遇到了各種危難。這些，我們在報紙上會看到很多，是人類的悲劇。

就算他們成功到達歐洲，想要融入歐洲社會也不容易，常常受到排擠和歧視，而這也同樣會變成歐洲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

類似的事情，我們在報紙上看到很多，而最近我到非洲去，聽說現在有些人不僅是想要藉助原始落後的船隻跨過地中海，他們甚至還想用這種方式跨過大西洋，和當年哥倫布一樣，但人們坐的船比哥倫布當時坐的還落後。他們計划去美洲，先到南美，然後再從南美到美國。這個過程的艱難大家可以想像，即使能到達，要適應一個新的國家、新的社會，也不是容易的。

非洲為什麼貧窮？

非洲現在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大陸，這是事實，為什麼貧窮呢？是不是非洲人不努力？當然，這是我們常有的印象，似乎非洲人到工廠裡面工作，工作幾天拿了工資，就去吃喝幾天，沒錢了再回到工廠。這種現象我不敢說沒有，但想想看，當年我們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我們還貧窮的時候，農民剛剛到工廠工作的時候，不同樣有這種情形嗎？而且不僅是非洲和中國，東亞其他經濟體，韓國或者中國台灣，它們在實現現代化之前，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那些工人的素質和現在非洲沒有什麼兩樣嘛。

那是非洲人沒有追求嗎？我們會經常聽別人說，說非洲人可以坐在樹下，餓了就到樹上摘果子吃。這種現象我也不能說是絕對沒有，但是大多數非洲人還是跟我們一樣，對自己、對家庭都有責任感。最近我常跑非洲，非洲一些辦工廠的朋友跟我講了一些故事，這些故事讓我聽了都非常感動。

他們工廠僱用了一些工人，早上8點鐘上工，中午12點吃午飯，午飯是工廠給點補貼，在工廠旁邊買；下午1點鐘又開始工作，直到下午5點鐘。但是他跟我講說，有些非洲人當母親、當父親的，周五給他吃午餐的補貼，他會捨不得去買午餐，想要省下來。為什麼省下來呢？因為家裡還有孩子要上學，家裡還有孩子要買書，家裡還有孩子要吃飯。

我們來想想，作為一個父親或者母親，8點鐘到工廠上班，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他7點鐘之前就必須出發，6點鐘必須起床，6點半吃完早餐，然後到工廠工作到下午5點離開，6點鐘能不能到家，那麼至少有12個小時的時間，他忍飢挨餓，為的是什麼呢？為的是讓他的孩子有幾毛錢可以買書本，可以吃飯，這樣的父母能說他沒追求嗎？

還有人說非洲國家的人沒有企業家精神，我過去也曾有這種想法。但我在世界銀行當副行長的時候，第一年去到非洲一個國家，莫三比克，去的時候當然政府會安排我到各地去考察。

有一次，我從莫三比克首都去到一個鄉下，車程兩個多小時，當中經過一個農貿市場。看到農貿市場我感到很好奇，就要去農貿市場看看這裡面到底賣什麼東西。然後就一群人陪著我，下了車，往農貿市場走。往農貿市場走的時候，看到有一群小女孩在農貿市場外面，用一個籃子裝著芒果，那些小女孩大概十多歲，長得都挺可愛的。我覺得很好奇，我就往那些小女孩那邊走去，那是在農貿市場門外。

我們一群人往她們那兒走，當然就引起農貿市場門口警察的注意，警察就跟著我們了。在農貿市場外面的小女孩看到警察跟著來以後，馬上拔腿就跑，帶著她們的芒果。當然她們還小，跑得快的就跌倒了，滿地都是芒果，小女孩撿起芒果趕快走。

那些小女孩為什麼不進入農貿市場呢？後來才知道跟我們國家一樣，進入農貿市場是要交錢的，那些小女孩為了省錢，冒著被警察抓的危險，從家裡樹上摘了幾個芒果在外面賣。我看了以後就說，這些小女孩完全符合我們教科書里所講的企業家，具有企業家精神。

什麼叫具有企業家精神呢？發現市場上有什麼需求、什麼機會，然後組織各種材料、商品賣到市場上去，抓住獲利的機會，而且敢冒風險。她們會算這個成本和效益，她們知道如果要交農貿市場的費用就賺不了錢，所以她冒著被警察抓的危險，在外面賣芒果。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現在非常強調的企業家精神——發現市場機會敢冒風險，組織各種生產來抓住這個機會，這些小女孩身上完全表現出來了。

所以非洲國家的人民跟任何地方的人民一樣，都是有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家精神是天生的一個本能，當然，在任何大人看來，都會覺得有一些人比較有企業家精神，而有一些人企業家精神就比較低；就像有些人IQ比較高，有些人IQ比較低一樣，但是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的比例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都是一樣的，非洲國家的人不會比其他國家的人笨，非洲國家具有企業家精神的人不會比其他地方的人少。

那是不是非洲國家政府不作為，造成非洲國家現在這麼貧窮呢？仔細一想，其實也不是。我們知道，非洲曾是西方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風起雲湧，他們都在追求自己國家擺脫殖民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們終於實現了擺脫殖民統治，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

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多非洲人民其實跟我們老一輩革命家一樣，拋頭顱、灑熱血，為了他們的國家不惜犧牲生命，使他們的國家實現了獨立。獨立了之後也和我們一樣，都希望能夠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希望能夠民富國強。

那麼，既然跟我們有一樣的追求，為什麼現在還這麼貧窮呢？

舊的發展思潮給非洲帶來了什麼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作「思路決定出路」。它們之所以沒有實現現代化，是因為思路上有問題。思路上為什麼有問題呢？這是因為非洲國家政治上擺脫了殖民統治，但是思想理念上還完全照搬西方殖民國家的理念，通常他們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人民過上跟發達國家一樣富足的生活。

當然你要實現國家現代化，需要有理論指導，要有追求的目標，非洲人民就把發達國家的理論用來指導他們的實踐，用發達國家的經驗作為他們的參考。實際上跟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一樣，總是一種有參照系的心態，認為發達國家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把這些道理學會了，拿到我們國家來用，就能夠幫助我們國家實現現代化。

開始的時候，我們追求的目標是讓老百姓能夠過上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生活，那就把西方發達國家作為參照系——發達國家有什麼，他們希望也有什麼；發達國家什麼能做好，他們希望和發達國家做得一樣好；我們缺什麼，來補發達國家有的那部分；我們什麼東西做不好，希望我們能夠像發達國家一樣做好。

結構主義的處方失敗了

我們知道發展經濟學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時，很多殖民國家想要擺脫殖民統治，想要追求他們國家的現代化，這才從現代主流經濟當中分離出來，將之變為新的現代經濟學子學科。發展經濟學在40年代剛剛出現時，第一波思潮我們現在叫結構主義。

什麼叫結構主義？發展中國家當時希望的是能夠跟發達國家一樣富強，你要跟它一樣富強，你的勞動生產率就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你的產業水平也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發達國家當時收入很高，實力很強，有現代化資本密集的大產業，然後看看自己的產業，只有一些原始的農業，傳統的礦產資源產業，這些勞動生產率水平都很低。

因此，當時結構主義說你如果要實現國家現代化，就應該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現代化產業，才能提高你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和人民的收入，這個邏輯似乎非常嚴謹。

但事實證明，按照這種方式發展，無論是什麼產業，都發展不起來，因此，結構主義認為，這是這些發展中國家傳統文化等因素造成的結構性問題。他們認為，按照市場發展不起來，是因為有太多市場失靈，因此建議由國家克服市場失靈，由國家直接動用資源，配置資源，把現代化的大產業建立起來。當時的非洲國家就是這樣。

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管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非社會主義國家，都普遍推行這樣的戰略需求，也就是毛主席所說的希望「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

在他們國家的第一代領導人的這種動員之下，這些非洲國家建立起現代化產業，鋼鐵廠、汽車廠等等，發現這些產業在國家強力支持下是可以建立起來的，但是建立起來一般效率非常低，導致經濟停滯，接著危機不斷，然後跟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看發達國家有什麼，你缺什麼，想按照發達國家有的去建設，失敗了。

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也失敗了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們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國家也在反思，為什麼在第一代領導人努力和全民共同奮鬥之下，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當時的看法就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發展不好，是因為政府有太多干預，沒有讓市場發揮作用，政府干預造成扭曲，造成資源錯誤配置，導致尋租。

就這樣，當時主流發展的經濟學思想從全面的結構主義變成後來所謂的新自由主義，認為發展中國家搞不好是因為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現代化市場體系。所謂完善的現代化市場體系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價格全部由市場決定，資源全部由市場配置，政府扮演最小政府的角色，有限政府的角色，主要目的就是維持國防安全，維持穩定。這樣財政上就不能夠有赤字。

這樣好像很有說服力，因為發展中國家確實有很多政府干預，進行資源配置，政府干預導致尋租現象非常普遍，任何人都可以選一個理論模型證明只要這樣效率肯定是低的。在這種情況下，八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在所謂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發展機構，包括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和幫助下，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推行改革，進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財政穩定計劃。

消滅貧困是世行等國際機構的使命之一，然而這項使命完成的並不順利。

這從一定程度上看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推行結果怎麼樣？推行的結果是這些發展中國家包括非洲國家原來建立的工業垮台了，然後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而且不斷出現去工業化現象，工業在經濟當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少。

在八九十年代這些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平均經濟增長率比在結構主義的六七十年代還要低，而且發生危機的頻率比六七十年代還要高。因此有些經濟學家就把非洲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八九十年代稱為「迷失的二十年」，雖然從理論上來講很清楚，但是推行的結果效果是非常差，非常嚴重。

成功經濟體的秘訣，是推行了「錯誤政策」

當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貧窮，兩百多個發展經濟體當中，只有少數幾個，而且是非常少數，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目前在兩百多個發展經濟體當中有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中國台灣，中國大陸很可能在2025年變成第三個在二戰以後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在1960年的時候，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截止2008年，共有13個從中等收入進入高收入，當時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因為西歐國家一直都是工業化、現代化的高收入經濟體。另外5個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從歷史證據來看，真正能成功的經濟體非常少。

我們對這些成功經濟體在發展過程中的政策進行觀察，發現了一個非常讓人迷惑的現象。這些成功的發展經濟體，不管是從發展還是轉型來看，它們政策推行的時候，從當時主流的理論來看基本上是不正確的，甚至是錯誤的。

比如東亞這幾個經濟體，它們從五六十年代，當時主流的理論是結構主義，如果你要趕上發達國家，應該發展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型大產業，但是東亞這些經濟體，在五六十年代發展的卻是傳統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的輕加工業。

當時的看法是，發達國家產業水平那麼高，生產率水平那麼高，你發展勞動密集型小型加工業怎麼能趕得上呢？

當時認為應該發展現代化加工業，要自己生產不要進口，所以當時結構主義的觀點是推行進口替代戰略，但是亞洲「四小龍」推行的是出口導向戰略，在當時被認為是錯誤的。但是現在真正趕上它們的就是那些積極實行「錯誤政策」的發展中經濟體。

然後轉型的時候，80年代所有國家經濟體都在轉型，從政府主導的發展戰略走向市場導向的這種經濟體制。

在轉型的時候，八九十年代普遍的看法是，由政府導向的經濟體向市場經濟轉型，應該推行當時所謂的「休克療法」，一次性地把政府各種干預扭曲取消掉，這樣才有辦法建立起現代化的市場經濟體，效率才能提高，才能趕上發達國家。

當時還有一個看法，如果你在轉型當中是「三心二意」，像中國推行的漸進的、雙軌的轉型方式的話，是最糟糕的轉型方式。這會造成經濟社會資源錯誤配置，腐敗橫行，導致的效果是比原來計劃經濟還差，這是八九十年代普遍的看法。

尋找新的發展思路

但是在轉型過程當中，維持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少數經濟體，包括中國、越南、柬埔寨，以及東歐國家當中表現比較好的，像波蘭、斯洛維尼亞，或者前蘇聯國家當中表現比較好的，像烏克蘭、烏茲別克，推行的是一種不徹底的改革，保留了不少干預扭曲。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為什麼根據理論上看起來一清二楚的主流理論來做是不成功的，少數成功的幾個經濟體，它們的政策，從主流理論分析來看，卻是錯誤的。

我們學理論的目的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如果說這個理論能夠幫我們認識世界，但是導致的結果是比原來更糟的話，那學這個理論就沒有什麼目的了。但是那些成功的少數經濟體到底有沒有什麼經驗值得我們學習？我看了一下這些少數成功的經濟體，它們倒是有一些共同的特性。

第一個共同特性是它們不是從發達國家有什麼我缺什麼，發達國家什麼東西能做好我什麼東西做不好，作為它的發展政策和轉型政策的出發點，它們一般是從我有什麼，根據我有的我什麼東西能夠做好，然後把做好的做大做強，這是一個共同的特性，不是發達國家做參照系，是你自己做參照系。

第二，它們普遍都是比較務實的，都是先我要做好，我自己要做大做強的條件非常少，我先按照毛主席所講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的方式。比如在轉型的時候，如果你一下子把各種保護補貼都取消掉，那原來的體系就崩潰了。

在這種狀況之下，就像中國講的，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老人繼續給他一些必要的保護補貼，新人部分給你支持，讓你准入，這是務實。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相比，拿發達國家做參照系可以看到處是問題。那麼問題要解決，總要有時間，要有力量。但是我有的時間和力量有限，我不可能什麼東西都解決好再來發展經濟，而且全世界也沒有說把什麼東西都解決好再發展經濟。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把有限的資源和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一個點上先取得成功，然後再讓星星之火去燎原，這是我看少數幾個發展中國家或者經濟體成功的共同特性。

為什麼是這樣的呢？這是我最近提出的新結構經濟學想探討的。當然發展的目的是提高收入水平，有一天我們希望變成高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有一樣的收入水平。那麼你的收入水平要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也要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要提高，現有技術水平必須不斷創新，每個勞動者可以生產的產品更多更好，然後可以湧現新的附加價值更高的產業。我可以把資源不斷從低附加值產業配置到高附加值產業，這樣勞動生產率水平才能不斷提高，收入水平才能不斷提高。

在產業結構這樣的轉型當中，最早開始的是農業，逐漸進入到製造業，最後到服務業。

在這個過程當中，隨著生產規模加大，市場範圍拓寬，你要不斷改善交通基礎設施。隨著現代化產業發展，機器設備需要電力，你必須提供電力的基礎設施。然後現在的產業投資越來越多，你必須要有資本，每個人自己的錢不夠，那你必須要有金融市場來動員資本投入到新的產業上去。隨著發展你的生產價值越來越高，交換範圍越來越大，交易的人不認識，所以你要跟他交易必須要寫合同，合同不會自己執行，所以必須要有執法機構。這就是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但是硬的基礎設施和軟的制度安排必須不斷相應完善，這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

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要不斷進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應該說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相比有一點不同，因為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後都是最發達，收入水平最高，勞動生產率水平最高，代表它們的技術和產業在世界上都是最好的。在這種狀況下，他們要技術創新，自己必須發明，他們產業要升級，自己必須發明，自己發明投入非常大，風險非常大。

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有什麼好處呢？不好的地方是落後，代表我們勞動生產率真水平低，代表我們技術比較落後，但是我們可以引進發達國家技術，模仿發達國家技術從而獲得經濟創新。在產業升級方面也同樣，我們的產業附加價值低，可以進入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產業，只要它的附加價值比我們高，那就是產業升級，這就是經濟學裡說的後發優勢。

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後發優勢，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就應該比發達國家更快，因為模仿學習的成本總比自己發明低，而且風險比自己發明小。照理說，發展中國家可以跟發達國家不斷縮小差距，甚至趕上超過發達國家。

但是為什麼真正能實現快速發展的非常少，我想主要原因是要認識到這一點，發達國家現在產業很密集，資本很密集。

現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產業都是比較傳統的，用的勞動力比較多的或者資源比較多的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或者是自然資源密集型的農業和礦產業。最重要的原因是要素稟賦結構不一樣，發達國家經過幾百年積累，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少，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就是資本比較密集的現代化產業。

發展中國家最短缺的是什麼？最短缺的是資本，在這種狀況之下，這種資本密集型產業不是你的比較優勢，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是那些勞動力比較密集、自然資源比較密集的。只有這個產業符合你的比較優勢，它的要素生產成本才會最低。如果你也可以有相應的合適的軟硬基礎設施的話，你的交易費用也會比較低，你就會把你的比較優勢變成你的競爭優勢。

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在於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發展中國家目前不太可能形成同樣的競爭優勢，在目前這種要素稟賦結構狀況下，它必然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產業，或者自然資源比較密集的產業。當然發展目標是不斷提高收入水平，有一天我們能夠達到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收入水平、一樣高的勞動力水平和和一樣高的產業水平。但是因為產業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要達到一樣高的產業水平，你就要讓你的要素稟賦結構，也就是資本相對勞動力的量，跟發達國家處於同樣的水平。

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開始的時候資本非常少，怎麼樣才能夠讓資本擁有量快速增加呢？

資本是怎麼來的？資本是在生產當中的剩餘，你不把它消除掉，沉積下來投入生產就變成資本了。在這種狀況下，你要快速積累資本，用什麼方式最好？就是在每個發展階段，按照你的比較優勢發展經濟。然後給他相對應的軟硬基礎設施就可以變得有競爭優勢，有競爭優勢可以創造更大的剩餘，而且按照比較優勢投資，他的回報會最高，積累的速度會最快，你的要素稟賦積累的速度也就最快。在要素稟賦結構升級、人均資本越來越多的時候，你在升級的過程當中，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就可以充分利用跟發達國家技術產業差距的後發優勢。這個道理如果想清楚了好像也很明白。

為什麼要講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

我前面說要按照比較優勢發展，這是經濟學家才能懂的語言，對於這些企業來說追求的是利潤，你怎麼讓他在追求利潤的時候，主動按照一個國家、一個社會要素稟賦決定的比較優勢來選擇產業採用技術呢？那必須有制度安排，這個制度安排就是你必須有完善的靈活價格信號，來反映你各種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資本少的時候資本必須昂貴，勞動力多的時候勞動力必須便宜。反過來，資本多的時候資本比較便宜，勞動力少的時候勞動力必須貴。怎樣才能有這樣的價格體系呢？就是必須有充分競爭的市場，所以市場非常重要。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還必須清楚經濟發展不是資源的靜態配置，而是必須不斷地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積累，進行產業技術升級，而產業技術升級以後，你要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你必須不斷完善這些軟硬基礎設施，而這個不是企業家能做的。軟硬基礎設施完善必須政府來協調，政府來提供。所以一個經濟要發展，一方面要按照比較優勢，所以你必須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靠競爭來配置資源，靠競爭來給這些企業家提供準確的價格信號。

但是經濟發展還是產業結構、技術結構、軟硬基礎設施不斷升級和完善的過程，所以也必須有一個有為的政府，來因勢利導這些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在這個過程當中，產業政策就變得必要了。為什麼？因為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必然是軟硬基礎設施比較欠缺，也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跟發達國家一樣，也沒有哪個發展中國家的各種制度安排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沒有。

早期的發展中國家從落後的傳統農業社會，要不斷爬制度建立的階梯，進入到現代社會，政府必須根據產業升級需要，去完善他的基礎設施，完善他的制度安排。那完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都是需要資源和政府支撐能力的，而資源和政府支撐能力又是有限的，既然有限，經濟學都知道，要進行資源配置。

政府應該把有限的資源支持能力用在能夠最大地支持他的產業升級、形成競爭優勢的地方。然後每個產業所需要的軟硬基礎設施又不完全一樣，因此必須選擇那些在發展的時候能夠創造最多的就業、形成最大的競爭力、創造最多的出口，然後造就最大的財富積累的產業。必須做這些分析，然後配置資源才有效。

也就是說對於有限的資源，政府必須根據他所要發展的產業來進行配置。這樣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麼過去那些以發達國家有什麼、發達國家能做到什麼來做參照系的思維是失敗的。

比如說結構主義，你要變成發達國家，收入水平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那你要有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好像這個邏輯很難推翻，但是他忘了什麼呢？忘了產業結構是內生於他的要素稟賦結構的，發達國家在資本密集產業，是因為發達國家資本相對比較豐富，如果他要發展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那發展中國家就把他競爭過了。

有的老總說我們競爭不過美國，那是什麼產業競爭不過美國？在那種很先進的，資本很密集、技術很密集的先進產業我們確實競爭不過美國，但是你進入到美國的百貨市場、超級市場，你不買中國商品都非常難。所以特朗普才要講製造業要回到美國去，勞動力很密集的中國優勢產業，它根本沒有辦法跟我們競爭。

結構主義它的用意是非常好的，但是效果是非常差的，因為他沒有認識到產業結構是內生於要素稟賦結構，然後他要發展中國家在資本非常短缺的情況下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最重要的成本是資金的成本，資本短缺資金的成本必然高，然後它的要素生產成本又太高，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肯定不如發達國家，教育成本就比較高。

在這種狀況下，這種產業即使能夠建立起來，也沒競爭力，只能不斷給保護補貼。那不斷給保護補貼，它還是沒競爭力，因為它還是成本很高，所以就導致這些國家把現代化產業建立起來以後，普遍經濟停滯，危機不斷。

新自由主義講起來好像也很有道理，政府的錯誤干預和錯誤扭曲，造成資源錯誤配置，造成尋租行為，所以有效的經濟體是應該把政府的干預全部消除掉，好像很有道理，所以才有那麼多人接受。

但是他忘了一點，原來存在的扭曲、干預，是因為有一批現代化的大產業在那個地方，如果你把這種干預扭曲取消掉，那些現代化大產業就要垮台。

那垮台的結果是什麼？會造成大量社會失業，社會失業以後，你要政治穩定、社會穩定，怎麼發展經濟呢？而且當中有一部分大的資本密集產業還不敢讓它垮台，因為它跟國防安全有關，如果那些產業垮台，就會影響國防安全。

假如今天俄羅斯讓它在計劃經濟下建立起來的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現代化軍事工業垮台的話，那今天普京就不敢跟特朗普叫板，所以你也不敢讓它垮台。在這種狀況下，即使私有化、市場化，前面把補貼取消掉，後面又把補貼引進來，而且後面引進的補貼比原來還高，大量的經驗事實證明這一點，這是新自由主義失敗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新自由主義把嬰兒和洗澡水一塊倒掉。他是看到前面結構主義的時候，政府對市場有太多干預，然後就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就是現在國內有一批學者說，政府應該是有限政府。除了維持法律和秩序之外，政府不應該干涉任何市場行為。

但是我們知道經濟發展是一個結構不斷變遷的過程，你必須不斷完善基礎設施，也必須不斷完善各種制度安排，而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是市場不能自發完成的，所以需要政府協調很多規則，或者政府直接提供。

在這種狀況下，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是，原來一批產業垮台了，新的產業一直不出現。我跑到很多非洲國家，跑到很多拉丁美洲國家，所看到的普遍的是去工業化，舊的工業消失了，新的工業一直不能出現，在這種狀況之下，它的經濟發展速度當然非常慢，不能創造就業，不能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中非合作已經進入到了窗口機遇期

從歷史經驗來看，我們發現成功的經濟體都有一個特性，因為你在收入低的時候一定是農業經濟，收入水平低，包括西歐現代化發達國家，在18世紀之前也是農業經濟，收入水平很低。它們從農業經濟變成現代化工業經濟，有一個特點，都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

我們知道，18世紀工業革命是從紡織業開始，紡織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紡織業發展要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那農村的農業勞動力進入到紡織業工廠裡面，變成現代化的製造業工人。然後隨著技術創新，不斷進行產業升級，從工業革命開始是這樣的。

後來西歐國家，像法國、比利時、瑞典、德國，它們開始工業化的時候也是從紡織業開始的，如果你有一天到歐洲國家問，它們19世紀中葉的時候他們那個地方的產業是什麼，紡織業、輕加工業。到北美也是這樣，如果你到英格蘭地區，到巴爾的摩，你去問他們在18世紀、19世紀一直到20世紀初期的時候是什麼產業，同樣是勞動密集型產業。

為什麼？因為要把大量農村勞動力變成現代化製造業工人，而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兩個好處。

第一，它符合比較優勢，勞動力多，工資成本低，要素生產成本低。而且他提供大量從農業文化變成現代製造業文化、工廠文化的機會，這樣來培訓工人，老的工業化國家是走這樣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新的工業化經濟體，包括日本，包括亞洲「四小龍」，它們的發展也都是從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開始的，輕加工業、紡織業、成衣業、製鞋業、簡單電子加工業。

我們再來看1979年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之所以成功，也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快速發展，帶來大量農村勞動力向現代化製造業轉移。1979年我們81%的人是住在農村的，78%的勞動力是從事農業的。現在為什麼能夠吸納那麼多人進入現代化製造業，也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

所以成功的國家有一個特性，都是從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實現它們從農業社會向現代化製造業的轉移。

而且成功追趕的國家還有一個特性，那就是抓住了一個窗口機遇期。那個時候人均收入水平比較高的工業國家，隨著它們的經濟發展、工資水平提高、資本增加，它們要進入資本更密集的產業，這樣就把勞動力密集型、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市場讓出來。

成功追趕的經濟體都是抓住比自己更發達的國家在產業結構升級當中讓出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空間，並且趕快進入。

由中國企業採用全套中國標準和中國裝備建造的非洲第一條現代電氣化鐵路——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至吉布地首都吉布地鐵路（亞吉鐵路）於去年10月5日正式通車

二戰以後日本就是這樣，五六十年代，美國工資高，日本的產業就發展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電子加工業、成衣業、紡織業。到了60年代它的工資也上去了，亞洲「四小龍」當時還在農業經濟，就利用日本產業結構轉型的時候，進入這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

到80年代我們改革開放的時候，它們工資水平也上去了，必須退出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我們正好在改革開放中進入到這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所以發展得非常得快。

從這種歷史經驗來看，今天非洲國家有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期。經過38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與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一樣，因為我們1979年人均GDP連非洲國家1/3都不到，現在是8500美元。工資水平，比如藍領工人是600美元左右，非洲國家在50美元左右，最高100美元。

在這種狀況下，我們如果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技術水平、資本密集程度不斷提高，這些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就必須逐漸地轉移出去，這對非洲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窗口機遇期。

我說千載難逢是因為中國的變化，60年代，日本工資上漲，產業轉移的時候，日本製造業僱用的人數是970萬，80年代亞洲「四小龍」在傳統勞動密集型加工業失去比較優勢，這些產業要轉讓窗口機遇期的時候，韓國僱用的人數是230萬，中國台灣150萬，中國香港100萬，新加坡50萬。

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中國內地製造業僱用的人數是1.24億，當中有8500萬人是在勞動密集型加工業。這些產業必然會給其他收入比較低的國家，包括非洲國家提供一個窗口機遇期。

當然你要抓住窗口機遇期必須給這些勞動密集型加工業提供必要的基礎設施，我們知道低收入國家基礎設施普遍比較差，所以這時候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和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為抓手來推動亞歐非國家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及市場的互聯互通。

如果把這兩個機遇結合起來，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主席提出中非戰略合作，裡面有十項舉措：第一項是幫助非洲國家實現工業化，第二項是幫助非洲國家實現農業現代化，因為他們絕大多數人在農村，農村也要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也要結構變遷。第三項是基礎設施完善。

如果把這個結合在一起的話，非洲國家就能夠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就能夠實現他們從農業社會或者資源密集型產業，向現代化工業社會的轉變，然後像其他抓住窗口機遇期的國家一樣，實現經濟快速發展，改變現在貧窮落後的面貌。

結語：思路決定出路

總的來講，思路決定出路。這個思路是什麼？首先必須看每個國家現在有什麼，什麼東西能做，然後通過政府跟企業的共同努力，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強。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要非常務實，我們知道最終目標是跟發達國家一樣收入水平很高，現代化市場體系，各種制度安排非常好。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只能一步一步來做，不可能一口吃成大胖子，必須像毛主席所講的「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像毛主席所講的「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在這種狀況下，把有限的資源能夠給很快變成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創造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的條件。

現在的非洲，有兩個資源最豐富，不是自然資源就是勞動力多，所以他應該發展資源密集型產業，也應該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要把這些產業發展起來，必須有好的基礎設施，必須有比較好的營商環境，還必須有國際買家的信心。那這些都是他欠缺的，這種狀況下怎麼解決呢？

關於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全國普遍差，那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可以做一個加工出口區，經濟特區，在裡面實現一站式服務，那它的基礎設施就好了，營商環境就好了，交易成本就低了。

開始的時候商品要賣到國際上，國際買家沒信心，那就像中國一樣招商引資，把中國在生產，為國際加工的老闆們招到非洲生產，他們就會帶來技術，帶來資本，帶來國際渠道，帶來國際買家的信心。這樣很快的就會在非洲國家形成一個有競爭力的產業集群，然後產生星火可以燎原的效果。

這個思路我在世界銀行的時候就開始提倡，大家開始覺得很對，說這是產業政策的思路。但是非洲國家沒有實行產業政策，沒有政府的因勢利導，三十年我所看到的就是日趨工業化。

首先我開始推出這個想法，衣索比亞總理梅萊斯，當時聽了以後覺得很有道理，馬上付諸實踐，真的立竿見影。我2011年3月份帶著我的研究報告和思路去見梅萊斯，說你的國家有皮革，而且你有廉價勞動力，你發展製鞋業應該是能成功的。

當時是2010年，我們中國製鞋業僱用的人數是1900萬，我們工資是他們的十倍，但是衣索比亞在皮革業僱用的人數只有8000人，而且只賣國內市場。而且他們的國內市場還被中國皮鞋擠壓得快不行了。我說你們的成本比中國低，應該有競爭優勢。但是為什麼呢？就是前面講的基礎設施差，營商環境差，國際買家沒信心。

我就跟他講，你基礎設施差可以設立工業園，營商環境不好，全國改變不容易，總可以在工業園裡一站式服務。國際買家沒信心，那就把中國企業招來，實行中國一把手工程。他很聰明，一聽了馬上做，我3月份見到他，8月份他就來中國招商引資。

過去招商引資也是一樣的，這種傳統的夕陽產業我們不歡迎，我們發展高科技產業，那招了好多年也沒有人來，我說你現在應該招符合比較優勢的，馬上能夠形成競爭優勢的產業。他果然這次就定向招商，而且只針對皮革業。東莞當時生產女鞋最大的企業是華堅，當時他在我們國內僱用2.5萬人，他們的產品賣給歐洲、美國市場。

他聽到總理親自招商，跟他拍肩膀，所以很感動，於是10月份就到衣索比亞考察，考察了以後覺得可以，工資成本這麼低，當時馬上招到80個工人，送到國內培訓三個月，2012年1月份開始兩條生產線生產，僱用600個人。3月份產品出口，5月份就變成衣索比亞最大的出口產業，到年底就僱用到2000人，讓衣索比亞皮革出口翻了一番還要多。

但是重要的不是一家企業的成功，是所謂的星火燎原。因為這家企業成功以後，現在衣索比亞變成非洲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它本來基礎設施很差，營商環境很差，又是內陸國家，從來沒有認為它可以變成現代製造業加工基地，現在成為非洲吸引外商投資最多的國家。

而且埃塞成功以後，同樣成功的故事在盧安達也立竿見影。如同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沒有人看好亞洲，當時大家認為亞洲是最沒希望的地方，現在亞洲變成少數從低收入變成現代化的高收入經濟體的地方。為什麼過去大家認為亞洲最沒希望呢？因為從主流來看，亞洲沒有成為現代化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些必要條件真的是必要條件嗎？

80年代我們改革開放以後，從經濟實力來講，一直維持快速發展，但是為什麼人家老講中國崩潰論，原因是中國好像也沒有大家認為一個穩定和快速發展的經濟體所需要的這些必要條件。所以我們必須反思，真正我們現在讀的書裡面講的必要條件，真的是必要條件嗎，也許不是。

我想如果按照我前面的討論，不是從發達國家來看，因為所謂必要條件都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我們根據發展中國家自己有什麼，根據我們自己有的能做好什麼，然後在政府跟市場，政府跟企業的努力下，把這些能做好的做大做強，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這樣的話，就能夠從一點成功帶來星火燎原，帶來全面成功。

沿著中國產業轉型的機會和「一帶一路」所創造的契機，我想非洲國家在同樣的思路之下，也能夠克服目前來講大家認為很欠缺的條件，取得跟我們同樣的成功，我們真的有一天能夠實現所謂「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全人類都可以共同進入到繁榮富裕的社會。謝謝！

圓桌論壇討論內容：

討論人：

林毅夫（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主任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

塞勒斯汀·孟加（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申曉方（前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高級投資政策官員，現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王燕（前世界銀行高級經濟學家，現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

主持人：

接著孟加先生剛才所提到的關於非洲的情況，我們這次的主題是下一站非洲，剛才孟加博士提到在非洲我們看到很多成功的例子，像衣索比亞，我們在PPT上看到，坦尚尼亞過去十幾年也是年均7%的GDP增長率；但是非洲也有一些國家和地區沒有像人們當初希望的那樣發展得好，比如迦納。

兩位教授都提到比較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過程中，政府介入是很重要的，但是政府也可能做出一些錯誤決策，所以我想問孟加博士，像非洲國家做出錯誤的決策是為什麼，為什麼持續那麼長，有沒有什麼辦法讓他走上正確的路徑？

塞勒斯汀·孟加：

我一直認為包括林教授之前也聽到過，大部分的政治領袖，他們其實主要有兩個目標，首先是保障權力，他們掌權的時間越長越好；第二，在保障權力的前提下，能夠青史留名。

如果要保障權力，他們就需要考慮他們的觀念以及領導力的質量。比如說我們需要採取哪些措施，需要哪些建議採取合理的措施。

但是如果這個措施的結果並不奏效，他應該謙卑地承認說我當時犯了一個錯誤，並沒有很好地研究現實情況。

但是現在的現實是許多非洲國家，它們自獨立以後，他們的領導人都沒有這樣自律和謙卑的態度。

林毅夫：

我同意孟加博士談的，目前來看確實有很多非洲國家領導人做得不好，國家發展狀況也很糟。但事實上，如果我們仔細去想，從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從政目標出發，會發現，現在的非洲，和過去歷史上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是一樣的。

我想從政的人有兩個目標：第一，希望能夠長期執政。第二，如果長期執政沒有問題，希望青史留名。那麼怎麼才能達到這兩個目標呢？最好的方式是給國家帶來繁榮，老百姓的生活越來越好，老百姓就能夠支持他長期執政，他也能夠青史留名。

但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從亞當·斯密到現在有那麼多經濟學家做研究，但是他們給的建議並不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發展，就像我前面講的結構主義，到新自由主義，這種結果給國家帶來的各種經濟發展停滯，跟發達國家差距越來越大，危機不斷。

在這種狀況下，他當然不能青史留名了，那他要長期執政，因此就形成惡性循環，惡性循環就是為了長期執政，建立他自己的小圈子，利益集團，給他們各種尋租的機會，然後來支持領導人個人。長此以往，後果就越來越嚴重。

這種狀況怎麼改變呢？通行做法是要改善透明度，改善治理。這樣一來，這個領導人就要下台，而他下台以後，他推行的政策就已經無法改變。

另外要發展要提高教育，提高健康，在全世界範圍內，大家都知道要做教育、要做健康，但如果光做教育和健康，出現很多大學生，但經濟沒有發展起來，就業沒有機會，那麼這些受教育的年輕人就開始不滿，就引起社會動蕩等等。

我覺得非洲國家還有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內因問題是什麼，確實他們的經濟發展不好，他們的領導人非常想留在職位上。但是這種狀況怎麼改變？我覺得要非常務實的，找出一些很快能夠給國家帶來成功的案例，這些成功的案例能夠創造就業，能夠創造出口，能夠增加大家對未來的信心。

在這種狀況之下，就會出現我們所講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一個點的成功帶向面的成功，如果你有這麼一個思路和政策建議，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也可以青史留名。

我講兩個故事。

2011年，我在世界銀行做首席經濟學家，帶了一個報告給衣索比亞原來的總理梅萊斯，向他建議學習中國的築巢引鳳，把工業園做好，招商引資，一把手工程，這樣的話，很快就可以把你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皮革產業發展起來。他聽了馬上做了，馬上出現了效果，立竿見影。

這個成功的故事不只局限在衣索比亞，旁邊還有一個內陸小國叫盧安達。盧安達總統看到衣索比亞成功了，也坐不住了，他說你既然可以幫助衣索比亞成功，也要幫助盧安達成功。

所以他2013年9月份到天津參加達沃斯論壇，來之前托使館和我聯繫，希望談談怎麼幫助盧安達。我在過去世行的時候就認識他，是老朋友，見到老朋友到中國願意來北大看我，很高興。

但是很不幸，他在中國的時候，我正好在烏茲別克，烏茲別克也是總統要見我，我不能說老朋友來了就不見新朋友，我就說很遺憾這次見不了，結果他為了見我，在中國等了兩天。

你想想看一個現任總統，為了見一個學者，會在外國等兩天，足以見得他想要發展經濟的願望非常強烈。我們中國有劉備三顧茅廬見諸葛亮，這是作為佳話和美談的，當時劉備還是逃亡分子，他要見諸葛亮，現任總統見一個學者願意等兩天，這說明，非洲國家領導人也是非常願意學習的。

而且我前面講了，實際上你要看我的書，盧安達也是同樣的立竿見影的效果。

所以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不願意學，而是我們作為知識分子和學者，不是談那些高大上，發達國家怎麼發展的，發達國家有什麼，來看你這個地方不行，那個地方不行。

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通過很簡單的因勢利導，能夠馬上把這個國家發展起來，如果有這樣的學問，發展中國家領導人是願意學的。

而且也只有這樣，才能改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因為一點成功，星火燎原，帶到一面成功，一個國家成功，帶來整個非洲國家的成功。

王燕：

我和林教授寫了一本書，在非洲有很多國家接受了很多發達國家的援助，還有周邊發展銀行的援助，這些援助有的時候有效，有的時候無效。但中國對於南南發展的援助，老實講我們能夠達到雙贏的目的。

為什麼能夠達到雙贏？是因為中國有三個方面的比較優勢：第一，在建設基礎設施方面的比較優勢；第二，在製造業方面的比較優勢；第三，中國還有耐心資本，非常長期的願意投資於實業的資本，包括中國2016年有1830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入。我想問的是非洲國家能夠做什麼工作，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投資？

申曉方：

我可以從個人的經歷向孟加和林老師提一個問題，剛才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很多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在十年、二十年一直堅持在一個錯誤理念，一直沿著一條錯誤的道路越走越遠，以至於今天在很大程度上跟國際經濟發展距離拉開。

因為我在中國長大，我下過鄉，當過工人，我的博士論文是有關中國頭十年引進外資的研究。我在世行國際金融公司工作了二十多年，到過十五六個非洲國家從事投資政策方面的工作。

我經常會聽到一個理念，而且我自己確實也一而再、再而三碰到這樣的問題。很多非洲國家政府說得多，但是做起來慢。

有的時候，一個國家領導人，他願意干這件事，但是到了操作執行的時候，有很多的部門，層層的部門討論來討論去，不能達成一致的意見。因此，讓很多本來是很好的想法，很好的項目耽誤時間太長。

這個問題我在非洲感受有點深，但是我後來在盧安達工作的時候，讓我大開眼界。讓我改變了這個想法，為什麼呢？因為我到了這個國家以後，發現盧安達這個國家本來是特別落後的，起點很低，但是這個國家好像管理得井井有條，參加不管是政府還是民間的會議，沒有一次是對方遲到的，有的時候反而是我們遲到了。

還有他們整個城市搞得特別乾淨，整個街道管理次序特別好。孩子們上學人手一個電腦，我當時真是驚訝得不得了。

那是2008年，我去之前做好了思想準備，這個國家一定會看到最糟糕的情況，即使在非洲可能也是最糟糕的。但是我到了那兒以後大吃一驚。後來我就問我們一起合作的夥伴，他們告訴我，這些發展和轉變完全是由他們的領導人一手促成的。

當時，這位總統上任的時候，第一次開內閣會議，只有兩個部長是按時到的，其他部長統統遲到。到開會的時間了，這個總統就說，其他人沒來沒關係，我們現在就開會。後面的部長陸陸續續來了，他就不理後到的部長，他只是跟準時到的部長交談，從那個時候再也沒有人敢遲到。

後來這個項目我們進行得非常開心，非常好。這個項目結束的時候，這個政府非常感謝我們團隊，他就跟我說，真的非常感謝你們在很短的時間內給我們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東西，我就跟他說，我要感謝你們，因為在你們這兒工作，讓我改變了對非洲的看法。

我想問問特別是孟加博士，非洲政府的很多政府結構里，為什麼盧安達能夠這麼做？再加上我們現在看的幾個亮點，衣索比亞的總理也是這樣的，衣索比亞總理曾經說過我要做衣索比亞的李光耀，他說干就干。

主持人：

您剛才說了衣索比亞的例子，盧安達的例子，還有十幾個您看到比較失望的例子，他們的政治體制是一樣的嗎？還是有區別？

申曉方：

因為我不是研究政治體制的專業人員，但是我就覺得這一點我在進行投資政策還有投資項目的時候，我的感觸特別深，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夠聽孟加博士說一說，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是不是這個裡面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可以深思的問題呢？

塞勒斯汀·孟加：

在林教授面前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很難的，首先跟大家談一談盧安達，我認為盧安達現在的發展其實只是一個序曲。

我記得1989年法國大革命二百多年，那時候有人跟我說過一個故事，有人問鄧小平如何評價法國大革命，鄧小平回答是為時過早，我認為確實是這樣。

現在我們來評價盧安達的成功，或者應該借鑒什麼做法，還是為時過早。但是很明確的一點是，領導力真的非常重要。

在1994年的時候，那個時候盧安達發生了一起慘劇，在1994年之前，盧安達和鄰國蒲隆地、烏干達這些情況都差不多，政府體制也非常類似。

但是1994年出現了一起種族滅絕事件，在不到兩個月時間裡有一百萬人被殺害，這就為盧安達敲響了警鐘，同時也為非洲大陸留下了心裡上的創傷，因為之前從來沒有人經歷過這麼大規模的慘劇。

當時盧安達領導人卡加梅，他發起一場革命果斷停止了這場大屠殺，但是因為對於那次悲劇事件的看法給非洲大陸留下了心裡上的傷疤或者說後遺症，其實許多非洲國家和非洲人民對此並沒有採取很好的措施。

但是盧安達總統是非常有遠見的人，他對人民非常務實，就像鄧小平說的那樣，不管是黑貓白貓，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他也確實這樣做了，他非常務實，非常勇敢，他不懼阻力，也不擔心和恐懼其他任何國家和地區對自己的指責，他只要對自己的人民和歷史負責。

主持人：

非洲也有已有一些領導人認為非常具有領導力的，比如迦納的總統，但是他執政不到十年就發生了政變，所以一個國家碰到一個優秀的領導人，而且還能夠穩定地長期爭執，這個得靠運氣嗎？

塞勒斯汀·孟加：

迦納可以說是二戰以後撒哈拉以南第一個取得獨立的，同時它有一個非常有卓見的領導人，他吸納很多人才給他出謀劃策，甚至邀請到劉易斯為他提供建議。

但是在政治領域，就像林毅夫教授提到的，如果你不能採取短平快的措施，迅速讓人們看到積極的變化和效果，那在政治上你的脆弱性就會大大加強，尤其你採取一些非常大膽，甚至反傳統或者反已有傳統做法的政策的時候，你的政治脆弱性會大大加強。

當然恩克魯瑪總統是非常有遠見的領袖，但是他的政策見效需要的時間非常長，他就不能給人民提供機會。

他非常喜歡寫書，他寫過一本書叫《歷史哲學主義》。這本書非常好，他的個人興趣也非常好，但是這並不能帶來就業機會。所以他就沒有以最快的時間為這個國家和地區帶來經濟效益和進步，這使得他的政治地位變得非常脆弱。

於是在他一次出訪期間，國外勢力聯合國內力量發起一場政變，主要是對於他的民族主義看法。所以作為一個好的領袖，你能夠採取一些見效最快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

塞勒斯汀·孟加（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林毅夫：

我倒不完全認為政治體制是非常關鍵的，當然我們前面提到衣索比亞和盧安達，他們這兩個國家的領導人，談到的盧安達的總統卡加梅，還有衣索比亞總理梅萊斯，他們都是比較強權的。

但是今天非洲最成功的國家是模里西斯，模里西斯是民主體制，而且還是法國殖民地。現在有很多民主國家，他成功的原因和中國完全一樣，他在60年代的時候，也受到當時的思潮影響，做一些進口替代戰略，用各種政府的干預和扭曲，去保持住國內的產業。

當然這裡面就有剛才孟加博士講的問題，你要保護那些進口替代產業，資本比較密集，提供的就業機會很少，又是比較優勢，沒有競爭力，只能靠補貼，效率非常低。

他們從1971年開始改革，他的改革成功跟中國一樣，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原來的保護扭曲，政府干預一點都沒有消除；但也跟中國一樣，設立了一個加工出口區，加工出口區裡面是一切都放開。

同樣是積極招商引資，當時它的工資水平比較低，然後就到我國香港、台灣去把當時的勞動密集型紡織和成衣業招商引資到模里西斯去。

模里西斯因為工資便宜，所以招商引資來的產業發展非常快，創造很多就業機會，工資水平不斷上漲，原來一些沒有比較優勢的，現在變成比較優勢了，保護補貼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們這種務實的、漸進雙軌的，當然現在很多人都認為是中國最早成功的，其實最開始成功的是模里西斯。而且我曾經談到，我們一般經濟學界都認為你要成功必須有這個前提條件。

1960年的時候，世界銀行請了一個英國經濟學家詹姆斯·愛德華·米德，後來得了諾貝爾獎，去做模里西斯研究，做他們國家的報告。他做了研究以後得出一個報告，說模里西斯是一個一點希望都沒有的國家。

為什麼？因為當時它的經濟規模非常小，因為它是小島國，1960年的時候只有50萬人，而且孤懸在印度洋，距離歐洲市場很遠，距離美國市場也很遠。

當時主要產業只有一種，是單一經濟，再加上有那麼多政府干預和扭曲，所以成功的要素它一個都沒有，但是今天模里西斯人均GDP比中國還高，超過1萬美元。

在這種狀況下，我覺得還是中國講的思路決定出路。只要思路對，如果說你有比較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推動會比較快一點。

那即使思路對，即使民主體制，不管誰上台，誰都要就業，誰都要出口，誰都要外匯，誰都要財政收入，只要你的思路是對的，即使是在一個多黨制民主制國家，它同樣是成功的。

所以有些認為必須制度作為前提條件的，其實最重要的還是思路和政策。只要思路形成對的政策，不管在什麼體制下都能夠成功，而且都能夠不斷被執行下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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